我们大家都是过客《十二》老魏

     经过我那个岁月的人，一部分人饱受运动来了被整家破人亡之苦，一部分像老张施叔那类人拼命为党工作流血流汗，最后一生带着历史的遗憾。计算机前，我写这两类人，常常是眼角噙满泪水。过去研究中国政治历史只知其然不知所以然，没有量化概念，更想不到还可以用数学威布尔正态分布证明，问题是我要是这么一直写下去，中央党校开起了数学课怎么办。

抛砖引白玉，网友中不乏量化理论高手，让我眼界大开。这位高手先叙述军队干部管理国家的好处，他说军人管理的好处是政策命令从上至下容易贯彻执行，从这个角度说效率是高的。战争时期以及国家危难的特殊时期，军人管理在发挥特殊的作用。问题是一个国家除了战争外更长的时间是处于和平建设发展，长时间的军人管理很容易造成军人的党性原则性强制取代人民大众的人性，不听话，运动之。执行者的思维也很简单，按上级要求抓出本单位的百分之五，因为毛泽东说过，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上级也不自觉地在用正态分布检验，群众人心惶惶，担心落入那个百分之五，运动像撒网，每次总能打到几条鱼。这时候人的自由在泯灭，创造性受桎梏，几十年运动下来，国家经济崩溃人民贫穷，精神物质文明双双没落，就连毛泽东也找不到亲密战友。我刚到美国的初期，说自己是中国人还要低着头，因为太穷了。

这位网友把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看成一个军人场，军人场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强迫所有场中的基本粒子始终朝一个方向运动。毕竟人不是基本粒子，网友提出用“格子”的观点看西方。西方将社会空间分割成许多小格子，分子可以在格子中自由运动，但必须受限于格子，这种约束力来自法律。国家的作用就是设计，建造和调控格子。形势好的时候，格子放大一些，人民可以享受更多的自由；反之亦然，甚至有必要加一点场的作用。他说，场与格的比喻虽然简单，但确实点到了过去五十年一百年中外东西方在制度，意识形态，政经人文各方面的区别，竞争，变迁和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核心。我的好朋友老魏，早先在运动中被邓小平抓了典型，后来又受到办公室不准抽烟醉酒驾驶罚款吊销驾照美国格子的制约，这说明不同场合不同方式，人的行为都在受到约束。不同的是，在中国人出面管理，在美国法律管理，由规定人员执行。

说起共产党整人，被整的人都跟着喊冤，都一把鼻涕一把泪，泪水中往往会忽视了另一面，共产党还有铁面无情一面，这铁面无情通常来自当时最高领导人整治的决心，刑敢上大夫，这是许多封建帝王做不到的。建国初，毛泽东亲理刘青山张子善一案，犹豫再三还是杀掉，要不然今后的贪污犯太多。文革中期，浙江省军区司令熊应堂的“两公子”在将军楼里任意诱拐女性几十人，无法无天，在杭州称为两霸，在整顿社会治安运动中被抓为要案典型，报到中央后稍微留了一点情面，看到熊应堂是29年的老红军，只杀一个，另一个判无期。我当时在杭州，了解事件全部经过，据说，杭州公安局的案卷有一米多高。当然现在还不清楚这个案件掺杂着多少政治水分，我从另一份南京军区文件中了解到，熊应堂与许世友有矛盾，不听许世友指挥。

我快成年的时候，母亲一而再再而三地写信言谈告诫我，男人可以犯错误，有两个错误不能犯，犯了一辈子翻不过身来，一是女人，二是钱财。如今大半生走过，又爱在网上显山露水，最让我自豪的是这两个方面“底儿不潮”。要不然在网上刚一露面，今天见一条留言，我们找的就是你老潘，当年卷了笔公款跑了，明天见一条留言，这人年青时作风不好，喜欢玩弄女性，那么几天就会被舆论淹没，下去吧，这不是你呆的地方。是不是母亲都这样教育自己的儿子呢。

为了写好老魏，我同大黑子通了电话，无意谈起了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我在空军大院见过刘太行，胖胖的，当时是处长，挺面善的，后来当上了空军副司令。大黑子说，刘太行干了一件傻事，他负责订购波音专机的时候，被查出受贿一百万美元，差点被江泽民毙掉。我说，老刘怎么走到这一步，靠着刘帅的老本，不挪窝也是吃喝花嫖不愁啊。从技术角度说，那一百万走帐只有高手才能做出来，很多人马失前蹄都是走不出好帐，钱要花在明处，不可明着进腰包。再说，那一百万美元能同一个空军付司令划等号吗。元帅的儿子，农民的儿子，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是最高领导人刻意想做的两个极值大分布。

电话中我问大黑子：空军老部长的儿子有干电工的吗？当年空军的老部长们几乎百分之百都是抗日前期参加八路军的学生精英，他们的出身背景大多不是饥寒交迫的农民，也不是横霸乡间的“富二代”，而是有知识有教养的一代。与红军干部比较，就像看一片快要成熟的高粱地，红军是高粱秆上面的红穗穗。这些老部长的儿子许多在上小学的时候就显出超出常人的聪慧，而且比例相当大，好像可以看成一个群体，文革中北京西郊大院流传的民谣“空男海女”可能指这个群体。相比之下，空军红军的后代就逊色多了。我小学班上有位空军将领的孩子，现在是军区副司令，有次他被老师叫起来造句“摇摇晃晃”，他想了好一会儿说：美国摩天大楼摇摇晃晃。同学大笑，老师也不敢说不对。多少年后，每当我漫步在曼哈顿摩天大楼群中，常常不由自主笑起来，不知是我晃还是楼在晃。

大黑子说有啊，说他自己就做过首钢的翻砂工。我说大黑子当翻砂工是自己找的，同老魏的具体情况不一样。真实情况是这样，大黑子在文革初期参加过红卫兵的打砸抢，这是谁也抹不掉的历史事实。大黑子当兵后第二年遇到清理“文革516运动”，被广空参谋长顾同舟抓了典型，因为顾同舟一直记着大黑子在幼儿园的时候咬过顾同舟儿子的耳朵，本来是幼儿之间的事，顾还是决定判刑七年，送到当时是一片荒野的深圳劳动改造。林彪事件后，空军参谋长梁璞出面调解，刑期不再继续，按战士复员回北京。大黑子老爸多年对这事一字不提，我理解是不愿让顾同舟再雪上加霜，直到去年去世前说了一句，顾同舟这人心眼太小。大黑子这人心眼很好，每次打电话他都忏悔当年打人一事，说他后来瞎了一只眼，是对做恶事的报应。

在耶鲁大学欢迎老魏的宴会上从我同魏玲的交谈中略微感觉出一点老魏一家文革时的处境。按常理说，当时只有当兵是最好的出路的情况下，魏老父来空军找一下空军的老熟人，谈一下子女的当兵问题，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况且，刘亚楼早已去世，看好魏老父的吴法宪正在台上，而且同魏老父关系相当好的老干部也在台上。看来魏老父是一个打死不低头不求人的人，死也不再跨空军的门，这个性格真象我父亲，到死不求人。老魏先到安徽老家插队，觉得实在没有出路后，魏老父找了一个陆军老战友关系，老魏去山西当了三年工程兵。按魏玲的话说，那哪叫当兵啊，简直是一帮干活的民工。我们三个好朋友相比，大黑子是因为自己的过失被判了刑，我是干地勤学电子入党提干，老魏是下乡当民工兵后来当电工。都说十年文革，十年年华逝水，老魏一家还要再加十年空军压抑。在这种心绞般的难受下，他能不摔盆子砸碗找机会上街折腾几下。问题出在邓小平身上。

现在我推测，邓小平亲自出面着手解决西单民主墙事件的初期，并不知道谁叫魏京生，处理问题的方法是我党的传统思路，抓典型，加重加快处罚；走的是一般官路，让下面报个材料上来。我想承接调查该事件的是北京市公安局，也只有采取跟踪的方法看看这些贴大字报的人家住在哪里，再通过户籍警找到姓名职业，所以郑义文章说老魏犯有跟踪恐惧症也符合事实。老魏幼年时做过孩子王，红卫兵折腾过，又下过乡，当过兵，在那群人中一定要做头了，他主动说，有人抓你们，就快跑，问是谁写的就说是魏京生写的。当时贴大字报的人绝大多数是经过文革红卫兵后来又不得志的“老三届”，也有前面“四五”运动经验，非常明白，最后的结果是驱散镇压，也有可能被抓住坐几年牢再平反放出来，没有人想到会因此丢掉性命。十几年后的那个学生运动给了这个看法非常明确的验证。所以又出现了扒掉围墙继续找地方贴大字报的行动。

我揣测邓小平心中想要的典型是有前科底潮儿蹲过大狱的刑事犯，这次是屡教不改再犯，可北京市公安局偏偏报上来的材料是魏京生。老魏的老底我了解，前面已经大量叙述过，我敢说他是个连小偷小摸都没有过的人物。最后找到老魏向外国人泄露中越反击战军事机密情报，泄露情报与出卖情报性质不同，后者要严重得多，我国后来出现不少判死刑的案例。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决定继续此案，这无疑把老魏突击提干送上直升机调到中央，一切支出由中央财政解决，先在青海长期休养学习，隔壁是蒯大富，冬天到了，上街买只羊，两人分着吃就行了。

终审公布后，全国上下都表示了同情之心，觉得处理过重。这时党内斗争经验丰富的老干部却在暗暗注视事件的发展，如果事件走向国际化，老魏走红军长征路线到达陕北只是个时间问题。老魏回忆，魏老父每天收听外国华语广播，几乎记住全部播音内容，上了年纪的老人，记忆力如此之好。母亲也通过各种方式提醒，对于事件不发表评论，只提儿时友情，不要说人家的短处，美国开始出面调解了，怕我记不住特别说，当年我七岁，老魏九岁，每天在一起玩。

老魏到美国后，来过我的小酒庄，我也送过老魏酒，不过几年后一箱变成一瓶了。我也招待过老魏，那天一共来了七八个耶鲁博士，我也明确规定招待老魏的费用不能超过二十美元。我设计了北京炸酱面黄瓜码套餐，北京人小付手擀的。一袋面两美元，几根黄瓜，一瓶黄酱。

那年搞运动的学生不喜欢老魏，郑义写得很详细，老魏说得更直接，他们急急忙忙想第二天就进中南海。

老魏从来没有同我谈过他的工作，我也不知道他干什么，每次联系只重复一句老话，都在后面看文章。

                                                                            08/27/2009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