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顾问在西安空军通校《下》

打仗，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目的是不暴露目标，别人死，你活着。还有一种说法是兵不恋战，见好就收，因为有的时候，你没有太大的能力一下将对方致死，一旦人家获得喘息机会，那可是要你的命的时候。世界上有很多事是相通的，有人用到股市，我用到写文章。每抛出一个改变人们思维的重大主题，开始一定要小心翼翼点点滴滴，只能点射，不可齐发。

现代中国社会里很多家庭都与军队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这边也是一样，我在酒庄里卖酒，到酒庄来的美国老人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服过兵役。早几年还可以见到参加过二战西西里登陆的老兵，可现在这些人绝大多数都不在了。前几天一个七十四岁的美国老人来买酒，他买的是黑人常喝的最便宜的伏特加。我问他您这么大岁数了还喝这么便宜的酒，他说是为别人买的，自己一生不沾烟酒。我又问难道你没当过兵吗？大家都知道美国兵是骆驼香烟伏特加。他自豪地说，韩战时当的是海军，那时也不沾烟酒。我说你真个别，我的酒庄要是开在你家对面可赔死了。

我家是个传统的军人家庭，又是一个特殊的军人家庭。说它传统，它像其它许多军人家庭一样，大家都从战火中走过，都经历过文革乱军厮打；说它特殊，就是一直平平安安，没成死棋，现在看来，平安就是福。人平安了，说明还活着，人还活着，说明还有机会。在这既传统又特殊的环境中，七口人中三人，潘顾问（父亲），小妹和我，极具个性，走到哪里都要留下历史的印记，所有熟人中多少年后最想打听的也是这三个人。我爱折腾，在美国开酒庄也不甘寂寞，十年中上了四次电视，三次报纸。潘顾问和小妹则是两例不同个性，先说说小妹。

《潘顾问在西安空军通校》上篇发出后在感动着千千万万海内外读者，大家都回首往事，再三沉思，我想，最伤感的要数小妹了，当年的那步潘顾问到西安的恶棋差点把十六岁准备高考的小妹给将死。当代的中国父母，不上班不挣钱，也要照顾子女高考，如今条件更好了，自己一生不吃不喝，也要把子女送到美国来读书。现在全美国有上万个大陆孩子在美国大学读本科，我想不会全部都是高官巨富的孩子。十六岁是女孩子的花季，当年的小妹只顾自己活蹦乱跳了，还没有预感到她的人生将会发生重大变化。我这里不是说小妹不能到西安继续读书考大学，而是说，对于未成年孩子，一旦改变她熟悉的成长环境，就容易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现在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家长都以孩子毕业为一个学习周期，再考虑转学的事。

我比小妹大九岁，几个妹妹中接触最多玩的最多的要数小妹了，特别是性格方面极为相近。记得我当兵后第一次回到北京家里，小妹几乎要把我粘住，我问这是怎么回事，母亲说小妹是要你给她买糖，但嘴上不说。母亲说，这个小妹哪都好，就是学习成绩不好。我和母亲的谈话可能已被放学回家的小妹听到，她老远用刚得了五分的作业本遮住脸，慢慢走近了，然后一声大笑。母亲还说，家里买了个手风琴让小妹学，结果是小妹看着同学拉，半年后同学都学会了，小妹还不会。

潘顾问接到调令后一个月，小妹随父母到了西安空军通校，接着上了通校附近的延光厂高中。那个年月全国人民都忙着文革斗批改了，北京都没有太多的好老师，就别说西安了，我清楚地记得，外地很多高中都没有英语课，不过那时英语考试只算辅助分。我上安大后的第一个暑假见到小妹，那时潘顾问还住在招待所里，我问小妹西安中学怎样，小妹说，差极了，老师都说陕西话，英语老师只会一些简单句子，发音也不标准。父母也开始担心，这样下去是考不上大学的，当时还是全国统考，那一片单位的孩子考上大学的不多。小妹问我，哥，你的英语是怎么学的，我说自学的，现在好了，可以跟着电视学。从那天起，我发现小妹懂事了。

也是那年夏天，我发现家里有一辆新的飞鸽牌自行车，小妹骑着每天到延光厂上学。一天我骑了出去，到了西大街上，被几个陕西人围住，问我是不是来这里要卖这辆自行车，并说，如果愿意卖，愿出比发票多二十元的价格买。我立刻感觉是发财的好机会，我让那几个人在通校外面等着，回去对小妹说把这辆车卖掉算了，可以挣二十，小妹也同意了。潘顾问知道这事，说这辆车不能卖，是通校后勤部的阚部长在分自行车票的时候，偷偷留下一张，为小妹上学用的。看来小妹同意卖车，她已暗地决心离开西安，后来她确实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过西安。

读书能改变人生，在改变人生，时时刻刻都在改变着。年青的朋友们，有一分机会，就有一分希望。可想而知，当年的小妹回到北京，空军大院已没有住房，进了鼓楼六平米的小屋，她是怎么把握高考这重要的机会的。已没有父母在身边呵护，在本来安定又变成紊乱的环境下，既要完成高中课程，又要自学英语。高考前半年，也就是八零年，我连续同她英语对话，发现她已经非常入道了。那时她也有感觉，哥，你的英语行吗，怎么说起话来老是结结巴巴的，而且翻来覆去老是那几个词。

小妹有英语天分，但这天分到底有多高现在无法测算，可惜的是岁月没有给她太多的机会发展成像安大同学胡移风一样的语言大师，她北京语言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护校教书。有一年，我在空一所开办英语班培训空军大院机关干部，想借学术会议的机会到西安看望父母，顺便再到空工风光一下，把小妹叫来顶课。我回来后，机关干部反映小妹教得比我好，英语讲得也溜。我说这事你们谁也不能给泄露出去，谁泄露出去了，我就在谁的部长面前说他英语不好，今后别想出国。

小妹也给过我一生唯一的一次带导游团机会，是一个美国来的一百多人 VIP 豪华旅游团。如果记忆力没有错误的话，美国飞虎队陈纳德的遗孀陈香梅女士也在里面。那个时代大陆还相当贫穷，陈香梅讲话慢声喋气的，大家都忍着。最后一天的晚宴上，来了一位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他见我喝啤酒，就说这是哪的翻译，怎么喝起啤酒来了，我说我们空军的翻译都是先喝再翻，要不然词不达意，英语也讲不溜。后来小妹说，那个旅行团让你们给搞砸了，再也不会来了，走的时候连款都没付。

后来小妹的路一直有其独到的特点，避开复杂的人事关系和强烈的社会竞争，别人看不好的时候，你看好，别人一拥而上的时候，你急流勇退。也许是潘顾问到西安那次意外的事件让她因祸得福，让她小小年纪贴近了社会。我有看事物发展的眼光，但怎么学也学不会。大家都知道小妹开饭馆获得巨大成功，现在还有人打听“大学生酒家”到哪里去了。大家看不到的是，小妹的成功后面还有一个不声不响的人物，她的丈夫小魏。

我研究过小魏，抛开门第出身不谈，因为大家往前翻一辈都是农民。小魏是个心灵手巧，动手型人物，他像我如今品酒一样，仔细专研各种菜系。在开饭馆的时候，我曾陪过他到不同饭馆采风，他每见到一个新菜，回来都要试做，觉得合适，再上大学生酒家的菜谱。我同小魏一起来的美国，他觉得美国实在不适合他发展，四十天后就回去了。在美国的那几十天，我俩一起偷学做日本寿司，白天先看厨师做，晚上回到家里开练。不过小魏学得没我快，一天他终于说，大哥，我服了你了。小魏走后，我开始正式上岗，美国人问我从哪来的，我说刚从日本北海道来。

经过人生惊涛骇浪的人，一般地说最后都会平静地归入大海。我观察到西安后的潘顾问，发现他在一点一点地返璞归真。开始他还听一些广播，看看报纸，后来干脆两耳不闻天下事了。八零年，潘顾问进了通校机场干休所。干休所所长看着里面的干部都这么年轻，个个一头黑发，提出老干部每天六点起来出操，他计划把一个高音喇叭架在离潘顾问家不远的过道上。潘顾问带领老干部坚决反对，说我们进干休所就是来休养的，哪是进来听广播出操的。

有时候进入大海前，还会掀起一点点涟漪。过去我总觉得国家把改革开放第一个机会给了个体户，其实一些有眼光的老干部也在小试牛刀，只不过他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不过他们同在职贪污受贿不一样，是在用自己的存款老底试一把。八十年代初，养蜗牛盛行，这股风也吹进了干休所，大家都想抓住机会发上一笔财。潘顾问同我不一样，从来不谈自己的过去，全干休所只有一位干部知道潘顾问的老底，上门劝说潘顾问出面鼓动一下，这里面你最权威。我有个妹妹听了那次潘顾问大会讲演，听后感觉句句到位，全干休所上下浮躁，每天都有带着钱找潘顾问要求入股的。那次养蜗牛风实际上是个入套骗局，还好头是干休所引的，最后干休所把大家亏的钱给补上了。

失败一次，再来一次。八十年代末期我正在中关村闯荡的时候，曾收到潘顾问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说，他们几个老干部合计投资开一个铜马厂，生产供旅游点卖的小铜马，小铜车，让我在北京帮他们找销路。当时我就感觉很不好，离休了，应该在家里好好呆着，怎么能和年青人一样每天想着挣钱。后来事实证明还是赔了，这次赔钱干休所可不管了，从此这事成了潘顾问的一块心病，据说赔了八千块。

早年退下来的老干部同现在的年青干部不一样，我曾经多年在干休所老干部中扎堆，没有听说过他们私下议论后悔在职时没有多拿一点。有一年在从西安回北京的火车上，我同一位退伍的空军部队司务长聊起来，他说，大哥，我干了四年司务长，你知道我拿了多少，抓起来早就该判了。我也常听到一些老干部后代在议论，担心政权最后落到这些人手里，别看不争不抢，实际上贪污的钱几代都花不完。后来国家不断提高老干部的生活待遇，再加上年纪越来越大，没有人再想投资的事了。可是潘顾问为那笔投资的事多年让他不开心，经常喝闷酒。人到老年，看问题的方法，对失败的承受能力，都在发生着质的变化，许多年青时能承受了的事到了老年反而承受不了。

人生的路往后走是先回到壮年。空十一军有个招待所早早就开始对外开放，好像价格也不是很贵，经常有台湾成群结队的旅游团入住。我看到那些台湾人都是壮年以上的老头，问潘顾问，那些人是干什么的，潘顾问说，都是台湾来的陕西籍老兵。我看到潘顾问经常有意无意要到招待所门口停留一下，可能想起了什么，又想说什么。

再往后走是回到青年。据我妹妹回忆，有一天，潘顾问想起了他在延安时的两个最好的小伙伴。那时他们都才十几岁，相约到延河去玩，突然遇到延河发大洪水，那两个小伙伴眼看着被洪水卷走了，潘顾问哭着说，今年正好是他们去世五十周年。我个人感觉，潘顾问后来感觉官场孤单，如果那两个小伙伴在一定会互相搀扶一把。

最后回到童年。潘顾问每天盼着我，就像我儿时在空军大院的时候，每天趴在窗台上等爸爸回家吃饭希望看到爸爸肩上多了一个星星一样，期盼着我成功，不过那时我也不争气，正在南苑四小旁开着烟酒店。

一九九八年深秋，潘顾问终于平静地归入大海，那年他七十五岁。也是在那一年，我买下了我的小酒庄，从此长兄为父了。需要补充一点，潘顾问最后几年不如老红军活得坚强，还是老红军命硬。

03/05/2009
附：

潘顾问工作简历 

       1938年9月入伍，在内蒙古大青山参加八路军120师李井泉部队，当时李井泉任支队长。 

       1939年2月入党，这两年打日本，收编地方武装（日伪军），因战绩突出，受到首长表扬并给予物质奖励。 

       1940年1月，随李井泉到延安，同年4月到军委二局学习无线电，先后任报务员、台长、组长。 

       1944年？月，因工作成绩突出，受到军委朱德总司令的亲笔题词嘉奖，题词为“生产工作成绩兼优”，并发奖金一万元。 

       1945年7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调晋察冀军区二局任科长。在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华北战役，如石家庄战役、张家口战役和平津战役。北京解放后调四野二局任科长，进军中南武汉、长沙，参加了衡宝战役、广西战役、广东战役和海南岛战役。在解放战争中立有战功，被授予“人民功臣”称号，并记大功奖励。 

       1949年10月，任总参三部六局副处长、处长。 

       1955年？月，被国防部授予上校军衔。 

       1960年5月，为发展技术工作调空军情报部任副部长。 

       1978年3月，调西安空军通讯学校任顾问。 

       1980年11月，在西安机场干休所离休，正师职，行政11级。 

       1997年？月，回北京空军南苑干休所。 

       1998年10月，在空军总医院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