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浮燥之风刮有些年头了.在这种浮燥之风的吹刮下,急功近利已不再是商人的专利.另类,标新立异,尽管是不择手段的胡言乱语,也是某些学者文人赚钱,赚名誉,赚地位的手段.

比如以下两位的名言:
-----------------------------------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焦国标:

美国兵，请允许我喊你一声 brother
如果有一天我执掌了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我一分钱就把她卖给美国作它的第五十一个州。
日本对世界和平有很大贡献，如果说美国是世界警察的话，那么日本应该成为世界第二警察。
亡国奴是一个文化心理现象，应该好好研究。我想清楚了：以人为本，以人命为本，其他全是扯淡；做亡国奴嘛，呵呵，不错的选择！沦为殖民地嘛，哈哈，很好的归宿！比孩子老人全被杀光可取。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刘晓波:

今夜，我们是美国人。愿上帝保佑美国!
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
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因为制度是人创造的，中国的所有悲剧，都是中国人自编自导自演和自我欣赏的，这可能与人种有关.
我有自身无法摆脱的局限：语言问题。我没法用英语那样好的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我将来有可能用英语表达的意思，但语言的味道会一点儿也没啦。所以，语言如果可以过关，中国会和我根本没有关系。
----------------------------

这里,我看到的只有两个一心想把自己漂白,变成美国人,奴颜婢膝地卖国,甚至于为能达到这点不惜自掘祖坟的人.

这些学者文人就爱靠着嘴里发出点与众不同,耸人听闻,否定中国一切的言论来博取那些不懂历史,看问题片面,对某些社会现状不满而又阅历有限的人爽一爽.今天骂老毛断子绝孙,明天嚷嚷中国应该再做三百年殖民地,看着自己名利双收,也不管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悲剧是否会重演,刘晓波等学者文人们便飘飘然了,而其在国内外的追随者也跟着兴奋地象阿Q看见杀革命党一样地手舞足蹈,嘴里念念有词,可怜却还不自知:

-------------------------------------------------------------------------------------------
“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阿Ｑ说，“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他摇摇头，将唾沫飞在正对面的赵司晨的脸上。这一节，听的人都凛然了。但阿Ｑ又四面一看，忽然扬起右手，照着伸长脖子听得出神的王胡的后项窝上直劈下去道：　　“嚓！”　　王胡惊得一跳，同时电光石火似的赶快缩了头，而听的人又都悚然而且欣然了。从此王胡瘟头瘟脑的许多日，并且再不敢走近阿Ｑ的身边；别的人也一样。　　阿Ｑ这时在未庄人眼睛里的地位，虽不敢说超过赵太爷，但谓之差不多，大约也就没有什么语病的了。　
-------------------------------------------------------------------------------------------

下面是焦国标写的一首肉麻吹捧美国大兵入侵伊拉克的诗,尽管格林斯潘都说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是有着为了石油的考量:

致美国兵

伊拉克战争的第二天，
战场卷来沙尘暴。
前线出现胶着状态，
你知道我有多么心焦！

伊拉克的沙漠风搅天撼地，
你背负着小山一样的军包，
趔趔趄趄，顶着沙幕前行，
你知道我有多么心疼！

伊拉克沙漠盘亘无际，
沙梁上，你从镜头远处跋涉而来。
恶人和恶人的朋友诬你是入侵者，
对的，你的确是“入侵者”，
迷彩装的你，
是万古死寂荒漠里第一株先锋植物，
是万里无垠沙海里第一抹绿色希冀。

阿拉伯沙漠里，
骆驼就是轻舟。
阿拉伯文化里，
骆驼是最受爱戴的生灵。
如果这个古老民族还有救，
那就从心底把骆驼置换成，
伊拉克沙漠里行军跋涉的美国兵。

于今几乎所有国家的青年，
都不再蒙受跨国征伐之苦。
美国号称是孩子的天堂，
天堂里的孩子却在代全球的同龄人，
从军远行，自陷地狱，与战邪恶。

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先生说：
“战斧”巡航导弹带不来民主。
我说这要看什么时代：
给法国带来民主的是攻克巴士底狱的炮火，
给英国带来民主的是英王查理的断头台，
给美国带来民主的是来克星屯的枪声，
时代在前进，伊拉克的民主，
只有靠“战斧”巡航导弹呼啸携来。

你的笨重的军靴，
跋涉在伊拉克沙漠的地平线，
那是人类文明的走向。
如果你倒下了，
人类将失去正义的脊梁。
如果你的国家跨掉了，
人类将回到中世纪的蛮荒。

丑陋的嘴脸在电视屏幕里评点战争，
实乃一帮号称专家的巫婆神汉胡批乱侃。
彻底的陈词滥调，全心全意的愚民，
是我逃不脱的声音聒噪。
我的心遥向伊拉克战场千百次呼喊：
“向我开炮！向我开炮！”

美国兵，
请允许我喊你一声“brother！”
如果招募志愿者，
请你第一时间通知我！
假如有来生，
当兵只当美国兵。
假如今生注定死于战火，
就作美国精确制导炸弹下的亡灵。


写于伊拉克战争第十五天，2003年4月5日
---------------------------------------------

焦国标的胡言乱语除了肉麻,不值一驳.再来看刘晓波的中国应该再做三百年殖民地.我很好奇峰,他是不知殖民地三个字所代表的含义呢,还是故作不知,以此来否定中国今天的一切用以达到哗众取宠的目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有关殖民地的定义:

殖民地是指由宗主国统治，没有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方面的独立权利，完全受宗主国控制的地区。广义的殖民地还包括虽然拥有行政机关、军队等国家机构，但经济、军事、外交等一方面或多方面被别国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和保护国，以及委任统治地、托管地，以及殖民主义国家在这些地区设置的“海外领地”、“附属地”、“海外省”等.简而言之,它就是被外国人所控制的.

我们再简单地看一下它的历史: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西班牙展开了对美洲的征服和殖民运动，在极短的时间内消灭了印第安人所建立的各个帝国，建立起极其广大的殖民地。由于西班牙征服地区盛产金银，大量贵金属经西班牙流入欧洲; 加勒比海诸岛,由于殖民者（尤其是西班牙人）对印第安土著的残酷屠杀，印第安人的数量由15世纪末的5000万锐减至17世纪的400万，因此欧洲殖民者不得不从非洲寻找新的劳动力来源, 从1442年起，葡萄牙人就把柏柏尔人用作奴隶（在葡萄牙本土），西班牙人从1502年起开始把非洲黑人运入美洲。对奴隶贸易的需求促使两国以及英国、荷兰、法国、丹麦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在西非洲沿海建设了许多商站，贩卖奴隶、象牙、黄金和辣椒. 由于英国在北美殖民地进行烟草和棉花的商业种植，法国需要向加勒比海岛屿的甘蔗种植园输送人力，因此两国对奴隶的需要也日益扩大。1526年，英国开始奴隶贸易。不久之后，荷兰和丹麦作为活跃的贸易中转国也加入奴隶贸易活动中来，试图从中分得利益。瑞典、勃兰登堡、汉堡、库尔兰等国家也在这一时期从事奴隶贸易，为此在非洲海岸占领了一些据点.


我知道有一些人会把刘晓波有关香港殖民地有好处的说法振振有词地抬出来.可是,不管刘晓波和这些人如何为殖民地涂脂抹粉,举香港为例,但它都改变不了生活在殖民地的人们是被外国人统治的二等公民,宗主国统治下的良民这一事实,也改变不了以下事实:

1922年1月 香港海員大罢工,令沉重海运瘫痪,其他行业的工人亦发起同情总罢工, 使香港成為「死港」。军警使用武力镇压, 打死六名工人,釀成「沙田惨案」。

1967年5月左派人士組成反英抗暴斗争委員会,政府採取強硬手段,查封工会、学校、报社.

1983年1月1日英国实施新国藉法將香港列為英国束土,取消港人进入英国本土的权利。

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主任Prasenjit Duara在其专著中曾揭露了以下事实:

在1942年之前的体系当中，香港的整个行政事务是由英国官员来管理操作的，并且在行政立法机构中政府委派给华人的席位只有4个，地方管理机构或代表机构也没有建立起来。与之不同的是，日本军事政府则在只有4个中国人（或香港人）席位的代表机构之下建立了18个局，作为“自治政府”行政机构。这些机构由华人担任正副职，有数以百计的华人雇员和领导着多达3000管理者。除此之外，主要行业被拥有22个华人席位的合作理事会所代理。日本人还重开了因1925年香港海员大罢工失败而被迫关闭的海员和航海联合工会.

然而，日本的占领改变了所有的一切。战时反对欧洲种族主义的宣传和随后非殖民化运动使得英国难以维持他们的种族政策和统治机构，即便这种优越感能够再次恢复，英国的“高贵”也只能限定在50年代。战后在1946-1947年杨慕琦（Mark Young）的直接统治时期，尝试了许多改革。1918年规定的将亚洲人隔离的法律被废除,基于多种原因，香港反映了一种与其他英国殖民地不同类型的“隐形契约”。当英国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其他一些地区放弃帝国统治之时，殖民统治权在香港不仅是加强，而且比英国梦想的还要成功。

这多半要归功于战后的第二任总督—葛量洪（格兰瑟姆Alexander Grantham）爵士（1947-1957），他预见到香港1997年将回归中国大陆。因此，他更多的致力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和平相处并提供经济增长机会，而不是忙于地方和立法建设。与香港被占期间在斯坦利受过关押且以此为耻的杨慕琦不同，葛量洪（格兰瑟姆）的前景规划致力于最终建立一个忠诚于帝国又脱离中国本土的自治体（更加典型的英国隐形契约）。在葛量洪（格兰瑟姆）的直接统治下，英国精英一旦对当时的政治前景有了更安全的感觉，殖民地的态度也再一次变得清晰起来。民主改革出现了倒退，警察队伍中非当地居民越来越多，欧洲人的“高贵心理”也开始死灰复燃。28就像詹姆士·海斯（James Hayes）和其他对殖民地社会有过研究的人所证明的那样，在20世纪50年代，香港仍然是殖民地社会——远离本土的英国人在香港自视为优等民族而与当地人隔绝。

Prasenjit Duara在这里只是揭露了殖民地黑暗的一个侧面.

王国维先生把做学问分成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是为第一种境界.在这个境界中你能体会到学海无涯,不知何处是岸;“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第二种境界.在这第二种的境界中,人在学海中已精疲力竭而第三种境界则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终在不经意的瞬间,到达了知识宝库的彼岸.做学问首先是要学做人,然后在是要渡过知识的苦海,经历严谨的资料收集,整理,分析,取舍训练. 一个人数典忘祖,奴颜婢膝,就如同刘晓波之类一边漫无边际地乱骂,被抓后痛哭流涕地写认罪书,以至于被魏电工痛骂说他没骨气,给共产党下跪不配领诺奖.这样的人来做学问,谈历史,其结果只是笑料.

杜甫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以上两位连愿做亡国奴,以刨祖坟为荣这样的话都能毫无羞耻地说出来,按现今流行的说法是语不雷人死不休,也可谓是达到了他们所谓做学问标准的顶峰.所以刘晓波说中国应该再做三百年殖民地在正常做学问人的眼里也只能是哗众取宠,忽悠那些不懂历史,看问题片面,阅历有限的人而已.

好在中国并不只有刘晓波之类浮而不实,哗众取宠的人.高等教育出版社,外交学院就编译了国外有关中国的报道,以便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中国,研究中国. 以下就是他们收集整理的编译:
----------------------------------------------------------------------

“中国强行闯入了我们的意识”

自乔舒亚·雷默本世纪初提出“北京共识”概念以来，“中国模式”问题就一直是海外学者讨论的焦点。尤其是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中一枝独秀的表现，使国外中国问题研究急剧扩展。

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杰弗里·瓦瑟斯通说，现在世界不怎么说“后冷战时代”了，居然悄悄议论起“后西方时代”，议论起中国如何改变世界。中国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强行闯入了我们的意识。”“如果我们想了解世间的万事万物，那么，就必须去了解中国。”他还认为中国的经历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另类”，一个庞大经济体和强国的诞生，必然会伴随着种种喧嚣。

有海外媒体的报道说，中国可能会因其内部存在的发展失衡和房地产泡沫等问题，经济不久将“崩溃”。针对国外媒体和学者对中国忽而“崩溃论”，忽而“独秀论”，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部主任乔纳森·荷尔斯拉格认为，西方应理性看待中国的经济发展，充分认识到中国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而避免在“看中国”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说，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取得巨大进步，但这种飞跃更多是“量的飞跃”，接下来需要实现的是“质的飞跃”，这个任务对中国来说将非常艰巨。中国要逐渐调整利用廉价劳动力、依赖对外出口的发展模式，向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拓展新经济增长点的方向转型。此外，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如何让普通民众从中获益更多，实现社会和谐发展也是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荷尔斯拉格还认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息息相关，在某种程度上，世界需要更好地理解中国。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深知，促进本国发展，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西方对中国有一种已经过时的概念”

对于中国政党的执政模式，一直是国外研究的重点。英国《金融时报》记者理查德·麦格雷戈在副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者的秘密世界”的《党》一书中，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共这个世界上“具有惟一规模和权力”的政党，是怎样掌管政府、军队、媒体、法院以及在内部处理腐败成员的。他认为中共是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政党，对法律并不感冒，而且只有美国才是其对手。而《中国大趋势》的共同作者多丽丝·奈斯比特认为：西方对中国有一种已经过时的概念。西方常说他们的民主已经达到了顶峰，民主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由人民来执政，中国共产党正在寻找一种新的方式让人民执政。当然，这种过程在三十年之前就开始了，这个过程现在还在发展之中。中国政府非常稳定，政策非常持续，没有被竞选所左右的思维模式。西方的问题就是由于竞选导致各个党派互相竞争，他们只能通过达成共识来实施政策，而中国一直在进行长期的战略计划、规划。在这个结构中，当然自下而上的自发的执政方式也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力量。

儒教道德观有望成为价值观竞争的焦点

中国2010年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于是在国际学术界引发了一场有关中国未来发展潜力的大争论。中国是不是世界第二强国，什么时候成为第一强国？英国国际关系专家马丁·雅克2010年出版了《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该书认为，中国式政治有望取代西方政治模式，中国的儒教道德观有望成为价值观竞争的焦点，中国文化、中国饮食、中医等软实力也有望向世界扩散。作者指出，主导权将从美国转移到中国，“中国的天下”即将到来。“金砖四国”概念提出者、高盛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吉姆·奥尼尔则说：“未来10年对全世界GDP贡献最大的将是中国。过去10年来，中国以惊人的发展速度震惊了全世界，而今后会让人更加惊讶。”他预测，10年后中国的GDP将达到13万亿美元，到2050年中国将赶超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大国。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认为，中国没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局面，而是以一党体制实现现代化，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纵向民主，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中心。在未来几十年中，中国不仅将改变全球经济，而且也将以其自身的模式来挑战西方的民主政治。

看衰中国前景的也大有人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部主任查尔斯·弗里曼认为，无论是在经济实力还是军力上，中国仍远远落后于美国。未来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但在整个新世纪，美国仍将是世界惟一超级大国。“和美国相比，中国还处在幼儿园阶段。”英国伯明翰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马克·比森则针对“东亚霸权转移”这个话题指出，尽管美国的实力在东亚的影响力正在下降，中国的实力在东亚的影响力正在上升，但是在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方面，中国目前仍然难以与美国相提并论。“中国显然尚未而且可能永远不会取代美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

冷静者也不在少数。著名学者约瑟夫·奈认为海外对中国的炒作“不正常”。他指出，美国正经历一种“衰落主义”，担心中国崛起威胁西方。“现在美国人又开始悲观了。”美国智库东西方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丹尼·罗伊警告，根据历史经验来看，有关中国将接替成为主导世界的看法，可能会促使美国通过战争手段来阻止全球权力向中国转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谢尔盖·卢贾宁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对中国来说值得骄傲，它表明中国经济取得了不起的成就。不过，经济总量只是衡量经济实力的一项指标，考虑到中国有10多亿人口，中国人均GDP世界排名与日美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再从科技、创新和自主品牌等方面看，中国经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保持政治稳定的重要原因”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国外学者关注的热点。俄罗斯学者别尔格尔在其《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懈探索并取得成就的几十年》一文中指出：“在中国，‘解放思想’是常态的，并且是持续的，然而却很难称中国的‘解放思想’是全面的。因为它更多的是触及经济关系，而很少触及意识形态和政治。”美国传统基金会研究员德里克·西瑟斯在《邓小平的未竟事业——中国市场改革停滞不前的代价》一文中指出，中国现任领导层上台后，市场自由化就退居次要地位。市场自由化政策已被更加新颖的国家干预措施———价格调控、取消私有化、压制竞争以及设立新的投资壁垒———所取代。

与上述说法不同，有不少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的政治改革已取得了巨大成就，甚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非当务之急。斯坦福大学教授安德鲁·瓦尔德指出，最近20年的发展已经使现在的中国具有了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渐进经济改革战略已经取得成效，整个政治发展轨迹非常有利，中国青年人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发展方向的看法高度一致。“这些特点正是保证中国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得以保持政治稳定的重要原因”。印第安纳大学学者马丁·斯佩希勒认为，当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在策略上的灵活性，加之这个国家的规模和多样性，以及大多数农民对政治采取漠然处之的态度，凡此种种均可确保中国在未来几十年政治稳定。牛津大学研究员裴文睿认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在很多发展中民主国家，政治压迫更加严重，经济和民主问题根本没有得到改善，出现骇人听闻的人间苦难。因此对于中国来说，最好的办法是继续坚持“东亚模式”并推迟民主化进程，直至国家更加富有和稳定。

在解决不平等方面，中国可以向巴西学习

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是2010年海外学者关注的另一个核心问题。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局局长马丁·拉瓦利恩认为，中国在减贫方面的快速进展不仅是其经济增长政策的反映，而且是其改革前有利的初始条件的反映，尤其是获得生产性投入(土地和人力资本)方面相对较低的不平等情况，正是这种情况意味着穷人能够更充分地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但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持续上升的不平等状态削减了穷人在经济增长中的利益分配，同时也使未来的增长进程受到威胁。由于缺乏有效的再分配机制，中国可能会走上高度不平等的国家道路。在致力于解决国内新的不平等问题上，中国可以向巴西汲取经验。如果能将中国的加快经济增长的政策与巴西的社会政策相结合，对所有国家来说，这都是一个不错的方案。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克里斯·布拉莫尔则认为，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确实一直在快速增长，但中国也错失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即没有继续发展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医疗和教育方面的福利制度，而是转向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过于一味地追求增长，这造成了很多问题。而2008—2009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使这一模式遭到了质疑，这同时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建立小康社会主义的机会，而中国目前的领导人也认识到了另一种 color=#000000>现代性的可能性。

“中美共治”是幻象

2009年，国际社会热炒了一阵G2或“中美共治”话题，遭到了我国政府和学界的严正批评。2010年，中美关系仍然是海外学者热议的一个话题。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员伊丽莎白·伊科纳米和亚当·西格尔认为，所谓的G2即“中美共治”的说法与倡议是不成熟的。如果不解决美中两国在价值观和执法能力方面非常实质性的分歧，要想进一步提升双边关系是没有出路的。现在已是时候承认，虽然与中国进行合作听起来很简单，但实则不然。如果美国想在未来30年提升与中国的关系，它需要世界其他国家的参与，而不仅仅是中国。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则认为，中国成功符合美国利益。奥巴马就任总统以来，中美关系有好有坏。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奥巴马总统在和中国进行广泛合作上持非常开放的态度。有人说，美国不光想限制中国的崛起，并且还想破坏它的崛起，因此美国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实现这一“阴谋”：将中国拖垮。“我认为这种分析是完全错误的。美国一直认为，中国的成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但是我们期望看到成功的中国拥有一个相对开放的经济体，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我们期待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富有活力、建设性的成员，不管是在地区还是国际事务上。希望中国成功是多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

对于中美关系，其他国家的学者看法则有不同。俄罗斯著名政治学家巴仁诺夫认为，因中国实力增强而恐惧和忧虑不安都是毫无根据的。美国等国家要做的事情不是猜测，不是用毫无根据的怀疑互相刺激使得对方恼火和加剧国际紧张局势，而是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发展国际合作。德国著名教授汉斯·韦尔纳·辛恩针对中美贸易战指出：“中国的美国朋友不可共患难”，“如果美国停止频频对中国做卑鄙的道德指责，那么世界和平将会受益”。

“泡沫化的信号全都出现了”

2010年5月，美国国际投资分析师麦嘉华大胆放言，中国经济“泡沫化的信号全都出现了。无论如何，中国经济都将放缓，甚至是在未来9-12个月内崩溃”。随后，一批国外经济学家和对冲基金经理，纷纷大唱“中国经济崩溃论”。华尔街某对冲基金经理查诺斯声称，中国飙升的房地产业，是由大量涌入的投机资本支撑起来的，中国的情况比“迪拜糟糕1000倍，甚至更严重”。他甚至怀疑，超过8%的经济增长，“是中国伪造”的。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格夫不无担忧地指出，中国“因过度放贷引起的经济泡沫”破灭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可能将跌至最低2%的水平，并引发一场在10年内都会造成影响的地区性经济衰退。

针对这种论调，有着“股神”之称的沃伦·巴菲特表示，中国是一个“令人惊喜”的经济体，他对中国未来充满信心。美国匹茨堡大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直言不讳地指出，最近的中国崩溃论，“其中有些人是想通过这种判断来进行投机，不过我不清楚他们这样判断的理由何在”。他认为，中国应对危机的能力和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时不一样了；中国政府的财政实力更强大，可以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中国官员对于经济调控的经验也更丰富了。因此，中国不会重蹈日本的覆辙，中国经济不会崩溃。

激辩中的人民币汇率

2010年，中国的汇率问题一直吸引着国际社会的视线。人民币汇率是否被人为低估？人民币升值是否能救美国经济？国外学者就此展开了激烈辩论。反方以美联储主席贝南克、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等人为代表。贝南克认为，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通过人为压低本币汇率，正在放任其经济走向过热，使贸易失衡得不到调整，并造成了他所谓的冷热不均的“双速复苏”，而这样的复苏是不可持续的。他警告说，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的“汇率低估策略”对于自身和整个世界经济来说都构成了“重大不利”。巴里·诺顿认为，市场力量正在告诉中国领导人，人民币应该走强。中国为了防止人民币升值而采取的外汇收购做法只能进一步增加国内市场的货币供应量。克鲁格曼则指出：“中国已成为一个主要的财经和贸易大国，但它的表现却不像其他经济大国。中国遵循重商主义政策，人为地保持大量贸易盈余。在如今这个陷入经济衰退的世界，不客气地说，这一政策是掠夺性的。”他甚至公然宣称：“中国的行为很恶劣。美国正在放松货币政策，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元贬值，而中国实际上在追寻紧缩政策，以抵消人为的人民币疲软的通胀影响。中国这样做确实很坏。”

正方认为，美国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将国际金融危机归结为中国的汇率政策，甚至要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是公然的强盗逻辑，有悖经济发展规律。美国学者马丁·哈特·兰兹伯格直接指出，美国经济失衡的根源不是中国，而是资本主义。针对克鲁格曼的言论，摩根斯坦利经济学家史提芬·罗奇毫不客气地说，“我们应当把克鲁格曼手中的大棒拿走”，“我认为他的说法完全错误。与其责备中国，我们更应该处理好自己的事情。”他认为，美国的贸易赤字和中国人没什么关系，反倒是和美国人储蓄率过低紧密相关。如果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中国和美国贸易的赤字只不过会转向其他和美国拥有贸易赤字的国家。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则说，克鲁格曼“只说对自己的政策主张有利的东西，所作所为一点儿也不像个经济学家”。

对于财富的积累，中国人抱有一种近乎于美国式的宽容

近几年国外的研究者格外关注中国的贫富差距拉大和社会不公问题，有研究者认为这可能像火山一样挑战中国的现行体制。哈佛大学社会学家马丁·怀特经过多年的田野调查，著有《社会火山的迷思：当代中国的不平等感与分配不公》一书，对1978年以来形成的社会不平等的后果进行评估。他在书中指出对于个人财富的积累，中国人抱有一种近乎于美国式的宽容。他们认为这主要归功于个人努力和所接受的教育。这与东欧经济体在剧变后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那里的人们对待新富阶层兴起的态度更为负面。该书反驳了以下说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为财富来自于腐败，而非个人努力。他还认为中国确实存在对城乡分化的愤怒和下岗的不满。“许多分析师断言，中国民众的主流心态，是对不平等日益加剧的普遍愤怒。”不过，在现实中，“最常见的反应模式却恰恰相反，乐观得出奇。人们的心态类似于一种‘水涨船高’的观点，认为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变得富有，而贫困人数还会进一步减少。”

世界上最大的消费者是全球业务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当一部分人把中国的经济和军力视为“威胁”的时候，牛津大学现代亚洲史专家卡尔·格特的《中国到哪里，世界就走向哪里》，从另一种视角探讨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他认为，中国拥抱美国式的消费主义，是最值得人关注的重要现象，将影响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改变世界。实际上，这种变化已经在展开，中国人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者，无论啤酒、手机，还是汽车、电脑，无论是超市还是快餐，中国都是最大。即便乡村，虽然与城市消费有很大差距，却都在以无法估量的热情在大量追逐电冰箱、彩电、手机、房屋等消费品。他指出，世界应该关注中国人每天在消费上是怎样选择的。中国人在消费上的微小变化，对世界产生的影响都比军费预算、碳排放量、贸易争端等更大、更深刻。

博斯管理咨询公司中华区主席谢祖墀撰写的《中国战略》一书认为，成功的跨国企业必须把中国视为全球业务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不只是廉价劳动力的来源或令人垂涎的市场。他认为今日中国与唐朝(公元618-907年，当时中国也非常开放)之间有相似之处。他在书中还探讨了中国某些山寨企业如何发展为真正的创新公司；中国四、五、六线城市所蕴藏的商机(此类城市中，人口在50万至200万之间的不少于540座)。他走访过中国一些便利店，从观察中得出结论：中国对待外来商品和影响甚至比美国更开放。“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史威士等西方产品摆在一起的，有日本三得利等软饮料，还有台湾统一、维他等香港品牌。除了瓶装水、可乐、啤酒外，还有茶、咖啡、酸奶，以及由大多数外国人不认识的水果制成的饮料。”中国社会早已不像上世纪60年代拒绝包瑞嘉入境时那样封闭而又多疑。事实上，这里已是一个美丽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