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标题：与张成泽“保持不正当关系”的女子被处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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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11 03:02:29 by 大斧

揭秘皇帝为何喜欢杀功臣？因为他们有能力造反

“飞鸟尽，良弓藏”，在中华帝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周而复始地上演着这出闹剧。整个历史陷入一个怪圈，无论你如何挣扎，终究不能走出循环，就如齐天大圣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一般。

由于每朝每代都发生了此类事情，因此从逻辑上、直觉上来说这都不应该是某个皇帝个人素质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问题。经济学的发展使人们可用经济理性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一些历史现象，功臣与皇帝间的关系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尽管这不会是唯一的解释。

在资讯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代理人有多种类型，代理人自己知道自己属于什么类型，但委托人不知道。为了显示自己的类型，代理人选择某种信号，委托人根据观测到的信号来判断代理人的类型，同代理人签署合同。这就是所谓的信号传递模型。此外还有信号甄别模型，同信号传递模型一致，只不过变为委托人先行，提出一系列合同供代理人选择，代理人根据自己的类型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合同。无论哪种方法，都在于使代理人有积极性使自己的类型暴露出来。

借用经济理论，我们可将皇帝与功臣间的关系看作一种委托代理关系。皇帝作为帝国的所有者，控制着帝国的管理权，但他不可能直接治理国家，必须委托一个或数个代理人来帮助他管理国家。在这样一个委托代理关系下，皇帝给功臣们高官厚禄，对他们的要求是勤奋工作，为皇帝效命。不过皇帝最主要、最关心的还是要求功臣们不得造反。功臣们是否勤奋工作，属于激励理论，此处暂不讨论，我们集中焦点于造不造反的问题。

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说，确保江山万代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功臣们造不造反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帝们绞尽脑汁来解决的问题。解决功臣们造不造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识别到底谁会造反，但这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格局：大臣们自己知道自己造不造反，皇帝却不知道谁是奸臣，谁是忠臣。宋太宗有一段名言，大意是国家要么有外患，要么有内忧。外患是有形的，而内忧则无法察觉（原文是奸邪无状）。一个奸邪无状的自白道出了皇帝们的无奈：他必须有什么方法可以鉴别出谁是奸臣，谁是忠臣。根据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功臣们必须发出一个信号或皇帝必须用一个信号来确定一个分离条件，来使忠臣、奸臣可以分离而不混同。在经济学里，由于每个类别人的成本和收益不同，还可以根据一个信号制定出分离条件，使该信号能让不同类型的人根据成本—收益比较自动现出原形。但对造反之类的事来说，当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任何成本都相形见拙。只要有些风险偏好，又有可能造反成功，难保有人不起歹心。面对近乎有无限收益的皇帝宝座来说，不可能根据成本—收益情况确定出一个分离条件，皇帝们只能简单地根据某个信号直接判断。

那有什么信号能让皇帝识别出奸臣呢？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加强惩罚威胁力度，诸如灭九族、凌迟等处罚手段，这样有风险规避行为的人会选择不造反。不过当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风险爱好者在有机会时总是会去尝试一下的。而功臣，尤其是开国功臣本身就意味着他们是风险爱好者，若不然谁会去“提着脑袋干革命”呢？所以，事后惩罚的威胁对以冒险为业的功臣们来说不会有太大的震慑意义。那么以亲戚关系来识别呢？从吕后到李世民，从多尔衮到雍正，亲戚的血缘、亲情约束对争夺帝位来说只是很小的成本，成大事者从不会将其放在心上。那能否根据对皇帝是否恭顺这个信号来识别奸臣呢？毫无疑问，真正要造反的人对皇帝也照样会毕恭毕敬，这个信号没有任何意义。那能否逆向思维，认为敢和皇帝争辩的就是忠臣，不敢争的就是奸臣呢？可惜，历史上的权臣是敢和皇帝争辩的，不敢争的依然是忠奸难辨。凡此种种，我们用尽心机也无法为皇帝们找到可从功臣中实施忠奸分离的合理信号，当然更不可能找到分离条件。

每个开国皇帝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他无法从功臣集团中分离出忠臣和奸臣，但他又必须想尽办法保证自己的儿孙能顺利继承皇位。为此，皇帝们自然有自己的分离信号来进行分离，将可能造反的人清除出去，确保江山永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在不能辨别忠奸时，皇帝们选择了实际上也只能是这样一个分离信号：有能力造反的和没有能力造反的。对于皇帝来说，只要把有能力造反的杀掉，剩下的人即使有造反之心，也无造反之力了。每一代皇帝都面临同样的困境，面临着同样唯一的选择，最后都作出了同样的选择，让我们后人见识了一幕幕闹剧。

不要问你想做什么，而要问你能做什么，功臣们天然有罪，谁让他们有能力造反呢。学者们说中国是外儒内法，至少在对待功臣上这话是对的，所有的皇帝奉行的都是防功臣像防贼一样的人性本恶的哲学思想。

皇帝必然选择有能力造反和无能力造反这个信号进行清洗，功臣们仅作出不造反的承诺是不够的。为了使自己的承诺可信，功臣们应该交出兵权，在这种行动的承诺下，功臣们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这样皇帝们可安枕无忧，大家也綢相安无事，历史上“杯酒释兵权”就是这一方案的经典案例。应该承认，这一方案是极好的，让很大一部分功臣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但对一个掌握过权力的人来说，这种政治生命的自杀却不是一件容易选择的事情。而且，对那些有极高威望的开国功臣来说，只是交出兵权仍然不可能让上头放心。比如韩信，汉朝建国之初他就被废为淮阴侯，兵权尽无，呆在长安无所事事。即使这样，韩信最后也被灭三族。又如李世民，由于唐朝实行府兵制，李世民平定天下后回到长安其实也没有什么兵权，他在长安的实力不如李建成。但是，李建成可没有因为这样放松对李世民的警惕。

为何功臣交出了兵权还要被清洗呢？其实用经济学理论很容易解释这个现象。功臣们的资产除了官位、兵权这些有形资产外，还有不可与其肉体分离的威望、才干、人际关系和势力集团这些无形资产。功臣们交出了兵权，但这些无形资产却无法一起上交。可口可乐的总裁宣称，即使可口可乐的所有工厂被毁，可口可乐凭借其无形资产也能迅速东山再起。同样，韩信、李世民等的无形资产足够让上头睡不安枕了。比如韩信，虽然赋闲在家，类似软禁，但他到刘邦的另一大功臣樊哙家作客时，樊哙还是毕恭毕敬，说“大王乃肯临臣”。樊哙在刘邦功臣中位列第五，又是吕后的妹夫，刘邦的老相识，对韩信如此态度，足见韩信在刘邦集团中的威望了。在历史上，交出兵权应该说抬高了造反的门槛，使皇帝们使用能造反和不能造反信号进行甄别时只能分离出一小部分威望极高如韩信、李世民之类的功臣，大部分功臣在没有兵权后倒真的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也就能保住自己的性命。象刘邦，他杀的就是韩信、彭越、英布等自己曾经独当一面的功臣，还囚禁过独自镇守过后方的萧何，而周勃等战将就逃过了清洗，因为刘邦很明白没有独当过一面是很难形成自己的势力集团。对于韩信、李世民这类级别的开国功臣来说，没有任何信号可以让上头放心，除非上交自己的无形资产，当然这就意味着消灭自己的肉体。如果韩信自杀的话，相信刘邦不会灭他的三族，相反会到韩信的墓前掉下几滴眼泪，说不定还会给韩信的儿子封官，并招为驸马。

李世民就很聪明，没有任何幻想，果断地发动了军事政变，杀了自己的哥哥、弟弟和侄子，囚禁了自己的父亲，霸占了自己的弟妹，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国功臣夺取天下的唯一例证（要严格按儒家的标准，被称为一代明君的李世民绝对是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人，儒家的双重标准由此可见一斑）。不过李世民能成功恐怕也因为他是皇族的缘故，遇到的反抗较小，异姓的开国功臣做此事成功的机会就小得多，象英布就失败了。

只要是家天下，屠杀功臣是一个走不出的死结。只有在现代民主制度下，一方面通过各种制度限制私人势力的发展，一方面通过领导人的选举，使将军们可以合法竞选最高领导人，才能走出这死结。在选举制度下，通过参选这个信号，有野心和没野心的将军们倒是可以分离出来了。


家天下的悲剧——说说岳飞和赵构

岳飞和秦桧的故事，中国人都知道。然而若问在岳飞和秦桧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又没有几个人能说得清楚，连研究历史的专家也莫衷一是。

中国人研究历史的思路是宿命的：历史只好如此，甚至也只能如此。借用黑格尔的那句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样的研究总是把我们带进历史宿命论的陷阱之中，研究的目的不是分析历史、总结历史，而是替历史辩护，把历史的已然解释成历史的必然。这种现象近一段时间有所改正，但研究的主流仍然是把历史解释成必然。

说到中国人的深刻的奴性，历史宿命论是它的民族心理基础。一种理论如果把失败理解成不可避免的，就意味着他将会迎来另一次失败。反复地失败，反复地替自己的失败辩解，奴性的而且是宿命的思想意识就会在民族心理中站稳脚跟。

尽管传统得历史观把两宋定位为历史的正统，在实际上，宋时的中国是南北分裂的，跟东晋南北朝时的中国政治状况最为接近。南边是中原本土居民自己建立的朝廷，北边是外来入侵者建立的殖民朝廷。政治对立的形势是：北强南弱。

两宋的君臣和人民始终感到来自北方的军事压迫。故有的国土被侵占了，而且被侵占得越来越多；暂时的和平是用屈辱的纳贡甚至称臣换来的，这与自己的正统的统治地位更不相称。从人力、物力和技术能力上来看，这种情况不应该发生；南朝在所有可以考察的国家资源方面都远远地强过对手，他只弱在一个方面——他的军队不会打仗。

一百万的常备军在近代以前的世界历史上是一个奇迹，除“大宋”以外，没有一个国家有力量供养这么庞大的军队，而且这支军队的物质供应不错，他所获得的技术上的支持更是前无古人。但是，他就是不能打仗，几乎每战必败。

宋不能战

宋军之不能战，在中国的历史上创造了另一个世界纪录。他被人家歼灭或打散的军队加起来，在人数上超过好几百万，这个数量也超过了当时北方任何一个少数民族的人口总数。宋之不会就此灭亡，实因为他的自我补充能力太过强大。宋的总人口超过一亿。

宋军之所以不能打仗，这是由他的立国精神所决定的。他的军队是一支向内防御的军队，主要的任务是防止别人造反或篡权。为了从根本上杜绝谋反和篡权事件的发生，他的军队不设统帅，战争来临的时候当然也就无将可派，通常的做法是任命一个文职大臣去临时代行将职。水浒传里头朝廷要剿灭梁山，几千人的军队由武将带领，出动更大的军队则由高球和童贯领军。高球和童贯不懂军事，更要命的是他们完全不了解自己所统率的军队，也不了解自己所面对的对手，那结果就是：军队虽多，战则必败。

文臣和武将的区别不是绝对的。文臣领军的时间久了，也会从失败中学习，他们会逐渐地了解军事，了解军队，了解对手。但宋的传统是：及时换帅，绝不容许任何人在军队中扎下根基。文臣范仲淹曾经主持过对西夏的战争，面对那个小小的地方割据势力，范仲淹也是每战必败，奇怪的是他不必为自己的失败承担任何责任，他还能照样升官。当范仲淹在纸上写下慷慨激昂的爱国诗句的时候，他可曾想到过那些无辜战死的数万将士的生命吗？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范仲淹升官了，接替他的是另一个文臣。大宋朝挨打的局面不但没有改观，至此又多出一个新的对手。

宋的苟且偷安的立国精神和儒的因循守旧精神完美地结合起来，使宋朝被动挨打的局面完全不可能发生改变。儒生的耻辱感是非常奇特的，纲常秩序才是他们要极力维护的东西，只要纲常秩序不变，不管国家遭受多大的对外失败，他们既没有危机感，也不觉得有什么耻辱。更奇怪的是，他们不但不感到耻辱，甚至能反以为荣。王安石变法，旧党进行反对。旧党中有一个名叫韩琦的人，官至宰相，他也曾经主持过对西夏的战争，当然也是一个丧权辱国的主儿，死在他手里的大宋官兵有好几万之多。按说这样一个人应该为自己的失败感到屈辱，应该想到怎样富国强兵，一雪耻辱，可韩琦不这么想。宋神宗赵琐问韩琦关于对辽关系的国策，韩琦提出七条意见：

1、不要跟高丽国来往，那样会使辽国人不高兴，因为高丽国处在辽国的屁股后边。

2、我们用武力夺取河湟地区是错误的。

3、不要在边境上栽树。因为树林有阻挡辽国骑兵的潜在的军事价值，也会使辽国人不高兴。

4、不要训练人民。

5、不要在边境上修筑城郭，

6、不要制造武器装备，

7、撤销边境上新任命的将领。

那么如何应对辽国的强大的军事压力呢？——办法在儒家的经典著作里：皇帝广施仁政，选贤任能，天下都会自然亲附，何况一个小小的辽国呢！

儒家的经典在儒生眼里就是无往而不胜的超级武器，比如今天的核武器。一个国家手里有了核武器，普通的武备就可以撤销。反正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但如果这个秘密武器并不起作用呢？——王安石认为这个秘密武器可能靠不住，因此必须变法图强。然而，占士人中绝大多数的儒生并不这么认为，对他们来说，读了一辈子的儒家经典决不会是骗人的。儒生的力量非常强大，王安石的变法最后失败了，守旧的力量取得了胜利。

不能战，也拒绝变。宋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辽金交替

一个辽国已经使宋朝感到无法应付，在鼠目寸光的大宋君臣看来，辽国就是最恐怖的人间魔兽，世界上不可能存在比辽国更恐怖的野蛮对手。因此，当爱国英雄马植从敌人后方带来可以利用女真来对付辽国的时候，宋朝的君臣很快就接受了马植的建议。

这是女真民族第一次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当时的女真还是辽国的臣属。辽国对女真的统治非常残暴，激起了许多女真人的不满。这是有原因的，辽国主要不是贪图女真人缴纳的那点赋税，而是害怕女真人繁衍兴盛起来，所以他们对女真的统治措施就是运用包括杀戮在内的一切办法来限制女真人口的增长。女真人非常好战，桀骜不驯，一旦失去控制，对辽国的威胁会超过来自宋国的威胁。当时的中国北方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女真兵不满一万，满一万即天下无敌。”马植向宋国朝廷献上联金抗辽的策略的时候，女真战士的人数恰好达到一万人，在首领完颜阿骨达的带领下，他们起兵造反。

看起来，形势对大宋朝最为有利。这是敌对国家的一场内乱，正可以被自己所充分利用。造反的女真人自称金，宋金联合，开始对辽国进行夹击。辽国最精锐的国防军在金军的打击下迅速崩溃，大辽国岌岌可危，面临着灭国的危机。两面作战是非常不利的，辽国向宋国派出使节，希望能跟宋国交好，甚至愿意向宋国称臣纳贡，只要宋国不参与对辽国的进攻。我们可以猜想，如果辽金对抗中胜利的一方是辽，宋国绝不敢公开背叛宋辽之间的盟约，但现在金国胜利了，宋朝君臣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彻底解决边境问题的大好时机，他们拒绝了辽国的要求，派出军队向辽国进攻。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几十万大宋军队在二流的辽国军队面前，仍然是不堪一击。

辽国打败了宋国，集中自己的力量去对付金国。如果说辽国总是能够以较少的军队打败宋军，在辽金对抗中则正好相反，不管辽国能动员出多少国防军来，他们就是无法打败金军。在最大的一次决战中大辽国出动了七十万军队，结果在金军的打击下霎时崩溃。

有多少军队才算强大，或者换句话说，才能保证安全？历史上的统治者们总是忘了：毁灭秦帝国的项羽只有八千子弟兵，打败匈奴的霍去病手下不过战士数万，天才的统帅李世民总是以较少的军队打败较多的军队。他们都知道在战场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军队的人数，而是军队的战斗力。在中国历史上，当一个皇朝拥有的军队数量接近或达到一百万的时候，就是他们将要灭亡的时候，前秦如此，宋朝如此，后来的明朝还是如此。

大宋朝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再次派出二十多万国防军在大太监童贯的率领下向辽国进攻。辽国派遣使臣来传话说：真毁灭了辽国，你们宋国就要跟更野蛮的金国做邻居了，不如留着辽国来做大宋的屏障吧。宋军不听，继续挥师北上。辽军应战，二十万宋朝国防军再次覆没。

宋、辽、金三国，看起来一个比一个大，一上战场就正好颠倒过来：一个比一个弱。辽国虽然再次打败宋军，还是不知道如何应付金军。金军的进攻何等凌厉，不到一年，大辽国在金国的打击下彻底灭亡。到这时宋国和金国就真的要作邻居了。

宋金对抗与北宋的灭亡

北宋的君臣们知道这个新的野蛮邻居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吗？——他们不知道，他们根本就拒绝往坏的方面来想。过去的老对手辽国灭亡了，尽管是在别人的打击之下，他们也在庆贺自己的胜利。单纯从战略上讲，他们也有庆贺的理由，毕竟，自己是攻辽联盟中的一员，是站在胜利者的一方。

唯一的清醒者是爱国英雄马植。马植如果知道自己的国家如此腐败衰弱，他会后悔当初的联金抗辽计划。他本是一个宋人，从小生长在寒冷的北方少数民族地区；他爱自己的故国，但他更清楚这些野蛮民族的习性。马植向宋朝的统治者提出警告：金人一定会进攻宋朝，以宋军现在的作战能力绝对阻挡不住金人的进攻，所以必须立即进行防御准备。可是，宋朝君臣过去不同意王安石的危机感，现在也不认可马植的危机感。指导他们的国防意识的是前宰相韩琦的七条意见。为了表示对大金国的真心诚意的信任和友好，他们不允许边境上的国防军做任何战争准备，直到金军向他们打过来。

宋金之间的和平只维持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金国就开始进攻宋国。战事进行得非常顺利，如果说辽国的军队面对金军的进攻还能进行一些抵抗，宋国的军队则完全不进行抵抗，他们一看见金国的军队就一哄而散。有些军队驻守在城里，按说他们不能野战也能据守，但别人都逃跑了，凭什么让我来据守呢？——他们才不会做傻瓜，他们举城投降。

唯一救宋国于暂时不亡的是金军的人数实在太少，他们无法控制如此广大的领土。在抢劫和勒索了大量的财物之后，金军暂时撤退。大宋朝依然不能进行任何认真的战争准备。大宋君臣的思考逻辑是如此奇特：进行防御准备会激怒金人，因而是危险的；与其激怒金人不如不进行任何准备，反过来向金人显示自己的和平诚意，以期感动金人允许自己来称臣纳贡。可他们忘了，金人是野蛮的，野蛮人无法理解宋国君臣的思考逻辑。相隔六个月之后，金人略作准备，再次向宋国发动进攻。

宋朝军队不能进行抵抗，金军轻易地直捣核心，包围了宋国的京城开封。此时，开封附近陆续聚集了几十万宋国的野战部队，但他们只是远远地观望着，对于自己的首都被围困一筹莫展。金军志在必得，恰在这时，一个流氓骗子郭京登场了。郭京向宋朝廷献计，说自己会六甲法术，可以撒豆成兵、剪纸成阵。在没有别的办法可想的前提下，宋朝皇帝接受了郭京的建议，于是撤下守城的官兵，让郭京登城做法。郭京并不是宋朝的叛徒，也不是金国的奸细，但他的六甲法术不能起什么作用，他只好逃走。金军乘机攻占开封。

大约七百年过后，大清朝的奕山亲王曾经装满了两大船粪便和狗血去破英国人的现代化战船，结果是换来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北宋比大清要不幸得多，他的国家从此灭亡。

金人占领开封，大肆杀戮和抢掠。赵氏皇族及其所有的家眷宫人全部被俘虏。还是那个原因，女真人的人口数量太少，他们一时不知道任何统治如此庞大的土地和人民，在尽情地劫掠一番之后，他们立宋朝的大臣张邦昌为傀儡皇帝，自己带着赵氏皇族和大量宫女美妇撤回北方。

金人显然不善于计划，有一个叫赵构的皇子漏网了，如果能把所有的皇子都俘虏干净，宋国可能永远也无法再恢复。大宋国不但没有任何像样的战争计划，连对皇族的保护计划都一点没有。赵构幸运地逃脱了金人的魔掌。他逃回到宋国的南方，在一帮宋国旧臣的拥戴下登上皇位，建立南宋。

宋军能战

相隔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金人再次南侵。

赵构向南一口气逃过长江，金兵在后面追赶。南宋的江防司令官向金人投降，这使金兵轻易地跨过长江，赵构再进一步逃到海上。我们实难相信，一个人口一亿以上的庞大国家，在一个总人口不过几十万的小部族面前，竟至于失败到如此地步。当然，这时候的金国的总兵力也增长到十几万，因为有许多被征服的民族加入到金的军队里来，其中就包括汉人的军队。但南宋也有自己的优势。长江和淮河就是那么容易渡过的？各州各县在平时都修筑了高大厚实的城墙，南方的城市也绝不至于缺少粮食，可就是没有人愿意据以固守。大家一门心思，要么想着怎样逃跑，要么想着趁早投降，就是没有人想到可以作战。可以设想，如果金国的君主稍微文明一些，懂得运用怀柔政策，懂得笼络儒生，让儒生们给自己的征服披上天命的外衣，就像后来他们的后辈满洲人做的那样，则女真人征服全中国的时间可以推前七百年。儒生，这群中国历史上天然的奴才，是很愿意向一切强有力的征服者屈从的。儒生一屈从，全中国人就会跟着屈从，征服中国的秘密就在这里。金国的征服者还不够成熟，他们只知道抢夺和杀戮，其结果就是激起汉族人的来自民间的自发的反抗。

在从民间走出来的抗敌救亡军队当中，最出色的一支就是岳飞的军队。

对比一下中国历史和印度历史的不同，我们发现：印度教文化对印度社会的侵蚀是彻底的，而在中国，儒教文化始终是一种官场文化，它的影响主要局限在社会的上层，对民间的侵蚀是间接的、有限的。到宋朝的时候，官场文化主要是儒、佛、道的杂糅，并且以儒为主。儒、道、佛三教，真是一个比一个更柔，一个比一个更弱。其中儒和佛的最致命的缺点是：愿意跟最残暴的魔鬼合作，充当他们的奴仆和辩护者。而在民间，除了上述三教之外，还始终流行着侠义的传统，或者说是一种英雄传统。这种传统的文化来源有两个，一个是来自于正统的侠义精神，其根源是来自墨子；另一个是民族历史的民间沉积。儒的精神价值不管被吹捧到多神圣，作为一种活生生的人格形象，则除了孔夫子之外，谁也无法活在人民的心里。叔孙通、董仲舒、颜回、孟子、韩愈、二程，老百姓一个也不认识他们，他们的心灵纯洁也好，卑污也好，他们的形象不能感动人，他们对民间精神的影响力就几乎等于零。相比之下，项羽、伍子胥、关羽、秦琼等活生生的英雄形象对民间精神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儒教圣贤的影响力，这使得中国民间始终保持着一股尚武的英雄气概。和平时期，狭义和尚武的民间精神被统治阶层的犬儒精神压制着，一到政局变乱或是异族入侵的危亡时期，民间精神就被激发出来并承担起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事实上，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紧要关头，都是这种民间的狭义和尚武精神担当着民族的命运，儒教的弟子在这种时候躲了、藏了，他们要等到刘邦、赵匡胤、朱元璋、李自成、忽必烈或是多尔衮征服了天下之后，才慢慢地走出来为统治者提供服务。当然，服务的第一项内容就是替成功地征服者披上天命和道德的外衣。

从民间走出来的军队能够作战，这是义军和政府军的根本区别。赵构皇帝不得不启用这些从民间崛起的义军将领，并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征召、组织和领导军队，这才使南宋有了一支能够作战的军队。过去的那种由儒生领军的军队管理模式，至此也基本上结束。南宋自己的军队也慢慢地托付给将军，而不是文官儒生。

岳飞、韩世忠、张俊等中兴诸将逐渐地按照自己的方式训练出一支支能作战的军队，成功地遏制了金国对南宋的入侵，宋金两国转入战略对峙。对南宋来说，失去了北宋的大量土地，许多人于心不甘，要求北伐是必然的。对金国来说，乘着自己国势正在上升的大好势头，一举消灭南宋统一天下，也是一种难以克制的冲动。问题是：如何正确地估计自己和对手的真正实力。在这个问题上，金国和宋国一样，都是分成两派。在金国，主战派一直占据优势；在南宋，岳飞大概是唯一始终如一的主战派。

岳飞主战

要主战，你得先有主战的本钱。岳飞主战的本钱就是自己的岳家军。

大宋国的军队到岳家军诞生的时候其战斗力整整跨升了两个等级：由不敢战，到敢战，再到敢胜。宋国的军队只要敢战，哪怕野战能力不如金军，大宋也绝不会亡国。宋国的军队有上百万之众，以这些军队来据守，足以抵挡住几十万金军的进攻。更何况，南宋的地盘上到处都是高大坚固的城池，还加上几十条纵横交错的河流。北宋的灭亡是因为北宋的军队根本不敢战，也不敢守，他们只会一触即溃，然后望风而逃。以岳家军韩家军为代表的南宋军队与北宋相比发生了质的改变，他们不但敢战，而且还变的敢胜。这一切，仅仅发生在十几年的世间之内。

对于南宋的小皇帝赵构来说，南宋的军队敢战能胜，这既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坏事。南宋急需要一支能战斗的军队，否则就只好等着亡国。如今这样的军队出现了，却不是掌握在朝廷的手里。这些军队打着岳家军、韩家军的旗号，实际上是一些半私人性质的军队，这严重违背了宋的立国传统。一开始，赵构不得不依赖这些军队和将领，但他对这些将领的不信任是根深蒂固的。南宋建立之初，地方将领不听诏命，叛乱、割据、投敌的事屡屡发生，更加重了赵构对将领们的不信任感。所以，一等南宋政权初步稳定下来，赵构首先想到的不是乘胜北伐，而是对内整顿，收回国家对于军队的直接控制权力。

向自己的老辈祖先学习，赵枸做得比较温柔。一开始，赵枸解除了岳飞的军权，明升暗降，岳飞被提升为中央枢秘使，加太子少保。这个地位足够荣耀，如果岳飞能理解赵枸的良苦用心，他可以从此放下军务，安享余生了。岳飞此时只有三十多岁，那又怎么样？你越是碌碌无为皇帝越喜欢你，大不了你完全解甲归田，也有一辈子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如果岳飞能多长几个心眼，他也可以韬光养晦，暂时隐藏自己的野心，哪怕这种野心完全是无私的，他可以慢慢等待自己的机会。机会有的是。纵使赵构一心想要偏安一隅，人家大金国还在那里虎视眈眈呢！只要宋金两国一开战，岳飞就有机会重掌军权，再创辉煌，甚至，一鼓作气直捣黄龙也说不上。可是，岳飞不理解自己的真实处境，他把过去赵构皇帝对自己的依赖看成是对自己的信赖。他以为，赵构之所以要向金人屈辱求和是因为看不到自己的实力，他一心一意想要说服赵构相信：北伐是可能的，消灭金国也是可能的。你老不必害怕，有我呢！——有我岳飞在，有岳家军在，只要你老信任我，我们完全可以彻底打败金国，收复失地。

赵枸当然不喜欢金国。问题是：赵枸更忌惮自己的将军。按照大宋朝一贯的立国方针，赵枸应该把国家的军队牢牢地掌握在自己地手里，可现在这些军队实际上是半失控的。岳飞韩世忠都已经被提拔到中央任职，可他们的军队依然是岳家军、韩家军，这些军队离开了自己的统帅就不再能够打仗，对于这个难题，赵枸无法解决。赵枸只能折中。在北伐和偏安之间，赵构选择更稳妥的偏安；在放权和收权之间，赵枸选择有放有收。对韩世忠，他放大于收；对岳飞，他收大于放。岳飞念念不忘北伐，在赵枸看来，就是想要重掌军权，就必定会威胁到自己的统治。明朝的文徴明后来写诗说：赵枸原来那么信任岳飞，后来怎么会无端地杀死岳飞呢？——其实，岳飞和文征明都被赵枸给欺骗过去了。赵枸从来就没有信任过岳飞。赵枸实际上不信任任何人，这一点从秦桧死后赵枸的如释重负就能看得出来。对自己的文职宰相都忌惮到如此地步，这样的人又怎么会信任一个领兵在外的将军？——赵枸不过是曾经依赖过岳飞罢了。依赖不等于信任。依赖中包含着屈辱，在赵枸看来，这种屈辱也许并不比金国所给的屈辱更容易忍受。

岳飞一心想要北伐，从不知道隐藏自己的观点。岳飞的忠义之言，传到赵枸的耳朵里，听到的只是威胁。要下定杀死岳飞的决心，想必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如果说下定这个决心也需要一个过程的话，那么，赵构的杀心是从岳飞还在与金兵进行决战的时候就起了的。多么可怕，岳飞至死也不明白自己究竟犯了那条错误。

家天下的两难困境

有一个奇怪的历史现象是：汉人建立的中央王朝总是版图越来越小，除去生猛的大汉朝之外，这似乎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少数民族建立的统治王朝，一到他们开始汉化，版图也开始逐步变小。也许，这就是所谓“家天下”的历史宿命。家里装不下那么多的领土和人民。为了家的稳定，他们只好放弃越来越多的领土和人民。

满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例外。满清不是家天下，而是族天下。族比家的潜在容量更大，所以，满清的领土就越来越大。

在家天下的汉族政权内部，最高的统治者皇帝实际上找不到一个可以信赖的同盟。他的主要精力不得不用来向内提防，而不是向外开拓。汉族皇帝总是把自己的权力分给外戚和太监，从汉到明，活跃在汉族政权的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一个是外戚，一个是太监。盖莫例外。

满清则不同。拒绝汉化的满清统治者获得了一个例外的好处：旗人是皇帝的天然的同盟。旗人的数量有几十万之多，其中不乏英才俊杰，这些人可以比较放心地为皇上所用。终清一朝，外戚和太监无缘走上政治舞台，是因为没有这种必要。

汉族政权内部不是没有人才，相反，汉族政权内部的人才多到滥觞的地步。建立大汉朝的不过是沛县的几个流氓，建立大明朝的不过是朱元璋和他的几个同乡。但是，一旦汉族人的政权建立起来，在家天下的框架之内，人才反成了对皇权的潜在威胁。皇帝所能信任的人，除了外戚和太监之外，就只剩下专会磕头作揖的儒生。许多皇帝，比如汉武帝和明太祖，对儒生的憎恶是发自心底里的，但他们仍然愿意选用儒生，因为儒生的奴性使他们感到了安全。宋朝的神宗皇帝决心要变法图强，他对韩琦司马光之流的不信任是明摆着的，但是，他不信任韩琦司马光的学问见识，却信任他们的顺从和忠心。一句话：只要“家天下”还在，儒生的饭碗就是金子做的。一个政权倒下了，只要新建立的政权仍然是“家天下”，这金子做的饭碗还是属于儒生。

南宋的军队强于北宋，因为南宋的军队在将军而不是在儒生的手里。赵构本来拥有复国的机会，如果赵构知道怎样统御自己的将军，他具有最好的北伐条件。大金国军队强悍，但是数量不足；他们刚刚进行了最野蛮的征服，被灭亡的辽国和北宋土地上的人民并没有亲附。此时如果南宋的军队能战，敢战，敢胜，为什么不能立即北伐呢？

赵构选择苟且偏安，把北伐的重任留给自己的后人。他的后人，再次陷入家天下的怪圈，只敢信任自己的老丈人，那结果就是：重蹈覆辙。

岳飞一定要死吗？

赵构一定要杀死岳飞，这是毫无疑问的。岳飞与赵构之间的矛盾，根本无法调和。

汉失天下，匡扶汉室的是曹操，结果是曹氏代汉兴魏。司马氏代魏兴晋，杨坚代周兴隋，赵匡胤代周兴宋。在家天下的背景下，强臣和弱君不能共存。不是臣杀君。就是君杀臣。周勃和霍光没有强大到可以杀君的地步，然而弱君一旦强大起来，过去的强臣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屠戮。

强臣不但为弱君所难容，就是强势的君主，也很少能够容忍强臣的存在。刘邦杀韩信，李世民疑李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这一桩桩，一件件，都在说明一个道理：过于强势的文成武将是对家天下的最大威胁。

谁都明白这个道理，独独岳飞不明白。岳飞的聪明智慧，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武将当中，可列第一。做为武将，岳飞的文化素养为大多数文臣所不及。岳飞的诗歌不算是十分杰出，然而也是第一流的。最难能可贵的是岳飞的诗歌中流露出一中十分纯洁的情感，这足以表明岳飞有一种异常纯洁的天性，因为天性是装不出来的。诗如其人，字如其人。岳飞的书法登上了中国书法艺术的最高峰，足以与最杰出的书法家相媲美。后来的文状元、大诗人文天祥见了岳飞的书法作品，惊叹说：岳飞的字当世谁能及之，既后世亦谁能及之。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聪明绝顶的人，在生活上却表现出一等的迟钝和笨拙。他不知道保护自己，也不知道交结大臣。他快言快语，不但得罪了皇上，也得罪了同僚，以至于当自己被逮捕下狱之后，朝廷上没有一个为自己说话的人。那么，岳飞在人格上有什么缺陷吗？——不，恰恰相反，岳飞是我们在中国历史上所能找到的人格最完美的奇男子。在战场上，他勇猛无畏，足智多谋。在生活上，他不娶妾，不召妓，而且滴酒不沾。一个将军不娶妾不召妓这在南宋是不可思议的，这会在同僚们中间引起种种不必要的误解。可是，岳飞坚持自己的原则，他的高尚的心灵使他看不到拒绝同流合污的危险，他的多才多艺使他有更好的形式来排解自己的余闲。一个人在战场上百战百胜，在道德上接近完美，在艺术上出类拔萃，这个人，不但是皇帝不能容他，同僚们也无法容他。

岳飞只有三十多岁，为什么不能再给岳飞一次机会？——给岳飞一次机会，就是给历史一次机会，也是给南宋一次机会。可是，在南宋小朝廷赵构看来，不能再给岳飞任何机会了。岳飞太完美，如果任由岳飞继续建立更大的功勋，岳飞的威望将崇高到无以复加，同僚们对岳飞的嫉妒就会改变成敬仰，岳飞的种种不近人情也会被重新解释成天生贵格；到那个时候，岳飞的地位就将无人能够撼动，司马氏篡魏和赵匡胤篡周的局面就会出现。退一万步说：就算是岳飞由于品德高尚，绝不会威胁到赵构的统治，可赵构偏偏又不能生育。赵构如果什么时候驾鹤西去，万里江山还不是落在岳飞的手里？

赵构的心肠足够阴狠。当初他是何等依仗岳飞，他们君臣之间的书信来往叫今天的人看了都会深受感动，事实上岳飞之所以滴酒不沾，就是因为赵构在给岳飞的书信中提到了喝酒误事。岳飞万万想不到一贯视自己为腹心和膀臂的赵构皇帝，会忽然拉下脸来要结果自己的性命。到岳飞最后明白过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据说，在审判岳飞的廷堂上，岳飞一言不发。他知道，说什么都没有用。

几百年之后，另一个挽救了大明朝的英雄宰相于谦也被皇帝抓去杀头。审判于谦的时候，于谦跟岳飞学习，也是一言不发。同案的朋友问于谦：你干吗不为自己辩解？——于谦回答说：这根本不是司法问题，我辩解给谁听？

有人说：于谦是岳飞再世。我不知道岳飞和于谦究竟欠了中国人什么，但我知道，当岳飞和于谦被捉去杀头的时候，没有人替岳飞和于谦说话。大家都知道岳飞和于谦是冤枉的，但他们就是打定主意不吭声。他们都是儒学的信徒，仁义的君子；异族打来的时候，他们跑了；英雄被杀死的时候，他们躲了。你如果问他们凭什么来做官，他们告诉你说：他们熟读了圣贤之书，学会了仁义道德。可是，他们就是不吭声。

中国人在开会的时候不吱声，开完会后说三道四，成了华人自己都不喜欢的特色。当我们看到苦干实干，撤职查办，溜须拍马，晋升提拔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赵构、岳飞和秦桧的故事，是中国几千年历史轮回的缩影。


儒文化的劣根

改革打经济起步走，目标是建立现代社会。这就要政治、思想文化、国民性等各方面统统地去旧图新朝前迈，哪一方面跟不上趟，现代社会建立之难就难于中国男足举起世界杯。

尽管咱们的立国指导思想是泊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传统文化的主流却是儒文化，而儒文化跟“平等、自由、博爱、创新”的现代社会基本精神格格不入，必须被坚决清除。可事情很奇怪，清除的号角不光迟迟没吹响，这几年儒学反借国学之名火起来了，孔老头这把“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李大钊语）又被涂抹得金壁辉煌、花枝招展。这无疑大大地加大了清除的艰巨性、跟迫不及待。

咱们来说说儒文化的主要坏话。特别是缔造者孔丘的坏话，好打根儿上瞅瞅清儒家到底是个啥东东。

一、极力弘扬等级观念，维护等级秩序，以君为本，媚上欺下。

中国的奴隶、封建社会都把人分等分级分门别类。除了大致分统治者跟被统治者（官、民，贵族、平民，主、仆）外，还细分有十几个等级。儒家老大孔丘活在奴隶制要玩完、封建制粉墨登场的大变革时代，原先森严的等级秩序那会儿有些松动，一些下级也用上级才能用的礼、乐举行仪式、享受生活、负该上级负的社会责任。孔丘认为“是可忍，孰不可忍？”说这是乱世，要治乱世只有一个药方就是“克已复礼”。意思是每个人都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瞅瞅清自个儿的身份、地位，完了，严格照古礼法规定的自个儿这一级的规范说话办事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谁也不挣脱礼教的枷锁，社会就OK了。跟“克已复礼”类似，孔丘还提出“正名”的主张，要为政者首先摆正大伙儿的名份，划分清等级，大伙儿都要严格遵守各自的名份，不许违礼犯上。

“克已复礼”及“正名”是儒家核心政治主张，孔丘不光满世界宣扬，还言行一致地亲自践行。在官运亨通前，做为鲁昭公的亲信幕僚，虽说自个儿没资格上朝，却替昭公制定了一套可繁琐的大夫上朝下朝的礼仪。昭公强按着大臣们的头皮做了一阵儿，在费时费力的折腾中，叫昭公显摆足了君威，叫大臣强化了自个儿的臣属意识。后来，孔丘飞黄腾达当了县长，（那会儿国下面没省、市，县上头就是中央，县长是封疆大吏，高干的干活）上任头件大事儿就是大修衙门，以树官威，以别民居，这种做法儿到今儿还被可多领导学习。第二件事儿是在全县严查违反礼法的行为。严禁兜里趁钱儿但头上没乌纱、没封号的群众出门象领导样坐马车，只许坐牛车；挂了只许用一个棺材，不许象领导样棺材外再套个大棺材；吃饭不许用雕刻了繁华花纹的器具，不许欣赏八人及以上表演的歌舞；穿衣料子不能太贵；身上不许佩戴够级别才能戴的贝呀、玉呀啥的，等等。再后来孔丘调鲁国中央工作，青云直上历任司空（似农工水利部长）、司寇（公安司法部长、警察总监）、大司寇（主管政法的副总理）、摄相（代总理）。满朝文武，数他对国君、上官的礼最多、腰最弯，恭敬到了半真半装的战战兢兢、哆哆嗦嗦的地步，叫同僚大呼恶心，但国君跟上官却很开心。身居高位，身处各国纷争的战争年代，他不想着咋样礼贤下士、不拘一格招揽人才，以及锐意改革进取好赶紧富国强兵、保土卫民，却仍把精力花在违礼纠察上。他发现鲁国世袭实权三大家族“三桓”的封县垒的城墙都太高太厚，严重超标，跟京城城墙似的，人称“三都”，就调唆国君、迷惑“三桓”，悍然发动“堕三都”的军事行动。结果引发三场内战，多少生灵涂炭，多少人民流离失所，国家政权差一点儿被颠覆，城池差一点儿被齐国趁乱占领，国防实力大大削弱。

尽管孔丘重视以亲情为中心的人情世故，但在维护等级秩序上却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颜回是他公认的德行最高的**，淡泊名利，团结同学，记人好不说人恶，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搁社会上跟同学中广有贤名，威望大大地高，是事实上的学生班长。英年早挂后，同学们剧烈要求稍稍厚葬，以彰其德，以寄哀思。可老头儿死活不叫，说颜回同学一辈子没当过官儿，再贤也不过一介草民，贤而不贵只能薄葬，厚葬只有贵人才配，哪怕他可坏蛋。他这话不得人心太，先前老唯他命是尊的学生这回没搭理他，硬给颜回的小棺材外又套了个大棺材。老头儿就对着颜回的死尸哭着说：“乖呀，你地一辈子守礼，死了死了地却违礼一回，使你德行地有亏。乖啊，这事儿你地甭怨老师，要怨就怨你的同学吧。”搁他的老眼珠子里，等级远重于德行，最好的德行就是服从等级秩序。

儒家后来靠皇权撑腰，成为封建社会统治思想后，对等级的推崇越发起劲儿，使得中国封建社会越往后等级越森严，平等越不提一词。等级观念越往后越深入人心，到今儿，搁华夏儿女的脑海中依然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尽管嘴上已有时嘣出“平等”字眼儿了。

在等级秩序中，君主是最高一等，是等级的核心，礼仪的极致。儒家的“三纲五常”中最主要的是以君为纲、臣为目，纲举目张，一张大网就跟逮鱼样罩住了人民群众。君是君主制国家的主人，唯一的主人，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跟民是主仆关系。君是一切礼法的原始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也是文化精英们关心的中心。比方历来被做为重视民众标榜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语、的重心其实在舟不在水。说这话的人最关心的是咋样叫水好好载舟，保证舟的安全才是目的，必要时调节一下下水流甭使它太急了、堵塞了只是个手段，完全是为了甭叫水把舟弄翻了，以便能舟行万里，舟行万年。这里舟才是主位、本位，水是次位、客位。亦即君是本位，民是客位。

君主既然是一国唯一的主人，忠君便是所有的仆人对君主一个人的忠诚、敬仰，一切人听命于一个人。对君主的个人崇拜，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而与时俱进地不断发展：春秋战国时，国君、大臣还能围在一个榻榻米上商量事儿；到汉时儒生叔孙通制定了朝仪，比孔丘当初定的严厉了可多，叫皇上成为一种大大庄严、大大肃穆、大大恐怖的权威，君主高高在上，大臣见皇上时，有卫士在旁监视，甭管谁态度不合规格，比方偶尔抬下头，胡乱放个屁啥的，就要被处罚，这使君主远离了大臣，更远离了人民，不过这会儿宰相跟年老体弱德高望重的大臣还可坐着跟皇上说话唠嗑；到宋时，座位也撤了，统统地站班、跪禀，常有体力不支的昏倒在朝堂上，成为一道政治风景，但这会儿大臣还可自称为“臣”；到清时，不光要跪了，王公大臣也得口称“奴才”。大臣尚且如此，更甭说普通人民了。总之，君主越来越高大、神圣，臣、民越来越矮小卑贱。

好不容易推翻帝制，建立了民国，没了皇上，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说“天下为公”，不归一人一家私有，一劈头想发扬民主。可革命果实老被人抢，就又体味到忠的必要，要求党员宣誓效忠他个人。完了，蒋中正也强调“忠于领袖”，搞党国一体，在国**专制，在党个人独裁。完了，共和国开幕，咱们一度无限忠于毛主席，跟臣民喊皇上样喊“毛主席万岁”，终于导致了“文革”浩劫。截止到今儿，最后一个被忠于的个人应该是“英明领袖华主席”。直到改革开放、破除个人崇拜后，才只提忠于党和人民，不再提个人。这是个可不小的进步，进这一步花了几千年，费老鼻子劲儿了。

君本主义助推个人专制、中央集权及国民奴性。皇权无限，一元独裁，民权不见也不争，是中国灾难重重，举步维艰，终于落在西方屁股后头可远的第一原因。

跟以君为本并行不悖的是以官为本。官既是君的统治工具，很多官尤其一把手在自个儿的一亩三分地儿里又是一个小君，在自个儿的天地里，自个儿的利益高于一切，啥事儿自个儿说了算，要求下属跟群众忠于自个儿。如今正经的君本位没了，但官本位仍市场广大，想清除不费九牛二虎之力恐怕不中。

为维护等级，弘扬君本，儒家宣扬愚忠，认为民对官、臣对君、下级对上级只能服从，不能反抗，不配监督，甚至不能批评。孔丘说他特恶心在下位的说在上位的坏话。如果上头实在坏蛋了太，一个有良心的人，应该温柔并尽可能婉转地劝谏一下下（孔丘反对直谏，那可能直斥上非、强加于上，涉嫌僭越），上头不听，良心又不允你同流合污，就只能拍屁股走人，而不能张扬上恶鼓动把上头掀翻。即便恶如殷纣——孔丘远祖微子的弟弟，吃人肉喝人血了，孔丘仍然对伯夷、叔齐俩人拦住造反的周武王的骏马，反对他以下犯上，等周武王革命成功后俩人不吃周朝粮活活饿死的行径，大加称赞，树为忠臣标兵。这是赤条条地宣扬不辨是非善恶、只遵守名份等级的愚忠。孔丘认为周武王有原罪，虽然同时又提倡承认既成事实，服从新的领导，以免新的革命，新的以下犯上。至于恶人治下受煎熬的百姓，孔丘会充满同情地叹息，完了说那是你的命不好，命该如此，认了吧，对这样的领导，该忠还得忠。

等级制度、君（官）本位必然导致社会不公，越往上权利越大越多义务越少，越往下权利越小越少（直至无）义务越多。历代礼法都保护上层利益。撇开君主的权力跟利益没边没沿不说，在臣民中，上等人能得赏赐的土地，下等人得不到，下等人要服劳役，上等人不用。要是犯了法，依“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下等人当刑必刑，没得商量，上等人除了极恶必刑，还可用钱赎，用罢官降爵、流放代。下等人杀上等人死罪难跑，上等人杀下等人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搞一刀切。如果下等人是上等人的奴仆，又有错，杀了大多白杀，如果不是奴仆，又没错，则处罚也轻于以下杀上及同等人互杀，很少偿命。要是遇到民告官、奴告主、子告父、下官告上官，受理的人必须不问青红皂白先把民、奴、子、下官打一顿或骂一顿再审，一旦有丁点儿不实，就是诬告，罪加一等，即使定了被告的罪，赢了官司的原告，也有可能因犯上而被流放。

不光在实利上护上欺下，儒文化在态度上也媚上歧下。孔丘认为上智下愚，又说“君子（上等人）之中，不仁的人是有的罢，但小人（下等人）之中却不会有仁人。”那会儿的“君子”、“小人”主要指身份、地位，后来才指德行。还说“贫穷而没有怨气很难做到，富有而不骄傲容易做到。”明显拍富贵人的马屁。可事实上，大多穷人是忍气吞声地活着，大多富人是骄横拔扈地活着，孔丘的话整个一颠倒黑白。几千年中华文明中，歌颂皇上、王权、上官的文章、诗词歌赋、曲、杂剧、京剧多如牛毛，一直是文化的主旋律。儒家颂扬帝王说：“天子一人做件好事儿，就可福荫天下。”就连杜甫这样关注民生的好诗人也写过不少阿谀奉承的诗。今儿皇上、王权没了已，但歌颂它们的电影、电视剧、戏剧、书籍、乃至广告仍满眼都是，触目惊心。而上官仍在，唱颂歌的仍如牛毛。

二、一元专制，禁锢思想。

孔丘有幸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思想解放，学术繁荣。可他一旦掌权，就立马容不得他花他家。当上代总理第七天，老头儿就把法家少正卯先生的脑袋剁下了，还命令在大街上暴尸三天。以后的儒生，也极尽排斥打压他家之能事。汉代大儒董仲舒要求皇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成为封建思想的正统，2000年不许任何人质疑挑战。儒生极不宽容，习惯我是你非，一是众非，不许人争辨，谁的牙缝里嘣出半个不字，谁就是异端邪说，一律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利用他们掌握的权势，除功名，断仕途，下监狱，砍头抄家，啥手段都使，实行思想文化上的白色恐怖。鲁迅先生评论董仲舒的这招，比秦始皇焚书坑儒还要阴险毒辣得多。“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神祸胎。”此后，中国封建社会拜拜了“学术自由”、“思想解放”这俩词儿。

儒家之所以能获专制政权的支持，一“花”独放，“香”飘2000年，是因为它的东东符合专制政治的需要。专制独尊的思想文化跟专制独裁的政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狼狈为奸，使中国人跟西方人比起来，在专制的黑暗中呆得时候更长，更少民权、人权。李大钊说儒文化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一点儿错的没有。事实上，2000年来的精诚合作，已使鼓吹政治专制、一元的儒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很霸道的文化，而成为政治的一部分，儒生不仅仅是思想门派，更是政权的骨干。儒文化是个政治文化。

当统治者用孔孟之道、孔孟之德治国，把国治理得每每哀鸿遍野、动荡不已时，儒生仍不许非议他们的学说。他们把政治分为“理”跟“势”两部分，“势”指具体的政策制度、人事等，“理”则是在“势”后支撑并制约“势”的一套理想模型、意识形态跟文化价值观念，即孔孟之道。儒生认为“理”高于“势”，是万古不变的绝对真理，社会走坏只是因为“势”没跟“理”完全吻合，批评者顶多只能说说“势”的坏话，唾沫星子绝不许喷到“理”上，对“理”只能迷信、崇拜。这样，尽管中国政局不断变幻，社会不断动荡，却始终掀不翻儒学的统治地位，没法打根本上彻底去旧迎新，没法新生。且历次改革统统地败北，哪怕只是针对“势”，因为事实上“理”、“势”密不可分，不革“理”的命，也难革“势”的命。

三、重政治，轻人文、人道。

孔丘出身官僚。没发迹前，好到处跟人说自个儿是“殷人”，而不说是“鲁人”，意思是卖弄自以为高贵的血缘，可以追溯到殷天子。殷朝倒数第二个天子的儿子中，微子打偏妃出，纣王打正宫出。后来微子叛国降周，被封为宋国开国国君，以后同族子孙世代国君、高干的干活。为了分清支派，其中一个叫孔父嘉的大司马（军委主席）以孔为氏。氏是姓下的分支，姓还是宋国君的姓，宋国君跟殷天子同姓，姓子，微子叛国时没有叛姓。完了，孔父嘉在宫廷斗争中头被“咔嚓”掉了，他儿子逃到鲁国，后来这支就姓了孔。到鲁后姓孔的身份打公室贵族降为一般贵族，几经沉浮，到孔丘他爸孔纥时仍当了大夫。孔纥在鲁国首都曲阜城外有片封邑，他在那儿建了孔府大院，养活了一妻二妾，九个小姐，两个少爷。孔丘是他老年纳小妾生的最后一个娃，是他的掌上明珠，打小锦衣玉食，三奴五仆地伺候。孔纥挂后家道渐败，但孔丘心中早已把自个儿认同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早有凌云志要当大官光宗耀祖，重振雄风。

打少年起孔丘就屡叩官门，并做过几个小官儿，管过户口，收过租税，当过大贵族的家臣。但到三十多了没啥进步还，老基层干部的干活，长叹息怀才不遇后不得不办了所学校。当老师压根儿不是他的志愿，是他遂不了心愿后的一种现实选择：一来收学费补贴家用，养活媳妇、儿子、闺女、牛马、仆人；二来传播自个儿的思想，扩大声名，以期以社会贤达身份当大官儿，“曲线救国”，还可以此结交权贵。他事实上的第一个学生南宫子容大夫（办校前结识的，没举行拜师仪式，但可折服他的口才一直叫他老师，对他尽学生对老师的义务）就是鲁国当政家族“三桓”中孟孙氏的第二号人物，他娶宋国大夫的闺女当媳妇也是这人保媒拉纤。在这人的强烈引荐下，孔丘早早就搭上了鲁昭公的线，复礼的理论被昭公欣赏，常进宫唠嗑，陪吃陪喝陪娱乐，也能出出主意，编个朝仪啥的，并常得赏赐。他去洛阳请教老子时，鲁昭公赏了他一辆马车，两匹马，两个童仆；他喜得贵子时昭公特地送了条大鲤鱼作贺，“鲤”“礼”同音，孔丘立马给儿子取名孔鲤，以谢君恩，以表推礼之心。可惜昭公只是个名义上的国老大，国老二、“三桓”中季孙氏总理不待见孔丘，才使得他的愿望无法得逞。完了，昭公挂了，季总理挂了也，定公继位，小季总理当权。南宫同学再向定公、小季总理剧烈推荐，加上孔丘声名日盛，使他终得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五、六年打县长爬到代总理，实际主政鲁国，真真地大权在握，炙手可热。然而他政绩平平，靠礼治既不能富国也不能强兵，又心胸狭窄，滥杀政敌学士，惹得群臣反感。完了，定公跟小季总理也不再待见他，孔丘终于在一月黑风高夜偷偷跟鲁国不辞而别，跟林彪出逃似地慌张。到外国后，老头儿也是一直游走在高层，坚持不懈跑官要官，几度差点儿得手，又几度告吹。但各国大抵都把他当名人、老干部待，官不给俸禄给，还可多，长期比照副总理级，应该说他跟各国当权者的关系也算融洽。老了回国，被尊为国老，仍照副总理级关晌到死。在孔丘当官、要官的同时，他的学生也或靠他的推荐，或靠自身能力纷纷从政。他在朝堂上放屁很响时，儒门竟有五、六人当了县长，另有当总理府总管啥的，搁鲁国政坛形成了儒派。他的得意**子路同学官儿做到跟从的马车达上百辆，家里存粮上万钟，最后死于宫廷政变，子贡同学曾当鲁、卫俩国的总理。

老头儿挂后，鲁主亲自吊唁，流着眼泪鼻涕致悼词，叫他“尼父”（孔丘字仲尼），称他“圣人”，给他批了孔林，建了孔庙。有了墓、庙后，鲁国当地官员凡新到任的，都要先来拜拜这死老头儿，完了才能处理政务，跟拜码头似的。汉以后各朝各代政权都无比尊贵他，打刘邦起皇上们排着队祭他，直到不叫皇上但依旧独裁、终身的蒋介石。唐时封孔丘“文宣王”，之后甭管皇上咋走马灯地换，他的王位不变，成为中国唯一一个千年王。不光他，他爸在元时也被封为“启圣王”，他妈跟他媳妇都被封为诰命夫人。他的嫡系子孙汉时已封侯，隋一度封公又降为侯，唐初封侯后升为公，宋封“世袭衍圣公”，以后一袭几个朝代。袁世凯复辟时，曾让国给衍圣公，衍圣公不要，就加封他为郡王，孔门到此已有三王。民国没王没公了，蒋介石又叫十五岁的小毛孩孔德成当“至圣先师孔子奉祀官”，同特任官（政府部长及以上官员）待遇。一直到人民翻身当家作主后，毛泽东认为孔丘反动透顶，大坏蛋一个，才没再给孔丘后人封官，也不去祭孔。但这几年祭孔又死灰复燃了，先民祭后官祭，只是一把手还没去，千万甭去。

可见，孔丘的生前、一生、死后都跟政治、政权、政府打得那个火热，水乳交融，他绝不只是个所谓的教育家、思想家，他首先是个政治家或叫政客。

孔丘除了亲身为政治服务，他的学说也主要为政治服务。他的主要言论，儒家经典的主要内容根本就是在讲授统治术、驭民术，在勾画统治秩序以及为政府培养乖乖仔的顺民。所以，老头儿才被政权如此青睐。隋唐以后，更拿“四书”、“五经”做为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使儒生成了封建政权的中坚。历代莘莘学子信奉“学而优则仕”，读书就为当官儿，混迹政坛。可以说，儒文化打形成起，就跟政治融为一体，以后越融越密，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文化，而绝不只是个思想学术流派。

做为政治文化、官场文化，其主旨是为统治提供依据跟培养顺民，不重视人文、不关注人性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孔丘从没鼓励人思想自由，个性解放，反老是教人克己，循规蹈矩。尤其到了宋明理学猖狂时，更是公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彻底撕掉了儒家裹着的“仁政”的遮羞布，赤裸裸地残害人性、鄙视人道主义。所谓“天理”，就是封建道德、行为规范，即“三纲五常”那套，所谓“人欲”，实际上是人们正常的生活需要。在一个历来强调忠孝服从，统一集中的国度里，到这会儿甭说身心自由、个性张扬、人道关怀了，连基本的生存权都被打压、甚至剥夺了，人们被残害的程度再一次大幅提高。这时的儒文化彻头彻尾成了统治工具。

宋明时“天理”具体是啥哪？举俩例子：一是宋起大力鼓励、后来就强迫女人缠足，生生把脚扭弯、脚指头扭断；二是明皇命活人陪葬。这就是“天理”，这就是咱们这个文明古国的进化，谁要解放女足，谁敢反对给皇上殉葬就天理难容。就这样，理学还要带个“学”字，理学家的脸皮真比城墙拐弯还厚，后代进步思想家直斥他们“以理杀人”，统统地刽子手，理学就是把血淋淋大刀。

四、重人治跟道德说教，轻法治。

古代有种观点，胡说人德行的高低跟他社会地位的高低（在官本位时代，主要由官爵体现）成正比。儒家深信此胡说，广为鼓吹。他们主张“仁人政治”，就是由有德行的仁人当统治者，最有德行的人亦即最仁的人当最大的统治者，反过来，谁当了最大统治者，谁就是最仁的人，万一不是，就要想方设法教他成为最大的仁者，当天下德行的榜样。在“仁人政治”的模式中，首先剥夺了广大下层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当家作主的权力，因为孔丘说“小人之中不会有仁人”；完了，也不讲监督制约。一来所谓监督一般是没权的、权小的对有权的、权大的人的监督，可这些没权的、权小的人比不上有权的、权大的人仁义，他们不配监督，只要服从仁人的领导就OK了；二来以下监上非礼，非礼即为不仁，“仁人政治”中容不得不仁的东东。这样，事情的关键就是找一个以及一帮高尚的仁人当头儿，告他跟他们说只做好事，甭干坏事就结了，而不是用法律、制度、民主监督啥的制约头儿，叫他、他们不得不高尚，不能、不敢干坏事。“仁人政治”为后世人治猖獗、法治淡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基于这种认识，每当王朝昏乱、腐败风行时，一些有良心的“有识之士”就要站出来痛斥社会道德沦丧，要求领导及大伙儿多读圣贤书，提高觉悟，见贤思齐。道德叫嚣的作用搁当时是湿湿碎，搁长远是负的，为虎作怅。因为越强调道德就越忽视法治。因为封建道德本身说到底就是维护少数权势者的利益的，这道德中有太多的上尊下卑、不平等、歧视，叫人安分守己、听天由命，不许革命，不许批评领导，否则就是不道德，而清廉仅仅是道德中的一朵小小浪花，等级、奴性、服从才是道德的核心。

这么一来，以权代法、以言代法、因人施法就没法不长盛不衰。法律常被束之高阁，虽然这法律本身已经对弱势群体不公，偏向权贵富人了，实行中的长官意志凌驾于法，更没了百姓的公道。这就难怪“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没权）别进来”的观念，一直流行民间了。

完了，民主更是天方夜谭，搁“仁人政治”跟儿，道理上都说不过去。

五、顽固守旧，嫉创新如仇。

儒家打出世就有复古保守性。“儒”原是祭祀中的一个工种。正规祭祀可麻烦，除主、副祭要上香、许愿、叩拜、献祭品，乐队吹打弹唱外，还有“史”协助主、副祭，并记录过程；“卜”解卦；“巫”代向鬼神祷告；“祝”向鬼神歌功颂德。后来，又打“史”“卜”“巫”“祝”中分出个“儒”，本职工作是报下程序，有点象司仪，有时也肩负其他工种的责任。祭祀的对象除了天地，就是祖先、古人。孔丘打小就特喜欢祭祀，他家离鲁国搞大型祭祀的太庙可近，那边儿音乐一响，他一滋溜就跑去看热闹了，那边儿没动静时，他常组织小朋友玩祭祀的游戏。走上社会他的头一份工作就是当祭祀乐队的吹鼓手，不久就为贵族人家当“儒”。完了，他的学生也不少人战斗在“儒”的岗位上。“儒”这一古老的职业形象，活灵活现地标示出儒家的一些基本嘴脸：为达官贵人服务；重仪式、讲排场；面孔呆板严肃，缺乏激情活力；粉丝古代，尊重先人，中规中矩，厌恶创新。

儒家纲领性口号“克己复礼”的“复”是恢复、复辟，要恢复、复辟的是“礼”是将要被当时的时代抛弃的殷和西周的礼法。孔丘从政、当政时，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维护旧礼法，反对顺应时代潮流的土地租税改革等“非祖宗之法”。挂前编修的《诗》、《书》、《礼》、《易》、《乐》、《春秋》，除了《春秋》在以《鲁春秋》为蓝本，记录历史时，有自个儿的语言，曲折而不直接表达了点儿自个儿观点，算半编半著外，其他基本是纯编辑的工作，就是古文献的删核、汇编，没自个儿的新东东。孔丘自鸣得意地标榜他这种作法叫“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是传旧，“作”是创始，孔丘只传旧，不创造。后来儒生都把“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奉为古训，谁要不述而作，怀疑古人古文，就是离经叛道，大逆不道大大地。

孔丘还要求“君子有三畏”：一畏天命，要甘受命运摆布；二畏大人，即地位高贵的人，做好奴才；三就是畏文王、周公等老爷爷传下来的典籍训诰，即圣人言，不可轻易篡改加添。又说：“不踩着前人的脚印走，学问、道德就修养不到家。”后人对前人只能亦步亦趋。到东汉时规定，知识分子辩论，发表文章，统统地不许超出他老师教他的范围，这叫“师承”，超出了，不光学说成立地不能，还违犯法条，要打要罚。宋明理学也剧烈强调尊古复古，以周公、孔孟为不变真理。凡此种种，使得文化人热衷于对经典的注释、考证、汇编，不热衷于各抒已见。尤其在文禁最严的明清，成就了许多的“全书”、“字典”、“大典”啥的。这种态度，扼杀人的思考力、想象力，叫人僵化，文化成了一潭死水。这样做，有力保障了封建思想、封建文化代代传承，在中华大地屡屡掀起复古热，阻碍思想文化推陈出新，及政策、法令随时代而变。几千年里，只要时代跟古书不搭脉，就说时代错了，谴责“人心不古”，压根儿没与时俱进这一说。正是在这种氛围中，王安石先生一句“祖宗不足法”才如石破天惊，变法才引来无穷大的阻力，并最终玩完。不光他，历史上搞变法维新的找不出哪个有好下场的。

崇拜祖宗、厚古薄今深深溶入国民性中。连可多象阿Q这样最底层的草根都喜欢竖起大拇指，晃着小瘦腿跟人吹：“想当年，俺祖宗……。”从个人到民族都好跟人夸历史夸祖宗。悠久的历史中的确有有价值的遗产，可更有大量该淘汰的糟粕，给人负担。毛泽东就认为一张白纸没有负担，才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我们负担地太重了，减负地大应该，轻装地大应该。历史有时跟一个人的恋爱经历似的，越多越缺少激情、活力。过份在意从前的厚重，常常使今日难以轻快前行。

六、鼓吹“亲亲”，重小团体利益，轻公共利益，重人情，轻正义。

中国人一直少博爱精神。尽管孔丘吵吵过“仁者爱人”，听上去挺美，可紧接着他又说“爱有等差”。就是说仁者的爱并不是一视同仁地洒向人间，而是要分亲疏尊卑远近：先爱君主、父母及老师等地位比自个儿高的；再爱兄弟、老婆孩子、族人、亲戚，及地位跟自个儿相当的人；再爱朋友、邻居、老乡，及地位低下的人；再爱同国的人；最后还剩余有爱，才给毫不相干的天下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说在敬自个儿老人基础上，再推及别人的老人；在爱护自个儿的乖乖的基础上，再推及别人的乖乖。是有顺序跟程度不同的。不能简单理解成“象敬自个儿老人样敬别人的老人；象爱自个儿孩子样爱别人的孩子。”要那样该这么说：“老人老，如同吾之老；幼人幼，如同吾之幼。”把爱分三六九等，跟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上人分三六九等合拍。

“爱有等差”基本上是围绕自个儿向外划圈，离自个儿越近越爱，越远越不爱，爱不同，对人对事儿的态度就不同，实际生活中自然而然地“亲亲”，即亲爱、维护自个儿的亲属。“亲亲”是儒家提出的另一爱的主张，跟“爱有等差”相类，更强调家庭、家族。为了落实“亲亲”，儒家提倡一家人不光要一团和气，互敬互爱，要是谁犯了罪危害了社会还要互包互庇，才显得抱团儿。才好保持家庭稳定。孔丘周游列国时，在叶县叶公曾跟他显摆自个儿家乡人民巨正直，说有个小伙儿的爹偷人家的羊，他是非鲜明地站出来告发、作证，使偷窃者受到应得的惩罚，丢东东的找回了财产，实现了社会正义。孔丘听完呲牙一冷笑，说：“我家乡正直的人跟贵家乡不一样大大地，我们那儿父亲为儿子隐瞒罪恶，儿子为父亲隐瞒罪恶，正直就表现在这里头了。”后世法律依孔丘的意思，明文规定亲属之间互相隐瞒犯罪事实的不论罪或减刑，而该隐不隐则要处罚，谋反、亲属间互害除外。就是说君亲不能害，害别人随便、不管。公开鼓励人们自私，为顾小家庭、小团体利益可以不搭理社会公义。

“亲亲”鼓励以人定是非，人情大于法，叫人多关心个人、家庭利益，少、不关心他人、社会利益，做家庭人，不做社会人。这使得国民重私利轻公利，缺乏同情心、理解心，也缺乏对公共事务的兴趣跟热情。可见，咱们的公民意识打老早就缺乏，就被刻意地不培养了。难怪西人说咱们是个人情社会，不是个是非社会，难怪咱们处处裙带翻飞，常常因情废法，每每不讲公德，难觅合格公民了。

实践中“父子相隐”的重点是“子为父隐”。当家的揭孩子的短尚说得过去，不构成犯罪，当儿的揭爹的短就大逆不道了，必绳之以法。这里还是有个等级问题，还是不能以下犯上。跟“子为父隐”类似的还有臣为君隐、徒为师隐、贱为贵隐、穷为富隐、不肖为贤隐等等。“长者虽有罪，一夫敢生恨？”不光违法犯罪行为要隐，品行、才智、健康、出身等各方面不好的地方，儒家都要求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儒家认为必要的向亲不向理，向上不向公，必要的牺牲部分人（惯常是弱者方）的权益，必要的牺牲社会正义、良知，是维护秩序应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搁他们眼里，秩序比正义重要，人情比良心重要，尊严比真相重要，家庭比社会重要，狭爱比博爱更实惠。当关注下层，关注公义，胸怀宽广的平民思想家墨子提出“兼爱”，号召不分血缘亲疏地位尊卑平等爱人时，被儒家老二孟轲破口大骂为“禽兽”。因为他觉得人跟人一旦平等，君、父的至尊统治地位就没法维持了。回望历史，这些为贵族服务的自诩为“正人君子”的思想家，把“禽兽”思想家排挤出社会舞台后，其作为、后果，客观地说的确不能把他们也骂为“禽兽”，应该是“禽兽不如”。

“亲亲”在破坏社会正义的同时，也使社会诚信缺失。要求人们为上位者隐，为亲属隐，为名流贤士隐，就是明要你甭说真话，真话都不能说，何谈诚信？诚信总不能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吧？所以，可知儒家虽然有时也吵吵诚信，都是很局限的，必须服从等级、亲亲等各种秩序，是为秩序服务的。这样的“诚信”是建立不起诚信社会的。

七、提倡愚孝跟男尊女卑，摧残人性、人生。

封建社会的核心等级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儒家的核心道德是忠孝。儒家宣扬的孝道跟忠君相连，为忠君服务，由孝及忠，封建的家长制跟封建君主专制相辅相成。孝道跟等级相连，为秩序服务，是奴性训练的一个重要方面。孔丘的学生、因为尊容象他而在他挂后一度领导儒家的有若，曾直言不讳、洞若观火地说：“做人孝父母、敬兄长，却喜欢触犯上层人物，这种人少有；不喜欢触犯上层人物，却喜欢造反作乱，这种人是没有的。”

跟今儿的敬老在人格平等基础上的互帮互助、互敬互爱不一样样，儒家的孝完全不管子女的人格完整，剧烈损害子女的正当权益，直至生命权，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孝”、“忠”都成了杀人的刀子。

来看几个传诵千古的故事。

孔丘的学生闵子骞同学打小没娘，后娘恶心他。冬天，后娘给自个儿亲生的俩孩儿穿用棉花做的真棉衣，给子骞同学穿拿芦花做的假棉衣，看上去也鼓鼓厚厚的，就是不挡风御寒。子骞同学冷得从早哆嗦到晚，也不找亲爹告状，不跟后娘的可恶行为做斗争，不维护自个儿的合法权益。

有天他爹坐车出门，叫子骞同学搁前头赶马牵驴。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子骞同学冻得拿不住牲口的缰绳，一会儿一掉，把他爹掉恼了，一马鞭抽他身上，瞬间芦花打破的衣缝中纷纷飞出，跟雪花在空中纠缠。他爹这才大吃一惊，骂儿子蠢，为啥要忍受摧残，不报告爹哪？子骞同学说揭露娘的恶是不孝，不孝是大恶，比娘虐待他还恶，他不能作恶。他爹说回去就休了那坏女人，子骞同学忙跪雪地上拦住说，有她在，就他一人挨冻，撵走她，俩弟弟也没棉衣了。

闵子骞被树为孝子标兵。可他这么做不光牺牲自个儿的合法权益，还不分是非正邪，姑息养奸，置正义、善良于不顾，对恶行一味投降、包庇、纵容。

晋朝一叫郭巨的，一劈头也是有钱人家后生，爹挂后，他托大把家产平分给俩弟弟继承，自个儿要个老娘来养活。后来，日子越过越紧，直到添了个宝贝儿子。瞅瞅白发苍苍的老娘，瞅瞅快见底的米缸，郭巨摸着儿子红朴朴的小脸蛋，跟媳妇说杀了宝宝吧，省下粮给娘吃。他媳妇超三从四德，忍着撕肝扯肺的疼，随丈夫到外面挖坑埋儿。搁今儿郭巨杀人犯的干活，但先前他一直当模范。

儒家的“孝”还剥夺了子女的自主性，使其身心不能健康生长，人格不能独立、健全，成人儿童化、依附化。孝子的婚姻、事业、置业等等大小事儿都要听从父母安排，即使父母上天堂或下地狱了，也要“三年无改父之道”，也提倡遇事儿跟父母牌位请示。著名的老莱子，七十了因爹娘还在，就事事顺从二老，且依然象小孩儿样承欢膝下，穿娃娃的彩衣，摇拔浪鼓，躺地上蹬腿儿装哭撒娇。搁父母跟子女永远不能成长成跟父母有同样权、责、同等人格尊严的独立的个体，父母老是要管辖、控制、或说统治子女，父权扼杀了子权。

人们在家因“孝”丧失了自我的主体意识后，出了家门在国就很容易因“忠”使臣民对君、下官对上官儿童化，依附于上，奴性于上，缺乏独立见解，人格跟心智残疾化。

跟老尊幼卑一样样，男尊女卑也为维护皇权专制跟等级压迫做出了卓越贡献。孔丘一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为把女人打入被压迫阶层提供了依据。他当县长时，就采取了男女分道而行的禁锢、圈养女人的措施，那会儿男人是社会活动的主性别，将女人隔离于男人，就事实上剥夺了她们参与很多社会活动的权力。尽管历史上西方的女人也被当做第二性，但跟她们比，中国女人受的歧视、压迫、残害更烈。多女共事一夫，缠足叫西方歧视妇女者相形见绌；节烈牌坊，“男女授受不亲”更是害了一拨又一拨女人。比方熟读“圣贤书”的著名清官海瑞，因他5岁的小小闺女肚肚饿了，随口咪西了男仆递上的一块饼，就逼她绝食7天，活活饿死，叫人拍案叫惨。完了，女权运动咱们也比西边开展晚，且开展之初也得益于西方文化的冲击。总之，中国女人的火坑比西方同性既深，跳出来的又晚。

八、倡导愚民政治。

一般地，教育家是开启民智的，孔丘顶着道教育家的光环，说他愚民估摸可多人会替他喊冤，这就首先得说说他的“教育”到底是啥玩意儿。

春秋前学校大抵官办，是真正的免费教育，不光不象今儿的学校样巧立名目乱收费，还倒贴一顿午饭，不过只收贵族子弟，是实打实的贵族学校。课程是教授士大夫要具备的六艺：礼（礼法）、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书（书写）、数（算术），教材主要是《尚书》、《周礼》、《易》、《诗》等古文献，教育的目的很明显就是培养后备统治者。孔丘做为贵族子弟，接受了正规的贵族教育，吃了好几年免费的午餐。以后他自个儿办了学校收了学费，可说是开了民办教育跟教育产业化的先河，但他的教育却不是为民而是为官的。他虽提出“有教无类”，叫富而不贵人家子弟也能上学，扩大了受教育的范围，可教育的内容、目的却跟官校一丘之貉。仍是官校的课程、教材，仍是为统治者培养后备军，学以致仕，只不过相对扩大了统治者的阶级基础而已。而且，由于有学费的门槛，广大无钱无闲的劳动人民的娃娃仍然进不了教室。总之，孔丘的教育实践并不能真正提高人民尤其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也不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福音。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孔丘拿过教鞭就认为他一定不主张愚民。

事实上，对广大民众，孔丘主张不必要教给他们太多知识。他的一个县长学生在治下大力普及礼乐教育时，他说“杀鸡焉用宰牛刀”，讥他使劲儿过了，应当“礼不下庶人”。庶人没必要懂得太多，知道太多，多了不利于统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反对晋国铸刑鼎，把法律条文完全公之于众的做法，认为百姓不配跟领导掌握相同的信息，级别不够。这种态度有助于中国的暗箱政治，阻碍政务公开，有助于专制，阻碍人民参政议政。

愚民政治的另外表现是通过忠孝奴性训练、等级秩序、文化政治上的尊古、专制等方法，最大限度压缩个人空间，泯灭个体的主体性，使个体成为无思想少主见的工具，以便奴使。正如尼采先生所曰：“不能服从自己的，就将会被命令。”这方面，儒家做得超级棒。

九、重文轻理、轻武，重脑力轻体力。

孔丘他爸武将的干活，士大夫“六艺”中“射”“御”二艺顶呱呱。孔丘不似乃父，虽说个头跟他爸一样“小巨人”，可甭管上学还是教学都偏科礼乐。他挂后，儒生把《诗经》、《尚书》、《礼仪》、《易经》、《春秋》跟音乐，称为“新六艺”，开除了原先“六艺”中所有非文科项目。以后，儒学当道，学生们的课程主要是“六艺”加“四书”。军事、体育、自然科学不登大雅之堂了，搞得书生及打书生上去的士大夫越来越文弱、发酸。文史以外的学问、技艺被叫做细枝末梢，雕虫小技，为人不屑，这些方面突出的人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跟巍峨如泰山似的文史书籍比，咱们的军事、经济、自然科学的书，只能在山脚下堆个土包。文史之滥，无疑对汉民族打仗常败给他族乃至他国、及科技落后误国、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缓慢，贡献大大的。

话又说回来，尽管跟理工军经比，咱们的文科发达，可正经的哲学思辨，逻辑推理却又欠发达得很，远落后西方。在毛泽东全面移植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前，中国几无大哲学家。儒生们拿手的是道德说教，只教人服从，不教人思辨、推理。

传统文化在不能平等客观地对待文理军工经的同时，也不能平等客观地对待脑力劳动跟体力劳动。儒家看不起劳动人民，认为“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从理论上就剥夺了劳动人民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力，只赋予他们被治理的“权力”。孔丘曾骂跟他请教种庄稼种菜问题的樊迟同学是“小人”，说“君子”是不屑干这种活计的。后来，他在周游的路上则被“小人”骂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劳动人民也看他不起。

千百年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脑力劳动不论在地位、名誉、报酬上都比体力劳动优越。直到今天，体力劳动者仍然没有获得与脑力者同等的尊重和人格尊严，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仍没被正确认识，劳动价值仍被严重低估，他们从社会得到的回报普遍小于他们为社会的付出。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被扭曲，脑力劳一得二（与权力结合的脑力劳一可能得十、得百……），体力劳一得半。甚至，他们的国家主人翁的地位也在事实上受到了挑战，他们得不到跟脑力者同等的话语权。对体力劳动者的歧视，长期、并仍在破坏社会的公正、公平、和谐。

十、轻信仰、重俗世。

儒家信天命不信鬼神。他们认为人外有天帝，老天爷主宰国家、君主、及每个人命运，主宰万事万物。皇上做为天帝的儿子代表他管理世间，天子的权力既然受命于天，更变天子也只能由天不能由人，这为帝王统治提供了堂皇的依据，有利其江山万代。做为一般人，儒家说人的命，天注定，“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要求人们“畏天命”。特别希望穷人贱人安分守己，甘于贫贱，甘于不平等，甘于被剥削压迫，反抗的不要。

但人挂了也就完了，人死如灯灭，没有来世，没有轮回。人们既不期盼上天堂享永福，也不怕下地狱受永刑。跟咱们不一样样，西人大都相信人死了不算完，这辈子干的好事坏事到挂时一块儿算总账，好人上天坏人入地，今生在可大程度上是为来世做准备的。这样，他们行善多了种动力，做恶多了种恐惧。尽管唯物主义认为天堂地狱是虚构出来的，但在人们的觉悟还未提高到极高程度时，这种说法的确起了些扬善止恶的作用。而咱们只信今生不信来世，少了种行善的动力，少了种做恶的恐惧。人们只重今世的安逸，淡薄理想、未来，缺乏忏悔精神。

当然，宗教的硬伤也可明显，比方其整个体系是建在唯心、非科学基础上的，不真实性终将被人们认识到；易导致狂热、偏执，当宗教跟民族问题搅和到一块儿时，更叫人不冷静，如咱们西藏的问题；还有其上层也跟世俗权贵一样常将权力利益化，欺压剥削下层民众等。宗教是把双刃剑。

儒学之恶不止上述，还有散布中庸，鼓励人不敢为天下先，繁文缛节泛滥，过重婚丧等仪式浪费钱财，叫人好面子，说话办事好绕弯不直率扎实，文过饰非等等。

总之，正如陈独秀所说：“别尊卑、重阶级、事天尊君，历代民贼所利用之孔教”，是导致民族衰弱的“物事”，“其害无穷”，“要拥护德先生（民主）又要拥护赛先生（科学），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鲁迅也说“中国国粹”“等于放屁”，“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今儿“国学”者们，不知是“可恕”的，还是“当得永远的诅咒”的。“国学”的核心说到底是腐臭的“四书”“五经”，尽管一些“国学”倡导者结合时代对其进行了些“新开发”，但换汤难换药。比方对《论语》，有人刻意张扬其中的做人智慧，搞得《论语》跟碗心灵鸡汤似的。姑且不说孔丘的可多议论并不是针对所有国人，而主要是针对上流人士所发，将其引为针对一般人是种误读，掩盖了其中的阶级性，更主要的是，只要受到煽动一读《论语》，大多数人就难免受其追求的封建政治、封建道德的影响，因为这才是《论语》的中心价值、主要内容。对主张现代精神，致力建设现代文明的人们来说，读经所得者甚小，所失者甚大，是一桩赔本生意。

李大钊曾说“自由的敌人”，“惟皇上与圣人而已”。笔者觉着，不光自由，几千年中国最大的祸害，前进最大的敌人，“惟皇上与圣人而已”。请大伙到啥时候也甭忘了“五四”先锋吴虞的话：儒家思想“祸国殃民，为祸之烈，百倍于洪水猛兽也。”陈、李、鲁、吴“打倒孔家店”的喊声犹在耳，他们未竟的事业急需进行到底。

当然，尽管做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国粹的主体的儒文化地地道道是奴性文化、专制文化、吃人文化、亡国文化，但中华文明绝非一无是处。好多不受或少受儒家束缚的人们书写了灿烂的篇章，对中国的进步及世界文明做出了大大地贡献。比方思想上的老子、墨子、韩非子、王充、李贽、黄宗羲、戴震、龚自珍、邹容、李大钊、鲁迅、毛泽东；文艺上的陶渊明、李白、关汉卿、汤显祖、吴敬梓、曹雪芹、蒲松龄、吴道子、徐悲鸿、郑板桥、周星驰；科技上的祖冲之、张衡、郭守敬、郦道元、僧一行、毕升、沈括、宋应星、徐光启；革命上的方腊、钟相、洪秀全、孙中山、秋谨、方志敏、董存瑞；还有孙武子、张骞、郑和、文天祥、雷锋、王进喜等等。我们的四大发明、中医中药、瓷器、丝绸、茶叶、围棋、中华武术、相声、剪纸、泥塑、杂技等民间艺术、敦煌壁画等等，都是人类的魂宝。

今天，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决抛弃腐朽传统文化的同时，咱们还应扔掉狭隘的民族观念，放开眼界跟胸怀，面向世界，实行拿来主义。不只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都应开放。民族的精华是属于世界的，反过来，世界的精华也应当被各民族充分汲取。一切人类皆兄弟，兄弟的好东东自然应当拿来为我所用。实际上，共产党应该是最拿来主义的政治力量，因为不拿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拿来主义需要魄力。瞅准了就痛痛快快地拿来，不要肉肉叽叽地想再搞啥中体西用那套，那套已经被历史证明不中。因为所谓中体是君（官）体，而现代社会是民体，二者水火不溶。

不同的文化适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人们对社会的影响力及彼此关系的平等程度看，人类社会大致是照这么个循环走的：早期个人时代（氏族部落以前；每个人对社会的作用大致相当，各人以个人为中心，人跟人平等；是横向社会。）——早期平民时代（氏族部落时期；除少数被剥夺者外，大多数社会成员共同决定社会走向，大致平等；是以横向为主的社会。）——早期精英时代（部落联盟、城邦共和国、奴隶制早期；少数领袖主导社会，有明显的阶层，贫富贵贱差别明显；是以竖向为主的社会。）——君主时代（正式国家建立、奴隶制后期、封建制时期；一人一家主导天下，阶级等级森严，贫富贵贱极其悬殊，社会极不平等；是竖向社会。）——精英时代（资本主义、初期社会主义时期；是以竖向为主的社会。）——平民时代（社会主义时期；是以横向为主的社会。）——个人时代（共产主义时期，这时个人最自由，人人最平等，是高层次的横向社会。）今儿世界上除少数国家还在君主时代外，大多国家在精英时代。

咱们也在精英时代中，并正向平民时代发展。传统的儒文化产生于、很适合、很服务于君主时代，加强了中国君主时代的残酷、腐朽，并在一定程度上拉长了君主时代，阻碍了精英时代的到来，到今儿已完全过时、腐朽、反动。如果死抱住不放，必将拖缓社会向前的脚步。同时，可以预见，儒文化的复辟，必将失败，跟螳臂当车似的。

为啥改革之初没人提孔老头跟儒家这碴，到改革快30年了，硕果累累、形成了一些新的利益集团时，忽如一夜风雨来，儒学沉渣突然泛起哪？翻翻历史画卷就知道，这事儿其实并不奇怪，类似的一幕曾多次上演。孔丘身处社会变革时期，因为主张守旧一劈头老不被当权者用，后来好不容易当政了但政策误国误民，不得人心，不久就下台了，完了到各国也被创新图变、奋发竞争的各国弃。直到汉皇一统天下后，才请他出来当维护统治的法宝。以后，每当社会大变革时，革命者（比方各朝开国皇帝、农民起义头头等）都不感冒孔，把他扒拉到一边儿凉快先，但革命一成功，江山一坐上，就又抬出他来，请儒文化当立国的指导思想，以保既得利益。因为他们都明白儒家“无革命之力，有维护之功”（五四时批孔语）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因此，咱们要擦亮眼睛，瞅清儒文化的危害，警惕一些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在弘扬传统的幌子下攫取改革的成果，以尊孔之名，行阻碍深入、全面改革之实，以免改革半途而废，以使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