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由王绍光教授和胡鞍钢教授合撰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出版20周年纪念会在北大举行。会上王绍光教授作简短发言，称其在过去20年里，他的思考一直在与“别无选择”说、“历史终结”说辩争。在我看来，人类历史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不可能终结，人类社会永远可以做出新的选择。在反思全球化的运动有一个口号似乎更靠谱，它叫作“拒绝单一选项，拥抱无限空间；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这里被拒绝的就是撒切尔们、福山们鼓吹的经济与政治的自由主义。以下为全文：

我首先想用一部最近流行的电影来描述20年来的感受——《致我们终将消失的青春》。《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于1993年问世时，媒体报道把胡鞍钢和我称作“青年学者”。看看如今满头白发的我，哪里还有青春的痕迹？诸位也许可以由此深切地体会到岁月的无情——青春的确终将消失。

现在言归正传。我今天不打算谈《报告》本身，只想做两件事：一是交待《报告》写作的时代背景；二是谈谈我在过去20年里所做的研究有什么内在关联。

黑云压城下，中国该往何处去？

回想过去二十多年，我似乎一直在与一个叫作TINA的对象作战。这里TINA不是某个年轻女孩的昵称，而是一位老女人的口头禅。这位老女人刚刚过世，即曾担任过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她有一句口头禅：你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据有人统计，她在讲话中使用这个口头禅达五百多遍，以至于有人给撒切尔起了个绰号，就叫TINA。所谓“别无选择”是指，除了在经济上与政治上实行自由主义，世界已别无选择。“铁娘子”的“铁”表现在对“别无选择”的信念十分坚定，亦或者可以说是僵化。

1989年初夏，日裔美国人福山把撒切尔的“别无选择”说上升到了历史哲学层面，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论文。在这篇名噪一时的论文中，福山说：“二十世纪开始时，西方对自由民主的最终胜利充满了自信；到二十世纪接近尾声时，似乎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结局不是像某些人曾预料的那样，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终结’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趋同，而是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完完全全的胜利”。福山之所以敢大胆预测“历史的终结”，是因为在他看来，人世间已不再有关于“大问题”（例如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斗争与冲突；人类社会已抵达意识形态演化的尽头，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已无可争议地变为各国独一无二的选择。此后，人类面临的唯一问题是如何实施西式自由民主的具体技术细节。

在那篇文章的结尾，福山几乎难以掩饰自己的得意，但却故意流露出一丝胜利者不再有对手的失落感。据他说，历史终结以后的世界将会变得非常无聊：不再有艺术与哲学；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看到它们的痕迹。

福山写这篇文章时，中国还没有发生当年春夏之交那场“风波”，但他已把正在进行改革的中国作为一个强有力的论据。“风波”发生后，福山更是把中国发生的事看成支持他论断的铁证。

如果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989-1991年，那时，历史似乎的确正按照撒切尔与福山预测的轨迹行进。

一方面，我们看到，整个世界似乎都正转向经济自由主义。

我们知道，著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过“休克政策”。当时哈佛大学的杰弗里•萨克斯又提出了“休克疗法”。1989年，索罗斯出钱支持萨克斯等推行波兰版“休克疗法”，即“巴尔采罗维奇计划”（The Balcerowicz Plan）。接下来就是苏联1990年出台的五百天走向市场经济的计划。我当时刚到耶鲁大学教书，经济系与政治系的同事们都在热烈地、煞有介事地谈论苏联的500天转型计划，仿佛美妙的资本主义新世界指日可待。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并不是没有想过休克疗法。1988年4月开始“物价闯关”。当时的理由是“长痛不如短痛”，与萨克斯“不能分两次跳过一条壕堑”的理由暗通。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一条重要新闻：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结果，这则消息马上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恐慌性抢购，情况一片混乱。在这种局面下，决策者不得不短暂叫停物价闯关。8月30日上午，国务院召开第2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决定》。发出这份文件的目的是向群众解释，北戴河会议说的物价闯关不是指马上就要完成，而是需要五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它还宣布，下半年将不再出台调价的决定，以安定民心。1988年9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开展“治理整顿”。

但正是在此期间，休克政策的倡导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第二次来到中国。1988年9月11日，他在上海见了江泽民。然后，在张五常与“北京朋友”的安排下，弗里德曼跑到中国首都，给200多位官员作报告，主要谈价格双轨制的问题。他访京的高潮是与赵紫阳会面，双方谈得如此投机，以至于会见时间由原定的半个小时延长到了两个小时。

据《薛暮桥回忆录》（418页）记载：“1988年12月1日，时任总书记找我、刘国光和吴敬琏去谈话，表示接受我们对他的批评。”但赵紫阳似乎并未完全放弃闯过物价关的想法。1989年春，他派安志文等人到香港，请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蒋硕杰等六位经济学家座谈中国经济。这些人的主张是，价格必须由市场决定。据说他们的见解让赵紫阳“很受启发”。当然后来发生的“风波”致使休克型的变革路线无疾而终。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整个世界都在转向政治自由主义或西式民主。

就在中国的“风波”达到巅峰的同一天，波兰于1989年6月4日举行大选，结果团结工会压倒性击败共产党（统一工人党），选举产生了东欧首位非共产党总理，掀开了苏东政权转移的序幕。接下来发生的事如同多米诺骨牌倒下一样，一倒一大片。10月18日，东德总统昂纳克宣布辞职；10月23日匈牙利国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把“人民共和国”易名为“共和国”；11月10日，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日夫科夫被迫辞职，次年2月，共产党自行放弃一党专权体制；11月，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天鹅绒革命”……这样的剧变一次又一次地在东欧各国上演，那些前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一个接一个地变色。到1991年8月24日，乌克兰宣布独立，原来看似强大无比的超级大国苏联也开始崩溃了。最后一块骨牌于1991年12月26日倒下：苏联正式解体了。

这就是我当时研究国家能力的时代背景。回到中国问题上，当时海外有一批人（如李湘鲁、张欣、杨小凯）鼓吹，为了民主转型，哪怕国家分裂也在所不惜。国内外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促使我思考，中国将向何去？世界将向何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于1991年2月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兼论国家能力与政权形式的区别”。它马上在海外引起长达数年的争议。几位原来的朋友（如李少民、李三元）对我的观点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认为不应在没有实现民主的情况下，谈国家能力问题。而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没有一定的国家能力，民主难以实现。我与耶鲁大学同事、俄罗斯问题专家Yitzhak Brudny，以及犹他大学的童燕齐教授一度筹备组织会议，专门讨论国家能力与民主转型的关系。1992年初，我随耶鲁大学代表团去俄罗斯推广民主，但在俄罗斯目睹的惨状更使我坚定了自己的看法：国家能力是实现民主的前提条件之一。

为此，我在海外刊物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如1992年2月发表的“你到底要什么：苏联还是中国模式？”1992年3月发表的“短痛、壕堑与惊险的一跳：关于萨克斯的‘休克疗法’”与“求稳怕乱的新保守思潮”；1992年8月发表的“‘保守’与‘保守主义’”等。

正好在这段时间，胡鞍钢来到耶鲁大学经济系进行博士后研究。我俩一拍即合，在合作中，各自向对方取长补短。1993年5月，胡鞍钢返回国内；6月中旬，我俩发表了《加强中央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关于中国国家能力的研究报告》。后来正式出版时，标题改为《中国国家能力报告》。

我一直在与“别无选择”说、“历史终结”说辩争

回想起来，在九十年代头几年，国家能力与转型的关系一直是我研究的重点。直到几年以后，西方主流学者才认识到国家能力在转型中的重要性。芝加哥大学教授斯蒂芬•霍尔姆斯于1997年在《美国前景》双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俄国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弱政府如何威胁自由？”。两年后，霍尔姆斯又与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桑斯坦出版了一本书，题为《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收》。到曾一度坚信历史已经终结的福山也认识到国家能力的重要性时（以他于2004年出版《国家建设：21世纪的治理与全球秩序》为标志》），这种看法已在西方主流学界几乎成为共识了。

在九十年代初研究国家能力时，我关注的重点是转型的方式。我反对盲目冒进，主张稳扎稳打。到九十年代下半叶，我开始质疑转型的方向，分别出版了挑战分权神话的《分权的底限》（计划出版社，1997）；挑战市场神话的《挑战市场神话》（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和《政府与市场》（计划出版社，2000）；挑战公民社会神话的《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进入新世纪之初，我与朋友们组成了一个松散的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研究群体。如果我早期的研究偏重国家汲取能力的话，这时提出的“国家基本制度”内涵更丰富、更全面。这个研究群体包括胡鞍钢（清华大学）、周建明（上海社科院）、曹锦清（华东理工大学）、朱云汉（台湾大学）、史天健（美国杜克大学）、高柏（美国杜克大学）、王希（美国宾州印第安纳大学）、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王辉（美国兰德公司研究院公共政策博士）、康晓光（中国人民大学）等。在研究中国问题的同时，我们进行了大量历史与比较研究。例如，以前谈汲取能力，我偏重的是财政收入问题；这时我将注意力转向财政支出问题，提出预算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由财政部长项怀诚作序，我出版了《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这个群体前前后后运作了四、五年，出版了一系列书籍、文章与报告，如《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2009年增订版）。

2005年以后，我的研究更加偏向于探索转型的方向，既包括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的方向，也包括政治转型的方向。关于经济、社会转型，我分别出版了《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三联出版社，2007）；《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这方面我的基本论点是，市场经济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之一，绝不能把市场本身变成目的，绝不能让市场原则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去。关于政治转型，我出版了《民主四讲》（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祛魅与超越：反思民主、自由、平等、公民社会》（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香港：香港三联书店，2010）；并将会出版两本译文集，一本是《超于选主：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反思》，另一本是《失而复得的民主利器：抽选》。这方面我的基本论点是，所谓代议制民主是金丝鸟笼式民主，正面临严重危机；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超越它，实现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的大众民主。

总的来说，过去20年里，我的思考一直在与“别无选择”说、“历史终结”说辩争。在我看来，人类历史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不可能终结，人类社会永远可以做出新的选择。在反思全球化的运动有一个口号似乎更靠谱，它叫作“拒绝单一选项，拥抱无限空间；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One no, many yeses;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这里被拒绝的就是撒切尔们、福山们鼓吹的经济与政治的自由主义。今天，虽然撒切尔的“别无选择”说、福山的“历史终结”说已成为学界与思想界的笑柄，但其变种仍花样翻新，不断出现，美其名曰“宪政”、“普世价值”、“现代性”。因此，我的未来20年仍有很多事情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