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地球还能转多久
　　
　　 下面我们开始切入正题，正式开始逐句解读《千字文》。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趣解”，“趣”是第一位的，“解”是第二位的。为了突出“趣”，在解读的过程中我们不拘泥于形式，主要看内容。
　　 第一部分从“天地玄黄”到“鳞潜羽翔”，共十八句，主要讲的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娑婆世界”的各种主要组成要素。但是按照现在的状况来看，很多东西已经或正在发生变化。在《千字文》诞生至今的一千五百多年以来，人类疯狂地向环境索取，给地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我们在不断追求科技进步和物质丰富的同时，不禁要扣问和质疑人类的所作所为：长此以往，地球还能转多久？
　　
　　
　　第一句 天地玄黄 (1)
　　 这句的意思比较简单，就是说天是黑的，地是黄的。诗意一点说就是：
　　 “天啊/你怎么那么黑/地呀/你怎么这么黄！”
　　 这句实际是从《易经》中剽窃来的，原话是：“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有人说是为了压韵才调整了一下文字顺序，实际上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因为“黄”与后面几句的尾韵是一致的，这个字并没有调整。如果为了整句的平仄和下句相反，这样一调整也没有达到目的。我看是为了在结构上和下句对称才调整的，这么一调，“天地”与下句的“宇宙”这两个名词正好相对，“玄黄”与“洪荒”这两个形容词也正好相对。
　　
　　
　　天字第一号！大地最厚道？
　　
　　 关于天和地，我们的老祖宗留下了很多神话：说宇宙巨人盘古开天地，然后人类产生并占领地球，后来水神共工与火神祝融因吃天鹅蛋打架（倒霉孩子没出息！也有人说共工是祝融的儿子），史上最早的愤青共工怒撞不周山，导致天塌地陷，山林起火，洪水喷涌，猛兽食人。幸好仙界的“三八红旗手、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优秀的兼职泥瓦匠”女娲把天给补好了，但天倾西北、地陷东南的后果没法改变了。

　　 由于先民无法解释天地的起源及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不了解和掌握自然规律，就用胡说八道来糊弄自己，于是将自然的力量形象化和人格化，创造了许多神话传说。我们在前面人类文明进程的阶段划分中也说过，那个时代属于神话时代。

　　 天字为什么是第一号？这是因为《千字文》的广泛影响，后世用来计数也采用了《千字文》的文字顺序，比如一些商贾、店铺的账簿，书卷的编号，连科举考试的试卷页码，都多采用《千字文》的字序来编排。时至而今，在我国渤海边上的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天津，市内海河一侧的几条街道都采取这种方式来命名，但又没有完全按照字序，弄得残缺不全，本来是企图显示一下学问的，结果是弄巧成拙，让人觉得真是没文化。

　　 天是什么？仅仅直我们头上这片看上去白天蓝色（现在因为空气差多是灰色的）晚上黑色、而实际并没有实际物体的空旷虚无吗？不止如此，“天”字的意思已经延伸和扩展很多了，结合前人的解释，“天”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意思：

　　 一是科学意义上的“天”，指时间和空间概念。地球绕自转一周是一天，这是时间概念，无边无际的太空是天，这是空间概念。这两个概念地球人都知道。
　　 二是将至高无上或主宰世界的东西抽象为“天”。比如古代皇帝都称“授命于天”，农民起义或占山为王的也说是“替天行道”，这里的“天”就是抽象的东西，是一个虚无的借口而已。天为什么那么不长眼啊，单单授命给你、让你替它行道？谁看见天亲自授权给你了？全都是上坟烧报纸——糊弄鬼呢。还有江湖上曾经非常流行的结拜仪式，几个人往地上一跪，嘴里念叨着“黄天在上，后土在下，我和谁谁谁等人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实际上天才懒得理你这一套呢。——这里天怎么又变黄的了？别急，一会讲到“黄”字时再说。“后土”也是个名字，传说是愤青共工的儿子，是社神，也叫土地神。
　　 三是心理的“天”。我们经常说的“一切都是天意”就是这个意思，相当于心理上认同的一种命运，我们还经常说的“我的天啊”，可以用来表示惊讶、感叹或无奈等多种情绪。比如元曲《窦娥冤》中，窦娥悲愤地咒天骂地：“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为天！” 人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司马迁在《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中解释得很清楚：“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淡，未尝不呼父母也。”呼天喊地、哭爹叫娘是一种人类心理上的本能反应，外国人也是这德行，动不动就“Oh，my god！”加上洋人特有的肢体语言，整得挺吓人的。

　　 相比之下，“地”就没这么多说法，但因为“天”是老大，所以总被迫跟在“天”后面露露脸，没办法，谁让咱是老二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地一直以厚重的姿态地承载着万物，其中就有最聪明也最阴险的动物——人。相比于高高在上的天，地可真算是立足本职、踏踏实实了。

　　 人们也习惯于把大地比喻为母亲。小时候老师教大家唱《小草》，一位小同学问老师：“大地母亲为什么那么偏心呢？”老师说怎么偏心了？同学说：“歌里不是这么唱的么：‘河流啊山川你哺育了我，大地呀母亲你把我姐姐拥抱’，大地母亲为什么只抱姐姐不抱我呢？”

　　 有个寓言故事，说有一只鸡（是家禽，别想歪了！），看见天上飞的鸟什么事也不干，整天站在高高的树枝上快乐地唱歌，很是羡慕，自己也想秀一下，没准还能选上超女呢。于是扑棱着鸡翅膀费好大劲儿才登到最低的一个树杈上，清清嗓子正要开始唱，一只容易摔倒的狐狸悄悄溜到树下，往上一窜，一口把鸡给咬死了。——为什么是一只“容易摔倒”的狐狸？因为狐狸“脚滑（狡猾）”嘛。
　　
这个故事说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如果你想什么事也不干，必须达到足够的高度。比如在一个单位里，一般职员想偷偷懒都不行，但领导就不一样了，什么事都不干行也没人管得着。
　　 所以说，如果大地有知，肯定也不想被万物压来踩去，但因为高度不够，只好忍受。

第一句 天地玄黄 (2)
　　
　　明明要躲避，偏偏又相遇
　　
　　 在清朝康熙年间及以后很长时间里，“天地玄黄”一直都写为“天地元黄”，因为康熙皇帝叫玄烨。雍正帝胤祯登基后，为了避其名讳，还把“女慕贞洁”写为“女慕清洁”，这里说了，在讲到“女慕贞洁”一句时就不再重复。

　　 如果某个字被皇帝占上了，那别人谁也别想再用，不光《千字文》要改，凡是涉及皇帝名讳的词语都要改。比如康熙年间，中药材玄参改叫元参，广东玄山寺改名为元山寺，南京玄武湖改为元武湖。

　　避讳是我国历史上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种习俗，对君主和尊长的名字，不能直接说出或写出，如遇应讳的字，不能读本音，要“改读”或“换说”，称为“读白”，如《红楼梦》中林黛玉为了避母亲贾敏的讳，碰到“敏”字，就读成密或米；写应讳字时候，要按规定要采取“空字”、“缺笔”或“改字”的办法，叫“写白”，如孔丘的“丘”字，在古文献中总是写作缺笔的“正”。我们习惯上把错别字说成“白字”，就是来源于避讳。
　　
 避讳这种霸王条款是什么时候规定的呢？有人说夏商时期就开始了，唯一的证据是《山海经》中夏后启写作夏后开，说明夏朝就开始整这些没用的事了。但有人说《尚书》中对夏商国君的名字都直书不讳，《山海经》中之所以避启为开，乃是汉朝人抄书时避汉景帝刘启讳所致。多数人认为避讳起源于周代，但周代的避讳并不严格，只要避开国、官、山川、隐疾、畜牲、器币就行了。后来避讳这一霸王条款被发扬光大，历代帝王为了维护皇权的至高无上、突出自己的特殊地位都积极推行，将避讳的中心转移并把范围扩大。

　　 有人不服气了：我用个字碍你皇上什么事了，凭什么不让用啊？就这么霸道，就这么不讲理，不服气吗？有招想去，没招死去。
　　 你还真别不信邪，要是在避讳之风盛行的朝代，你非要用避讳字，那就是自找倒霉了。《唐律疏议》规定，主观故意直呼皇帝名字就是犯了十恶不赦的“大不敬”罪，就算是客观无意犯禁，也要收拾你。明太祖朱元璋当过和尚造过反，因此对“僧、贼”二字极端厌恶，大臣们也都知道，但偏偏就有一个不长眼的。杭州学府教授徐一夔给皇上写贺表，用了“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一句，朱元璋看后勃然大怒，说：“生者僧也，则字音近于贼，杀！”徐一夔就这么被干掉了。朱元璋的超级敏感，源于其内心的超级自卑。
　　
 还有人想利用避讳升官发财反受其害的。乾隆时有个巡抚叫海成，意外发现江西举人王锡侯出的一本名叫《字贯》的书中竟直书了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名字，如获至宝，赶紧向皇上打小报告，心想皇上一定回重重封赏我吧。乾隆下令斩了王锡侯及其子孙，然后“重赏”了海成两样东西：一样是革职查办，另一样是判死缓。真实害人害己啊！估计海成肠子都悔青了。

　　 还有一个著名的避讳悲剧。唐朝诗人李贺七岁成名，踌躇满志，社会上普遍认为李贺考个功名简直就是老太太擤（读“醒”）鼻涕——手掐把拿的。但李贺去考进士时，却被告知不具备考试资格。李贺不服，说我根红苗正，没有任何民事或刑事案底，凭什么说我没考试资格，我要告你们招生腐败！人家考官和颜悦色的问他：“你妈贵姓？”李贺说：“你管着吗你？”考官赶紧说：“对不起，我刚看完《大话西游》，问错了。我问的是你爸叫什么？”李贺说：“叫李肃晋啊，这么了？”考官又问：“你来这想考什么？”李贺说：“那还用问吗，我来考进士啊！”考官说：“你老爸的名讳和进士相冲突，你还敢来考，不治你个不敬之罪就算便宜你了，还在这跟我唧歪个啥劲儿啊？”李贺仕途从此断绝，这个打击使他非常绝望，二十七岁郁闷而死。

　　 古往今来，因避讳产生的故事多了去了，因此造成词语变化的也很多，虽然改朝换代以后基本不用再避前朝的讳，但已经改了很多年的词语也很难再改回去。比如唐朝为了避李家老祖宗李虎的讳，把“老虎”改成“大虫”；为了避李世民的讳，把六部之一的“民部”改为“户部”；宋代为了避宋真宗赵恒的讳，将传说中月亮里的“姮娥”改为“嫦娥”；等等。每朝每代每个皇帝都一通乱改，造成很多混乱。

　　 避讳的习惯并没有随着封建社会的灭亡而消失。文革期间，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有句这样的唱词：“擒栾平，逮胡标，活捉野狼嚎。”而这句唱词的原版是“擒栾平，逮胡彪，活捉一撮毛”。彪、毛二字在当时可是不能随便说的，何况是用在反面角色身上，所以赶紧改了，如果改晚了，后果可能是相当严重的。

　　 李敖谈避讳时说：“不可说，不可说，一说就错！避讳这套想起来实在没有什么道理的习惯，在世界上，可说是中国独有的坏习惯，自找麻烦的坏习惯。我们再反看外国，外国正好和中国相反，洋鬼子们觉得，尊敬一个人，最好的尊敬法子，不是不敢提他的名字，而是偏偏要提他。”

　　 中国人避讳这一坏习惯的根源在哪里呢？根源就在于我们中华儒家伦理文明塑造的民族性格。孔子是提倡在适当的时候说谎话的，他本人就是以“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为原则编写《春秋》一书的。避讳实际上就是为别人遮羞，这是儒家道德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人家叫你名字并没有什么羞耻的，这是后代当权者别有用心地对避讳进行发扬光大的结果。

　　 如果抛开阶级观念，避讳实际上是一种人文关怀，体现了貌似刻板的儒家伦理道德中存在的非常人性化的一面，其本身并无实质性错误，但在一些其他因素的干扰下，人们逐渐把有意夸大或隐瞒实情也视为避讳的范畴，造成信息失真，社会诚信缺失，而这种状况正是儒家伦理道德所反对和着力改变的。于是形成了一个奇怪现象：儒家提倡的避讳对对儒家伦理道德体系本身造成巨大冲击。

　　 1949年，一位名叫墨菲的美国空军上尉工程师认为他的某位同事是个倒霉蛋，就拿这位同时寻开心说：“如果一件事情有可能被弄糟，让你去做就一定会弄糟。” 没想到这句玩笑话在美国迅速流传，并扩散到世界各地，而且这句笑话的意思也逐渐扩展，最后演变成这样：“如果坏事有可能发生，不管这种可能性多么小，它总会发生，并引起最大可能的损失。”这就是著名的“墨菲定律”。

　　 “墨菲定律”可以简单理解为十个字：明明要逃避，偏偏又相遇。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反而会很高，对待不太可能发生的问题如果存在侥幸心理，会产生相当严重的后果。任何文明和民族性都不会是完美的，缺憾在所难免，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勇气去直面缺憾，采取有效的修正措施，而不是心存侥幸、忌病讳医地去“避讳”，只有这样，我们的文明才能具备更多的理性和包容性、我们的民族性格才能更加丰满和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