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伯驹的一生看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摧残和掠夺
一、爱国玩主
张伯驹（1897-1982）是我国现代伟大的词人、收藏家、古董鉴赏家和戏曲家。其父张镇芳[1]是北洋军阀元老、中国盐业银行创办人。张镇芳活跃于政界、军界、财界，挣得家财万贯，富甲一方。但张伯驹偏偏无心继承父业，既不愿意从政，又不愿意经商，只喜欢随心所欲地吃喝玩乐，被人称为“京城玩主”，为举国闻名的“民国四公子”[2]之一。但是，他的玩与浪荡公子们花天酒地地嫖赌逍遥却决然不同。他玩出了水平，玩出了尊严。
1．玩出水平
张伯驹爱好广泛，除了是围棋高手和著名美食家之外，还喜欢戏曲、诗词、书法、字画、古董，而且在这些方面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
（1）戏曲：张伯驹是京城著名票友，北京戏剧协会的重要赞助人。他曾拜京剧大师余叔岩为师。整整十年在余叔岩门下潜心研究余派艺术。1937年，张伯驹四十大寿，客串演出《空城计》，出演主角诸葛亮。余叔岩、杨小楼、程长庚、王凤卿、王福山等大牌名角为他当配角同台演出，北京城为之轰动。抗日战争期间，张伯驹还到西北重镇兰州去搞过义演。
（2）诗词：张伯驹一生填词数千首。出版有《从碧词》、《张伯驹词集》等。著名红学家周汝昌为《从碧词》写跋说道：如以词人之词而论，则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首，而以先生殿后——在他之后，恐怕不易再产生这种真正的的词人之词了。周汝昌把张伯驹与李后主相提并论，而且坚持这一观点“死不悔改”。1985年中华书局出《张伯驹词集》，周汝昌在其序中仍然旧话重提。可见他把张伯驹的词摆在何等崇高的地位。
（3）书法：张伯驹临模书圣王羲之的《十七贴》练过草书、临模钟太傅的《贺克捷表》练过楷书、最后从反复摩挲玩味蔡襄的《自书诗册》中获得书法真諦，创造了自己的似蔡非蔡的独特字体。该体不慍不火、不激不励，落笔时露锋、收笔时藏锋，启承转合无一败笔。1980年，北京美术家协会和北京工笔重彩画会在北海公园举办了《张伯驹潘素夫妇书画联展》，轰动海内外。1981年初，继北京之后，香港书画界又举办了《张伯驹潘素夫妇书画联展》。
（4）古董：张伯驹堪称我国自古以来最大的收藏家和古董鉴赏家之一。对于珍稀字画、书籍、陶瓷、木器，张伯驹都有极高的鉴赏力。他的藏品以古代字画和善本图书为主。他的收藏方针是贵于精而不在多。例如，隋代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是现存于世的最古老的中国画。张伯驹把弓弦胡同的老宅（原为慈禧太后的太监总管李莲英的住宅）卖给辅仁大学得200两黄金，又加上变卖夫人潘素的首饰凑足220两黄金而买回[3][4]。
2．玩出尊严
张伯驹生性豪爽、仗义疏财，从不巧取豪夺、欺行霸市，在古董市场享有盛誉。他对奸商、权贵、以及他们与洋人狼狈为奸、变卖国宝的罪恶行径义愤填膺、深恶痛绝。张伯驹的尊严表现在——
（1）藐视权贵：抗战期间，陕西省主席祝绍周为来西安造访的蒋经国举行宴会，张伯驹应邀与蒋经国同桌作陪。他看不惯蒋经国堂而皇之地在首席就坐，鼻子里哼出一声，“黄口小儿，何德何能，在此坐大。” 蒋经国含怒询问祝绍周，“此人何方神圣？凭什么有如此大架子？” 不待祝绍周为他打园场，他自己倒抢先自答，“昔日四大公子，今日一介草民，中州张伯驹是也。”此言发出，祝绍周的脸都吓白了。倒是蒋经国颇有肚量，心中暗想，“文人狂生，不与他计较也罢。”[3]
（2）嫉恶如仇：抗战胜利后，古董商郭昭俊把王羲之、王献之与王殉三人的字帖《三希堂法帖》送给宋子文。宋子文大喜，指示故宫博物院以十万美金的买下他非法占有的古瓷器，并任命他为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襄理。画家张大千将此事告诉张伯驹。张伯驹闻讯勃然大怒，不管张大千如何极力劝阻，毅然挥笔写出《故宫失散书画见闻记》，寄上海《新民晚报》发表。该文以生动翔实的文字说明故宫失散书画的去向和《三希堂法帖》的遭遇，在上海文化界引起轰动。蒋介石风闻此事，对宋美龄抱怨，“子文也太不知轻重了，身为国家大员，为了两幅字闹得物议沸腾，坏了政府的威信。”宋子文闻言，不敢再留《三希堂法帖》，忍痛将原物奉还，由中南银行保管。
（3）保护国宝：与别的古董收藏家不同，张伯驹收购古字画的基本目的不是要将它们藏之于密室，待其升值之后再捞一大把。他担心的主要是这些稀世珍宝落到洋人手里、流入外邦。张伯驹以四万元买回晋代陆机的《平复帖》后不久，就有买办古董商白坚甫找上门来，愿以二十万收购。张伯驹冷笑道：“白大爷出的价是够高了……可惜啊，这幅字落到了我张伯驹的手里。别说我张某人现在还算不上穷，就是哪一天上街讨饭吃，也不会出让国宝的。” 白坚甫发出威胁，“张大爷也应该知道我白某人的底细……是个外国朋友喜爱上了你手中那幅字……价格不满意，也可以再商量。如果张大爷就这样认死理，惹闹了我那位外国朋友，弄出麻烦来，就不是我来府上的本意了。” 张伯驹哈哈大笑，“白大爷何时听说我张某人怕过谁了。今个儿我给你句实话，金钱有价，国宝无双。甭说二十万，就是二百万，你也拿不走这幅《平复帖》……”张伯驹就这样赶走了假洋鬼子白坚甫。后来，他又同样地赶走了为《平复帖》而来的北平城头号大汉奸——伪华北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
（4）不畏强暴：抗战爆发后，张伯驹南下上海。盐业银行上海分行襄理李祖莱害怕少东家查出他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的劣行，勾结日伪特务在培福里弄堂口将张伯驹绑架，关在一个废弃的农家小院里，号称没有两百根金条就撕票。张伯驹绝食抗议，不进水米。有人给潘素传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赶快把晋代陆机的《平复帖》卖掉救人要紧。潘素断然拒绝，说：“伯驹把《平复帖》看得比生命还要紧。卖掉它，伯驹回来我没法交代。”最后，张伯驹的朋友孙耀东通过周佛海打通关节，终于救出了奄奄一息的张伯驹。
这就是“旧社会”的张伯驹——铁骨铮铮、视国宝胜于生命的爱国人士和才华横溢、萧洒自在的京城玩主。那么，读者要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社会”，张伯驹又如何呢？
二、倾家献国
1．忘我奉献
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打败中国国民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社会名流，张伯驹得到了许多头衔：燕京大学国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北京棋艺研究社理事兼总干事、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研究会理事、文化部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公私合营银行联合会董事、第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财务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委员、联络委员会委员等等。张伯驹一生淡泊名利，不愿做官。当年，西北军将令宋哲元雄居华北，辖区内有好几个市长空缺，请张伯驹挑一个市长当。张伯驹听后，掩耳即走[3]。现在这些头衔都算不上“官”，与“玩主”的身份相得益彰，所以张伯驹自认当之无愧。
1953年大年初一，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给张家送来火腿、糕点、白酒等四色礼品，张伯驹感激万分。“君赠我以木瓜，我还君以琼瑶。” 张伯驹把自己珍藏的唐代李白手书《上阳台帖》回赠给毛泽东。毛泽东称：“连城之宝，不敢归诸己手”，将它转交故宫博物院收藏，又自掏一万元并让中办写感谢信交张伯驹，使张伯驹对毛的人品感佩得五体投地。1957年初夏，陈毅请张伯驹到家里下棋，张伯驹感激陈毅的知遇之恩，带上清初名家范西屏的对局棋谱，双手奉上作为礼物送给陈毅。陈毅答曰：“无功不受禄，这样的珍宝我受之有愧。这本棋谱可放在我这几天，待抄录完毕，一定完壁归赵。” 张伯驹再次大为感慨：共产党的干部果真朗如日月、清如明镜啊！
张伯驹从旧社会过来，国民党政府的贪官污吏他见得多了。是凡与他打交道，谁又不想雁过拔毛？对“旧社会”的贪污腐化的不满，促使他对“新中国”充满了盲目的热爱。他心甘情愿地想为“新生的共和国”作出贡献。由于他长期“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所以家庭经济状况入不敷出、坐吃山空。父亲张镇芳留给他的万贯家财早已变成了古帖古画古董，所谓的京畿巨富早已只是一个空名。于是，他为“新中国”作贡献的唯一方式就是把他卖房子、卖股票、卖首饰换来的稀世珍宝捐献给国家。
早在1952年，共产党为了“抗美援朝”进行全民动员大搞捐献之际，张伯驹就把展子虔的《游春图》、唐伯虎的《三美图》和几幅清代山水画轴献给了国家。1955年底，国家发行公债，开展购买爱国公债的全民动员，张伯驹又把晋陆机的《平复帖》、唐杜牧的《张好好诗》、宋范仲淹的《道服赞》、蔡襄的《自书诗册》、黄庭坚的《草书卷》、宋吴琚的《杂书诗帖》、元赵子昂的《草章千子文》等等无偿地捐献给国家。这些价值连城的宝物换来的只是文化部长沈雁冰（茅盾）的一张褒奖状。
同时，他还不辞辛苦地为“新中国”做他喜好的工作。作为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根据康生“尊重遗产”的指示，他推出了《宁武关》、《祥梅寺》等传统京剧，并且热心张罗传统京剧《马思远》的演出。他倾家荡产地给中国共产党党国作贡献、鞠躬尽瘁地为中国共产党党国工作。他干得很欢。
2．沦为右派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干部果真朗如日月、清如明镜”的共产党，在1957年居然把他打成了“右派分子”！他一片茫然，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共产党。他至死都没有弄明白，他怎么会是“右派分子”！
中共党国现在的出版物[3]把此事归罪到“反革命野心家”康生。据说，康生有次到张伯驹家探访，看中了蔡襄的《自书诗册》，一心想据为己有。张伯驹慷慨大度，名声在外，康生以为只要稍加启发，张伯驹就会把它送给他。没想到他反复启发，张伯驹都启而不发。张伯驹心里早已形成概念，以为共产党的干部都象毛泽东、陈毅那样朗如日月、清如明镜，不会象国民党的官僚那样索贿受贿。康生含恨空手而去，从此对张伯驹怀恨在心。反右斗争一开始，他就向北京市文化口和北京市民盟打招呼，要注意张伯驹的动向。由于张伯驹自建国以来的表现无可挑剔，康生只好在张伯驹挖掘传统剧目上做文章。哪怕是他本人作出过“尊重遗产”的指示，他仍然指责张伯驹搞传统剧目是想复辟。他气势汹汹地说：“这张伯驹是何许人也？是窃国大盗袁世凯的亲戚，是北洋走狗张镇芳的儿子。他与国民党的许多官僚称兄道弟，是个不稼不樯、不劳而获的吸血鬼……张伯驹为什么不去研究革命戏剧的创作，而要让那些封建糟粕起死回生？他这是想复辟，想恢复剥削阶级失去的天堂。这样的人，不是右派，难道还是左派？”
就这样，张伯驹当上了右派。对于这种传说，我们不妨姑且听之，但不可完全信之。共产党总是把它所犯的错误推给已经打倒的前领导人。至于它极力维护的人物，则永远是无懈可击的圣人。毛泽东大权独揽、用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来祸国殃民，其卑鄙和残忍绝对不亚于康生。陈毅任上海市市长时，把因丧失家产而跳楼自杀的资本家叫“降落伞部队”，也同样表现出了他的残忍和缺乏同情心。我们应该认为：张伯驹被打成“右派”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富家子弟在本质上的怀疑和猜嫉。无论你如何倾家荡产地帮助它，无论你如何死心踏地地为它工作，它总会认为你是伪装积极，它总是觉得你在梦想复辟。即使没有康生、即使在1957年不被打成右派，张伯驹也逃不过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3．贬职吉林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张伯驹就谨小慎微地度日。他响应共产党关于旧知识分子要努力改造思想的号召，反复告诫自己，要注意改造思想，莫耍公子脾气。在莫名其妙地当上右派分子以后，他更加谨言慎行，连自己为什么被定为右派都没有打听过。1960年，陈毅通过吉林省省委书记于毅夫把张伯驹调到吉林省博物馆任第一副馆长（无馆长）。虽然不知何罪之有，张伯驹仍以“待罪之身”开始在吉林省加倍努力地工作。
吉林省地处关外，文化底子相对薄弱，省博物馆的藏品无法与国内重点单位比拟。张伯驹再次慷慨解囊，又无偿地捐献了几十件自己的珍贵收藏，包括元代仇远的《自书诗》卷、颜辉的《煮茶图》卷、宋代赵伯啸的《白云仙乔图》卷、元代赵子昂的《篆书千字文》卷、明代薛素素《墨兰图》轴、唐人写经《大般若波罗密多经》、明代董其昌的字对、唐人楷书册等等。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对吉林博物馆的藏画中尚无宋人真迹甚为抱憾。张伯驹闻言又捐献了宋代杨婕妤的《百花图》。当初，他离开北京时，邓拓请他把《百花图》留给北京人民作礼物，他舍不得。现在，连这件最后的宝物，他也和盘托出了！
张伯驹的勤奋工作和倾囊捐献，只让他过了几年平静日子。“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张伯驹夫妇就成了当然的“牛鬼蛇神”。对于自己的挨批挨斗，他倒能忍辱负重。但是，当听到陈毅也成了走资派之后，他却忍无可忍了。一怒之下，他填了一首《金缕曲》，把江青比成陷害忠良的吕后。这样的“反动诗词”当然逃不过革命造反派的“火眼金睛”。他们在抄家的时候把它抄了出来。于是，张伯驹就成了污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旗手江青同志的现行反革命”，被抓入大牢。由于实在查不出什么问题，在关押八个月后，被发配到舒兰县农村去劳动改造。大卡车把他们夫妻扔在一个偏僻的乡村，一溜烟地开跑了。他们去找生产队长上户口。没想到队长大人不同意在当地无亲无故的这对老人落户。在数九隆冬、北风呼啸的严寒里，张伯驹夫妇在一间废弃的茅棚中相对无眠地熬了一夜。第二天，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们牙一咬、心一横，自作主张地返回了北京。就这样，在北京住了大半辈子的张伯驹，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变成了北京的黑户，在没有粮油副食和日常生活用品票证的状况下艰难度日。
4．又为上宾
1972年1月6日，陈毅逝世，张伯驹送了一副挽联，被安放在灵堂的角落。毛泽东在追悼会上看到张伯驹手书的挽联，突然想起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舍弃了荣华富贵和锦衣玉食，将稀世珍宝无偿地奉献给国家，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的公子哥儿。在愧疚之余，他把周恩来叫到身边，叫周“过问一下、尽快解决”。于是，几天以后，章士钊就派专人把中央文史馆馆员的聘书送上门来，当地派出所所长和户籍警也上门来为张伯驹夫妇办好了户口。
张伯驹夫妇再次被“礼为上宾”。在毛泽东去见马克思、“四人帮”倒台之后，张伯驹更成了大忙人，诗词学会、书法学会、画院、京剧院、昆曲社、文物学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到处都有他的身影。对于他在中共党国遭受的劫难，他居然不计前嫌、泰然处之。他说：“想想陈帅，人家是开国元勋，尚能忍辱含垢。我等之人，有些不顺心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但是，张伯驹对共产党如此宽宏大量，共产党却并没有给他相应的回报。1982年2月，张伯驹得了感冒，妻子潘素把他送进后库的北大医院，住在八人一间的病房。潘素向院方请求换到单人病房或者双人病房。院方说：“张伯驹不够级别，不能换。”两天以后，同房的一个病人死了。张伯驹的病情不见好转，反而加重。潘素再次请求换病房，回答还是张伯驹不够级别。再过两天，又死了一个同室病友。张伯驹的感冒也转成了肺炎，最后于26日去世。
张伯驹死后，有打抱不平者在北大医院门口高声叫骂：`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把那些住高干病房的人都扒拉一遍，看看哪个的贡献能赶上张伯驹！'”[4]
三、掩卷长思
“旧社会”藐视权贵、游戏人生、不惧豪强、厌恶官场的“京城玩主”怎么会变成“新社会”畏首畏尾、诚惶诚恐、无怨无尤、感恩载德的芸芸众生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热爱中国、热爱中华民族的人深思。
它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改造、思想束缚、思想阉割、思想奴役使中国人民失去了自己贯有的思想作风和行为方式。对此，许多作者（包括笔者本人[5]）都进行过深入地剖析。但是现有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还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它还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高压统治和愚民政策下，中国人民——无论贫富贵贱、无论男女老少——都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权利，都变成了货真价实的奴隶。储安平先生在1947年说得好，“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也就是说，所谓的“旧社会”实际上比所谓的“新社会”要好得多。大家都知道：多少与有无的差别不是量的差别，而是质的差别。
那么，具体落实到张伯驹本人，作为一个“玩世不恭”的人，他怎么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自动放弃自己的终身藏品和人身权利呢？这与中国共产党的虚伪和奸诈有关，与张伯驹本人的盲从和轻信也有关。
1．在张伯驹心目中，中国共产党个别法令的正确性掩盖了中国共产党整体上的无法无天。1950年4月13日，中国共产党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中国共产党政府在随后很多年里仅有的唯一法律），规定中国实行一夫一妻制。由于没有子嗣，张伯驹听从父母之命，娶过三房妻室，最后才与潘素自由恋爱成婚。当时，长房已经过世，他还有二夫人邓氏、三夫人王氏以及四夫人潘素。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他必须与邓夫人和王夫人离婚。对此，以“只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为信条的张伯驹感到十分愧疚。他对朋友说：“她们自从嫁给我，便把命运赋予我，把心也交给了我。然而，她们没能得到女人应该享受的权利，因为我真的不喜欢她们。她们的一生也就给打发了，想起来，真是内心有愧。”在邓夫人和王夫人离家那天，他把自己关在书斋里，无颜面对她们[3]。他一定在想：如果早有“新中国”的婚姻法，明文规定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实行一夫一妻制，他就不会辜负她们终身。他对自己公子哥儿三妻四妾的荒唐生活，一定懊悔不已。他也许就此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听党的话，认真改造自己。至于在随后很多年里，除了形同虚设的宪法之外，中国共产党再没有颁布过任何法律（不管是刑法，还是民法），张伯驹没有去想，大多数中国人也没有去想。
2．在张伯驹心目中，中国共产党个别领导人在个别事件上的诚信掩盖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利益集团的欺诈。张伯驹仅仅根据一两件自己亲身经历的小事，就把毛泽东和陈毅当作圣人，就以为“共产党的干部果真朗如日月、清如明镜”，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他甚至以中共党内的残酷斗争现实来宽慰自己。他由“陈帅……是开国元勋，尚能忍辱含垢”就推出“我等之人，有些不顺心事，何足道哉”，从而主动放弃了自己的基本人身权利。这是一种消极遁世、自我麻醉的想法。“陈帅……忍辱含垢”是陈帅的事。“我等之人”作为独立自主的人——不管是多么平凡，也应当坚持自己的权利。我们不能以陈帅在非正常情况下不能保护他的个人权利为由，就放弃自己的权利。
对腐朽的“旧社会”的不满使张伯驹对“新社会”盲目的信任和向往。“人以义来、我以身许”，“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等封建伦理道德使张伯驹不惜逐步把自己倾家荡产而积蓄的宝贵藏品全部捐献给了国家，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原谅了国家（对于中共党国，政府即国家）对他的亏欠。这是张伯驹的悲剧，也是许多尚未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
[1] 张伯驹的生父为张锦芳，因其伯父张镇芳无后，于六岁时过继给张镇芳。
[2] 张伯驹：《续洪宪记事诗补注》。“人谓近代四公子，一为寒云（即袁克文——袁世凯的二公子。括号内为笔者注，以下同），二为余，三为张学良（张作霖之子，东北军少帅），四、一说为卢永祥之子小嘉，一说为张謇之子孝若。又有谓：一谓红豆馆主溥侗（满清皇族、恭亲王之子），二为寒云，三为余，四为张学良。
[3] 张庆国、潘千叶：《京城玩主张伯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4] 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君子之交——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黄花岗》网站网络版，2004年。关于《游春图》的来历，章诒和的说法张庆国、潘千叶的说法大同小异。章说，张伯驹对她说过：“买展子虔的《游春图》，是我把公学胡同的一所宅院（据说是李莲英旧居）卖给辅仁（大学），再用美元换成二百二十两黄金，又让潘素变卖一件首饰，凑成二百四十两，从玉池山秀老板那里弄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