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上海，我有位英俊画友，见面看画，神色鄙夷：　　“你不懂色彩。色彩，要浓郁，你懂吗？”他漂亮而严厉地盯着我，教我“浓郁”二字怎样写法。再就是关于我的“笔触”，他也鄙夷得有道理：“要拙！拙，你懂吗？”　　

 我们背地里叫他“浓郁”。“浓郁”传达了他的老师的结论：上海人基本上不懂油画。为什么呢，因为他当年跟随的老师，是一位分配到上海的中央美院油画系毕业生。　　在我学画的年代，一位出身中央美院的画家必是被外地同行们随时提醒着他的出身，远远地敬畏着，奈何不得——不因这家伙画得怎样，也不因他姓甚名谁，而仅仅因为他的出身：　　“中央美术学院”。　　

 我未曾想到的是，不但外地，即便到了外国，出身中央美院的家伙仍竟被视为一种特殊的身份，仿佛党员。有几回纽约穷哥们儿聚会，电话通知，对方竟是卑怯：“你们中央美院同学聚，不合适吧？！”日后我与一两位海外校友终至疏远，便实在是看不起他们吃饭走路、见面握手的一脸“中央美院”相。　

　画友“浓郁”后来倒是并没投考美院，“文革”收束，他娶了拉丁女子，去了意大利国了。　

　今日的中央美院恐怕应该改称“北方美术学院”：上海人在考生中早已绝了迹，江南人也稀罕得很。如今中央美院的考生“大户” 是哪儿呢：东北、山东、河南、河北……怎么会呢？我离开太久，不得知。在我上学那两年，各系同学的来路广得多了，单是我这一届便有五六位上海人，近二十位江南人。而中央美院建院初期的青年教师中，据尚谊老师给我计算，全院只有三位真正的北京人： “我、詹大、侯一民。”上辈师尊，更是绝少北方人：徐悲鸿苏南人，吴作人皖南人，古元、李桦、罗工柳广东人，董希文绍兴人，江丰本贯浦东，死后遗嘱是骨灰撒在黄浦江。　

　说来这也是民国的渊源了。我总以为旧上海其实等于纽约，人往那里跑：小小美术圈，除去日后留在南方的老画家，就我所知，或暂或久涉足上海的中央美院老前辈便有徐悲鸿、林风眠、蒋兆和、叶浅予、吴作人、董希文、许幸之……而美院两代中老年教师，倒反不倨傲，不轻佻，大抵平实自尊，这些“美院旧部”说起“美院旧事”，还对美院历年的身世际遇，摇头叹息，虽则叹息之中，还是对美院的牵挂与惜爱。　　话说得远了，还得说回来。　

　1998年，美院号称建院八十年，解放前那段不算，此后五十多年的毕业生论百上千，我所熟识的，只能是78届本科班与硕士班老同学。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之中，有昂然入仕的，有翩然出家的，有成功成名的，有默默单干的，有远在域外的，自也有告老退休的——数说老同学，唯在老同学群集之时才有意思，此处叙述，别人怕未必有兴味听，而所有艺术学生的生活大抵一样。在我的记忆中，老同学们无非是在美院破食堂欢声哗语排队买饭，在U字楼入夜的灯光下忽然窜到旁系教室寻衅笑闹，或中夜翻墙走去吉祥剧院吃水饺，吃完，自亦翻墙回来。我记得宿舍过道警告关灯的铃声忒过惊心，某夜抄条木棍，上前一挥，将那铁铃给砸哑了。　　

  此后###十年代入学的学生，多有豪杰，譬如留校的刘小东，下海的方力钧等，都是我佩服的才子。我虽是讨厌一切因名校背景而高视阔步的活傻×，但美术界看来看去，有时倒也暗中佩服中央美院——近年前卫圈出格出众的恶作剧，稍一打听，十之五六是在美院泡过一泡，而后在外聚众滋事。譬如动辄脱光了弄作品的张洹，河南人，原在美院进修班混了两年；宋庄有位女子偷拍宾馆群妓，那录像直见性命，问起来，也是美院的晚生；我还得认识一位小女生，毕业前好好画着规规矩矩的油画，来年就献身“行为艺术”，足足熬了好几斤人油……数十年来，论人才辈出、论活力外泻，中央美院确乎是一肇事的渊薮，成才的窝点。而其中最有种的老叛徒，即“文革”期间大学毕业生，名叫栗宪庭。

　　类似的坏名单开下去，恐怕真不少：我所以暗中佩服中央美院，不为混迹校内的骄子，而宁是野在校外的逆种，他们是美院“正传”的“异类”，却反证了中央美院之所以是中央美院——远溯五十多年前，接管美院的军代表艾青、出掌美院的江丰，便是民国年间理当通缉远避延安的老牌文艺逆子，侯一民李天祥二位尚在十###岁年纪，明里是学生会头目，暗中是北平市地下党员，哪里肯安分守己。再上溯七八十年前的徐悲鸿，意气激昂，挑战祖制，私奔东瀛，远赴巴黎，事事争风气之先，岂不更是“五四”一代艺术家老牌逆子中的头牌？　　美院是大气的。毁誉不论，有一个美院摆在那里，人会到里面去，又会从里面走出来：进去出来，出来进去，同是美院的学生，日后可以是不同的艺术家，走不同的路，做不同的人。　　而时代曾经欺负美院，美院也不免欺负学生：在我毕业那年，有一天照例在U字楼长长的走廊走，老校友朱乃正远远招手：“过来，过来，有件东西给你看。”　

　那是一枚陈旧的毕业证书，证书首页端端正正的黑白照片上，是十###岁一脸稚气的朱乃正：作为“右倾”的惩罚，这份毕业证书扣留不发二十年，那天早晨，校方刚刚把证书发还给行将五十岁的老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