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尤其是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后，我接触过一些新上台的“大人物”，纪登奎就是其中我接触较早较多的一位。他当时的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1974年的一天，中宣部留守处通知我去中南海，说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要见我。去了以后我才知道，这位中央领导同志就是纪登奎。谈话很简单，他问了问我当时的生活情况，然后说：“我们打算请你出山，你有什么意见?”他用的“出山”两个字，我觉得很别致。虽然事先没有精神准备，但是自“文革”以来就被剥夺了工作权利的我，渴望重新工作，因而脱口回答：“我当然想工作。”纪登奎告诉我，过些日子就会有人来找我。果然几天后，国家计委副主任林乎加来找我，要我到国家计委帮助做些调查研究工作。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同林乎加一起去大连参加东北三省计划会议，会后又一起到辽宁的几个地方考察。回北京之后，他让我到国家计委参加研究劳动工资的工作。

1975年，我到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也在一些场合同纪登奎有过接触。记得邓小平听取胡耀邦、李昌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说明那次会议，作为副总理的纪登奎也参加了，我是作为政研室的代表参加的。纪登奎在中间也讲了一些比较好的意见。那两年纪登奎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精明能干，“比较厉害”，同时他对理论有些兴趣，对毛泽东的东西也比较熟悉。

同纪登奎的接触，我印象深的还有一件事。粉碎“四人帮”以后，1976年12月，中央准备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要在会上讲话。讲话稿起草者把征求意见稿寄给我，让我提意见。稿子虽然批判了“四人帮”，强调抓生产，但是却把“唯生产力论”当作错误观点。我给起草文件的同志打电话，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还写了两页信。

没过几天，通知我去中南海怀仁堂。我到了怀仁堂后厅一个很大的会议室，看见3位副总理李先念、纪登奎、陈水贵，加上一个工作人员，他们似乎已经说过什么事了，正等着我。纪登奎坐在会议桌的主位，他先说，关于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文件草稿，我们收到了许多意见。他用手比画了一下说，有这么厚一沓，原则性的意见只有你提出的这条，因此请你来详细讲讲你的看法。我说“唯生产力论”并没有什么错，接着讲一番道理。

听了我的意见，纪登奎没有表示否定，他只是说批判“唯生产力论”是党的九大报告明确写了的，而这个报告是毛主席审查过并表示了同意的，学大寨会议只是中央召开的讨论一个方面工作的会议，我们无权不按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来写。我说，我还是保留自己的观点，而且我承认自己就是一个“唯生产力论”者，以后还要在理论学术研讨会上和文章中坚持这个观点。三位副总理同我谈话之后，我再没有关心此事，华国锋的讲话稿改了没有或者怎么改的我都不知道。不过后来研究党史的同志告诉我，华国锋在那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还真没有再把“唯生产力论”作为错误观点。是不是纪登奎最后考虑了我的意见，对讲话稿作了修改，我不得而知。

1978年11月至12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和纪登奎都参加了，而且两人都在西北组。他在工作会议第二次大会上作丁关于两个农业文件的说明，两个农业文件，一是《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二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纪登奎的说明分“五个部分：一、关于农业现状，二、关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三、关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四、加快农业发展的主要措施，五、关于领导问题。他着重讲了农业发展速度缓慢，人口增加的压力很大，粮食不足需要进口的问题。他说，由于粮食不足，城市新增加的劳动力不能普遍就业，有许多该办的事情办不了，而农民每年要拿出近千亿斤粮食，实际上超过了他们的负担能力，在粮食征购上我们党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平心而论，纪登奎对农业现状的说明不隐晦、不掩盖，还是比较坦率的，他在说明中提出解决农业的问题只有提高农业生产率，加快发展速度，出发点没有错。尤其是他还指出了学大寨中“割资本主义尾巴”、学歪了、学偏了的问题，强调要吸取政策多变、一刀切、瞎指挥、严重挫伤农民积极性的教训，切不可再犯这种错误，应该说点到了某些问题实质所在。

但是，当时在农业问题上，受到“左”的思想的严重束缚，政策上的框框还相当多，当时一些农村已经开始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尝试，但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两个不许”，即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禁锢得较死。这种情况虽然不是纪登奎一个人造成的，但作为当时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纪登奎确实还是力图维持过去的老路子。与会者对两个农业文件和纪登奎的说明都不满意，意见很大，以至于后来不得不重新起草文件。当然，后来起草的文件仍然没有彻底突破“左”的窠臼，甚至把本来只在一个文件上规定的“两个不许”同时写入了两个文件。这也说明突破长期以来的“左“的思想框框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