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边，延水河，西安事变之后，这里成为中共中央引领全国抗日的令世界瞩目之地。

　　那天，周恩来找毛泽东去中央党校讲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正在考虑召开政治局会议的事，有许多会前的文稿等事情要处理，表示自己实在顾不上了，说：“这样，恩来，讲马列，你是专家么，这次由你代劳了，你代我去讲。”毛泽东指指身边的江青，说，“让江青同志陪你去。代表我，向学员们问好，她也可以听听你的讲课，接受教育么。”江青满脸笑容。周恩来顿了一下，说，“江青同志一起去，好啊。”

　　江青当年是在党校听课抢坐在前排认真记笔记而引起毛泽东注意的。江青与毛泽东结婚，当时中央约法三章，江青只能是主席的生活伴侣，不能问政干政。中央作这样的决定，周恩来是当事人，现在毛泽东要江青陪着周恩来去党校，从党校学生到陪中央军委副主席上党校讲课，这意味着什么，周恩来一下子就领会了。

　　江青当然也清楚，春风得意马蹄疾。她突然甩开一鞭子，用力抽打坐骑，马飞跑起来，人影越来越小。周恩来怕江青出意外，不好向主席交代，拍马紧随。当他追到一片玉米地时，田边的小路非常窄，只能通过一匹马。这时的江青已经放慢了速度，等快马追来的周恩来。她听到后面的马蹄声，突然勒住马。周恩来突然见江青冒了出来，眼看就要撞上她，要么将奔马拐进田地，那样会践踏老百姓庄稼；要么勒住奔马。周恩来刹那间选择了后者，紧紧勒住马缰，马的前蹄腾空而起，他从马上摔了下来。周恩来南征北战，在战马上的军旅生活是家常便饭，这次可是马失前蹄了。摔下马的时候他清楚这一摔非同小可，必须保护好头部，于是伸出右手护住头部，右臂则戳在地上折断，鲜血渗出，肘部突出的骨头清晰可见。

　　马也受惊了，骑不了了，周恩来忍着巨大的痛疼步行来到党校会客室，虚汗直冒，由中央卫生处派来的医生做了简单的包扎，周恩来就走上了讲台上课。

　　等坚持到上完课走下讲台，周恩来已经快疼晕过去了，被抬到了学校医务室。他躺在那里浑身冒冷汗，脸色苍白，血渗透了他的右臂。后来，印度医生巴苏大夫给周恩来进行了治疗，为他的右胳膊打上了夹板。

　　江青装做什么也不知道似的，也没有向毛泽东解释周恩来为什么会从马上摔下来。毛泽东也一直不知道这事与江青有关，只认为是一次小小的意外。

　　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周恩来的右臂没能够长好，不能伸直，开始反复发炎。

　　端着疼痛而不能伸屈的手臂，周恩来参加了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先是研究新四军与东南地区党的工作，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重要发言。他称赞南方工作“做得好，各省工作有成绩”，发展了统一战线，建成有8万人的党组织，发展了青年和妇女工作；开始了工农运动，推进了战争动员，帮助了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等等。会上，周恩来因伤痛时不时地紧皱眉头。

　　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这次会上作了一个很长的关于两年抗战总结、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现状和中国共产党近期任务的报告。他代表党中央作出结论，说，会议对时局的估计是一致的，认为当前时局有突变的危险，在突变还未到来时，有局部妥协渐变的现实问题。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南方局应以巩固党组织、深入开展群众运动、向中层阶级发展统一战线为工作方针的意见。指出过去工作中一是对中层阶级团结不够，偏重了联蒋；二是利用公开合法机会做群众工作不够；三是巩固党的问题，主要是应巩固已得阵地。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来到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看着周恩来僵硬的右臂，说，“恩来，你到苏联去接受最好的治疗。”周恩来摆摆左手，说：“主席，现在任务重，走不开呀！”毛泽东说，“边治疗，边工作么，我们也需要你去与斯大林见见面，与共产国际联络一下，讲讲中国抗日形势，顺便了解欧洲情况。恩来啊，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了协定，并与侵占东西伯利亚和中国北部的日本磋商着签订中立协议。我们需要了解苏联的意图，估价形势，作出我们的对策啊。”

去苏联疗伤路过新疆

　　这时的蒋介石已经与苏联修复了因“中东路事件”而中断的外交关系，羁押于苏联12年的蒋经国也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而顺利回国。为此，蒋介石为了表示对苏联的友好，派出了他的私人飞机送周恩来直飞迪化(今乌鲁木齐)。这是一架美国的道格拉斯飞机，有24个座位。然后再由苏联方面派出飞机接周恩来转飞莫斯科。

　　周恩来、邓颖超以及养女孙维世和王稼祥、陈昌浩，还有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专家李德等先飞到兰州，然后带上刘少奇的子女刘允斌、刘爱琴，高岗的儿子高毅，陈伯达的儿子陈小达一起前往。

　　这次周恩来到苏联治手臂，毛泽东有两件要紧事需要周恩来去做，一件就是将讨厌的瞎指挥红军吃败仗的德国军事顾问李德“捎”回共产国际，二是去看望贺子珍。

　　迪化对于当时的中苏关系，极为重要，苏联援华的武器、弹药、航空汽油等物资都要经过新疆的汽车公路和阿拉木图——兰州的航空线。鉴于新疆在这方面的极端重要性，中共在迪化驻有代表。

　　周恩来在迪化听取了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和陈潭秋汇报工作，了解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欲挤走中共代表的情况。周恩来分别会见了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党员、原红四方面军西路军指战员、长征时部队被打散后流落到新疆的指战员以及进步知识分子和文化界的人士，向他们介绍内地的抗日战争形势，询问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并勉励他们坚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还向负责文化工作的同志了解在新疆的进步文艺界人士的情况。

　　为了和缓中共代表与盛世才的关系，周恩来几次会见了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

　　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同新疆省主席盛世才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盛当年为了与蒋介石对抗，公开宣布实行“亲苏”政策，多次给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写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党中央派周小舟代表八路军总部到新疆。陈云、滕代远、邓发、周小舟等人代表共产党与盛世才协商，并达成协议，盛同意建立中共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设在迪化南梁的一座中俄合璧、土木结构的两层楼里，对外称“南梁第三招待所”。

1937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回延安路过新疆。盛世才热情接待了他们。在筵席上，盛世才适时地向王明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王明不同意他加入中共，顾左右而言他，此事后来便没有了下文。盛世才加入中共的想法没有实现，便直接跑到苏联去见斯大林；斯大林正需要新疆腹地围拱苏联的安全，立即让盛世才秘密加入苏联共产党。

　　1938年2月，中共中央应盛世才的邀请，从延安派遣3批干部100多人到新疆工作，其中有毛泽东的胞弟毛泽民，还有林为梁(化名林基路)、徐梦秋(化名孟一鸣)、汪小川(化名汪哮春)等，担任了盛世才政府的官员。毛泽民先后任省财政厅厅长、民政厅代理厅长等职，在整顿财经、税收，改革货币、金融，稳定新疆市场物价，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中共干部来到新疆工作，对新疆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共产党人在新疆掀起了抗日浪潮和新文化运动。茅盾、杜重远、萨空了、赵丹等都曾在新疆讲学和办报、演出。

　　盛世才与苏联和中共建立联系，是想借助苏联和中共来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向国民党闹独立性。而苏联是想稳住他，求得边界平安，不能让新疆沦为日本或美国的势力范围。中共则是想扩大统一战线，保持一条与苏联之间的通道。

　　盛世才自己心知肚明，所以，仅只一年，盛对苏联和中共的态度发生急剧变化，自恃自己势力坐大，开始对中共采取限制和敌视的政策。盛世才以“新疆王”自居，新疆政府和共产党、国民党并称为中国平起并坐的三大政治集团，又以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领袖自居，而且还狂妄地把自己与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蒋介石、毛泽东一起并称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六大领袖”。盛世才的反复无常，印证了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对盛世才的评价：“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野心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

　　周恩来在这个微妙时候与盛世才会谈，有一定的危险性。双方见面时，周恩来的贴身警卫高度紧张，腰中揣着两支手枪，与周形影不离，就是睡觉也睁一只眼，不敢有一丝怠慢松懈。

　　第一次见面盛世才还算斯文，设宴欢迎，邀请了杜重远做陪。席间，周恩来向杜重远询问了茅盾和张仲实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并建议在新疆学院开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课程。杜重远欣然接受，表示要亲自讲授，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激发新疆学院师生和新疆各族人民的抗日爱国热情。

　　周恩来与盛世才一共见4次面，最后一次，盛世才索性撕破脸面了，傲慢地对周恩来提出：“我不允许你们共产党在新疆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你们应该立即将你们的政治局委员邓发召回去，我不想见到他。”并怒气冲冲地威胁道，“如果再让我见到他，老子就毙了他！”周恩来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和邓发所处的险境，果断地表态道：“我到莫斯科后，立即致电中央，邓发任期满马上召回。”

　在苏联治疗及工作

　　1939年9月中旬，周恩来到达莫斯科，9月14日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9月19日施行手术。这是一次小手术，只切除了一小块突出的骨头。过了一周之后，即25日就已拆线，经检查伤口已全部愈合。从拆线的第二天开始新的疗程，主要是按摩、烤电、运动和浴疗，目的是使受伤的手臂逐渐恢复运动技能。这种治疗过程并不比做手术更轻松，有时在注射麻药后，医生把他的胳膊强行按在一定的角度上加以固定，简直是痛苦异常，特别是在麻药失效后，病人疼痛难忍。按摩往往也十分痛苦，但是周恩来都以极大的毅力坚持了下来。

　　按照教授和医生们的最初估计，周恩来的手臂将可以弯曲45度。经过了一周卓有成效的治疗，他的手已经可以移动，手部的颤抖也减轻。邓颖超当时就感觉到：可以肯定，尽管以后手的弯曲程度要比预料得大些，但是要完全恢复将是不可能的，这只手最终将是半残疾的。事实确实如此，手臂恢复完全自如已不可能，右臂已半残。

　　周恩来在医院里密切注视国际形势和有关中国情况的报道，读了许多东西，其中包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文件，还会见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人员。由于他的成功交涉，使遭到康生诬陷而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的李立三获释出狱。

　　周恩来出院后和王稼祥一起多次会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工作人员，商谈干部问题，并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起草关于中国共产党工作的报告。报告详细介绍了边区政府的工作，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和国共统一战线的情况。报告指出，抗战两年半以来，特别是汪精卫投靠日本以后，国民党领导层投降情绪加重。同时，主张打反共内战的势力越来越大，国民党精锐部队胡宗南正在封锁边区，华中的新四军和山东的游击队都被武装攻击等等。

　　周恩来曾几次会见季米特洛夫，打消了共产国际一些领导人的顾虑——他们担心中国共产党会因为把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到农村而远离工人阶级。周恩来讲述了在城市中开展工作的困难，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在农民中间成功开展工作的传统，并向他们保证说，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正在一步步无产阶级化。他向季米特洛夫通报了王明放弃中共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的独立自主、主张与蒋介石无条件合作的错误。周恩来还参加了共产国际对李德问题的审查，了解了共产国际各支部的工作情况，会见了共产国际一些著名的活动家，并在高级党校讲课。

11月7日，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22周年，周恩来写了《帝国主义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一文。文章就共产国际六大决议案所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3种形式(进攻苏联、帝国主义相互之间、侵略弱小国家)指出，第一种没能实现，第二种正在进行，弱小国家已经先后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牺牲品，只有中国站在反侵略的最前线。共产国际由此发表宣言，表示“日本帝国主义毒害中国已达两年之久，中国正在为独立而战，共产国际援助为解放而战斗的弱小民族。”

　　12月29日，他为共产国际撰写《中国问题备忘录》完稿，全文共5.5万字。备忘录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现状，说目前中共遇到一系列困难，主要是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和腐化，加上日本侵略者的诱降、英法的妥协，致使投降与分裂成为主要危险。备忘录这一部分还系统介绍了两年半来的抗日战争中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情况。

　　经过周恩来的工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了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定，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强调指出，中共为组织抵抗日本侵略及争取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战争，不论对中国人民以及别的国家的劳动者——特别是对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有着巨大的意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向共产国际各支部提议：展开最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援助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运动，并把这一运动同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的斗争结合起来。

　　1940年1月8日，周恩来在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作关于中国青年运动的报告。1月28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致信斯大林，信中指出，由于国民党内投降、分裂倾向加剧，国共统一战线正面临危险。

　　周恩来从1939年9月至1940年3月，在苏联共待了6个月，他一系列的活动，其实是在医治共产国际的心病，共产国际当时不相信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理论。周恩来将毛泽东1939年9月1日《关于国际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带到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此很称赞，说中共领导正确，给了他们很大的支持。

　　周恩来在苏联期间，同任弼时一起就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新中央的人选及一些人员的安排使用问题，重新进行了慎重而全面的研究，他们的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原则赞同。

　　周恩来还有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是保护好革命的后代。当年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寻烈士遗孤，安排抚养。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能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的子女送到苏联上学。这次又把刘少奇、高岗等人的孩子带到苏联，在与斯大林会谈时提出了保护要求，达成协议：这批中共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在前线共牺牲了21名)。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大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可见周恩来的苦心。

　完成毛泽东关于对李德、贺子珍的嘱托

　　在莫斯科，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对李德30年代在中国的种种错误提出控诉，并向共产国际转达了毛泽东的要求，将李德从第三国际驱逐出去。

　　李德是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又名华夫，还曾用名李特罗夫。李德是中共工农红军历史上大名鼎鼎、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遵义会议前是最高2人军事团成员。此人根本没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他的军事知识也不是在德国学来的，而是参加共产党后在苏联军事学院课堂上的教材中得来的。

　　而就是这么一个“本本主义者”，1932年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担任军事顾问，顶着共产国际的大帽子，李德俨然成为中共中央的最高权力者，大事小事全由他一人说了算。他瞎指挥一气，使蒋介石数次得手，逼得红军撤出苏区，走上长征危途，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还是周恩来与毛泽东及时沟通，决定制止李德及博古的权力，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将他两人赶下了台。在这之后，李德仅以“局外人”的身份随红军长征到达了陕北。

　　遵义会议后中共从危亡中走出来，一个个的胜利，使李德渐渐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态度转变。红军长征至四川巴西地区时，李德已调到新组建的红军大学当教员。到延安后，李德不再被邀请参加中央的任何会议。回到苏联后，由于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犯有错误，李德被审查。之后，他被分配到苏联外国文学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中国。

　　毛泽东让周恩来带了两封给亲人的信，第一封是给毛岸英、毛岸青的，还有一封则是给两年前与毛泽东吵翻被送往苏联治病的贺子珍的。信中说，“今后我们就是同志了……”贺子珍那年30岁。

　　当年，贺子珍与毛泽东小吵天天有，大吵三六九，贺子珍还经常找这人找那人评理，甚至找毛泽东的哨兵评理。有一次，毛泽东指着贺子珍说，我们不能再吵下去了，这间窑洞，咱各人住各人的，我走这边，你走那边，谁也别见谁了，这样可以不吵了吧？但还是不行，贺子珍见不得毛泽东与女同志交往，与史沫特莱差点儿全武行干起来。吵僵了再要在一个屋顶下生活确实难了，后来，毛泽东让贺子珍去苏联学习，也正好取出受伤后留在身上的弹片。

　　1940年春天，周恩来身着粗呢西服回到了中国，带回了一架电影放映机和5部苏联电影胶片，其中有《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夏伯阳》和《高尔基的青年时代》等。当时延安还没有人会放电影，周恩来亲自担任电影放映工作，与毛泽东一起讨论这些苏联电影，并将俄语对白翻译成中文。

　　他的手臂并没有完全治好，落下个终身伸不直的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