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血与火中走出死结 -- “六四”二十周年回顾和反思

文 / 乔亮

二十年前，在四月份的北卡州，天气异常地好。那是一个骚动的年代。 那年，北卡州立大学（ NC State ）的篮球队，在 Jim Valvano 的带领下，还能与北卡大学（ UNC-Chapel Hill ）及杜克大学队在一起抗衡一番。在疯狂三月， NC State 狼队打入 NCAA 四强的呼声甚高，虽然后来功亏一篑，但使 NC State 球迷们狠狠地兴奋了一场。那是 1989 年，那时还没有 CARY TOWNE CENTER MALL ， SOUTH POINT MALL 和 TRIANGLE TOWNE CENTER MALL 连蓝图还没有， RALEIGH 城区没有博物馆，当时城里最高的建筑物是 CP&L Plaza ，现在已被新起的银行大厦和会展中心淹盖得暗淡无光。那个年代，没有通商条约，没有企业外包，没有基地组织，美国和苏联还在冷战，美国人还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那是 1989 年春天，一场全球动荡就要开始。可是在美国的华人对此还浑然不觉。

“有一天，电视上出现了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对中国有些人来说，胡耀邦是希望，是救命恩人。可对我来说，他只是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大官。”现在在北卡州某大公司做经理的汤尼回忆起当时的情形， 20 年前的景像历历在目：“我功课很忙，还要帮老师做实验，电视机一个星期都不碰一次，别说是胡耀邦死了，就是邓小平本人归了天，我也不会注意太多。”汤尼当时不知道，以后几个月事情的发展，使得他再也不能平静地读他的书和做他的实验。

从“悼念”到“争取民主自由”

接下来发生的事件，使每一个在海外的中国人不得不抬起头来看看中国发生了什么事。 4 月 17 日，学生们开始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当天下午，第一支游行队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的 500 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举行悼念活动。当晚广场上就聚集了上千人。 4 月 18 日，北大学生约 3000 人游行到天安门，途中有近千名清华学生加入。 4 月 19 日，广场上已有近两万人，学生们冲击新华门，要进中南海献花圈。 4 月 20 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发表社论，呼吁《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批评学生们在新华门外静坐。这一天是“六四”学运的转折点，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非但没有将学生运动压制下去，反而将火拨旺，学生抗议活动漫延到西安、天津、南京、上海、成都等地。 4 月 21 日，北大学生开始停课。当日上午，三名学生代表在世人的眼前上演了悲壮的一幕，他们跪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向国家领导人递呈“七点要求”。可是他们跪了很久，在人民大会堂内开会的领导们没有一人出来接受学生们的要求，这一场面由图片和电视传遍了全中国，传遍了全世界，学生们开始受世人注目！

这个镜头，也引起了当时在威斯康星攻读社会学研究生的薛海培先生的注目。薛先生是读文科的，又是读社会学的，在北大学生们酝酿学潮的时候，在北美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薛先生的同学和朋友们开始聚在一起讨论中国的学运以及民主进程的问题。几千公里以外，在梨花催雨的教堂山学府和雍容典雅的杜克大学校园，很多学文科的学生也开始行动起来，他们的热情，终于也感染得像本文开头中汤尼这样的理工科留学生也抬起头来看看电视，关心一下国内的学运。在这段时间，海外的中国人对国内的学运还处于观望状态。当年在 NC STATE 读书，后来在六四前后十分活跃的汪先生如是说：“六四以前，海外的中国大陆人曾有以王炳章为道的《北京之春》和胡平等人主持的民联和《中国之春》在北美留学生中力倡民主。不知为什么，这些人正好在 89 学运前一个个在内斗中出丑闻的出丑闻，辞职的辞职，随着国内学生运动的逐渐高涨，海外的民运反而陷入群龙无首，分崩离析的境地。“

相反，国内的学运的发展，并没有受海外民运什么影响，事态的变化开始越来越快。 4 月 22 日，胡耀邦追悼会，北京是平静了一些，但西安、长沙、武汉等地都有骚动。 4 月 23 日，北京市高校临时高联向全国各高校提议无限期罢课，提出了“争取民主自由“的主张。一直到 4 月 26 日，鉴于学生们在全国各地的抗议行动，中共高层最终给学生们的行动下了定论 —— 即这场学生运动是“动乱”。同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播出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一出，学生们当然不服，就是地方和基层党政部门也觉得调子定得太高，不利于安定团结。为此，当时的中共高层，包括强硬派代表人物总理李鹏也做了一些努力，缓和调子，组织与学生们的对话。一直到 5 月 4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温和派代表人物赵紫阳出来说话定出缓和的调子。 5 月 5 日， 80% 北京高校学生复课，这场风暴似乎慢慢平息下来。

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登上世界舞台

如果不是 1989 的另一个重要事件， 89 学生运动也不会成为全世界注目的焦点。这件重要事情是：前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 5 月 15 日访华。这是苏联最高领导人 30 年来第一次访华，意义重大，它标志着中苏热对抗时代的过去，新的合作时代的到来，为了这次访问，西方记者大量涌入中国，想对这个访问作出深入报道。可是，他们一下飞机，就被街上到处挥舞的标语、红旗，以及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的学生市民所吸引，情不自禁地将镜头对准了游行示威抗议的学生们。 5 月 7 日，《华盛顿邮报》首次报道了两名学生领袖王丹和吾尔开希，从此这两位学生领袖成了 89 学运的面谱，在世界各地家喻户晓。

到了 5 月 13 日，由柴玲等人发动的绝食运动，将学潮推上了更高的高峰。绝食的学生要求政府肯定学生运动是爱国运动，推翻“四。二六”社论。当一张张年轻的因绝食变得苍白的脸显露各种媒体上，不但全中国的人都加入声援，募捐和抢救，连远在大洋对岸的美洲华人，也开始行动起来，组织各种各样的非官方组织，声援国内的学运。现在回过头来看，显然当时中共高层同情学运的温和派都知道学生绝食这一招会使党内的矛盾激化，他们从统战部长阎明复、政治局委员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到知识分子自由派严家其、戴晴、刘晓波等都到天安门广场上劝学生们停止绝食，复课，但学生们不听。 5 月 15 日，学生发动北京大游行，长安街交通瘫痪，连前来访问的戈尔乔夫都不能在人民大会堂作欢迎仪式。而是在首都机场临时摆出欢迎的架式。因为迎宾红地毯困在人民大会堂无法运出。 30 年来第一位访华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居然没有红地毯来欢迎他。

随着学生绝食运动愈演愈烈，中共高层的斗争也越来越尖锐。学生坚持绝食一天，强硬派就多一分理由镇压。温和派的首领赵紫阳终于顶不住了。 5 月 16 日，在接见戈尔巴乔夫时，赵紫阳对大批记者揭露了邓小平是中央实际掌舵人这个“秘密”，一下子将恼怒的邓小平推到了前台。 5 月 17 日，中共中央常委在邓小平家开会，李鹏将矛头指向赵紫阳。第二天，在探访就医的绝食学生后，赵紫阳向邓小平交了辞呈。 5 月 19 日，赵紫阳在凌晨时分前往天安门广场，含泪向学生们道歉，劝学生撤退，这是赵紫阳下台前最后一次露面。 5 月 20 日上午 10 时，李鹏在电视上颁布北京戒严令。

这一切，都被国际媒体记录下来，并转播海外。越来越多的海外中国人对中国新闻越来越关心。西方媒体为了满足观众的需要，也连篇累牍地对学生们的抗议活动做详细的报道。到了 5 月 20 日，中国的 89 学运，完全占领了世界媒体的舞台。

海外华人集体“上梁山“

对海外的中国人来说， 5 月 20 日的戒严令是海外支援 89 学运的总动员令。薛先生回忆道：“ 5.20 基本上是个转折点， 5.20 以后，各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和留学生联谊会纷纷站出来表态，支持国内学生的爱国行动。” 当被问及当初李鹏宣布戒严令是不是正确的，薛先生说：“现在回过头看，当时中国的民主意识，道德标准，以及政治素质都远没有达到一个民主社会所要求达到的水平，所以在表达方式上，也显得单纯，幼稚和激进。即使当初民主一方胜利了，以后还不知道要捅出多少更大的漏子 …… ”但薛先生至少在感情上还不能说李鹏的戒严令是完全正确的。当年的海外华人中有很多人和薛先生有同样的看法。汪先生更直接了当一些：“现在看来，当初政府不惜一切力保稳定，对后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过，李鹏，袁木这样的强硬派代表人在台上宣读通令，使人想起了文革。不管信息是否正确，让他们来传播简直是误了大事。”

虽然在“ 5.20 ”以后，在天安门广场已不单纯由学生来主导了。可是 ，海外的媒体还是众口一致地把每个进入他们摄像镜头的人称之为“学生”。一但被称之为“学生”，那人做的事就浪漫起来。比如说，“学生们”向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像泼墨水，“学生们”在街上当纠察队维持秩序，“学生们”举着标语红旗游行示威表示“支持学生”。当中央美院的学生将一座具中国特色的“民主女神”像矗立在天安门广场北部时，大批在美国的海外中国人都流下了热泪！很多人在北美洲这里闯荡江湖，吃苦耐劳，当少数民族，不就是为了“自由”二字吗？如果中国也实行民主自由，那多好啊，大家也别在这洋鬼子地盘混了，回中国去！

进入六月，天气开始炎热，海外华人支持国内学运的活动更是蒸蒸日上。在北卡州三角地区，汪先生等人开始聚会，要建立独立于联谊会的学自联组织。一些本地的学生和学者们纷纷接受报纸和电视台的采访，表示支持学生运动。在薛先生所在的威斯康星，基本上都是联谊会在组织学生的抗议活动。薛先生本人在六月初带着一些捐款，回到了中国，以实际行动支持北京的学生运动。

“六 . 四”事件终于发生了。在此之前几天，美国的媒体早已被逐出北京， CBS 曾有一段实播，现场报道了中国警方要 CBS 的主播 Dan Rather 切断卫星通讯天线， Dan Rather 与之周旋的小插曲。这一招果然奏效，“六 . 四”清场发生的时候，在美国是白天，大家只能坐在电视机前，看着一片黑暗，听听广播里的枪声。立立女士当时是杜克大学的研究生，她回忆说：“因为家在北京，当时听见这么多枪声，电话又打不通，真令人担心死了。”立立女士当时还有个弟弟在北京读大学，她听见电视里报道说天安门广场上开枪了，很怕她弟弟会由于年轻气盛而和其它学生一起留在广场上，“我急得都快哭了。”

如果当时还有一部分留学生对中国政府抱有幻想，认为“人民解放军不会向人民开枪”的话，此时他们的幻想正式破灭，代之而来的是伤心，沮丧，和按捺不住的愤怒。于是，海外华人集体上了“梁山”。
解放军开枪后第二天，北卡三角地区各个华人教堂都开设了专门的纪念服务，纪念“广场上英勇牺牲的学生们”，虽然现在发现 6.4 凌晨在天安门广场呆着的学生基本上没有伤亡，但当时大家心里只有柴玲的声音在哭诉，“ …… 坦克已经把他们（指广场上一些来不及撤走的学生）碾成了肉饼。有人说同学死了两百多，也有人讲整个广场已经死了四千多，具体的数字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 ”（柴玲６月８日录制的录音带）。更让中国留学生们情绪激昂的，是外国记者 Jeff Widner 在北京饭店 5 楼拍摄的一段 : 一个年轻人（据称名叫王维林）单人匹马用身体挡住了在长安街上一队正在行驶的坦克排。坦克车没有开枪，也没有从他身上碾过去，而是绕了两次不行，干脆停下来了。这位年轻人还爬上坦克车和里头的士兵打招呼。事后这个录像成了政府指出解放军对市民们宽容和克制的证据，而王维林以肉身挡坦克，成了 89 学运手无寸铁的学生们对抗武装到牙齿的政府的一个象征。

这时的海外华人，怎能不热血澎湃？怎能不振臂疾呼？“六 . 四”发生后第二天，在校园里，教堂里，街道上，就发生了许多起自发的抗议和示威。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旧金山，中国大使馆 / 领事馆被前来抗议的海外华人团团围住，黑纱白幅，举目皆是，无边无尽。在香港，在 89 民运高潮时成立的“支联会”举行百万人公祭。在台湾，人们手拉手，围岛站成一圈进行声援。外国政府纷纷发布对中国政府镇压学生活动的抗议，有一些国家还借机通过了对中国经济制裁的法案。“六 . 四”事件是一个分水岭，“六 . 四”以后，抗议活动从国内移到了海外。

北卡州留学生的抗议活动

从 1989 年 6 月 4 日这天开始，中国国内的民运被强力扑灭 , 民主的火种移到海外。六四的枪声，且不论它是正确与否，至少向大家证明了大陆留学生们从小上“政治课”学到的真理，即国家和军队是统治者用来镇压人民的机器，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如此，在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不管一个政府是否“人民政府”，一支军队是否“人民军队”。在需要镇压时，是会镇压的；在接到命令开枪时，是会开枪的。六四的枪声，可以说是给中国人的清醒剂。

六四以前，大陆留学生中还存在“学自联”和“联谊会”之分，六四枪声一响，联谊会基本上就和学自联合并为一体，成为游行抗议的先锋。比如说北卡的三角地区，从来就没正式成立过有别于联谊会的“学自联”，前文中提到的汤尼后来回忆说：“六四以后，大家人同此心，支持民主，抗议镇压学生运动。原来我们几个学校还在筹建学自联的，现在大家都在一条阵线上了，就不用费劲再成立一个新的学生组织了。”

当时中国学生的主要活动有：抗议、游行、募捐、讲演。在北卡比较有名的一件事是庭孟西事件。庭孟西是威克佛沃斯（ Wake Forest) 大学的学生。六四前他和同系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去北京实习，在中国和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交往甚密。六四过后，他们的实习团奉命紧急离开中国。当时，有些中国学生将六四现场的两盘录像带托他带出，他没有征得老师的同意，就私自将录像带运出中国，交给了某大电视台的主播。庭孟西一夜之间成了“英雄”。但是，他的领队老师不干了。因为庭孟西去中国之前曾跟学校签署了一纸协定，保证不做任何事危及老师和同学的安全。庭孟西的带队老师以为，庭孟西此举，如果被中国政府查出，少则损害了 Wake Forest 大学和中国大学的合作关系，多则会连累大家去蹲中国的监狱。报告交到了校方，校方对庭孟西的裁决是他违背了学生道德准则，要予以开除。 《新闻和观察家》登载了这则消息，在北卡三角地区的留学生们知道了，就联手上书，为庭孟西说情。

当年的组织者之一汪先生回忆说：“我们知道这事以后，马上和知情的记者取得联系，找到了庭孟西的联系方式，打电话给他。一方面表达中国学生们对他的感谢，另一方面问他要帮什么忙。庭孟西说如我们能替他向校方解释一下，他就感激不尽了。于是我们草拟了一份请愿书，连同《新闻和观察家》的文章一起发到互联网上，马上就得到北卡各所大学学生会的支持。”汪先生他们最终得了全美和加拿大几十个大学中国学生会的签名支持。后来的结果是，因为大家都为庭孟西说情， Wake Forest 大学高抬贵手，只让庭孟西回家休学一年，一年后回校还能继续读完他的学位。

除了帮助美国同学，北卡州几所大学的留学生还义卖 T 恤为民运募捐，当时有一款青年学生挡坦克的 T 恤很受欢迎，常常被学生们一扫而空。

昙花一现的海外民运“高潮”

“六四”事件的结果，是全球华人自发的抗议活动，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海外的华人们慢慢地围绕在海外两个团体的周围。

第一个团体是学自联，也叫 IFCSS 。全美学自联于 1989 年 7 月在芝加哥正式成立，第一届全美学自联主席和理事会是由全美一百三十多所重要大学里的学生会选举出来的。主席名叫刘永川，副主席韩联潮，秘书长刘亚东。当时选举的时候，刘永川的对手是丁健。两个人都曾在天安门广场上支持过游行示威的学生。第一届全美学自联也搞三权分立，除总部外，还设有理事会 15 人和监察委员会 5 人。全美学自联成立后，刘永川又召集了全加学自联，全英学自联和全德学自联等组织开会，成立了全球学自联。

第二个团体是“民主中国阵线”（简称为民阵）。民阵于 1989 年 9 月在法国巴黎成立，是由“六四”前后从天安门广场逃出来的中国民运领袖们组成，其中包括前总书记赵紫阳的体制改革幕僚严家其、陈一咨、苏绍智等，知名社会知识分子刘宾雁，方励之等，电视连续剧《河殇》的编剧苏晓康，四通电脑公司的老总万润南，学生领袖沈彤、李碌，吾尔开希等。后来出国的学生领袖柴玲、封丛德、王若望等都在民阵里呆过。除了民阵以外，刚从所谓“倒王事件”中缓过劲儿来的王炳章、徐邦泰、胡平、倪育贤等人，为了抢回已经失掉的海外民运领导权打出了“中国自由民主党”和“民联”等旗号。

学自联和民阵，从一开始就体现出两种不同的趋向。学自联和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一样，从来没有跟中国官方彻底决裂过，除了抗议“六四”镇压以外，学自联从来没有提出过真正政治诉求。后来成为第三届全美学自联秘书长的薛先生回忆说：“当年学自联里也是两大派，一派比较激进，要跟政府决裂；另一派比较温和，主张对话和在体制内做改革……”至少在学自联成立的前几年，温和派的声音还是比较强的。民阵则从一开始就聚集了已经和共产党翻了脸的人，其纲领则要激进一些：“保障基本人权，维护社会公正，发展民营经济，结束一党专制，建立民主中国。”

1989 年的海外民运高潮之一是“十一”华盛顿中国民主大流行。当时在北卡读书的汤尼回忆说：“我们学校去了足足一百多辆汽车，中国大陆的学生基本上都去了，同行的还有从台湾、香港、东南亚等地来的学生，大家同为炎黄子孙，灾难来临时就同仇敌忾。”据全美学自联网站统计，当日参加游行的有来自一百多所院校的学生和学者约 4000 多人，冒雨支持学生的当地侨胞约 3000 多人，最远来参加的是从加州 UC Santa Barbara 的 60 多名学生。

汤尼回忆说：“大家当时冒雨围住中国大使馆，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口号一声高于一声。后来，有人说看到使馆内有人在偷偷对示威的学生拍照。大家都火了，口号喊得更激烈，从李鹏到邓小平都打倒过一次还不够，最后连打倒共产党的口号都喊出来了。” 1989 年的十一大游行，在北卡州三角地区读书的大陆学生大部分都去参加了，也付出了血的代价，由于有的学生开车往返疲劳过度，回程时在 95 号高速公路上还发生了车祸，有人受伤。

1989 年中国学生的抗议声音，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回响。 1989 年 11 月 9 日，新东德政府宣布柏林墙开放，致使数以万计的柏林市民走向街头拆除了柏林墙，为十一个月后的东西德统一，以后随之而来的美苏冷战结束，奠定了基础。

寻求保护，留学生游说美国国会

早在 1989 年 6 月，当时的加州民主党国会议员，现在美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议长南茜·普萝茜（ Nancy Pelosi ）就提出了保护在美的留学生和学者的法案，要求将愿意留美的海外中国人全部给予居留权。消息传出，留学生中反应强烈，当时中国条件不好，大部分的留学生，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总是千方百计想留在美国。汪先生回忆说：“当时有些中国学生拿了公派的 J 签证。这些人得到了学位后，既不回国，也不找工作，而是想方设法再去读另一个学位或做个博士后，反正是赖在美国不走了。“

全美学自联一成立，就将说服国会议员支持留学生保护法案当成首要任务。在学自联的领导下，大家都很努力地游说，要求所在州的议员们支持这个法案。汪先生他们负责了游说北卡州的国会议员的工作，他说：“当时我们真没想到美国的国会是那么的平易近人。应学自联总部要求，我们一行人开车到了华盛顿国会山，也没有做约定，直接就闯进了本州议员的办公室。人家工作人员一听是中国留学生，就给我们开绿灯，有的议员不在没有办法，可所有那天在国会山工作的议员们全部都见了我们，并耐心地听我们的游说。”这些中国留学生，操着结结巴巴的英语，第一次显示了华人在美国的政治力量。

普萝茜法案后来通过了，但被当过中国大使深知中共操作方式的老布什总统所否决。老布什知道，任何东西一成了“法律”其严重性就上升百倍，他在否决普萝茜法案之时，同时又颁布了一项行政指令，对因签证过期的中国大陆人不与遣返。后来由参议员戈尔登和肯尼迪提出了中国留学生保护法案 S1216 案，经过学自联和广大“六四”支持者的不断努力，终于在 1992 年 10 月 9 日经两院通过，并由老布什总统签署成法律，让 1990 年 4 月 11 日前合法进入美国的中国公民都能申请永久居留权。

S1216 法案的通过，全美学自联做了大量的工作，除此之外，他们还力图将在中国保护人权、发展民主和中国的贸易最惠国资格联系起来，这两个法案，都受到了老布什行政当局的反对。当时任学自联秘书长的薛先生，在谈起留学生保护法案的意义时说：“现在看起来，当时这些人留下来对中国后来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首先，这些人虽有学位，但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回国也是食洋不化，照搬外国的一套，只会误事。再者，中国的环境对于他们本身的发展也不利。留在美国不管怎么说对这些学生们都有好处。”

梦醒时分：海外民运走向式微

海外民运的解体，其实从 1990 年就开始了。 1989 年，当“民阵”在巴黎成立不久，民阵筹备组组长、民阵理事陈一咨就与第一任民阵秘书长万润南展开激烈内斗，史称“万陈之争”。两人因此反目成仇，在媒体发表文章互相攻击。第二届民阵竞选主席时，由于两人谁也不让谁，主席严家其和万润南及陈一咨一起去请方励之出山，被方拒绝，又去请刘宾雁，刘也不愿意出来竞选，最后还是万润南获胜担任第二届民阵主席，而陈一咨和朱嘉明等人则退出了民阵。

1992 年底布什总统签署了留学生保护法案以后，在海外的大陆留学生的民主热情一下子降温了很多。汪先生对这个现象是这样解释的：“人类的许多活动，是受到恐惧和贪婪两个因素所影响的。恐惧的力量往往大于别的力量。当初很多留学生投身海外民运，一开始是出于义愤和正义感，过激的事做出来了，又害怕政府对他们不利，于是就不想回中国。为此，他们要求美国政府保护，可是，你要人家保护你，你就要做点事，值得人家去保护。现在看回去， 1990 年以后学自联支持游说留学生保护法案及反对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的行为，其根本在于如此。当留学生保护法案通过了，大部分留学生解决了身份问题，反中国政府的动机已不复存在，留学生们下一步是找工作买车买房子实现美国梦，谁还有精力搞什么民运？”

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因素。因素之一，当时苏联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引导下渐渐摒弃共产主义，恢复自由市场经济。随之而来的是 1992 年夏天的未遂军事政变，戈尔巴乔夫被囚禁，叶立钦反击占领莫斯科。最后军事政变失败，苏联解体，混乱和经济衰退接踵而来。这事给海外的热衷于民运的中国人予与当头一棒，要是当初“六四”不开枪，说不定现在中国也落得个四分五裂，像苏联一样的下场。因素之二，当时海外的留学生人数迅速增长，有很多是 1990 年 4 月以后来美的学生，许多人在大陆时多少也都涉入过 89 学运。这些留学生见布什总统的行政命令和后来的保护法案不包括他们，而只包括在他们看来没参加过中国民运，只是隔岸摇旗呐喊的海外华人，不管出于什么心态，反正是不舒服。有一段时间，他们还组成了“反游说”，游说美国国会议员，不要通过 S1216 法案。这两股势力的内斗，使不少留学生从此退出海外民运。因素之三，学自联内也出现了分裂。一批人还是抱着“民主自由”的理念，变得越来越激进，而另一批人则作了 180 度转弯。反过来支持中国。薛先生是后一批人，他回忆说：“当时六四已经过去几年，老是慷慨激昂地声讨中国政府似乎缺乏新意。同时，我们意识到，到了后来，每年六四，国会山就成了美国各种反华势力的焦点，很多人对中国本身不友好，他们只是在利用留学生。“ 薛先生他们一派在学自联选举中败于激进派，从此离开学自联，转而在美国波音公司支持下，在国会山每年游说，要求议员们支持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的待遇。

在大陆留学生人心涣散之际，海外的民运也面临着四分五裂的危机。为此， 1993 年 1 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民阵和民联召开合并大会，起初推出刚从国内出来的王若望整合海外民运，后来老民联的徐邦泰、朱嘉明、杨建利等故态盟发，大搞黑箱操作，最后将徐邦泰推上“民联阵“的主席。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各路民运人士对这次大会的选举不服，也不愿意两个组织合并，闹腾了一阵之后，终于在 1993 年年底在澳洲开会，恢复了民阵和民联两个组织。

就在海外民运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1992 年 1 月在地球的另一面， 87 岁的中共老人邓小平开始了他具有历史意义的南巡，他经过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发表了一系列讲话，重新点燃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火种。从此，中国走上了一条政治上保守谨慎，经济上大胆改革的道路。

从 1993 年到 1998 年，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建设从慢慢复苏到突飞猛进，人的生活素质大大的提高。在这段时间，海外民运闹得最凶的其实是香港，那是因为港人们面临着九七回归，心怀恐惧而作，类似六四后中国大陆留学生的心态。“九七”过后，天没有塌下来，歌照听，马照跑，港人的民主运动也平静下来。

与此同时，海外的民运各帮派内斗越演越烈。“民联阵”的徐邦泰等动手夺取《中国之春》，胡平和丁楚等斗不过他们只好另起炉灶再办《北京之春》，王炳章等人趁着六四创办的“自由民主党”发生分裂，一个被称为“王记”，另一个由倪育贤当头的称为“倪记”。海外华人为每一个成功地从大陆逃出来的民运人士鼓掌，象 1994 年出来的王军涛、陈子明、 1997 年来美的魏京生、 1998 年来美的王希哲等。但一旦光环褪去，还原成人，这些人又受到攻击，各种帽子满天飞，而攻击者往往是他们的欢迎者、前盟友。 1998 年，在海外养得胖胖的魏京生要出面组织中国民运海外联席会议，王希哲跟王炳章、方园等在一起组建“中国民主党”，这一切都使民联的主席吴方城很不高兴，又导致民联分裂，使海外出现了七个民主党组织，每个都指责其它组织是“叛徒”，上演了一场谁也没兴趣欣赏的闹剧。

从六四十周年到现在，整整十年间，海外民运基本趋于平静。民运领袖们在组织慢慢凋零之际，纷纷铤而走险，拿着真假护照闯入中国大陆，然后发表一些宏论，让中国政府关几天，回到西方后再享受一些出名上镜的机会。这样做的有杨建利、王炳章、熊焱等人，最近还有吾尔开希。目前，据统计，在海外能称得上“民运人士”也就二百来人，却有五、六十个民运团体，山头林立，办不成任何一件事。

六四风云人物今何在

今年的 6 月 4 日，是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纪念日，新闻媒体的焦点又落在了当初学生领袖们的头上。这些当年的领头人物，现在已人各有志，经商的经商，做学问的做学问，传教的传教，说过来的故事一箩箩。我们只挑重要的来说。

王丹是当初中国政府通辑榜的第一号人物，他在 1989 年 7 月 2 日被当局抓到，后被判刑 4 年。 1993 年假释后，又于 1995 年 5 月再度被抓，判了 11 年。后来在 1998 年 4 月中国政府以“保外就医”的形式将王丹放到美国，进了哈佛大学读学位，终于在 2008 年 6 月在哈佛拿到历史系博士学位。他毕业的时候，还专门请了“师长”王军涛一起庆祝。王军涛和陈子明被誉为 89 学运的智囊。他本人于 2006 年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然后去新西兰当了博士后。当年多方奔走为他呼吁营救他出狱的妻子候晓天已遭到离弃，王军涛和另一留学生再婚，生有一女，年纪尚幼。

柴玲是被通辑的唯一女性学生领袖。 1991 年到达法国巴黎，随后与在天安门广场一起做夫妻的学生领袖封丛德离异，到美国求学，在美国和 Robert Maginn 结婚，成了外嫁女。她于 1993 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学得了国际关系与政治学硕士，又于 1998 年念了个哈佛的 MBA 。毕业后，柴玲和丈夫下海做生意，共同创办了一家电脑公司 Jenzabar Inc., 自任总裁至今。

吾尔开希当初是最上镜的学生领袖。六四后经香港逃至大陆后，与严家其等人创立了民阵，任副主席。做了一届就没做下去了。后来在哈佛念书，还有过开餐馆的传闻，最后结识一个台湾女子陈慧玲，去了台中定居。 在台湾，开始时他在电台主持政治评论，后又投身 IT 和金融界，还开了一个网站和粉丝们交流。今年 6 月 3 日晚，吾尔开希从澳门入境回中国大陆，结果被警方拒入。

李禄是南京大学学生，曾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婚礼。六四后逃至美国，在民阵红了一阵以后，转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毕业后进军华尔街从事国际金融工作，创办了自己的投资公司“喜马拉雅资本管理公司”，任董事长。他经商很成功，目前拥有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 2.5% 的股份。沈彤是“高自联”常委，六四后是第一个安全脱身的学生领袖。后来他在 2000 年创办纽约万视科技（ VFinity ），有员工 45 人，在美国、台湾和大陆都有分公司。中国政府允许沈彤回国访问，但条件是不让谈政治。柴玲的前夫封丛德，也是学生领袖，和柴玲离婚后，经历转折，于 2003 年 7 月在法国获得博士学位。在六四二十周年之际，他出版了回忆录《六四日记》，被称成天安门广场学运最诚实的见证人。

严家其从民阵退下来后，移居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当学者。刘宾雁活跃于各民运团体，后来于 2005 年在美国去世。方励之现在是亚利桑那大学当教授，跟《北京之春》还有关系，苏绍智现任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主席，苏晓康现为《民主中国》杂志社社长。王希哲内斗烦了， 2005 对媒体宣布：在海外搞民运的 95% 都是坏人。王炳章 2002 年 6 月想进入中国在中越边境被中国政府抓获，判了个无期，目前还在狱中。胡平还在做《北京之春》主编。丁楚近期出了一本书《大梦谁先觉》，在香港出版发行，揭露了许多海外民运团体的黑幕。当初的学生领袖张伯笠、熊焱、远志明和傅希秋等，都成了牧师，在传另外一种教。

中国：在血与火中走出死结

当年六四的参与者，如今已经到不惑之年，都在社会上担任起栋梁之责。象本文提到的薛先生，是华府一家公关公司的合伙人，前一段组织和参与 NCCC ，为在美国推广学中文做了很多工作，目前还想开创支持华人从政的事业。汤尼目前是一家大公司的经理，在金融危机的大潮中安如泰山，时不时公差回中国一趟。立立女士目前在大学里教书，而汪先生则自己创业开了咨询公司，也是美国中国两头跑。

二十年过去了，中国已由一个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不容忽视的经济强国。 2009 年的中国，不但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还成为了美国国债的第一大债权国。这一个成就，不能不归于中国二十年来政局的稳定和人心的专一。象立立女士说的：“六四”的枪声，是打碎了中国人的民主梦，但是与此同时，也促进人们不再胡思乱想，而是在赚钱和享受上下功夫。一个商品社会就是这样衍生出来的。”学历史的立立女士还引证了中国古代的康乾盛世和开元盛世，她认为：“中国人喜欢内斗，是从古以来都有的事，每一次都是流很多血后才换来这些盛世，为什么？是流血换来了政治上的稳定和生产上的专注，使得生产力大大提高，从而导致盛世的来临。”六四以前，中国的社会人心激荡，各种思想和利益互相冲突。六四以后，中国人能想和能做的也就是经济和赚钱，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是中国走出了一个死结，从此突飞猛进。

当年学自联的参与者，现在有很多都转至变成了爱国者，他们支持希望工程，参加 2008 年奥运火炬的保护行动，给汶川大地震灾区捐款，在大事小事上都帮着中国政府说话，象汤尼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认为：“六四的消极因素是每年这个时候给对中国不友好的人提供了一个平台来谩骂和找麻烦。照我说，应该给六四做一个公正的评价，这样就没人有借口来找麻烦了。”

对于六四的平反问题，近来网上有谣言说中国政府“近日会有动作”。照薛海培先生看来，这可能只是海外某些人的一厢情愿，他说：“六四要平反。但目前光给六四平反，意义不是太大。应该做的是，在合适的时间中国发生个体制转换，转换成一个经济和政治全面发展的社会。而对六四的平反，只是这个大转换里的一台小戏。”薛先生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第一，政治没有”的方针对中国长远发展有害。因为整整一代人都没有政治理念的训练，一旦合适的变革大潮来临时，一个只知赚钱，不管政治的社会是不能适应政治变革的，随之而来的只是动乱。

六四二十周年，各界人士纷纷纪念，大家见仁见智，证明六四还是海内外中国人的一块心结。什么时候这块心结得解，什么时候中国大陆才能进入民主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