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网上流传着一首歌,《妈呀!中国》,里面唱尽了出国留学生的失落与艰辛:“……阴差又阳错,我出国象出家,……, 出国护照难拿,回国却偏要VISA, 入了外国籍,但我做梦都说中国话……”。 在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纪念的统计数字中,有一项指标有点强差人意,暨大陆开放新留学生30年以来,中国总共向全世界各国派出了140万名留学生和学者,可是到统计截止时间为止,总共回归了不到40万人,占出国留学生总人数的28%。不过,仔细审视这些数据就可以发现,留学生回归(简称海归)的具体情况也不是全军尽墨:在这30年中,公派留学生回国率达90%以上;还有,近期对所有在校留学生的民意调查表明,有70%的人愿意毕业后回中国发展,这表明海归是80后和90后新留学生向往的目标。
路是人踏出来的
从1979年到2009年,30年的时间,出国留学生的动机和成份随着年份的不同而不同。开始是公费,后来随着政策开放,有“自费公派”,很多自费公派的留学生是年轻一代的精英学生,他们出国的原因主要是对现实不满,想改变国家或自己的生活现状,这部份人大多滞留海外不归。后来自费生越来越多,慢慢地在百分比上压到了公派和自费公派留学生。很多自费生原来底子就强差人意,他们的目的以出国谋生为主,赶上了90年代的高科技大潮,很多人都改行学电脑,基本上也都在美国各公司找到工作留下,故海归的人也不多。在这个时代海归的人,不少人是有眼光,有远见的佼佼者,他们海归后都过得比较成功,在中国他们被尊称为“海鲜 ”或“海狮”。
早期出国的留学生多为公派,还有一些是经过一考再考选出来的精英。这些人出国时的目的很明确,他们是要学成后归国做贡献的,而且国内也有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前程在等着他们。这些人在海外学成之后,不少人年岁也大了,家庭在国内,单位里前程似锦,再加上公派签证的限制,大都还是选择了回国,还有不少人虽然挣扎了一番,最后还是回归。国内某著名大学著名学院的副校长和学院院长石老师(化名)就是这样一位海归。石老师在出国留学前就是某名牌大学的资深讲师,人比较年轻,英文又好,精通业务,很受学生们的爱戴。如果不是他喜欢约会女孩子,被冠以“作风不正”,加之出身城市小资家庭,被认为是“家庭成份不好”的话,在1980年代中期评审职称时,他早就评成教授了。1988年,他通过长期的努力,终于被同意公派当留美访问学者。来美后通过以前学生们的帮助,转成博士留学生。虽然他原来任教的那所名牌大学曾威胁他,如果自己转留学,就要取消他的公职,但因为他业务太好了,所以当时的系主任亲自出面为他说情,校方才没开除他,但给了他很严厉的行政处分。石老师非常聪明,两年之内,就修完所有该修的课,通过论文答辨,得了博士学位。他毕业时,正赶上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在“6.4”的余波后“保护”中国学生,石老师也在被“保护”之列,可以马上拿到绿卡。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们都一窝蜂地去拿卡,但石老师思前想后,觉得自己年岁也大了,在美国重新开头很没有意思,就放弃了留在美国的机会,在滞留美国两、三年出了几篇论文后,于1993年毅然回国。当时中国还处于“6.4”事件后的低潮,很多人对他回国之举很不理解,包括他在美国研究所工作的上级和同事,还有他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他也不跟别人争,只是笑咪咪地说:“中国人嘛,回国那是迟早的事。”
聪明的石老师并没有仓促地海归,他回国前跟原学校作了谈判,以前的行政处分一笔勾销,从个人“档案”中消除,所有工资补发,一回国就是正教授职称,还给他分配了一套副校长级的住房。石老师海归之后,由于是当时极少数敢于海归的博士之一,国家还拨巨款给他建了实验室。不久,他被升为系主任,又升为学院院长和副校长,市人大委员,省政协常委等等。如果石老师想做官的话,更大的官都可以做。现在,已经退休了的石老师,在国内是学术泰斗,在海外门生遍地,在中国、美国和欧洲都有私人产业。回想起当年的抉择,石老师只是开怀大笑。他经常教育他的学生,在科学研究中,路是人踏出来的。在他的个人生活中,又何尝不是如此?
在大陆十大著名“海鲜”代表人物有,百度公司总裁李彦宏,NYU-Buffalo电脑硕士,1999年度带技术回国创办百度;搜狐公司的老板张朝阳,MIT博士,1996年开始创办搜狐公司;新浪的总裁汪廷,法国巴黎大学毕业,1996年回国发展;前携程网CEO沈南鹏,耶鲁大学毕业,1999年回国;中国网通总经理田溯宁,毕业于德州理工大学,1999年回国。还有当当网的俞渝、北京伊力诺依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史晓燕、俏江南董事长张兰、SOHO的张欣、北京富之宝汽车销售公司的李莹等,同领当今海归风骚。
海龟变海藻,海藻变海带
真正的海归潮,应该是随着21世纪的到来而开始的。当时,中国经过改革开放20年,在经济建设上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的国民产值,从排不上名次到进入世界十强。各种各样的特区和园区如雨后春笋纷纷堀起,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加工场”,中国和西方国家的贸易顺差越来越高,美元储备越来越大。随着中国的底子越积越厚,企业对于技术和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从国家到民间对海外人材的需求就越来越大,终于使得国家立法,鼓励海外人材回国发展。
曾经在思科(CISCO)公司做过研发工程师的韩先生(化名),是1999年海归的。当时,他回国度假,无意中认识国内一家公司的老总,对方许诺他比当时所挣的钱多一倍的工资,外带房子及公司汽车及司机,当然,还让他领导一个部门。韩先生被这位老总感动了,丢下在美国新婚的妻子,回国轰轰烈烈地干了起来。他回忆起当初的情形,不禁莞尔:“当时我回国一看,我的工资比公司的老总多了10来倍,住房也比他们大,我心想,这事很悬乎,我得狠狠干,夹着尾巴做人,不然这份工长不了。”韩先生当时的心态是“回国就是过把瘾,过了瘾就走”。虽然国内的条件没有今天这么好,但他干得还是很起劲,“感觉上是给自家人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1996年到2001年间,是海归的黄金时代,那时的海归,风险小,需求高,起点也高。当时的海归,基本上自己不用去找工作。从企业和公司方面来看,如果单位里有一个海归,这个单位就“够品”和“上档次”,就给人一种能跟上时代的优越感,具有很有效的广告作用。所以,那时候企业和公司在市场上争揽人材,海归们一下子身价百倍,除了天上的月亮摘不到之外,他们要什么政府和单位都给他们想办法。有一个网名叫“过得很舒服”的网友,日前在网上发文,自曝在1998年海归时,单位变相给他“发了个老婆”。
后来就不同了。跟着21世纪一起到来的高科技泡沫的爆炸,引发了第一拨海归潮。和以前的经济萧条所不同的是,从2000年开始的这场经济萧条,其主要受害行者是电脑和通讯行业,里头高密度地聚集了中国大陆和台湾来的华人。比如说,曾经辉煌过一时,现在已经破产的北方电气公司(Nortel Networks)在北卡的研究三角区总部曾有一座专门做研发的楼,在楼里干活几乎都是中国人,号称小中国城,中文(国语)成了那栋楼的官方语言。在高科技泡沫爆炸后,北电大规模裁员,那座楼的原主人大部分被裁空,很多被裁的华人改行做别的事,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回国做了海归。
当时的海归,还有很多是刚毕业的新留学生,他们有的拿了硕士,有的拿了博士,因为出了校门工作不好找,一咬牙就回国发展了。现任中国某信贷集团副总经理的姚先生,当时刚从学校毕业。他本来打算得好好的,毕业后找个电脑方面的工作,好好挣钱过平静而富有的生活。做学生的他,靠打工挣来了一笔钱,一毕业就搬出学生公寓,买了一座小房子住下,还借了高利贷。结果找了6个月,什么工作也找不到,看着每日增高的债台,以及要刷爆的信用卡,姚先生选择了回国,身后拉下了一笔债。他说:“到现在我还是不敢回美国,我那些信用卡债还没还清呢!”在美国的欠债经历,使姚先生对信贷产业发生了兴趣,最终投入到这个产业,成了一个集团公司的副总。
随着美国和西方经济恶化,大批刚毕业的留学生赶潮头回到中国,海归的光环迅速消退。首先,在中国很多单位,能给出高工资的并不多,要拿高工资,就得值那个钱,在一个职位有几十个人抢的中国,海归的留学生就算有分身术,也难敌这么多人在挤一个龙门;其次,海归在一个企业走向国际时使用价值最大,帮助这个企业走向国际化之后,在海外受教育的人往往会在内部的倾轧中败下阵来;最后,如果说1999年时的企业对海归人材是饥不择食,到了2002年就有点消化不良了。当时的情况是,海归的留学生刚回国后立马变成“海藻(找)”,到处发自传,联系用人单位,安排面谈。可是,这些海归人士无视国内和自身的条件,开价都按美国的标准来开,而国内用人单位一般都出不起那个价,双方谈不拢,用人单位只好在国内自己找,等到海归醒过神来,位置已被人占了,只好变成“海带(待)”。有一段时间,这些海带们凭着在海外的一些积蓄还能舒舒服服地做一阵“有闲阶级”,据一位2002年回国的女士说,当时的上海留学人员创业协会一度成为这些海带们的聚义厅。可是,“不久,这些人就蒸发了。”现在中国苏州的一家生物技术公司任职的王先生,可能当初就是这“有闲阶级”中的一员。王先生在北美一间名校得了个企管硕士(MBA),2003年回国发展。开始他给自己订了个目标,以他在北美名校的MBA,一个月没有8万人民币他不去。刚回国的时候,王先生将自传寄出,马上就有了面谈,但对方出价连他所要的一半都不到。王先生高不成低不就,一付怀才不遇的样子,整天东游西逛,和哥儿们打牌喝酒,挥霍他在国外打工赚来的钱。结果是,三个月变六个月,六个月变一年,海龟(归)变成了海藻(找)。海藻变成了海带(待)。再富的人家,也经不住这样坐吃山空,一年之后,看见手头上那点钱被花得七七八八,王先生只好放下身段,去一家外企上班,月薪5000人民币,还不足他原来要价的十分之一。后来跳槽到苏州这家公司,月薪据说在1万人民币以上,他本人也很满足。
海带(待)问题到了2007年已经严重到引起中国政府和社会的密切关注,各种服务站、咨询所、创业园等应运而生。不过,大多数咨询服务站,主要是帮助留学生们调整心态,放下架子,适应国内的经济环境,对于想借海归背景回国淘金的人,无疑是一盆冷水浇在头顶上。
洋插队:历史的玩笑?
来自湖南一座古镇的李先生,1980年以高分考入南方一所重点大学,乡亲们闻讯敲锣打鼓地给他送行,“他们说我是中了秀才”。四年之后,他考取了另一所重点大学的研究生,乡里又给他大摆宴席,八抬大轿,载着他游乡,“他们说我是中了举人”,李先生回忆道。后来研究生毕业了,他拿了奖学金出国,乡里的父老们不知道怎么办了。李先生还记得有老辈子人对他说:“你中了举人,也该弄个知府知州做做了,怎么还要考外国举人,给红毛鬼当知府?”中国上千年的科举制度,使得读书不是被当成一种求知求学的手段,而是被作为一种为当官做老爷做准备的预科,不管是早期的,还是现在的,还是80后和90后的留学生,绝大多数还是将读书看成是一种改变现实生活跳龙门的手段。
在写作本文的时候,国内传来消息,浙江大学的海归博士涂序新,因评职称没评上副教授,于今年9月17日凌晨2点在玉泉校区的综合楼11楼跳楼自杀。涂序新出生于1977年,1995年高中毕业后保送进入清华大学水利系,2001年获水利水电建筑工程及法学硕士。2007年在美国西北大学土木工程系得到博士学位,留校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两年。2009年6月受聘于浙大,9月17日自杀,终年32岁,在浙大才干了3个月。无独有偶,据传近日湖南大学也有一海归博士南某因职称问题,在工作一年后,跳湘江自杀。所有这些不幸,都和“待遇”和“职称”有关,和教书、学术和研究无关,因为谁也没有让他们离开学校,谁也没有禁止他们教书、搞学术和做研究。为了跳不上某个龙门而轻生,可见得“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对中国海归的危害之深。
早期的新留学生到了美国后,首先将书能读多高就读多高,不拿博士不罢休。等到得了博士出来工作时,才知道得了博士学位只是个开始,后头的艰苦道路还很长。更令很多中国男性留学生大跌眼镜的是,在美国读的学位高不等于你的薪水和级别就会高,恰恰相反,因为学位高,起点高,反而因此而少了许多机会。比方说,很多用人的公司一看博士头衔的求职者,马上就敬而远之,连面谈都免了。这些留学毕业生在西方国家经过十年八载才能真正在所在国找到工作,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扎下根来。然后他们打道回国探亲,想光宗耀祖。没想到一回到家乡,看昔日的同学和朋友,以前都没有自己风光的,现在不是正处也是副厅级,“下海”的也都是个副总什么的,出入有小车,还有一群手下跟前跟后的忙,而自己还是白丁一个,替人打工,随时可能被解雇的。这反差,使得很多人心里很不平衡。没有办法,只好将西方国家称为“乡下”,而自己是来“洋插队”了。
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号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相比,“洋插队”是自己自愿的,主动的,而且是披荆斩棘,过五关斩六将,烧了所有的桥,得罪所有的人换来的。上山下乡生活过得不愉快,可以怪文化大革命,怪政府强迫。可这出国留学“洋插队”的痛苦经历,到头来还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前程和尊重,又能怪谁呢?有人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出国留学潮,是历史对中国大陆自以为是“精英”的一代开的一个大玩笑。
在当今的形势下,还有一类人过得很成功。他们大多学有专长,在西方有实业,在中国也有实业,他们两边都跑,利用中国的优势服务西方国家,又利用西方的优势服务中国,这种人有个专门的名字,叫做“海鸥”。在北卡州华人企业协会(NCCBA)里,就有不少这样的“海鸥”,有的人在美国开了公司,在中国开分公司做开发和服务;有的人将中国的东西拿来美国卖,又将美国的东西拿到中国卖;有人在美国和中国两头做教授,两边讲学;还有人在中国建立生产基地,在美国全力做销售和市场经营。
海龟“生态圈”已经形成
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只有海鲜(即回国受重用的留学生)和海派(外企派驻中国的华人)的话,今天的海归生态圈,已经是非常地健全。
在海外, 我们有“海根”和“海泡”。海根是一批早期毕业的,在国外都混出一定的程度了,因为各种原因,想回中国发展的留学人员。海泡则是那些想回中国发展,但还在观望,思前想后,犹豫不定的留学人员。不过,有些“海泡”是由于签证等限制不能移民,却又滞留海外,这类人现在已日益减少。
海根和海泡们,只要条件合适了,就做了海龟(归)。他们回国后,条件好的直接就去到专业对口的公司或机构服务,条件不好的就变成海藻(找),工作找不到慢慢就变成了海带(待)。
那些在单位上班的,有能力有成绩的人,受到重用就成为“海鲜”,最终拿资助拿奖金,成为“海狮”;而那些嘴尖皮厚腹中空的,或者是资历尚浅,贡献平凡的,就成了“海草”,慢慢失去了海归的光环。
中国外国两头飞的是“海鸥”,他们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触手,不断地巩固中国开放的枢纽以及加速中国对外的流通。
海归生态圈的形成,在一个趋于成熟的中国海归社区里是一件很自然的事。由海龟(归)、海狮(师),海鲜和海鸥领军组成的海归生态大军,已经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