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个值得炫耀的祖先。像龙大，史兄，心君，费兄那样，不仅有过光荣，而且有历史，传承有序。这如同古董，有价值，还可以卖出天价。（这是开玩笑）

所以有一时期，我对祖上历史特别有兴趣。我也希望我的祖先有过一些辉煌，或者是哪个帝王贵族有关，再不济能和哪个名人搭上关系，哪怕是个穷酸秀才，落魄文人也好。再再不济，是个遭人骂的历史人物也不错。好歹有些名声可以显配显佩。

可惜的是，我得不到一丝这方面的信息。我的祖先太平凡。平凡到他的子孙都不想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或者都干了些什么。唯一可值得一提的是我家族的姓可列百家姓前十位，那也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因为只是证明我这一族繁殖能力特别强。就像小草一样，不惯坏境优劣，照样撒遍了漫山遍野而生生不息。

所以我是没有爷爷以上的信息。最高辈份我所知道的就是我的爷爷。

我爷爷在我眼里是个极为古板的人物。我们小一辈的见到他都有些怕他。

我没有和我爷爷生活在一起过，不过住在一个城市，按规矩我要经常去看看他。

我觉得我爷爷古板是因为他长着一张极为严肃不带笑容的古板脸，而且从来不苟言笑。不要说和我们这些孙子辈，就是和我父辈，似乎也从不见他有什么笑容。谈什么事总是三言两语。话不多，声不大，但说出来的话给你就是感觉是不容置疑的，最后命令的，要立即执行的。没有一点讨价还价的余地。

当他有什么事吩咐我爸或者其他人时，好像从来没看到有什么人有疑议，都是不声不响地去执行了。

我虽然很调皮，但只要一脚踏进我爷爷家就立马安静下来。一般都是我进门，站得直直的冲着我爷爷毕恭毕敬地叫一声：“阿爷”。我爷爷总是坐在窗台边的八仙桌旁写些什么，或看些什么。一脸严肃。闻声抬起眼皮看看我，“唔”一声算是回答。其实他早就看到我进大门了。

我爷爷住的是上海典型的石库门。进大门是个天井。和天井相连的前客堂间就是我爷爷家。我记得那时和天井隔开的不是墙而是一排落地窗，木头做的。所以一到冬天就很冷。有风从门缝中吹进。我常常看到我爷爷拿个纸条往门缝上贴。这个状况一直到后来大修期间才改善。工人们拆了落地窗，修了半人高的砖墙，再把原来的落地窗改成窗户。这样冬天就好过多了。可是我还是怀念当年的落地窗。因为特别适合我们小孩玩捉迷藏。那时有一扇落地窗门是可以打开的。同时靠通往后面厨房走道的墙也开了一扇门。一个房间有了这两道门，人就可以前进后出，玩起捉迷藏别多高兴了。有时想甩掉我表妹这个小尾巴也靠这道门。我表妹跟着跟着，突然我们滋溜不见了。只好哇哇哭着找阿娘（奶奶）。后来改了墙，只有一道门，这捉迷藏游戏就玩不成了。爬窗？想想爷爷那双在浓眉下的眼睛，那是给我吃了豹子胆也不敢。

我的印象中我爷爷总是坐在靠窗的桌子边。那里有一张藤椅，是我爷爷的专座。好像除了他，没人敢坐上去。我爷爷他就在那里拿毛笔经常写些什么。后来我表妹告诉我，我爷爷那是在写日记。我爷爷去世后，我表妹整理遗物时看到的有很厚厚的一大摞，十来本呢，全是日记。我问她爷爷都写了些什么。我表妹说没什么。不知是真的没什么呢还是不想告诉我。不过想我爷爷那个年代的人居然也会写日记，这倒很出乎我意外的。

我的祖先是干什么的，我前面说了，我不清楚，因为我爸这一辈也不清楚。反正我爷爷很早就出来了。

在我很小的时候，曾经跟父亲陪我爷爷去上祖坟，回老家一次。印象不深，只记得有一间房间挺大，像是客厅，黑洞洞的挺压抑。大厅里好像有一把很讲究的摇椅。我和堂哥坐在上面摇啊摇，挺开心的。至于其他的就什么也记不得了。哦，记得我有一件灯芯绒的夹克衫在饭店吃饭时，搁在窗台上被小偷在外面顺走。还好留下一张四人合影，在一个公园亭子里，我还穿着这件夹克衫，算是对我这件衣服最后的留念；还记得宁波那时的三轮车是双排背靠背的。坐车时，我爸我爷爷坐前面，我和我堂哥背着坐后面。挺新奇，但也挺害怕。特别是上桥时脸冲下好像人要掉下去似的。我们两个小孩吓得一手拉着车把，一手拉着对方的手，握得紧紧的。那时我才五岁，我堂哥也就7岁。现在人肯定不会这样。一定是一大人带一小孩坐一起。那时就是那时，大人小孩，父父子子，等级分明。我父亲后来回忆时说其实那时他也挺担心的，但当着我爷爷面又不敢说什么。

那时宁波乡下人很多都到上海做生意或者找生活。由于宁波这一带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一般人家都是念过几年书的。所以到了上海做职员或商人比较多。一旦站住脚，再把家里人带出来到自己的店里打下手，或者介绍给别的商家什么的。所以在宁波乡下的人一般总有一些亲戚朋友，乡里乡亲的在城里认识。托个人，作个保都很方便。我爷爷大概就是这样出来的。

我爷爷出来后混得应该是还算不错。因为从他不断的换房子，能养七八个孩子，还让他们都上了学，可以知道他还是挣了些钱的。据我父亲说最好的时候是在上海静安寺那一带里买了套房子。全家十来口人再加佣人什么的住的舒舒服服。不过好景不长，不久就卖了。因为我爷爷有个嗜好喜欢赌马。那时上海滩都知道有个跑马场，就是今天的人民公园那一块。所以我爷爷挣的钱是左手进，右手就送给跑马场了。马票是一堆堆放在抽屉里把钱给替换出来。

只要哪一天全家又要搬家了，就知道我爷爷在马场上又输得一塌糊涂。这样就从大房子变小房子一点点下降。最后到解放，就剩下现在住的一个客堂间和一个小后间。就这还是租的。身无分文。不过也好。在历次运动，我爷爷倒也没受到什么冲击，即使在文革，也就是被抄一次家，拿走一些线装书而已。总的来讲是太太平平过完他的一生。倒是他的两个女儿，我的姑妈，因为都嫁了资本家，结果都吃了些苦。

一直到解放前，我爷爷是做证券的。一解放，政府关闭了证券大楼。所有搞证券的都倒闭。我爷爷也就失业了。而后他可能也觉得自己老了，就呆在家里颐养天年。那时我父亲这一代也全出了道，成家立业。所以我爷爷就由他的子女们供养。每月按时交钱。我记得我爸拿到工资的这个星期天一定要去我爷爷家交钱。由于子女多，给的又不少，我爷爷好像从来没有缺钱的困境。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是舒舒服服，一直有保姆伺候着。而父亲这一辈兄弟姐妹几个，好像也没有为给钱多钱少有过什么争议或不快。都是自自然然，自觉自愿。他们从小接受的规矩是这样，教育就是这样。

其实，像我爷爷那样的情况是可以向国家申请补助的。好像里弄里也问过他。不过我爷爷不愿意，觉得自己有那么多子女还要向外人要钱，那是很丢分的事。在我爷爷的概念里，政府也是外人。无论共产党国民党，还是袁世凯，甚至清王朝，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