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杂趣

看官，对不起，鬼使神差，我居然想出了这么缺德的题目！但我绝对不是美化灾难，对成千上万的同胞罹难无动于衷。如是那样，我还配当一个真正的人么？我这里要说的是，在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时，在百姓中发生的几件小事，“杂趣”只是我的体会而已。一件事是否有趣，是没有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的，我姑妄说之，您就姑妄听之，不要太较真。

酒徒一无所知

我当时住在西四缸瓦市小酱坊胡同。院内东小屋住着一位王师傅，四十五、六岁，中共党员，是缸瓦市一家综合修理门市部的经理，手下有二、三十名员工。他家属在远郊县，平时一个人住单身，休息日才回家。老王嗜酒，每天下班回来总要喝上二两，然后入睡。是日凌晨大地震发生，全院人都跑到院中央，惟独不见老王，其房门紧闭，邻居们一致认为他倒休回家去了。早六时许，小东屋门开了，老王像往常一样走了出来，见到从人齐刷刷地站了一地，大惊：“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地震啦，大地震，西屋的山墙都倒了！”一听这话，他脸也不洗了，拔腿就跑：“不好了，我那门市部里还有值夜班的工人、照相机、收音机、现金哪！”

青年与老人

余震尚存，我到西四小吃店买油条，见到西安门大街马路中央有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车的前后用四根木棍撑牢，车上放一块窄木板，板上用竹竿撑起一块塑料布。一青年衣着整齐静卧车上，闭目养神。看来，此君思虑甚远，准备长期打游击了。

马路两侧的人行道上却不乏老翁、老妪，他们端坐椅中，轻摇羽扇，处之泰然。如今我也六十有七，方知道普通人活到一把年纪便跑不动了，对生与死看得也就不那么重了，方理解当时那些老人的心情。

金鱼比妻子重要

家姐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地震后我们便住入了该院在紫禁城内隆宗门西广场统一搭建的抗震棚，其格局与现在的农贸市场摊位相似。左邻一位妇女指着她丈夫对我说：“他人真新鲜，地震一发生他先跑出去了，可马上又返回来了。我以为他是来帮我，没想到他是回来抢救他那鱼缸里的金鱼。你说可气不可气？”丈夫解释说：“你的腿脚比猴子还灵巧，还用得着我帮你！”原来这位妻子是在房管局负责危旧房检查工作的，每天都要登梯爬高，动作异常敏捷。后来我看到她能够把洗完的衣服晾到地震棚那高高的立柱上，才感到丈夫之言果然不谬。

小孩不想回家了

紫禁城内，除指定地点外，一律不准拉电线，更不许有明火，所以，一日三餐都由食堂统一供应。食堂里有位厨师师承御膳房，他做的清蒸酥丸子堪称一绝，丸大如拳，荤三素七，入口即化，非常可口。后来我学着做了多次，也没成功，做出的丸子都是死疙瘩。在宫内居住月余，家里震坏的房子已经修好，吃过最后一次酥丸子之后，邻铺和我家都要撤走了。这家有一个六岁的小女孩，看到父母收拾衣物，大喊：“我不回家！”我问她为什么，她说：“这里人多，院子大，房子好看，有电视，大丸子好吃。”我说：“地震没有了，大家都要回家的。”不料她却说：“再震一次才好呢！”其母吓得大惊失色：“谁教你这么胡说的！”那年头，似乎人人都是外交家，好像每一句话都代表国家，说起话来要字斟句酌，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给自己找来麻烦；更为可怕的是，小孩说错了话，要父母负责。当时我忘了自己的“老右”身份，一高兴把孩子抱了起来，摸摸她的头。“幼童何须知避难？但求好吃又好玩。”幼儿是世界上最可爱的，是我们自身的延伸，以后他们就替我们活着了。三个月后，“史无前例”的岁月寿终正寝，又过了十几个月改革开放开始。这次大地震把国门震开了。我把这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硬说成是因果关系，当然是最大的胡说八道。不过，没有后者，我哪有如此胆量写前者？

我厂有鸟

在我们这个总面积近一平方公里的厂界内是经常可以看到鸟的，我指的是野生的，不是爱好者的笼养鸟。

去年深秋，天气冷了，某日我按习惯在医院前的小方园内散步，发现今日与往日不同，在14、15号两楼间的电线上，医院以及两楼的高檐上秩序井然地站着一行行燕子，几乎是等距离地分布着，很少飞动。我推算了一下，大约四、五百只吧。它们要干什么？我很快明白了：集合待命南下。哦，在温暖的季节里它们分家而居，严寒来临之际却不各自奔命。看着它们矫健的身躯，整装待发的小模样，我顿生怜惜之情：一路平安，我知道你们的路线，当你们飞越泰山时，请代我向他老人家问候。明春再见。

我常到爱心湖散步，在那里我可以放声歌唱与人无扰，但也是为了看鸟。喜鹊有时多达几十只，分落在草地上啄食。冬天湖面已冰封，也总会有个别的鸟在湖中寻缝汲水，这时，一只鸟便足以使一面冰湖生机盎然。我还喜欢踏雪，厂南端苗圃还没有踩过的雪地上竟已留下了三趾足迹，小鸟先我而来过。

网球场后的小花园也是鸟的世界，但主要是麻雀，突然唰啦一声飞上树去，密密麻麻地布满枝头，无法确定它们的数量，不过一两百只总是有的。它们的体态决定了没有远翔能力，肯定在厂定居。这广阔的草地以及十几年来业已长高的树木是足以供它们繁衍生息的。

有时也会出现单只的较罕见的鸟，比如个体大于画眉但全身鹅黄，我叫不出来名字，但肯定是较珍贵的，人贵其内，鸟贵其美嘛。还有别的颜色的。遇到这些鸟的机会不多，若不是在别人上班时我能在安静的厂区内到处溜达，大概也是看不到的，何况总是在春夏树阴遮天的地方。

最近常见的则是太平鸟，羽色淡褐，体态大于山雀，头上有一面向后长着的毛。这种鸟生性憨钝，是粘鸟者的易得猎物。每看到它们时，我总默默地对它们说：小心点，别贪吃那些小红果，你们太老实，不会想到有人已张下网。

鸟是一种对环境敏感的动物，它们是能够自由飞翔去寻找安全栖息之所的。它们肯来我厂说不定是它们把我们的主色——绿色，看成是一片安宁的乐园，另外，它们也酷爱文明。有位作家说过，看一个社会是否文明，只要看看那里的人们与鸟是否和谐就够了。

小鸟，我们是文明之区。

还要告诉你们，我国是世界上有“爱鸟月”规定的文明国家之一。爱——人类最崇高最博大的字眼，我们把它用到你们的身上。

我以为，一个地区能吸引鸟来，大概是地方不错，我的观察表明，近两三年来厂区的鸟的确多了。

但我希望看到更多的鸟，最好是天鹅。

一次圣诞晚会

几年前的一个圣诞节前夕，我到某校看望一位老同学，进门坐定，他说：“今天不能陪你，我要主持今晚的外教（外国教师）圣诞舞会。这是一张请柬，你自己去吧。”

“我认识不了几个人啊！”

“外国人与外国人之间，与中国人之间也大多互不相识嘛！”

晚7点半我准时到会场。这是一个小食堂，门前悬红纱宫灯两盏，节日气氛立浓。门内左侧长桌数条，桌布雪白，上放大盘十个，皆小点心。嫩如凝脂的豌豆黄，红艳晶莹的山楂糕等为中式，蛤蜊角等为西式。厅中立圣诞树一株，彩灯及什锦缀饰散挂其上。这种格局充其量是一个欧美中产阶级的家庭舞会的规模。

在迎宾曲中，中外客人陆续入场，约70人，其中美、英、德、日、西、澳、法等国教师约30人，他们中有60开外的教授，也有20来岁的美国小伙子助教，女多于男；中方则男多于女。

主持人致词两分钟，外教代表（法国人）答词两分钟，均用英语，全场无翻译。讲话时全体站立，无席次之别、长幼之分。

词毕，中外人士互相问候，厅内走动频繁，握手寒暄笑语不绝，间有互相拥抱或礼节性互吻。

乐起（录音机），起舞者占半数以上。不舞者或站立交谈，或站在靠墙的折叠椅旁或饮或食或听音乐。

我不跳舞，举了一杯矿泉水到各处与外国人寒喧，互道圣诞快乐，微笑举杯致意。实乃尽一中国“主人”的礼仪而矣。

我注意到角落里有位老太太独坐，不似其他中外人士活跃，遂前往之。

“教授，节日快乐！”

“谢谢，也祝你快乐！”

“你不爱跳舞吗？”

“爱，但现在不跳，我在听柴可夫斯基，噢，不，我在想家！我丈夫和孩子此刻也在想我，我敢肯定。”

“那么，首先请你转达我对你丈夫及孩子的良好的圣诞节问候，一个远方的中国人的问候。”

“啊，谢谢！”她顿时两眼生辉，直盯着我的眼睛。“你信仰上帝吗？我说的是上帝！”

嗯，老人难道对不信教的人庆祝这个世界最大的宗教节日不理解吗。“我不属于任何宗教（为尊重教徒，我用英语讲时不使用不信仰这个硬性词），但我尊敬上帝。”

“为什么？”

“他仁慈、善良，总给人们以美好。我们这次聚会难道不是上帝的恩赐吗？上帝使你我相识。”

老太太突然朗朗大笑，竟伸手拍我的背。这笑声引来了许多好奇的目光，舞池中有人回头看我们，并点头致意。

在历时90分钟的晚会上，没有个人表演。除了快慢节奏及古典现代的跳舞外，只有平静的交谈。细语微笑成为晚会的主旋律。

人们还在交谈，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话，不过我想，既然我“客串”都能和十几个人洋人找到话题，他们——中外的语言教师们还愁什么呢。

几首舞曲终了，舞会立即停止。突然厅内亮全灯，轻声播放“友谊地久天长”。此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到长桌上取了高脚杯斟上红葡萄酒，紧接着是一阵清脆的碰杯声，及一片闪亮的紫红光点。

然后，音量突然放大，相邻者手拉手，按这首曲子的发源地苏格兰的传统，伴着旋律上下摇动双手。在歌声中我听出了中、英、俄、日的语言。最后在“友谊万岁”的拖长音中终曲，会散。

会后同学告诉我，这次舞会主要是听取了外国教授的意见安排的，每人按15元左右作的预算。

体检

前两天职工医院的赵院长通知我说：“你到白大夫那领一张体检表，参加全员体检。”我听了之后心里热乎乎的，赶紧对赵院长说：“谢谢院长的关照，谢谢领导的关怀。”

我的医疗关系在设计院，近些年来安排体检我都没参加，一来是因为住所离医院较远，不方便；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自己有这样的想法：自己已经68岁了，身体一直比较虚弱，从不幻想活到七老八十，再者说，一个人如果到了连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不能做了的时候，活着又有多大意思呢？

这几天职工医院里比过年还热闹，两千多名员工（包括离退休员工）按照医院安排的顺序前来享受企业给予大家最大的关怀——健康上的关怀。

年轻人一般没有什么大毛病。这次体检对他们来说是多了一次凑在一起说笑的机会。“大夫，我没问题吧？这么说，我还能大口吃肉？！”“起来吧，你这心电图乱七八糟的，别找老婆了！随着这些幽默的话语，医院里荡起一阵阵开心的笑声，排解了大家排队等候的烦恼。

中年人的体会就与青年人有点区别了。他们知道每个人的体检费用差不多相当于一个下岗人员一个月的生活费，从中感受到了公司领导的管理能力和对员工的关心、爱护。“我们北新在国有企业中就算很不错的了，不但没有人下岗，还能给员工检查身体，真得知足了。“有人对我说。

我生平最怕排长队，所以我等到下午没人时才去照X光。我不知道体检是集体行动，不是个人门诊，不能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但是负责X光的喻小苗大夫没有表现出一点不耐烦，又专门为我开了一次机。我真是有点过意不去。

当然，不仅仅是喻小苗，医护人员各个工作都很认真，不愧是“白衣天使”，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我们北新是一个有文化的文明团队。我尊敬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这就是我通过这次体检产生的一点体会。

螃蟹与男子汉

1970年的一天晚上，我到西四缸瓦市一家中档饭庄吃馄饨，同桌坐着两位操东北口音的中年男子。他们在小卖部买了4两白酒和半斤螃蟹，坐到桌前正欲举杯时，其中一位觉得不大对头，便将那盘螃蟹原封不动地端回小卖部，问售货员：“请问，一只螃蟹长几条腿？”“八条呀，再加一对螯，一共十条，怎么啦？”售货员一愣。“那您数数我这两只螃蟹一共长了多少条腿？”话语平和，面带微笑。售货员笑了：“您要的是半斤，那螃蟹可不是按照二两五一只长的，为了凑分量只好多搭上几条腿。”中年男子又将螃蟹端回桌上然后把散乱的螃蟹腿摆在蟹身两旁，笑着对另一位说：“老哥你看，你这只螃蟹长了12条腿，我这只长了13条腿，而且和你我一样——都是公的。”

听了这话，那位老哥和我都笑了。女售货员更是笑出了声。“没办法，这批货来的时候就是这么乱七八糟的，可领导非让搭配着卖。要不我把那五条小腿给您换成两条大腿？”售货员说。“大姐，不麻烦您了。”言罢，话题转到了其它方面。“

1972年的一天，我出差乘坐从南京到上海的慢车，车厢中旅客不多，而且多数是短途旅客。在栖霞站上来两位农民，抬着两个大竹筐，筐里装着螃蟹。这些螃蟹长得很肥硕，吐着亮晶晶的泡沫，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看着就十分鲜活。

“卖不卖？”一位中年男子问。“运到上海可以卖××钱一斤，现在便宜点卖给你。”讲好价钱，中年男子要买三斤。“你用什么来装？”“这个。”只见这男子掏出一个当时通用的尼龙兜。“撑住口袋，我给你装。”言罢，农民将竹筐盖打开一条缝，爬出一只捉一只，然后顺手放入尼龙袋中。“够了，就算你三斤，只多不少。”“你怎么不过秤呢？”“火车晃得这么厉害，挂不住秤砣，我还怕砸了脚呢！你放心吧，保证够斤两。”

过了一会儿，火车停站了。一位看热闹的对卖螃蟹的农民说：“现在火车停了，可以称一称了吧？我倒要看看你手拿的准不准。”那位农民取出秤一称：三斤五两半。又过了两站，买主与农民道别下了车。

这是两件很普通的小事，但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经过30年的风雨，至今记忆犹新。最近我才略有所悟。原来男人（古语称男人为汉），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男子汉，一类是普通汉。男子汉的身份与表现各不相同，上可是力挽狂澜的高官和钻研各种学问的学者，下可是贩夫走卒、平头百姓，但他们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小利、小亏、小话、小动作不太注意。因此男子汉活得爽快，而且招人爱。好男人爱的远不只自己的老婆。我刚才叙述的两件小事中的几位男士就可以称为男子汉。

笔者远非男子汉，所以才佩服男子汉。男子汉不是经济概念，但我以为处在温饱线或小康线以上的男人还是粗放一点好，能让则让，不要太斤斤计较。当然，我这里所说的粗放是指生活交往上的粗放，而不是指工作上，工作上当然要细心。

另外，当男子汉是自愿的。男子汉有时可能会吃亏上当，因为社会上存在着非男子汉。由于上面所讲的第二个故事中双方都是男子汉，所以才皆大欢喜，全是赢家。只是那横行的小动物在引人发笑后，作为美味和营养被吃掉了。

老 师

1952年我入外国语学院学俄语，老师是俄罗斯人，金发碧眼，身高体匀，皮肤白细，酒窝深深，是我长期接触过的最美的女人。

开学第一堂课，她说：孩子们，从今天起我便对你们负责了，请记住，我的学生不分国籍。

一日，进行听力测验，规定不许用笔录，只能凭记忆答问。我求分心切，暗自书写于掌心，被她发现。

“茹朋路，站起来！”“你狡猾（俄音：西特里）。”

我顿时起立，众目睽睽之下，面红耳赤，无地自容。

“老师，我错了！”

“站三分钟！”

从此我在任何考试中没作过一点假。

又一日，她命我朗读课文，有几个难读词始终发不准。老师走进我桌边，用手掰我的口型，校正十余次，方满意，说：“好小伙子（俄音：玛拉节茨，长者对男孩的爱昵之称，姑译为此）。”

从此，我初步掌握了纯正俄音的基本要领，相信了她的话：外语要流利，嘴唇磨层皮。

新年联欢，她跳了少女手帕舞，手持花手绢，上下左右用力甩摆，齐膝皮靴踢踏有节，时而旋转飞速，长裙张圆，间或高声喝喊，显示出草原民族特有的豪放与粗犷。此时，师道尊严已变成笑语欢天。我有幸与她合唱“茫茫大草原”。

暑假她回国探亲，我们送她几支金星钢笔，几把檀香扇（学校出钱，学生出面），不料老师泪流满面，说：不要再花钱，你们国家太穷，要节俭。孩子们，你们是你们祖国的未来，你们的道路还很远。请记住，我是共产赏员。

从此，我知道，教师是太阳下最光辉的职业，没有教育，人再富有仍是野蛮。

1990年有几位苏联朋友来厂参观，时任厂长的王鸿禧先生在筑根餐厅设宴，厂长谦让，叫我坐在一名外交官的左方。席间，我突生异想，用俄文手书一纸：敬爱的老师，尼古拉娅·库兹米娜·沃尔科娃教授，您的学生茹朋路向您问候，1952，中国，北京，外院。附一张名片递给了这位外交官，并告诉他，她曾在莫斯科大学俄语系任教。

“这不难找，我将尽力而为，请放心。不过，教授多大年纪？”

“七十七。”

“哦，这恐怕……”他的表情是严肃的。

现在又过了六年，如果老师健在，当是八十三岁了，但在我这个六十多岁的学生心目中，她仍然貌美，充满青春活力，一个从不进行政治说教的共产党员。当年外事纪律森严，绝不允许打听外国人的私生活，所以，她也许不是完人。但老师教给我的绝不仅仅是我终生热爱的、美丽的俄罗斯语言。

美丽的老师，学生永念。

过年了

本世纪最后20年的第一个新年到了。北京新型建筑材料试验厂要犒劳她的全体职工了，我是其中之一。

每人发两张甲菜票，一张红的，一张绿的，是毛边纸印的“菜票”，大约有邮票大小。红的可以取一份肉菜，大约有溜肉片、丸子及红烧肉等几种，可任选其一；绿的可以取一份鱼，大概只有红烧鱼及干炸鱼，也可任选其一。

到了中午，大家都来到北区食堂排队领票。那时北区是一片正在平整土地或打地基的工地。这食堂是每天都非常热闹的地方，因为人必需吃饭，何况还没有家属宿舍。

在食堂入口内约5米的地方，摆了两张八仙桌，有两三位年轻的同志在发菜票。由于各科室、工地接到的通知是，这天午饭时各人自己去领，所以一下子便排成了长龙。于是，这两三位同志便忙不过来了。领票时，他们只问一下是哪部门的，然后在记录本上作个标记，就给你两三张票，既不“验明正身”也不看证件，因为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向索要票者看一眼。

真乃堂堂大厂气派！我生平还未见过这阵势呢。

切莫小看这份鱼肉。平时我们吃饭还是以分角来计算的。我是当时厂内为数不多的工程师之一，月工资不过62元。每月奖金分8元、10元、12元三等，此外，我还有点业余翻译的稿费。我吃甲菜是由稿费来支付。

遗憾的是，我当时竟然没想到拿到一次票后，再回过头去排第二次，第三次……这样，我家过年就不用买鱼了。读者或许会问：你这么干被发现了怎么办？我刚才说，被发现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另外，我还可以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当时并没有明文规定只许排一次嘛。我还可以用感情说服人：我饭量大，既然请客，为什么不让我吃饱呢？

斗转星移，现在到来的已经是本世纪最后一个新年了。那食堂在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后已从此消失了。北新的同仁当然还要天天吃饭，不过是拿着磁卡去龙苑了。

历史要发展，必然有变化。一般而言，正面的变化越大，社会的前进也越快。我不能总留恋那两张菜票和那座食堂。但我不能，也不打算忘却他们。

我与集团报

前些日子与罗永菁女士谈及我对其父罗来源先生的敬重时，自然谈及集团报，遂引发此文。

厂报（后来改名集团报）初创，一天下午我正与一个外国人闲谈（许炳炎兄部分时间参与）。这人嗓门很大，讲话时不停地挥动手臂，不知情者会以为我俩在吵架。这时罗先生正好路过，可能出于好奇停了下来，待我们微笑握别后，罗先生问我：“你们谈些什么，这么激动？”

“他是位工程师，我想可能由于长期在噪音中工作而形成了这种讲话姿态。其实他在赞扬我厂，说他来华之前总以为我们的管理技术水平会很低的，亲自看到后觉得我们非常了不起，以后会超过他们的。”

“这是个好题材，给厂报写个稿吧！”

以后，我写了几则小小报道，无非是将外国人或出于真情，或出于惊奇，或出于礼貌（但绝无虚伪）而对我们的赞美之词记录下来而已，另外还有几首打油诗。现在再写这么肤浅的东西，厂报大概不会刊登了。

我是地道的工程技术人员，但一向敬重文学艺术人才，并认为我们的工人，工程技术乃至其它专业人员要爱好并参与文艺活动。文学艺术可以直接触及我们的灵魂，而机器及技术是办不到的。

后来由于不在厂内上班，对厂报也就不关心了。

退休后，我果然逃不出老年人的规律，回忆往事，触景生情，尤其钟情于这个曾为我提供过前所未有的工作机会并高度信任我的母厂，于是又萌发了写稿抒情的念头。

我又开始注意看厂报了。啊，档次提高这许多！这正是我厂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同步并略超前的表现，也正是我的想法。

再写稿？如今厂内藏龙卧虎，我算老几！弄不好岂不自作笑柄乎？

管他呢！终于我又坦坦然然地象当年直入罗先生办公室那样，走进了厂报办公室，将几篇稿件直接交到瑞福兄手上，没多谈什么就出来了。

我的想法是，还能通过厂报做点什么，哪怕只是献一滴水，来浇灌这日益美好的田园。一人一滴水，万人汇成溪，溪水常年流，田园绿油油。

但是，如果由于我老眼昏花，加了一滴不清洁的水，那么就请编辑诸君抹掉吧！

OK！BNBM

谢谢工会、98国庆卡拉OK比赛的全体歌手、评委、场务及观众。你们爱唱歌，爱人，爱厂，爱国，爱生活。你们给我以青春，以友谊，以欢乐。

或有人说：“你在哗众取宠，你们北新一个小小的歌唱活动，就能叫你有这么多感受？”

且听我道来。

我是个“声色之徒”，既爱男声男色，女声女色，也爱少声少色，老声老色（但不爱黄声黄色），这是由我的“声色观”决定的。我的推理是：

世界上什么音最美？人的歌喉，声也！

于是：身体×歌喉=演唱=平方美

或有人问：既然如此，你见到歌星一定会顶礼膜拜了？不！事实上我真为某些大腕可怜。演唱前人家必须苦想三天，如何包装？四个音符到底索价几万？真唱还是假唱？如何摆谱？如何偷税？对此等歌手，我不屑一顾。金钱的奴才没有资格，也不可能给人以美。倒是北新这场比赛令我振奋。

这次比赛，曲目多样，选题健康。京戏、民族、通俗、美声，25位歌手各有千秋。我对各种唱派无偏无向，一视同仁。因为世界本应是五彩缤纷的，人也应各有所爱。

歌手投入。人或问：“谁上台能不投入？这也是值得一提？”我说的是，歌手们令我这个观众感觉出了他们的投入。

歌手有功底。我看得出，歌手中绝大多数登过台。我的根据是他们的行腔、运调及吐词、手势相当正规。这些歌手一定能用自己的歌声调整心态，遇有矛盾一定会以文明方式解决。

无功利思想，有竞争意识。我不相信有谁是为物质奖而参赛的。但有歌手对我说：“遗憾，这次没发挥好。”既参与，必争上游。歌赛如此，人生也是如此。

观众素质好。他们有时凝神注视演员，忽而又凝视屏幕，这显然是在品味表情、节拍、旋律。我没有见到一位不识体统者。走出歌厅，我发现自己犯了个错误，是井底之蛙性的错误。我本以为，在这个工作紧张、竞争向上的公司内只有我一个人有闲心唱歌。原来唱歌的人多着哪！又一想，这不奇怪。北新员工来自五湖四海，文化水平较高，当然能够出现一批歌手。这是只有大企业才可能具备的文化优势。我们应当珍惜这笔财富。于是我脑海中出现了这么一种场面：2000员工在齐声歌唱，个个挺胸昂首，口型合一。

“你知道吗？中国有家公司全体2000名员工正齐声歌唱。”“是吗？那一定是生产乐器的。”

“不！是生产新型建材的。”

那时，建议将公司改为：BNBM(Musical Air)，即，北新建材（集团）公司（音乐气氛）。

这也许会使中外人士大吃一惊：世界首创。

步行万岁

上小学时，学校距家相当于当今市内公共汽车五站路，我的一双小腿要走上四十多分钟。当时家贫，再说那时北平的居民区也没有公共交通工具。于是“小呀么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不怕风雨狂”。这样年夏一年，走过了六年。我总不能因为要走路而放弃了当时（也是现在）的第一流学校——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小学（现实验小学），何况每学期只象征性地收学费一元。

后来我上了清华大学，当时已开通了31路汽车（即现在的331路，但路线略有变动）。不过每逢周末等车的人极多，有一次我粗略地数了下竟达800人以上。好在那时人们非常讲礼貌，只要耐心等，肯定有车坐。可我一算，一小时内绝轮不到我。干脆，从（当时的）清华园火车站沿铁路步行到西直门站，总长5.796公里，这是站牌上写的，因为走的次数多了，这准确的数字我记了一辈子。当时这条线附近，田园风光极佳，尤其是天高气爽，桂子飘香的秋季。我久居清华园，却没有时间以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来休闲，倒是这一程步行使我得以放松。

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百万庄的建工部（那时建工建材是一个部），家住西四，常年买月票。可下班后还是经常步行回家，一路上东瞧瞧西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就买点去孝敬母亲。

“文革”来了，红卫兵正闹大串联，人慌马乱，可单位偏偏派我去沈阳出差。列车开到沈阳东站便不走了，把旅客通通赶下车。这东站距我妹妹家至少15公里。我不愁也不骂，因为心中有数，常速步行三小时内准到。

“文革”过了，我又去沈阳探亲，乘103无轨电车可直达北京站。不料，当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来访，长安街禁止车辆横穿，我乘的车停在百货大楼前。人们可以等首相大人，可火车不等我这小人。但我知道我的步行能力，请司机开门下了车，走到北京站正好检票放人。

改革开放了，某日我到北京饭店接一位美国客人去崇文门饭店会谈。饭店前出租车排成长龙候客。可是拒载我们。显然是因为路不远，比送客人到机场或颐和园要少赚许多钱。怎么办？我用英语说：上帝赐给我们两条腿，不是为了装饰，而是为了走路，况且，你我都不是总统。此君一笑：OK！Let’s go!（好，咱们走！）

这些都是往事了。

在敝人如今步履缓慢的老年，敝厂开辟一面爱心湖，通向那里的是一条一公里长的安静的马路，此天赐福于我也！我在厂里住的时间长，自然认识的人也多些，一路上觉着，总有朋友点点头微微一笑。看，清静并不等于孤独。

当然，我迟早有走不动的时候，这是自然规律，谁也逃不掉。但只要能走动，我还是奉信“华盖之车不如双足”。原因很简单，就“行”而言，只有两条腿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我的腿就忠诚地为我服务了六十五年。

请允许我妄言，不管这世道怎么变，路总要自己走，所以，步行万岁。

二十年几句话

我是一贯主张修《北新史》的，早年曾对罗来源先生说过，近年又向国芳提过。我当然知道，修自己的历史是很难的，因为必须写出这个家庭，这所学校的思维方式与灵魂。好在这事并非燃眉之急。

我之所以屡提此事，原因很简单。首先，今后无论出现什么新型建材领域中的后起之秀，我们当然欢迎，对国家有利嘛，但是，北新在中国新型建材工业中的历史地位业已确定，是先锋、元老的地位。这不是我们自吹自擂，因为历史不是可以吹出来的。这是事实，是20年前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20年来我们实践的成就，总而言之，是20年中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因素的必然结果。其次，我认为不懂历史的人不可能是有文化的人，一个单位也是如此。古今中外，概无例外。今年是我踏入北新的第20年，我一方面珍惜那不能再现的过去，一方面又构想我也许看不到的更加美好的未来。

前年，我未请示任何领导，大胆地写了一首《北新之歌》，后经报社诸君修订刊登在集团报上。我在此重述一次：

北新，正正堂堂，树诚心立信，产品育人，为国为民；

北新，人口一心，兢业自进，文明日昌，技术永强

北新，芳草萋萋，绿柳成荫，爱心湖水，与天相辉；

北新，可爱的家，欢歌共建，我是一员，任重道远。

填词当然要想到曲调，不过，我是没有谱曲能力的，所以，只能凭着构思哼出个调子来，也算是词曲两成吧。这个“歌”只唱过一次，是在去年北新国庆卡拉OK比赛后的一天，一位仁兄听过后说：“你如果在歌赛上唱出来，我给你特等奖。“我是从来不参加歌赛的，所以也从不打算得什么奖。不过，这话叫我心中有个底：北新人也许不反对我这七十二个字。

但我这个人就是不知趣，不自量力。前年，我偶然见过宋总便脱口而出：“宋总，我们经受过挫折。今后也难免，但我们不是最大的企业（我对比的是石化、钢铁等企业），但我们非常刚韧。”宋总是个以分钟计算时间的人，他耐心地听我把话说完后，表示同意我的说法。

倒退20年，也就是我刚入厂的时候，石膏板厂房尚未封顶，北区还是黄土地。设想一下，如果在这20年中我们有任何重大的失误，我们还能象今天这样生活在这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吗？我们还能分新房么？我们又还有什么值得一争呢？请看看周围我们并不愿看到的诸多实例吧。

我不懂管理，不懂营销，也不会操作机器，更不会领导别人，所以我不从这几个角度来观察北新，因为即使有专家给我讲授这几门学问，我也学不会。我眼中的北新是一艘在风浪中前进的远航船，也可以称为一支部队，她的目的最终是五大洋的任何港口。

你有什么根据这么讲？有。

宋总对我讲过一句话：“我们固然要赚钱，但钱多了又是为了什么？”

李副总（谊民）对我说过：“世界上的大型企业都有自己的创新体系，不断完善和发展我们的管理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我们10年前的思想，现在看来十分幼稚。”

李副总（鸿兴）在谈到人才培养问题时对我说：“企业非常支持年轻人学习，在这方面投入很大。”

由此看来，北新的领导人都是极有头脑的管理者，他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不仅经常回过来审视自己所走过的路，而且对未来看得很远。想到北新有这样高瞻远瞩的领导，再看北新20年来发生的变化，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在本报发表了几十篇小文了，这还是头一次写领导呢！其实，我与他们并无个人私交，我比他们大20岁（或更多），没有可能在他们的领导下工作。但人家这几句话是对我这个“局外人”讲的，这大概是因为我关心北新，人家才关照我的，与个人感情无关，这些是非常坦然的话，我记住了，借此机会转给大家。我若在岗，大概是听不到的。

20年的事情是不可能一一回忆到的，因为这本身是一部历史。所以，在这篇纪念性的短文中我索性不再提。要提的是立足于现在，着眼于未来。过去的事，必将收集在未来的《北新史》中。

既然我们都承认北新是个家，家里人说话要简短。20年我就这么几句话。说错了也没啥。因为我的目的是为这艘远洋轮加一滴油，加错了，抹掉我这滴油就是了。

跪

我从来不向别人下跪。今后，除非我自愿，如果有人胆敢强迫我下跪，就请恕我不讲客气啦，甚至，这可能意味着他的末日。

我说这话，当然事出有因。不过，对于别人的下跪我则或者表示同情、理解，或者认为应该，或者尊重，甚至羡慕。

有一些混帐的外资企业或台商什么的，丧失人性，看钱比祖宗还重，体罚我打工妹叫我诚实劳动的同胞下跪，以表示他们的“厂规”是多么神圣不可侵犯。如果我是他们的地方官，我宁肯不要乌纱帽也一定要叫这家伙吃不了兜着走。

还有什么酒吧、饭馆之类的地方，实行什么跪式服务，据说是为了学日本或者提高服务质量。这些黑心老坂是在利用我们一些教育程度不及格的顾客的心理畸变，让他们尝尝当皇上或西太后的滋味。只要你肯掏腰包，我这当老板的对我的同胞就六亲不认了。

1946（或47）年处决南京大屠杀制造者，日本战犯谷秀夫。在刑场上这家伙竟然胆敢拒绝我中国监斩官命令，不下跪。岂料，我监斩官令：执行兵，强迫他跪下！

言罢，只见两名英武士兵上前，用军靴猛然踢向这家伙的两条小腿，只听到“哇”地一声惨叫，这小子跪倒在地。“执行！”他这一跪是我中华民族的骄傲。

近年来，在旅游景点的庙宇中有不少人对着佛或菩萨下跪，焚香并奉银两。目的不外乎求个平安吉祥或者是求个心理平衡。我是个无神论者，而且满脑子的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我更信那些按照严格定律推导出的微分方程，不会相信一座木泥塑像会决定我的命运。但我们是宗教自由的国家，人家既然愿意跪，我就尊重人家的自由。不过，假若其中有唐僧玄奘，我一定上前施礼：尊敬的大学者，大翻译家，您为我们祖国带来过荣誉，请受晚生一拜。

穆斯林与佛教徒是经常下跪的。他们跪的次数最多，姿势也最优美，态度安祥而诚挚，其跪的对象是至尊无上的真主或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我为他们的真诚所感动，更尊重他们的民族风格及宗教信仰。因为，如果我生活在彼国彼地，大概也会是这样的，我能不尊重我自己吗？

1995年全世界都在庆祝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时，德国总理科尔在犹太人受害者纪念碑前下了跪。这是让全世界震惊的一跪。它不仅表明了德意志这个一度被希特勒引入歧途的优秀民族是多么的敢于面对历史，更使我们相信，人类是有良知的，有正义的，有前途的。

最近，《清华校友通讯》1998年4月号上有一则报道及照片。一位196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的越南留学生阮能恭，在阔别了36年之后又回到母校，走到咸丰皇帝御笔《清华园》的匾额下长跪不起，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谢谢母校！”对于这种跪，我不仅是尊敬，而且是羡慕了！虽然我和阮君算是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