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和我
(一)
桦树
我是在出国热潮前出的国，不似尔后蜂拥而至的留美学生们那样目标坚定明确，准备充足，心血澎湃。诚实地说，那时我对美国茫然无知，尚处于幼稚的幻想状态，每每回想都不可思议，问自己出国干嘛？懵懂忐忑不清楚，唯一的回答是,渴望去看一眼心底默默憧憬的荷里活。

人就是活个年轻，虽然一无所有，却不乏勇气，年轻时的我，“每一相思，千里命驾”，为了个单纯的梦，就会舍弃一切，还舍得那么彻底。然而，现实是残酷且无同情心的，不成熟则受惩罚，当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时，这朦胧的憧憬突然对我变得具体，心里顿时产生了空空的恐惧，数数机上的乘客总共加起来只有七八个人，比空中小姐还少，于是想哭，眼泪接着无声地淌了下来。

飞机降落在美国陌生的土地上，蓝天碧海，第一印象是安静温和还有干净，但是，我孑然一身提着箱子站在那里，无论如何都迈不出一小步。举目无亲，言语不通，口袋里还没有银子，感觉茫然。终于等来了一个拐了七八道弯的陌生女人，手里举着个写着我名字的牌子，一路无话，她把我送到UCLA国际学生办公室后，就消失了。于是，我像件行李一样被存放在一家又一家。开学两个星期后，系主任弗兰克打电话来，他说终于在研究生宿舍为我找到了一个床位，但是……，后面的话没说完，就挂断了。

那几天我正寄居在一对台湾来的夫妇家中，他们家很小，一房一厅的结婚学生公寓，为我在靠近厨房的走道里搭了一张小床，用书架隔开。女主人姓杨，是UCLA东方语言系比较文学的博士生；先生姓许，电机博士，已经在公司上班。夫妻俩与我素昧平生，却待我这个“共匪国”来的人极好，这恩情此生难忘。那天晚上，许先生开着他那辆破旧的雪佛兰帮我搬家，来到 UCLA的研究生宿舍，看见是一座不大的三层小楼，叫做Hershey Hall，坐落在Westwood的Hilgard大街上，此楼去年已被拆掉。许先生帮我提着箱子，上到二层，发现正对楼梯的屋子就是我的房间：206室。

房间大门是敞开的，远远看见屋子中间的天花板上吊着一盏别致的灯，灯的正下方坐着一个漂亮的女孩，栗色卷发软软地搭在胸前。待走近门口时，许先生和我都不约而同地突然止了脚步，为眼前的景象呆住了。

屋里有两张床，两个书桌，两个书架， 整个房间乱七八糟像个大垃圾箱，各式各样奇怪的书，纸片，脏衣服，鞋子袜子满地都是，简直走不进去，没有下脚的地方。再看那女孩，正仰着脸独自微笑，腿上放着一本厚厚的黄颜色大书，上面却没有字。她的双手在书上摸来摸去，时而停下来沉思，时而皱眉，我马上意识到，她是一个瞎子。突然我无故紧张起来，气也不敢大喘，我还从未跟盲人近距离接触过，仔细看她的眼睛，眼皮是闭着的，略显空瘪，似乎没有眼球，却有长长的睫毛。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许先生转过脸，看着有点可怜兮兮的我，温和地用中文说：“还是回我们家住吧”，我微微摇了摇头。

女孩听见我们说话，双手停住，坐直了身子，像小鹿一样凝住神，微侧着脸，显出美丽的轮廓。

“嗨，我叫玛丽”，你是我的新室友吧？“她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嗨”，我迟疑地，“我叫桦树，很高兴认识你”。

她接着叽里呱啦说了一长串，我什么也没听懂。许先生在一旁翻译，说她说下午就接到通知说室友会搬来，问我是哪里来的，在哪个系，等等。

我坑吭巴巴地一字一句又说：“我的英文不好，只会说一点点，听不懂你的话”。

玛丽马上又说了一大堆，笑得眉飞色舞，我只是盯着她的表情看，听不懂也答不了。许先生连忙帮我做了简单介绍，然后把箱子拖进来，放在靠窗的那张床前。

他站起身，再一次问我：“你确定住这里吗？”

我轻轻地点了下儿头。

“你们一个是瞎子，一个是聋子和哑巴，怎么办啊？”他略显无奈地呵呵笑了，然后说：“那我先走了。”

屋里剩下玛丽和我，空气变得尴尬，她说一大串话，我只能重复地抱歉：“我英文不好”，她终于放弃了，眉头皱得很紧，接下来是彼此间的沉默，清晰地听见闹钟在一跳一跳地走。我坐在床边，心里虚弱无助，眼睛时不时盯着她看。只见她站起来，张开双臂，抬到胸口那么高，空然摸索，随后移动脚步。她朝我挪过来了，越走越近，双手摸来摸去，眼看着就要碰到我的脸，我躲闪着，吓得闭上眼睛，小声呼叫“玛丽”！

“啊”，她像小猫一样嗖地缩回了手，“I’m sorry”，声音细细的。

关灯 睡觉了，我没敢开箱换睡衣，和衣便躺下。那一夜对我来讲真是难熬，翻来覆去睡不着，看着对面床上酣睡的玛丽，我心里有点儿怕，怕什么也不知道。直到凌晨，我才沉沉入眠。

“咣咣咣咣……”震耳欲聋的摇滚把我从梦中突然惊醒，我本能地抱起毯子就缩到角落，只见玛丽身穿睡衣，蓬头乱发，在屋子中间像块大木头似地双脚一起随节奏上下蹦落。我惊恐地睁大双眼，茫然无措。好一会儿，我鼓足了勇气问：“玛丽，你在干嘛？”

“锻炼”，她气喘吁吁，“跳舞，我妈妈说每天早上7点都要像炒鸡蛋一样地跳”，她认真地说。

（未完待续）
2009/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