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世纪文学（约5世纪—1485）
    英国最初的文学同其他国家最初的文学一样，不是书面的，而是口头的。故事与传说口头流传，并在讲述中不断得到加工、扩展，最后才有写本。公元5世纪中叶，盎格鲁、撒克逊、朱特三个日耳曼部落开始从丹麦以及现在的荷兰一带地区迁入不列颠。

   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给我们留下的古英语文学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是《贝奥武甫》（Beowulf），它被认为是英国的民族史诗。《贝奥武甫》讲述主人公贝尔武甫斩妖除魔、与火龙搏斗的故事，具有神话传奇色彩。这部作品取材于日耳曼民间传说，随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传入今天的英国，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诗是8世纪初由英格兰诗人写定的，当时，不列颠正处于从中世纪异教社会向以基督教文化为主导的新型社会过渡的时期。因此，《贝奥武甫》也反映了7、8世纪不列颠的生活风貌，呈现出新旧生活方式的混合，兼有氏族时期的英雄主义和封建时期的理想，体现了非基督教日耳曼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两种不同的传统。
    公元1066年，居住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人在威廉公爵率领下越过英吉利海峡，征服英格兰。诺曼底人占领英格兰后，封建等级制度得以加强和完备，法国文化占据主导地位，法语成为宫廷和上层贵族社会的语言。这一时期风行一时的文学形式是浪漫传奇，流传最广的是关于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故事。《高文爵士和绿衣骑士》（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 1375-1400）以亚瑟王和他的骑士为题材，歌颂勇敢、忠贞、美德，是中古英语传奇最精美的作品之一。传奇文学专门描写高贵的骑士所经历的冒险生活和浪漫爱情，是英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成熟阶段一种社会理想的体现。
    14世纪以后，英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较快，市民阶级兴起，英语逐渐恢复了它的声誉，社会各阶层普遍使用英语，为优秀英语文学作品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杰弗利·乔叟（Geoffrey Chaucer, 1343-1400）的出现标志着以本土文学为主流的英国书面文学历史的开始。《坎特伯雷故事》（The Canterbury Tales）以一群香客从伦敦出发去坎特伯雷朝圣为线索，通过对香客的生动描绘和他们沿途讲述的故事，勾勒出一幅中世纪英国社会千姿百态生活风貌的图画。乔叟首创英雄诗行，即五步抑扬格双韵体，对英诗韵律作出了很大贡献，被誉为“英国诗歌之父”。乔叟的文笔精练优美，流畅自然，他的创作实践将英语提升到一个较高的文学水平，推动了英语作为英国统一的民族语言的进程。

    二、文艺复兴时期文学（15世纪后期—17世纪初）

    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来说，英国的文艺复兴起始较晚，通常认为是在15世纪末。

  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思想体系被称为人文主义，它主张以人为本，反对中世纪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提倡积极进取、享受现世欢乐的生活理想。

  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 1478-1535）是英国最主要的早期人文主义者，他的《乌托邦》（Utopia）批评了当时的英国和欧洲社会，设计了一个社会平等、财产公有、人们和谐相处的理想国。Utopia现已成为空想主义的代名词，但乌托邦是作者对当时社会状况进行严肃思考的结果。

  《乌托邦》开创了英国哲理幻想小说传统的先河，这一传统从培根的《新大西岛》（The New Atlantis）、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勃特勒的《埃瑞璜》（Erewhon）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科幻小说。

  文艺复兴时期诗歌创作繁荣，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 1552-1599）的长诗《仙后》（The Faerie Queene）歌颂女王，宣扬人文主义思想。他创造的“斯宾塞诗体”每节诗有九行，韵律复杂，具有柔和动听、萦绕耳际的音乐性。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散文家，他对文学的主要贡献是《论说文集》（Essays），共58篇。这些文章题材广泛，内容涉及哲学、宗教、政治制度以及婚姻、爱情、友谊、园艺、读书等，文笔典雅，略带古风而又明白畅达。 

    英国戏剧起源于中世纪教堂的宗教仪式，取材于圣经故事的神秘剧和奇迹剧在14、15世纪英国舞台上占有主导地位，随后出现了以抽象概念作为剧中人物的道德剧。到了16世纪末，戏剧进入全盛时期。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 1564-1593）冲破旧的戏剧形式的束缚，创作了一种新戏剧。《帖木儿大帝》（Tamburlaine）、《浮士德博士的悲剧》（The Tragical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Death of Dr. Faustus）、《马耳他岛的犹太人》（The Jew of Malta）等剧作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那种永无止境的探索精神和极端的个人主义精神。马洛将戏剧情节集中于一个主要角色的做法、他对人物性格的分析以及他的素体诗戏剧对白，对英国戏剧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作家是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他的全部作品包括两首长诗，154首十四行诗和38部（一说39部）戏剧。莎士比亚的主要剧作有喜剧《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哈姆莱特》（Hamlet）、《奥赛罗》（Othello）、《李尔王》（King Lear）、《麦克白》（Macbeth），历史剧《亨利四世》（Henry IV），传奇剧《暴风雨》（The Tempest）等。莎士比亚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展现了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交替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宣扬了人文主义和个性解放。他的剧作思想内容深刻，艺术表现手法精湛，历经几个世纪，长演不衰。莎士比亚是语言大师，他娴熟地运用英语，将英语的丰富表现力推向极致。与莎士比亚同时或稍后还有一批剧作家在进行创作，本·琼森（Ben Johnson, 1572-1637）是其中最主要的作家，莎士比亚曾在他的喜剧《人人高兴》（Every Man in His Humor）中扮演角色。琼森的讽刺喜剧《狐狸》（Volpone）、《练金术士》（The Alchemist）揭露了当时社会人们追逐金钱的风气，喜剧性很强。

    三、17世纪文学
   
  1603年伊丽莎白女王去世后，英国国王与议会矛盾日趋激烈，政局动荡。1649年1月国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同年5月，英国宣布为共和国。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积极投入资产阶级革命，曾任共和国政府拉丁秘书，写了不少文章捍卫共和国。1660年，查理二世回国复辟，弥尔顿一度被捕入狱，在朋友帮助下才得免一死，获释回家。在双目失明的状态下，他完成了长诗《失乐园》（Paradise Lost）和《复乐园》（Paradise Regained）、诗剧《力士参孙》（Samson Agonistes）。这些作品反映了王政复辟后弥尔顿内心的痛苦以及对资产阶级革命始终不渝的态度，文体雄伟庄严。

  17世纪英国诗歌另外的一支是玄学派诗歌，代表诗人有约翰·邓恩（John Donne, 1572-1631）和安德鲁·马韦尔（Andrew Marvell, 1621-1678）。玄学派诗歌的特点是采用奇特的意象和别具匠心的比喻，揉细腻的感情与深邃的思辩于一体。玄学派诗歌在18和19世纪一直为世人所忽视，直到20世纪初，才从历史的尘封中重见天日，对现代主义诗风产生很大影响。

  王政复辟时期最受人欢迎的作家是约翰·班扬（John Bunyan, 1628-1688），他的《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采用梦幻的形式讲述宗教寓言，但揭开梦幻的面纱，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17世纪英国社会的一幅现实主义图景。查理二世复辟后，被清教徒关闭的剧院重新开放，英国戏剧获得新生。这一时期出现的风俗喜剧是当时戏剧的最高成就，威廉·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 1670-1729）的《以爱还爱》（Love for Love）、《如此世道》（The Way of the World）等剧作是风俗喜剧的代表作品。17世纪下半叶，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 1631-1700）驰骋文坛，集桂冠诗人、散文家、剧作家于一身。德莱顿关于戏剧创作和舞台艺术的论述构成英国戏剧史上第一组有分量的戏剧评论，他那简洁明朗的散文文体影响了18世纪许多作家的文风。

    四、启蒙时期文学（17世纪后期—18世纪中期）
   
  1688年的“光荣革命”推翻复辟王朝，确定了君主立宪制，建立起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领导的政权，英国从此进入一个相对安定的发展时期。

  18世纪初，新古典主义成为时尚。新古典主义推崇理性，强调明晰、对称、节制、优雅，追求艺术形式的完美与和谐。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 1688-1744）是新古典主义诗歌的代表，他模仿罗马诗人，诗风精巧隽俏，内容以说教与讽刺为主，形式多用英雄双韵体，但缺乏深厚感情。

  18世纪英国散文出现繁荣，散文风格基本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美学原则之上。理查德·斯梯尔（Richard Steele, 1672-1729）与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 1672-1719）创办《闲谈者》（Tatler）与《观察者》（Spectator）刊物，发表了许多以当时社会风俗、日常生活、文学趣味等为题材的文章，他们清新秀雅、轻捷流畅的文体成为后人模仿的典范。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是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讽刺散文作家，他的文风纯朴平易而有力。斯威夫特的杰作《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是一部极具魅力的儿童故事，同时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作者通过对小人国、大人国、飞岛国、慧马国等虚构国度的描写，以理性为尺度，极其尖锐地讽刺和抨击了英国社会各领域的黑暗和罪恶。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是18世纪英国人文主义文学批评的巨擘，《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The Preface to Shakespeare）和《诗人传》（Lives of the Poets）是他对文学批评作出的突出贡献。他从常识出发，在某些方面突破了新古典主义的框框，不乏真知灼见。约翰逊的散文风格自成一家，集拉丁散文的典雅、气势与英语散文的雄健、朴素于一体。约翰逊在英语词典编纂史上占有独特地位，他克服重重困难，一人独自编纂《英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历时七年得以完成，这是英语史上第一部也是随后一百年间英国唯一的标准辞书。约翰逊青史留名，也得益于詹姆斯·鲍斯韦尔（James Boswell, 1740-1795）为他写的传记《约翰逊传》（The Life of Samuel Johson），该书逼真地再现了约翰逊的神态容貌及人格力量，标志着现代传记的开端。

    18世纪被称为“散文世纪”的另一个原因是小说的兴起。

  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的《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采用写实的手法，描写主人公在孤岛上的生活，塑造了一个资产阶级开拓者和殖民主义者形象，具有时代精神。这部小说被认为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创始之作，为笛福赢得“英国小说之父”的称号。笛福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摩尔·弗兰德斯》（Moll Flanders）叙述女主人公摩尔在英国因生活所迫沦为娼妓和小偷的经历。
 
  现实主义小说在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4）的笔下得到进一步发展。他的《汤姆·琼斯》（Tom Jones）故事在乡村、路途及伦敦三个不同背景下展开，向读者展现了当时英国社会风貌的全景图。小说以代表自然本性的汤姆与代表理智、智慧的索菲娅终成眷属结尾，表达了感情要受理性节制的思想。全书共十八卷，每卷都以作者对小说艺术的讨论开始，表现出菲尔丁对小说创作的一种理论上的自觉意识。

  与菲尔丁同时代的塞缪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采用书信体创作了《帕米拉》（Pamela）、《克拉丽莎》（Clarissa Harlowe）。他将视角投入年轻女主人公的内心深处，心理刻画淋漓尽致，令读者潸然泪下。

  托比亚斯·斯摩莱特（Tobias Smollett, 1721-1771）是18世纪中叶颇具特色的小说家。他的《蓝登传》（The Adventures of Roderick Random）继承欧洲流浪汉小说传统，布局松散，是一连串发展迅速、好恶交替、变化急剧的冒险经历的组合。

  劳伦斯·斯特恩（Lawrence Sterne, 1713-1768）的《项狄传》（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打破传统小说叙述模式，写法奇特。小说各章长短不一，有的甚至是空白。书中充满长篇议论和插话，并出现乐谱、星号、省略号等。斯特恩对小说形式的实验引起20世纪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的注意，《项狄传》被认为是“世界文学中最典型的小说”。评论家指出20世纪小说中的意识流手法可以追溯到这部奇异的小说。

    18世纪中叶，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许多作家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给大自然和农村传统生活方式带来的破坏发出悲哀的感叹，以大自然和情感为主题的感伤主义作品一度流行。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 1730-1774）的长诗《荒村》（The Deserted Village）是感伤主义诗歌的杰作。他的《世界公民》（The Citizen of the World）原名为《中国人信札》（Chinese Letters），虚构了一个在伦敦游历的中国河南人李安济（Lien Chi Altangi），把他在伦敦的所见所闻写成书信寄回北京礼部官员，以中国人的眼光对英国的政治、司法、宗教、道德、社会风尚进行批评。

  詹姆斯·汤姆逊（James Thomson, 1700-1748）的《四季歌》（The Seasons）、威廉·柯林斯（William Collins, 1721-1759）的《黄昏颂》（Ode to Evening）、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 1716-1771）的《墓园哀歌》（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表达诗人对时代纷乱状态的厌恶和对“自然简朴安排”的向往，吐露了他们的内心感受。英国诗歌开始逐渐摆脱新古典主义的束缚，理性的优势地位为感情或感受所代替。

    五、浪漫主义时期文学（1798—1832）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诗风大变。苏格兰农民诗人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 1759-1796）给英国诗坛带来一股新鲜的气息。他的抒情诗自然生动、感情真挚，讽刺诗尖锐锋利、妙趣横生。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是版画家兼诗人，想象奇特，极富个性。他的短诗意象鲜明，语言清新，后期的长诗内容比较晦涩。他在诗歌中建立起自己一套独特的神话体系，具有神秘主义色彩。布莱克的革命性、独创性和复杂性使他成为浪漫主义诗歌的先驱。
   
  1798年，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与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合作出版了一本小诗集《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其中大部分诗歌出自华兹华斯之手，用简朴的语言描写简朴的生活。《抒情歌谣集》的问世标志着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真正崛起。华兹华斯在1802年诗集再版时写的序中对诗歌作出了著名定义：“好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溢”。

   浪漫主义是对新古典主义的反拨：诗歌内容不再是对现实的反映或道德说教，而是诗人内心涌出的真实感情；诗歌语言不是模仿经典作家去追求高雅精致，而是要贴近普通人的日常用语。浪漫主义诗人崇尚自然，主张返朴归真。浪漫主义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每个诗人各有其特征。同样是“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将大自然视为灵感的源泉，自然美景能给人力量和愉悦，具有疗效作用，使人的心灵净化和升华，柯勒律治则赋予自然神奇色彩，擅长描绘瑰丽的超自然幻景。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和波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属于革命诗人，但拜伦自我表现意识强烈，而雪莱深受柏拉图哲学影响，憧憬美丽的理想和理念。约翰·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一生追求美，是创造艺术美的天才诗人。19世纪20年代初，济慈、雪莱和拜伦相继英年早逝，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由强转弱，风势渐衰。

    六、现实主义时期文学（19世纪30年代-1918）
   
  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 1819-1901）登基。在她统治时期，英国一度取得世界贸易和工业的垄断地位，科学、文化、艺术出现繁荣的局面。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诗歌表现出与浪漫主义截然不同的诗风，诗人们不再沉湎于主观感情的发泄，而是注重形式的典雅，对诗艺精益求精。
 
   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 1812-1889）早年从事过戏剧创作，后来专门写戏剧独白。戏剧独白是一种通过主人公的自白或议论来抒发情感的无韵体诗。在《皮帕走过了》（Pippa Passes）、《指环与书》（The Ring and the Book）等作品中，诗人带上“面具”，进入戏剧人物内心世界，以其口吻娓娓而谈，语言极为生动，说话者跃然纸上。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在他漫长的艺术生涯中创作了大量的抒情诗、哲理诗和叙事诗，诗风凝重、典雅。丁尼生的剑桥挚友哈勒姆溺水而死，对他诗歌创作产生深远影响。诗人在挽诗《悼念》（In Memoriam A. H. H）中表达了真切的伤感和悲痛，同时反映了对生活本质和人类命运的思索和忧虑，成为时代的心声。19世纪中叶，英国经济发展迅速，物质丰富，国力昌盛。但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社会主义思潮开始流行，作为西方文明基石的基督教受到科学思想的挑战，日益衰微，在繁荣景象的背后潜伏着焦虑不安的暗流。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的脉搏，在《写于雄伟的卡尔特寺院的诗章》（Stanzas from the Grande Chartreuse）中揭示了人们的处境：“彷徨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去，另一个无力诞生。”阿诺德是19世纪英国人文主义文学批评的杰出代表，他有关文学与文化的论述对后世影响很大。

    与诗歌相比，19世纪英国小说成就更为辉煌。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 1771-1832）的浪漫主义历史小说为他赢得“西欧历史小说之父”的声誉。《密得洛西恩监狱》（The Heart of Midlothian）、《艾凡赫》（Ivanhoe）等小说的特点是讲述卷入重大历史事件的普通人物的故事，并展示导致书中人物所作所为的那些社会力量和历史力量。与此相对照，简·奥斯丁（Jane Austen,1775-1817）则以女性作家特有的敏锐和细腻刻画英国乡村中产阶级的生活和思想。她认为：“一个乡村中的三四户人家是合适的写作对象。”《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爱玛》（Emma）等作品涉及婚姻、爱情、门第和财产，小说结构精巧，人物对话机智，语言幽默含蓄，耐人寻味。勃朗特三姐妹在19世纪英国文学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 1816-1855）的《简·爱》（Jane Eyre）是一部关于女主人公克服男性统治社会对女性的种种压制最后取得自主独立的成长小说，浪漫爱情故事的背后包含着严肃的思想内容，受到20世纪女性主义批评家的青睐。艾米丽·勃朗特（Emily Bronte, 1818-1848）想象奇特，《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采用间接叙述手法讲述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小说中野性与文明、浪漫与现实反差强烈，具有神秘恐怖色彩。安妮·勃朗特（Anne Bronte, 1820-1849）在《简·爱》和《呼啸山庄》问世的1847年也发表了小说《阿格尼斯·格雷》（Agnes Grey）。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 1819-1880）是玛丽·安·伊万斯（Mary Ann Evans）的笔名，这位才女是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真正代表。《弗罗斯河上的磨房》（The Mill on the Floss）、《织工马南》（Silas Marner）和《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等作品以写实手法展现英国的社会人生图画，对人物内心活动和行为动机的刻画十分生动细致，艾略特因此被誉为心理小说的先驱。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是19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其作品的深度和广度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作家。狄更斯的著名小说《雾都孤儿》（Oliver Twist）、《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等均以孤儿为主人公，这与作家的不幸童年经历有关。《荒凉山庄》（Bleak House）揭露了英国司法制度的腐败与黑暗。《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生动再现了当时伦敦和巴黎的局势，情节跌宕起伏。狄更斯在他的小说中展示了一幅幅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生活的画卷，但他是一位具有浪漫、幽默气质的作家，笔下经常出现性格怪异的人物。威廉·麦克皮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ray, 1811-1863）是19世纪另一位出色的小说家，曾一度与狄更斯在文坛上平起平坐。《名利场》（Vanity Fair）通过女主人公丽贝卡·夏普不择手段跻身上流社会的故事，对势利者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嘲讽。萨克雷的《亨利·埃斯蒙德》（The History of Henry Esmond）是英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历史小说。19世纪中下叶其他重要的小说家还有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 1815-1882），他是一位多产作家，发表小说达47部之多，主要作品是“巴塞特郡系列小说”（Barchester Series）。塞缪尔·勃特勒（Samuel Butler, 1835-1902）的《埃瑞璜》是一部讽刺小说，“埃瑞璜”是英文nowhere的倒写，通过一个游客在埃瑞璜的所见所闻，记述了这个乌托邦国家的生活，以此抨击和讽刺英国社会。他去世后出版的《众生之路》（The Way of All Life）批评英国中产阶级的价值观，矛头直指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宗教、道德。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不少小说家创作出以“幻灭”为主题的小说，最为典型的是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 1840-1928）。哈代的小说一直以故乡多塞特郡和该郡附近的农村地区作为背景，早期作品描写的是英国农村的恬静景象和明朗的田园生活，后期作品明显变得阴郁低沉，其主题思想是无法控制的外部力量和内心冲动决定着个人命运，并造成悲剧。他的《德伯家的苔丝》（Tess of the D'Urbervilles）和《无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讲述了英格兰南部农村青年男女走投无路、陷于绝望的悲剧故事。与此相对照，以海外为题材的小说作为英国当时海外扩张的折射，基调并不那样灰暗，如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 1865-1936）的《吉姆》（Jim）宣扬了英雄主义的可能性，带有帝国主义色彩。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展示了西方扩张主义转型的历史过程，并对此进行反思。《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表现出他对西方特别是比利时帝国主义的扩张、对民族剥削和压迫的不满。《吉姆老爷》（Lord Jim）的故事发生在东南亚马来地区，主人公执著于道德理念，因自己的过失常常遭受良心的谴责，为了赎罪，最后导致悲剧性结局，作品包含着对具有殖民主义色彩的英雄主义的批判。康拉德在小说布局、叙述角度及象征手法等方面有意识地进行一系列革新，他的小说成为英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先声。题材范围进一步扩大，是这个时期小说创作的特点。阿诺德·本涅特（Arnold Bennett, 1867-1931）的《老妇谭》（Old Wives' Tale）等自然主义小说描绘了英格兰北部生产陶瓷的工业城镇生活。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的创作也深受法国自然主义影响，他的长篇小说《人性的枷锁》（Of Human Bondage）展现了主人公摆脱精神枷锁的过程。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 1866-1946）创作的《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等一批科幻小说，将科学幻想与社会批评结合起来。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 1867-1933）在《福尔赛世家》（The Forsyte Saga）中以批判的眼光揭示了资产阶级的家庭、社会关系。E. M. 福斯特（E. M. Forster, 1879-1970）的《霍华兹别墅》（Howards End）针对英国社会经济与文化、富人与穷人、男性与女性之间愈益尖锐的矛盾冲突，探索建立“联结”关系的途径。在《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中，他将“联结”的思想运用于英帝国与殖民地关系这一更大的国际范围。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 1859-1930）塑造了智力超凡、逻辑严密、个性鲜明的福尔摩斯这一著名侦探形象。在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中，犯罪威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侦探的作用是通过破案来恢复平衡和稳定。
    19世纪末迎来英国戏剧的复兴。英国戏剧在18世纪除了哥尔德斯密斯的《屈身求爱》（She Stoops to Conquer）与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登（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 1751-1816）的讽刺喜剧《造谣学校》（The School for Scandal）之外，没有太多的建树。在随后的一百年间，英国戏剧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到了19世纪90年代，在易卜生等欧洲大陆剧作家的影响下，英国发生了新戏运动，戏剧才摆脱了衰退、委顿的状况，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喜剧天才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 1854-1900）的风俗喜剧对上层社会进行揶揄讽刺，妙语连珠，充满似非而是的怪论、机智诙谐的俏皮话。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以易卜生为榜样，倡导一种有思想的“问题剧”，将社会问题引入剧坛，使戏剧走向现实。萧伯纳一生写了许多优秀的剧本，如《皮格马利翁》（Pygmalion）、《圣女贞德》（Saint Joan）等。他擅长表现舞台对话，人物语言锐利、简洁、风趣。王尔德和萧伯纳是戏剧复兴的里程碑，他们的戏剧创作活动使英国剧坛发生根本的变化，一改英国戏剧百年不振的局面。

    七、现代主义文学时期（1918-1945）
    20世纪初，本涅特、威尔斯、高尔斯华绥坚持维多利亚时代的现实主义传统进行创作，用写实的方法记载社会转型时期资产阶级社会和家庭发生的变化。但他们很快就受到来自现代主义文学的挑战。按照弗吉妮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 1882-1941）的说法，1910年是英国小说从传统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变化的重要年份。第一次世界大战无疑加速了这一变化。战争中，大批无辜青年充当炮灰，白白丧生。一战之后，不少英国人对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有关人性、人类前途的基本观念乃至基督教文化传统的信念发生了动摇。社会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促使现代主义文学蓬勃发展，英国小说也面目一新。D.H.劳伦斯（D. H. Lawrence）是煤矿工人的儿子，他将视线投向两性关系，对西方文明的缺陷进行反思。《查特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曾因为大胆的性爱描写而在英美两国被查禁。他的《儿子与情人》（Sons and Lovers）、《虹》（The Rainbow）、《恋爱中的女人》（Women in Love）等小说将社会批评与性心理探索巧妙结合起来，猛烈抨击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作为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反拨，现代主义文学追求心理真实，注重直接观察人物的心理活动，直接体验人物的内心感受，在内心世界这面镜子上折射出丰富多彩的外部现实。出生于书香世家的伍尔芙的突出成就是意识流小说。她的《达罗卫夫人》（Mrs. Dalloway）和《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等作品突破传统的时空观，将意识流手法运用得出神入化，还体现出女作家对于女性存在的历史及现状的独特反思。来自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被认为是继莎士比亚后英语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他的旷世之作《尤利西斯》（Ulysses）给英国传统小说带来一场革命。《尤利西斯》情节简单，主要记载迪达勒斯、布卢姆和布卢姆的妻子莫莉三个人物的日常琐事。小说实际上只写了爱尔兰首府都柏林一天里的事情。这一天是1904年6月16日，乔伊斯与他未来的妻子娜拉曾在这一天首次幽会，除此以外，它是都柏林历史上最普通不过的一个日子。乔伊斯在小说中力图展现的是生活的本质和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尤利西斯》因此被有的评论家誉为表现了西方“现代社会的全部生活和全部历史”。《尤利西斯》的成功在于意识流描写表面上纷纷扬扬，漫无边际，实际上结构齐整，周密严谨。
    20世纪20年代是英国文学史上又一个辉煌的黄金时代，文坛群星璀璨，佳作迭出。在诗歌领域，T. S. 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1922年发表《荒原》（The Waste Land），运用大量的神话描绘战后西方世界精神失落的景象，表达人的再生的希望。他的诗作代表了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突出成就。爱尔兰诗人威廉·勃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努力建立自己的神秘主义象征体系，深入探讨人生哲学问题。叶芝的创作道路由传统走向现代，折射出英语诗坛的过渡与变迁，代表了现代诗人摆脱旧时代的影响，创立现代诗风的历程。
    英国现代主义文学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力图摆脱传统的束缚，具有前卫色彩。从本质上讲，现代主义文学是精英文学，《尤利西斯》出版后，一般市井百姓很少有人问津。在以危机和战争为时代特征的三四十年代，严峻的社会现实，尖锐的社会矛盾，紧迫的社会问题，为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回归创造了条件，采用写实手法的小说再度受到人们的欢迎。30年代的英国小说在主题上从内倾变为外向，表现社会对个人命运的主导影响，在形式上则从前卫转向保守，采用传统叙述手法。这一时期英国文坛出现了几种走向：一是关注当代政治和社会问题，创作具有左翼倾向的文学。二是抨击资产阶级中上层社会的腐败堕落，创作社会讽刺小说。伊夫林·沃（Evelyn Waugh, 1903-1966）在《罪恶的躯体》（Vile Bodies）、《一捧尘土》（A Handful of Dust）等作品中描绘英国社会婚姻、家庭、学校、宗教、政治生活中的荒唐、邪恶与堕落。三是消遣性文学的流行。J. B. 普里斯特利（J. B. Priestley, 1894-1984）以具有喜剧意味的形式讲述社会各阶层的人生故事，展现英国广大地区的生活百态。“侦探小说女皇”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 1891-1976）在《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尼罗河上的惨案》（Death on the Nile）等侦探小说里精心编织跌宕起伏、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为读者逃避严峻的社会现实提供一个想象世界。
    30年代还涌现出两位风格独特的作家：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 1904-1991）和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 1895-1985）。格林作为一名信仰天主教的作家，致力于探究现代社会中人类的精神危机，记录个人灵魂在善恶之间的煎熬，并将探索人的内心世界与反映当代政治和社会问题结合起来。30年代末问世的《布赖顿硬糖》（Brighton Rock）与《权力与光荣》（The Power and the Glory）奠定了他作为20世纪英国重要小说家的地位。格雷夫斯是诗人兼小说家，他的古罗马帝国三部曲《我，克劳迪斯》（I, Claudius）、《克劳迪斯神和他的妻子梅萨利纳》（Claudius the God and His Wife Messalina）、《贝利萨里乌斯伯爵》（Count Belisarius）是现代历史小说经典之作，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使生活在古代的人物具有亲近感，同时又保持了历史性。

    八、当代文学（1945— ）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英国从多年的战时状态转入和平时期，但国力已严重削弱，对现实的忧虑和不满浮现在战后初期的英国小说中。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的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农场》（Animal Farm）和《一九八四年》（Nineteen Eighty Four）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对极权主义威胁的忧虑，独树一帜。戈尔丁（William Golding, 1911-1993）于1954年发表《蝇王》（Lord of the Flies），深入探讨人性的善恶，使他一举成名。在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戈尔丁对人性恶的描写无疑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深刻性。
    50年代还涌现出一批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新作家。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 1922- ）和约翰·韦恩（John Wain, 1925-1994）等人被称为“愤怒的青年”，因为他们在小说中抒发了对英国社会等级森严、贫富不均现状的愤怒和不满。金斯利·艾米斯在《幸运儿吉姆》（Lucky Jim）中编织的“不幸者意想不到地得到幸运”的情节深受读者的喜爱，是“愤怒的青年”一派的代表作。
    “愤怒的青年”的特点在于表现新的内容，而不是创造新的文学形式，他们在艺术上并没有突破。英国文坛直到60年代实验主义小说的出现，才让人们看到艺术创新的方向。与欧洲大陆和美国相比，英国实验主义小说姗姗来迟，并且和现实主义传统交相融合。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 1926- ）是实验主义作家的杰出代表，他的长篇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于1969年问世。这是他在技巧革新和观念表达方面最成功的小说。福尔斯为故事提供了三种不同的结局，并运用了许多实验性因素，包括戏仿、元小说和小说叙述角度的变换及其对读者的开放性。
    战后英国文坛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是妇女作家的崛起，她们的创作不仅有从女性视角去表现当代妇女在男权社会所受的压抑以及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一面，还有回避女性自我意识，以非性别化的作家身份去观察世界、表现生活一面。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 1919- ）是战后英国最杰出的妇女作家，她的小说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和鲜明的时代特色，立足于人和社会，反思当代政治和文化思潮，并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人和社会的真实状况。穆丽尔·斯帕克（Muriel Spark, 1918- ）是一个信奉天主教的作家，她以独特的方式表达她对现代罪人的关切。另一位女作家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1919-1999）曾在牛津大学讲授哲学，是一位在哲学上有很深造诣的小说家。她的小说以各种方式探讨自由、责任、爱的意义，带有很强的哲理性。《在网下》（Under the Net）、《沙堡》（The Sandcastle）、《钟》（The Bell）等小说将深邃的哲学理念、冷静的道德探索和独特的叙述方法结合起来，作者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思索，给人以启迪。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英国戏剧创作除了艾略特的诗剧以外，总体来说，呈现一种不景气状态。50年代中叶，出现了一批颇具特色的新戏，给英国戏剧发展带来活力。1955年8月3日，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 1906- ）的《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got）首次用英语在伦敦公演。1956年5月8日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 1929- ）的《愤怒的回顾》（Look Back in Anger）在皇家宫廷剧院首场演出。贝克特和奥斯本两位剧作家的创作分别代表五六十年代英国戏剧发展的两个主要方向，即荒诞派戏剧和写实主义戏剧。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 1930- ）的“威胁喜剧”明显带有荒诞色彩，而阿诺德·韦斯克（Arnold Wesker, 1932- ）的《大麦鸡汤》（Chicken Soup with Barley）等剧作则以写实的手法表现伦敦东区下层人民的生活，他与奥斯本等人的作品被冠以“厨房洗碗池戏”的称号。荒诞派戏剧和写实主义戏剧的表现内容、创作风格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打破了传统的戏剧体裁的束缚。60年代末，英国舞台又掀起了新戏的第二次浪潮，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 1937- ）富有想象力的“模仿作品”《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死了》（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Are Dead）从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中取出两个次要人物，让他们占据舞台的中心，剧情具有荒诞的特点。彼得·沙弗（Peter Shaffer, 1926- ）是英国当代剧坛一位才华出众的剧作家，他的《上帝的宠儿》（Amadeus）讲述莫扎特和他同时代的宫廷作曲家沙里日的故事，场面宏大，具有音乐剧般磅礴的气势，深受观众的欢迎。
    20世纪上半叶，艾略特雄踞英美诗坛，他的诗歌创作和文学批评思想对同时代和随后的诗人产生深远影响。30年代，迪伦·托马斯（Dylan Thomas, 1914-1953）以他独特的方式继续推进现代主义诗歌的实验和创新。50年代，以菲力普·拉金（Philip Larkin, 1922-1985）为代表的“运动派”诗人反对托马斯的浪漫主义风格，力图恢复18世纪以前英国诗歌传统，他们的诗作具有浓郁的英国本土风情和机智、冷峻的特色。特德·休斯（Ted Hughes, 1930-1998）的许多诗都是写动物的，但倾注于其间的是人类的感情。诗人通过动物来展露自然及人类的残暴性。70年代以来英国诗歌从整体上看呈多极发展，地域性的倾向明显。爱尔兰诗人西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 1939- ）的诗歌题材是农村的传统生活，他对田园景象的描写使人想起华兹华斯。1995年希尼获诺贝尔文学奖。
    八九十年代，英国文坛一批新秀崭露头角，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 1949- ）是同代人当中的佼佼者。小说《钞票：绝命书》（Money: A Suicide Note）批判了英美资本主义社会对金钱的疯狂崇拜。《时光之箭》（Time's Arrow）的叙述手法独特，把“时光之箭”的走向反拨过来，使得时光倒流。小说像倒放录像带一样，把主人公成为奥茨维辛集中营里纳粹医生这一过程的顺序颠倒了过来。艾米斯的创作受到卡夫卡、罗布格里耶、博尔赫斯等人影响，作品中现实主义的叙述伴随着意识流、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现代手法。这一时期不少小说家对历史题材很感兴趣，创作了一批优秀作品，如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m Swift, 1949- ）描写东英吉利地方史的《洼地》（Waterland）、彼得·艾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 1949- ）的《王尔德的最后证词》（The Last Testament of Oscar Wilde）、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 1946- ）的《福楼拜的鹦鹉》（Flaubert's Parrot）等。这些作品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被评论家称为“新型历史小说”，其特点是在讲述历史的过程当中，质疑“真实”观念，叙述者获得一种自我认识。新一代妇女作家的杰出代表是A.S.拜厄特（A. S. Byatt, 1936- ）和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 1939- ）姐妹俩。她们是英国文学研究专家，属于知识型妇女作家。拜厄特曾在大学任教，德拉布尔是《牛津英国文学指南》的主编。拜厄特的《占有》（Possession）把维多利亚时代诗人的精神境界与现代学者的精神状态作比较，故事情节在历史与现代的两段感情经历中平行展开，过去与现在相互交融，前者对后者产生影响。
    与此同时，英国少数裔作家也在小说创作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V. S. 奈保尔（V. S. Naipaul, 1932— ）出生于特立尼达一个印度裔家庭，1950年获政府奖学金进入英国牛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1954年获学士学位后，在英国定居。《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A House for Mr Biswas）通过追述比斯瓦斯先生一生的经历，生动描绘了特立尼达的印度裔居民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揭露了非洲新独立国家独裁统治的暴政和腐败。奈保尔在作品中将虚构的故事、真实的叙述、自传性文字相融合，出色地表现了现代人缺乏归属感的生存状态。2001年奈保尔获诺贝尔文学奖。出生于印度孟买穆斯林富商之家的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 1947- ）是传奇式人物，他的争议小说《撒旦诗篇》（Satanic Verses）因为不恰当地影射先知和《古兰经》，引起穆斯林世界广泛抗议。拉什迪的《子夜诞生的孩子》（Midnight's Children）是部杰作，1981年获布克奖，1993年又获为纪念布克奖设立25周年而颁发的“25年来最佳小说布克奖。”小说将印度次大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不同的宗教、文化和信仰掺和在一起，神话、寓言、传说、双关妙语和市井俚语混杂在一起，栩栩如生地传达了民间传统、宗教冲突和都市生活的图景。石黑一雄（Kazuo Ishguro, 1954- ）是日本裔作家，5岁时跟随父亲来到英国，《盛事遗踪》（The Remains of the Day）荣获1989年布克奖时他才35岁。主人公史蒂文斯是一位英国贵族庄园管家，他在六天的回忆中，重新构建、反思消失的过去。《盛事遗踪》视角独特，从一个管家的眼睛来看30年代的欧洲，作者不直接写历史重大事件，而是通过家事来写国事、天下事。石黑一雄90年代中期发表的《未能安慰的人》（The Unconsoled）一改自己的创作风格，是一部卡夫卡式作品，展现了一个梦幻般超现实世界。
    世纪末英国文坛异彩纷呈，现实主义与实验主义交错重叠，妇女作家和少数裔作家异军突起，英国文学呈多元化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