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麒元


必须冷静思考宏观调控的战略目标。宏观调控的战略目标是确保经济结构的平衡，目的是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

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并不复杂：投资过热和消费不足。结果是，强烈依赖国际贸易，急剧增加外汇结余。

这里面有一个结构性问题。我们使用了各种手段，遏制投资过热；但是，我们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拉动消费。这是一种单边的调整，是技术性调整，或者说是一种短期策略。结构性调整才是具有宏观意义的战略性调整。

这就显现出宏观调控中存在的问题：战略目标与政策选择不匹配。抽走流动性，技术性压抑投资增长，并不解决消费不足问题。同时，如果真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非但不能解决消费不足，而可能使消费进一步萎缩。就本质而言，目前宏观调控政策，过多关注于技术层面的问题，忽略了战略性问题（结构性问题），浪费了大量时间和宝贵的资源。虽然，宏观调控在微观层面有一定效果，但是并没有解决根本性问题。甚至可能会贻误调整的最佳时机。

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只有两匹马在跑，投资和贸易。第三匹马－－消费，明显后劲不足。

消费增长相对缓慢的原因，值得管理层深思。

第一，居民劳动性收入增长（创造价值的部分），扣除通货膨胀因素（资产通胀和商品通胀之和），可能是负增长。

第二，居民金融资产持续被政策性剥夺。利息税；持续扩大的息差；持续增加的实质负利率。三项因素持续发挥作用，长期累积，截取了居民天文数字的金融资产。

第三，基于对创造价值的沉重税负压缩了劳动收入增长的空间。

第四，资本化过程形成的国有资产转让的收益，未能全部（或大部分）形成财政收入，更加不可能实现大规模的、面向国民的转移支付。国民未能获得应有规模的国有资产转让收益形成的财政补贴。

第五，居民对泡沫性资产的投资，极大地摊薄了居民的消费意欲和能力。

第六，社会保障能力的局限性，迫使居民压抑短期消费，转而增加长期储蓄，形成无惧通货膨胀的刚性储蓄增长。

上述六点原因，是现行的制度和政策安排的结果。其含义已经超出了纯经济学的范畴。宏观调控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恢复市场理性，而且不可避免涉及道德的范畴。

宏观调控政策迄今为止，仍然属于战术或者说技术层面。必须将宏观调控政策与经济体制改革相结合，在制度和政策的更深层次实现变革。在战略层面，深入解决国民经济深层次矛盾。

笔者认为，抽紧流动性、压缩投资增长、操控商品价格、抑制资产价格等均属治标之策。必须坚决展开财政金融制度和政策的变革。这场变革必须明确一个基本的方向，也是笔者认为唯一正确的方向：让利于民。

关于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已经包含于上述原因分析当中。笔者在《中国财政金融政策存在严重缺失》等文中也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做细述。

笔者认为十七大的方针政策是英明正确的。十七大为未来的财政金融改革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和理论依据。以民为本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变革应从财政金融制度和政策入手。必须结束利益集团在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上非理性博弈。必须将宏观调控纳入宏观经济战略发展规划中通盘考虑。必须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宏观调控的战略目标。必须在恢复市场理性的同时，明白无误的表明制度和政策的道德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