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沦陷后，父母带着我们十一个孩子逃往西南。一路上，几个年龄大些的哥姐一直帮着父母照顾着我们这些年幼的弟妹们。我们有时坐车，有时坐船，有时走路，走走停停，居无定所。有时我们在一个村子里住上三、五天，有时在一个小镇里住上三、五个月。我们有时住客栈，有时住农舍，有时就住在小棚船上，我根本不记得这一路都经过了哪些具体地方。好在我们家底还算殷实，出门时父母带了不少盘缠，但在那兵荒马乱的年头，常常有钱也买不到吃的。为了我们这十一张嘴，父亲一路给人看病，换回一些粮食和蔬菜。那时的我们尤其是几个年龄小的，哪里体会得到父母的艰辛，更不会懂得此时的中国已经山河破碎、国难当头。我们每天还是打打闹闹、嘻嘻哈哈的。

      有一天，好像是在湖南的什么地方，我们围坐在一条民船上的矮桌旁准备吃午饭，正当我们齐声唱着《谢饭歌》的时候母亲走了进来。母亲看着我们笑了，说了句：“一群小猪！” 说完又走了出去。顽皮的二哥德献出主意说：“以后咱们再唱的时候不唱词，咱就跟着调子学猪叫，谁让妈妈说我们是小猪！” 我们一致赞成，当天吃晚饭时待全家都坐好了之后，我们便统统噘起嘴巴，用原来的曲调唱了起来：“Nu nu---nu nu nu ,nu-nu-nu-nunu。” 妈妈拿我们没办法，笑得前仰后合，我们很“认真”地把歌从头到尾nu nu 了一遍，把妈妈笑得连饭都吃不成。记得我们还在湖南岳麓山住过一阵子，住在一座木头搭盖的小房子里，房后就是高山。有一天，一只小鹿失足从高高的山崖上滚下来摔死了。我们几个孩子围着那只小鹿，觉得它好可怜，可最后哥哥姐姐们还是把它拖回了家，清理干净，做着给我们吃了。

         全家从浙江经过江西和湖南，终于到了贵州，我们暂时在贵阳安顿了下来，那时已经到了1940年，我们这一路整整走了两年。

         到了那里后的日子并不安定，日本人常常空袭，老百姓一听到警报汽笛就没命地往防空洞里跑。当地的国民党防空部队还用挂红灯笼的方式来预警空袭，在山顶上挂一个灯笼就是日军的飞机要来了，挂两个灯笼表示飞机已经飞近了，挂三个灯笼就已经非常紧急了，如果看见一排灯笼，那日本的轰炸机就已经在头顶上了。有一天，鬼子又来轰炸了，警报响起时，姐姐刚杀好了一只鸡煺好了毛，全家大大小小便慌慌忙忙躲进了防空洞。敌机疯狂扫射了一阵便飞走了。解除警报刚响，饥肠辘辘的二哥撒丫子就往家跑，他回家看见案板上煺好毛的鸡，便迫不及待地扔进了锅里煮了起来。从未下过厨房的二哥根本不知道先要给鸡开膛破肚。等鸡煮得半生不熟时，二哥把囫囵个儿的鸡捞出来就吃，边吃肉边喝鸡汤，也许是饿坏了，二哥竟然吃得津津有味。从此，二哥喝“鸡屎汤”的事儿成了大家的笑料。

         在贵阳住了没多久，我们又搬家了，搬到了贵州的都匀。我们在都匀住的时间最长，有三四年的时间。我在那里开始上学了。

         我有一个比我大一岁的哥哥，是我的四哥，叫耀献。我和这个哥哥最要好，我俩总在一起玩儿，他善良、聪明，我有什么事儿都跟他商量。那年耀献得了急性牙周炎，继而引起了全身性的感染，虽然父亲是大夫，但在战争年代根本买不到青霉素这样的抗生素药物。可怜我四哥只能忍受着病痛的折磨，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那段时间我和四哥睡在一张小床上，我俩睡一个被窝，一人睡一头。那个冬天的清晨，我醒来后发现他的脚丫冰凉冰凉的，就用双手给他捂脚。捂了一会儿我突然觉得不太对劲儿，便俯身去看他，只见他的双目紧闭，小脸惨白惨白的。八岁的我还不懂得什么是死，就使劲推他，可他一动也不动。我哥已经死了，他在半夜就死了，才九岁。

         四哥死了，父母的悲痛且不必说，我也特别难受，觉得少了一个玩伴和朋友。我的两个弟弟还小，根本不懂家里发生了什么事，给四哥入殓的时候，两个不谙人事的小弟反而很高兴，说：“四哥死了就再不会有人打我们了。” 我气得要命，冲过去就使劲揍他们俩。几十年后再提此事，羔献和慨献苦笑着说完全没有任何印象了。  

       如果没有那场罪恶的战争，四哥一定不会死，现在他一定也儿孙满堂，一定会和我在一起共忆往事。

 不久，父亲在昆明的一所国民党陆军医院找到了工作，还担任了院长的职务，随后母亲也去那里工作了。当时大哥诚献，二哥德献，大姐爱献正在贵阳继续他们的学业，他们都在医学院学习，毕业后各自找到了工作。三哥恭献和五姐茂献在贵阳读高中，住在学校，只有放寒假和暑假才回家。 

        父母去昆明工作后，不得不把我们四个最小的孩子留给二姐义献来照顾。二姐当时和一位国军军官结了婚，姐夫名叫姚毅夫，他非常善良豁达，没有半句怨言，和姐姐一起担负起了照顾我们的责任。新婚的小两口一下子要照顾我们四个顽皮的孩子真不是件容易的事，那是多大的负担和责任啊。二姐当时就在我读书的小学任音乐老师，在学校她是我的师长，在家里，她又是姐姐又是妈妈。有一天，二姐带我们几个出去郊游，我们来到了城外的山崖边。那天，阳光明媚，红艳艳的杜鹃花开得满山遍野，我们摘了许多捧在手里，坐在石崖上眺望远景。二姐说：“来，我教你们唱一首新歌，叫《太行山上》。”  姐姐唱一句，我们跟一句。回家的路上，我们一路走一路高声唱着这首雄伟激动人心的歌曲，“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双十”节那天晚上，我们提着灯笼参加庆祝游行，当学校的队伍经过我家门口时，我突然看见二姐从家里跑出来钻进队伍，小声对我们说：“我起个头，大家一起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唱！”  然后便消失在黑喑中，孩子们大声地唱起了《大刀进行曲》，歌声响彻了夜空，显示出了中国少年儿童抗战的决心。那时我们还常常自制一些小工艺品拿去义卖，把卖到的钱凑在一起捐给抗日前线。我们在募捐的时候高唱着二姐教我们的抗日歌曲，非常振奋人心。

        在都匀，我们的生活相当艰苦，常常是一锅清水做锅底，炉边碗里放一块盐巴和辣椒，把白菜涮熟了沾着吃。二姐和姐夫都很辛苦，姐姐才二十多岁，要照顾我们四个弟妹还要养育自己新生的儿子。她不仅把家事料理得井井有条，还特别会教育我们，经常给我们讲故事，有些是安徒生和格林的童话，有些是她自己编出来的。我们姐弟最爱听姐姐讲故事了，听过的还吵着要再听一遍。姐姐每次重讲时都会添枝加叶，老版翻新，和原来讲的情节出入很大，但我们对她故事内容的变幻无穷早已习已为常，也不多加追究。她讲的《灰姑娘》、《红绿线》、《蝴蝶姑娘》等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学会了很多知识，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二姐对我们童年的成长有着 极大的影响。

        三哥恭献对我也有着很大的影响。他从小就聪明，尤其是数学特别出众，有一次他白天没能把一道难题做出来，夜里做梦竟得出了答案。三哥永远有用不完的精力，小时候领袖欲很强，把我们这群弟妹指挥得团团转，在我们心目中他简直就是个英雄。每逢寒暑假他和五姐茂献回家，五姐总是安安静静地做自己的事，而他却总会别出心裁地想出些新鲜花样带着我们疯玩。一天，他把我们四个小的召集在一起，说是要培养我们的勇敢精神。他命令我们每人撑一把桐油纸伞当降落伞，从二楼阳台上往下跳。我天生喜欢冒险，二话没说就跳了下来，可这“降落伞”一点也不起作用，我像一块石头似的着了地，桐油伞翻了过来，我的屁股扎扎实实地痛了一个礼拜。两个弟弟也毫不畏惧地跳了下来，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比我大三岁的七姐敏献知道这样玩很危险，但又不敢反抗三哥，轮到她跳时她犹豫着不肯往下跳。看她这样，三哥火了，大叫：“你这个胆小鬼！” 七姐本来就腼腆，觉得在弟弟妹妹面前丢了面子，感到难为情就放声哭了起来，后来我们总拿这事取笑她。还有一天，二姐出门买东西，三哥又乘机强迫我们四个玩一种新游戏，他叫我们从一个很高的梯子爬到房梁上，再从上面跳下来，其余三人抓住大棉被的一角接着，他自己手拿皮带站在一旁指挥。那房梁足有两丈高，羔献和慨献先后跳了下来，都让被子接住了。他们觉得好玩极了，于是一遍又一遍地跳，“恭献司令” 对他们大加称赞。我等不及了，就匆忙爬上大梁跳了下来，“咚”的一声，我从被子上滚了下来，因为我跳偏了。可怜的屁股又疼了一个礼拜。女孩子当中数我胆子最大，因此三哥对我常常是赞赏有加：“慧献是好样的，最勇敢！”

        现在想来，童年时的我们被调皮的三哥那样折腾并不是一件坏事。后来许多人都认为我在各方面都是个敢说敢做的勇敢女人。 我想这应该归功于我的三哥恭献了。

        家没了，姐夫和姐姐决定带我们去陪都重庆。

       我们在路上能搭车就搭车，没有车就走路。在去遵义的路上，姐夫拼命拦住了一辆卡车，求司机拉我们一程，可司机要价过高，我们付不起，后来拦住的几辆车也一样。终于在中午时分，有一辆运载炸弹的卡车司机答应带我们到遵义，但我们只能坐在高低不平的炸弹上。司机说坐在炸弹上并没有危险，我们就爬上了那辆带篷的卡车，司机还是索取了很多的钱。车里大约坐了十五六个人，我坐在前面靠左的一个地方，小弟慨献坐在我的腿上。车外刮着凛冽的寒风，我旁边的车帮上有一块巴掌大的破洞，寒风嗖嗖地钻进来，小弟冻得直哭，我只得往前挪挪，用后背堵住这个洞，紧紧地搂着小弟。卡车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颠簸着，过了一会儿，大家都迷迷糊糊睡着了。突然，“咣”的一声巨响把我们惊醒，卡车向右边一晃突然停了下来。司机失声地喊道：“快，快跳车！”大家不加思索地跳出了卡车，司机竭尽全力扳住方向盘，同时死命踩着刹车。当所有的人都跳下车后，司机才纵身一跃，跳出了驾驶仓。他刚一松开方向盘，卡车便失去了平衡，“咕隆隆”沿着峭壁滚进了谷底，连同炸弹一起跌入了的黑黑的乌江，溅起了巨大的水花。惊魂未定的司机告诉我们：“对面开过来一辆大卡车，这段拐弯处太窄，那个司机没看见我们这辆，险些把我们撞下悬崖。” 好险哪！大家都万分感谢这位机警的司机，是他救了我们大家的命！

       离遵义还有些距离，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得步行了。天渐渐黑了下来，我们又饿又累。见远处有些灯光，我们以为有人家就向那里走去。走近才发现那里除了一个马厩外，没有可歇脚的地方。找不到吃的，我们只得饿着肚子过夜。马厩又脏又潮，到处是马粪，臭气冲天，没有一块地方能坐下。我们只得靠着冰冷的墙壁蹲着，等待天明。

        天总算亮了，姐夫带着我和七姐出去找吃的。看到田间有一所破旧的小茅屋，我们便走上前去敲门。开门的是一位农妇，姐夫问她能不能卖点吃的给我们，她断然拒绝了。姐夫递给她钱，她还是不肯卖。为了我们这一大帮饿着肚子的孩子，姐夫急中生智，把手伸进口袋捏住钢笔抵着口袋说：“看，我有枪。” 那农妇信以为真，立即从屋后给我们抬出一筐白薯。姐夫给了她足够买两筐白薯的钱，谢过后我们抬着白薯走了。我们把白薯抬到水田里去洗时，我看到一个农民正在水田里干活儿。走近后，我看见他的双腿爬满了蚂蝗。他停下手中的活计，用树枝使劲地抽打自己的腿，把蚂蝗逼了出来，同时快速捏住露出的蚂蟥头儿把它们一根根拉了出来。蚂蝗拉出来后，他的腿不停地流血。我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的情景，特别害怕，觉得这个农民好可怜啊。

       当时大哥诚献，二哥德献和大姐爱献都住在重庆并且有了工作。大哥那时已经结了婚，娶了个贤惠善良能干的嫂子，嫂子叫李学勤，也是学医的。不久大哥和大嫂就把两个弟弟接回了自己家，后来他们又带着两个弟弟搬到了成都。大嫂像母亲一样照顾着我的两个弟弟。大姐毕业后，在重庆一个坐落在山上的军医医院当护士，她把我和七姐接到了她那里，在医院给我们找了个放杂物的小屋住了下来，我们共同艰难地生活了一段时间。那个阶段一家人分散在各地。

 直到抗战胜利后，全家人才陆陆续续从各地回到嘉兴，一家人终于团聚了，我们兄弟姐妹们终于又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了。几个兄嫂，姐姐和姐夫们都在三一医院工作，我们四个最小的仍在上学，家里充满了欢乐。

         解放后，母亲依照父亲的遗愿将三一医院无偿捐给了国家。我们兄弟姐妹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哪里需要哪里去，在全国各地努力地为国家和人民做着自己的贡献，其中大多数人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六十多年瞬息而过。我们的一生无怨无悔，为祖国为人民做出了我们应有的贡献。如今，我的大哥、二哥、大姐、五姐都已经离开了我们，现在还剩下我们兄弟姐妹六人。  我们都老了，但我们仍积极乐观，还在发挥着我们的余热，我们要把我们剩下的每一天都过得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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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八月，是我们二姐义献的九十大寿。我们兄妹把二姐从台湾请回来，为她举办了隆重的生日庆典。在生日晚宴上，我和七姐以及两个弟弟和二姐再一次同声高唱了当年她在山崖边教会我们的抗日战歌：“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