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堆孩子的妈的博客
想起什么就写下来吧，不需讲究什么形式。
正文
记忆中，我做梦从来都没有梦到过大娘，可偏偏元旦节那天夜里，大娘闯进了我的梦。
我站在马路边的一个车站上，一辆红黄相间的公共汽车开进站停了下来，只见大娘坐在车门口的台阶上，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微笑着，看着我。惠玲姐，大娘的小女儿也站在车站上，好像是我在和她一起送大娘去什么地方，没说是哪里，反正是个挺好的地方。那汽车停了片刻又开走了，车门没关。大娘就那么坐着，坐得很稳，笑眯眯的，很安静，没说话。
醒来后，梦中的情景还是非常清晰。已经很久没跟大娘一家联系了，诧异怎么会突然做这样一个梦，于是我便把这梦说给母亲听。母亲说，正好是新年，咱也该给大娘一家打个电话去问个好了。于是把电话打给了我惠英姐，大娘的大女儿。惠英姐说，大娘就在几天前仙逝了，无疾而终。大娘走得很安详，没有任何痛苦，走后双唇还是红色的，像睡着了一样。大娘高寿，活过了九十六岁。
大娘是我小时候的保姆，大概在我三岁左右时来我家的。刚来的时候是保姆，但很快大娘就成了我家的成员，以后，又成了我家永远的朋友，我们两家也成了永远的亲戚。
大娘是北京郊区人，刚解放时跟着她的丈夫进了北京城。大爷姓池，在天桥附近的鸿兴饺子馆里当跑堂，大娘便给人当保姆看小孩。我不知道我是她照看的第几个小孩，但后来听大娘说，她看过的孩子有十多个，我是最乖最听话的那一个。
大娘是小脚，不识字，穿大襟，梳髻儿，满口没有一颗牙，还有一只眼睛是半瞎。大娘三十岁时害了牙病，没钱治，满口牙掉得一颗不剩。先是没钱镶假牙，等想镶牙的时候牙床已经变形，不能镶了。没了牙人就显得老，所以年轻轻的就被人们喊成“大娘”，大人这么喊，小孩也这么喊，“大娘”就成了她的名字，以至于没人关心她到底姓什么叫什么。后来大娘告诉我，她娘家姓孙，十六岁嫁到池家后有了个大名：池孙氏。土改的时候，大娘嫌池孙氏不好听，就自己给自己起了个顺耳的名字，叫孙秀英。名字虽是自己起的，但大娘却不知道怎么写。 “可我能认得，” 大娘曾骄傲地对我说：“别人把我名字写错了我能看出来。” 大娘也不识数，但会算算术，买东西钱找少了她会去讨回来，找多了她一准儿给人送回去。大娘大襟褂子兜里有两个手绢，一个包着自己的钱，一个包着主人给的买菜钱，从来不会搞错。
大娘的眼睛是哭坏的。那年大娘生了孩子，可没几天孩子就死了，月子里哭，把眼睛给哭坏了。刚巧村子里有个地主家添了个儿子，可孩子的娘没有奶，饿得哇哇直哭，于是人家把那没奶吃的孩子给她抱过来，求她给孩子喂口奶，大娘便成了那孩子的奶妈。没多久，那孩子的亲娘又死了，大娘可怜那孩子，又哭，硬是把眼睛给哭成了半瞎。
大娘刚到我家的时候，我妈发现她眼睛总是红红肿肿的，还不停地流泪，见她老是不停地揉眼睛，便带她去了同仁医院。大夫一检查，说不但有严重的结膜炎，还有严重的倒睫，必须手术治疗。妈二话没说，掏钱为大娘做了手术，保住了眼睛。以后的几十年里，大娘不知对多少人说了多少次：“要不是小沙沙她妈带我去瞧大夫开刀，我这眼早就瞎了。”
我小名叫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出生的孩子叫莎呀、娜呀、宁呀、维呀的特别多，都是受苏联老大哥的影响。可大娘对我的名字有她自己的说法：“叫个什么不好？给个女孩子起名儿叫‘沙’，爹妈还知识分子呢。不过 “沙” 好，沙呀土呀的不起眼儿，好养活。”
大娘是把我当成她的心肝宝贝来带的，“大宝贝儿”、“小宝贝 ”、“宝贝蛋儿” 都是她对我的称呼。跟着大娘没多久，我就被养的白白胖胖的，身体也不那么娇弱了。那时我家住在二里沟朝阳庵，马路对面就是中国进出口大楼，是外国人常常出入的地方，街边有花园和绿草地，洒水车天天都要过一遍。在六十年代初期，那片地方算得上是北京市里的高尚住宅区了。大娘喜欢那环境，喜欢花，就天天带我到花园去玩，我玩土、玩沙 子、玩泥巴，还有那些树叶子、小木棍儿、石头子儿、土坷垃，大娘都让我玩。 大娘的育儿经就是：小孩儿就得接地气，就得晒太阳，病都是捂出来的。大娘老说：“我们乡下孩子整天在野地里跑，没见谁家孩子没事儿就闹病的。” 在带孩子的问题上，我妈完全把权力下放，大娘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
大娘疼我、爱我、护着我，但也揍过我。一天雨后，马路边积满了水，我好路不走偏要趟水，弄得鞋袜和衣服全湿了，大娘越阻止我我越来劲，哪儿水多就故意往哪儿走。大娘说：“你再趟水我就揍你了啊！” 我狗仗人势，说：“你又不是我妈，你敢打我我就告诉我妈去！” 这下可是我自找挨打，大娘拉过我照着我屁股就是“啪啪”两下子，并厉声道：“今天我就打你了，去告诉你妈吧！就说大娘打我了，看你妈怎么说！” 我大哭，等着援兵的到来。可我万没想到，我妈回家后不但不同情我，反倒逼着我向大娘赔礼道歉。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跟大娘顶牛了。
大娘喜欢打扮我，可我不喜欢大娘给我梳小辫，她老是把小辫扎得特别紧，揪得我头发直疼。有一回我妈跟单位下乡参加支农劳动，回来的时候大娘带我去火车站接她。出门前大娘想把我打扮漂亮让我妈看着高兴，就一遍又一遍地给我梳小辫，又是红头绳又是绿头绳，把两个小辫扎得翘翘的，冲天开花。最后还用小手指头沾上红药水，在我的脑门心上点了一个红点点，和那闹海的哪吒一个模样。大娘捧着我的小脸儿看不够地看：“瞅瞅这小乖模样儿，画儿似的，多俊哟！” 大娘一路上不让我摸头发，生怕我把小辫儿弄散了。我妈一下火车看到我，用现在的形容词说就是：狂晕！后来我听我妈说：“那天看到你我吓了我一跳，土得没法儿看。”
大娘会做针线活，尤其是做鞋，她全家五口人的鞋都是她做的。有时候我自己安安静静地玩，玩洋娃娃，搭积木，看小人书，大娘就坐在我身边纳鞋底。她好像永远有纳不完的鞋底，以至于我后来一想到她，眼前就会出现她正在纳鞋底的样子：左手握着鞋底，右手拿着针，先用锥子扎，再把针从锥眼儿穿过去，然后把线绳在手指头上绕一下，使劲拉，拉得紧紧的，接着用针尖挠挠头，又拿起锥子扎鞋底。大娘还喜欢做虎头鞋，花花绿绿的，也不知道做完了都送给谁。大娘做完针线习惯顺手把针往脑后的髻儿上一扎，那髻子就像个刺猬似的，而且每根针眼里都留着一截线头儿，红的蓝的白的什么颜色都有，就像那小刺猬刚从乱线头里爬出来。我妈对大娘什么都放心，就是不放心她那一脑袋的针，生怕针掉在床上或枕头上。可大娘总是说：“不碍事，掉不了，扎不着我的小宝贝蛋儿。” 大娘还会剪窗花，一把剪刀一张纸，三弯两扭地就能剪出两只头对头的小飞鸽，还有金鱼和鸳鸯。大娘讲一口京郊话，说起童谣来特别有韵味，记忆中大娘只会说两首童谣，一首是：“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干吗呀？点灯，说话儿，吹灯，做伴儿，清早起来梳小辫儿。” 另一首是：“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接闺女，请女婿，小外孙，也要去。不听话，不让去，哭着闹着跟了去。” 后来才知道，这两首童谣可谓是北京地区最古老的童谣了，清朝的小孩都会唱。
小时候的事儿能记住的不多，有些是大人们反复讲才知道的，比如有一件事儿，大娘见我一次说一次，都不知道她一共说了多少次了。我家有个小邻居，比我小一点儿，有段时间大娘带我的时候也同时带着她。我们两个都特别喜欢大娘，都把大娘当成自己最亲的人。有时玩着玩着我俩就吵起来了，我说大娘是我的，她说大娘是她的，吵到最后两个人都哭着大喊：“呜呜，大娘是我的！” “呜呜，大娘是我的！” “那是我的大娘！哇-----！” “那是我的大娘！哇-----！” 大娘哄好这个那个不干了，哄好那个这个又不干了，最后大娘说：“要不，把大娘切成两半，你俩一人一半吧。” 说着用手比划了一下。 那小邻居破涕为笑，连声说好。我一听赶紧把大娘往她那边推：“大娘我不要了，给你吧，都给你吧。” 大娘问我：“你怎么又不要我了？” 我抽泣着说：“把大娘切两半大娘就死了，别切了，我不要了。” 这件事我不记得了，可大娘记了一辈子。直到我最后一次见到大娘大娘还在说呢。“我们小沙沙从小就心眼好，从小就仁义。” 大娘特别爱用“仁义”这个词夸人，其实，大娘才是最最仁义、最最善良的人。
文革前不久，我进了幼儿园，大娘经我妈介绍去了另一家人家。
1969年，我刚上二年级的时候，轰轰烈烈的干部下放运动开始了，我的父母都被下放到了河南“五七干校”，我成了全北京几万名留守儿童中的一名。当时北京的一些部委成立了下放干部留守儿童部，不少留京的孩子们过起了集体生活，住宿舍、吃食堂，跟孤儿院差不多。我被寄养到了大娘家，因为只有把我交给大娘我妈最放心。记得我妈学院是先下去的，过了没几天我爸也跟着部里下去了，当年干部下放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大娘住在西直门外的榆树馆胡同，是个典型的大杂院。家只有小小的一间屋，租的，每月三块钱。屋里没什么家具，一张大木床占了半间屋，床边有一个做饭兼取暖的煤球炉子，炉子上的水壶是我妈临走前给大娘留下的，里面厚厚的一层水碱。别的事儿我都记不清了，但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一天，我煤气中毒了，头疼，恶心，腿软得不能走路。大娘吓坏了，把我抱到大爷的背上，让大爷背我出去透气。记得那天特别冷，天黑黑的，我穿着棉猴儿，带着帽子，有气无力地趴在大爷的背上。大爷背着我走啊走，一直走到动物园对面的百货商场。商场还没打烊，大爷走进水果店，跟卖水果的售货员说：“同志，这孩子煤气中毒了，恶心想吐，吃点儿什么水果好？” 售货员说：“吃个酸苹果吧。” 大爷转头问我：“想吃甜苹果还是酸苹果？” 我想了想，说：“甜的。” 大爷对售货员说：“那就来一个甜的，来一个酸的。” 那售货员告诉大爷，有一种苹果特别甜，但价钱很贵。我听见大爷说：“多贵我也给孩子买，甜就行，给挑两个大个儿的。” 大爷把苹果装进衣兜，又买了串糖葫芦递给我，说：“先吃糖葫芦，又酸又甜。等回家让你大娘把苹果洗洗削给你吃。” 大爷又背着我往家走，一路走一路跟我说话，叫我千万别睡着，说睡着了会感冒。这一趟来回，大爷没让我走半步路。记忆中，那甜苹果特别甜，一点儿酸味儿都没有，可皮却是碧绿碧绿的。几年后我去了大连，才又吃到过那种苹果，叫 “印度苹果”，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这种苹果很少见了，在美国没见到过，听说大连也很难买到了。现在想来，那三个苹果一定花掉了大娘家好几天的饭钱。
还有一件关于大娘的 “事迹” 也非常有趣。文革时有人请大娘去做忆苦思甜报告，说大娘出身贫农，苦大仇深，从前给地主家当过奶妈。如果她把受剥削、受压迫的事儿讲出来一定会起到教育作用。大娘欣然接受，可大娘讲的却是那个孩子没奶吃如何如何可怜，那孩子的妈死得有多么多么的惨。说了半天，既没有愤怒的声讨也没有血泪的控诉，净去同情那地主家的狗崽子和地主婆儿了。然后大娘又讲起了自己进城当保姆的事儿，说有个姓庞的东家，对她非常不好，大娘给他们家炖土豆，可他家女主人竟不让她吃土豆，让她吃削下来的土豆皮。大娘说的竟然是解放以后的事儿，那姓庞的是一个革命老干部。本来可以从政治觉悟和阶级立场上给大娘扣上个大帽子的，无奈大娘出身太好了，人缘也太好了，大家只能哈哈一笑，拿大娘没办法。
不久，我离开了大娘，跟着第二批家属团也去了河南干校。
再次见到大娘是1973年暑假，在北京火车站站台上，来接我的大娘一看见我就把我搂进了怀里，只喊了声：“我的宝贝儿哟！” 就开始抹起了眼泪。“我看了那么多孩子，就数小沙沙最懂事儿。我一择菜，你就给我端板凳，我一做活儿，你就帮我穿针，走了那么多年，还想着回来看大娘。”
1978年，我回北京备考，辗转了几个住处，最后住到了大娘家。有一天大娘的干儿子来了，就是那个吃大娘的奶水长大的孩子，好像是和媳妇闹了别扭。我听见大娘跟他说了一番话，这番话，我记了一辈子。大娘说：我给那么多人家干过，见得多了。见过两口子好的，也见过两口子闹的。啥叫感情？感情是俩人谦让让出来的。啥叫爱？爱就是别老挑人家的毛病。人干嘛要结婚？那就是搭伴儿过日子，就是你累了我给你倒碗水，我病了你给我熬碗粥。别老觉着自己委屈，人家还委屈呢。谁没有点儿毛病？就你什么都好？让着点儿，担待着点儿，过日子不容易，这路，俩人走总比一个人走强。
谁说我大娘没文化? 我大娘说出来的话句句是真理。
我上大学那些年当中，常常于周末去看望大娘，大娘还住在那个大杂院里，还在给人看孩子。 那时大娘六十多岁了，不再住在别人家里当保姆了，“老啦！不能夜里带孩子了。” 大娘说，“我早上去人家上班，晚上下班，逢年过节和礼拜天都休息，跟国家干部一样。” 大娘早已经是朝阳庵社区的大红人了，谁都知道大娘带孩子带得好，什么样的病秧子到了她手里都能变成小牛犊子，以至于有的人家刚娶了媳妇就跟大娘打招 呼：等我家孩子出生了，您可得到我家来啊！ 从大娘家到朝阳庵社区少说有五里路，可大娘从不坐车，每天跩着一双小脚，一扭一扭的走路上下班。
有一次，我去看大娘，大娘正坐在床上解绑脚布准备洗脚，见我来了，大娘忙着往回缠。大娘从不当着别人的面洗脚，所以我从来没见过大娘的小脚长得是什么模样。我说：“大娘，您受那么大罪裹了个小脚，可又不让人看，那不是白裹了嘛。” 大娘笑了：“你这是什么理儿啊？不过说得也是，那就给你瞧瞧，看这骨头，都断了，那罪受的。” 我要给大娘洗脚，大娘不干，我逗大娘说：“怎么？还怕人摸呀？不就是个三寸金莲吗？您这脚可不止三寸，没那么金贵。” 大娘还是不让我动手，我说：“不让洗拉倒，早知道小时候我也不让大娘给我洗脚。” 我给大娘洗了脚，还给大娘剪了脚指甲，把大娘的一双小脚整理的干干净净、滑滑溜溜的。我给大娘剪指甲的时候，大爷端进屋来一盆热水，还拿来一块香皂。“剪完快洗洗手，孩子。你大娘命真好，碰上你这么个好孩子，真没白疼你啊！” 大爷说这话的时候，一定忘了他背着我去买苹果的事了。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大娘又重复叨唠着老街坊们听了不知多少遍的话：“我看了那么多孩子，就数我们小沙沙最懂事儿，我一择菜，她就给我端板凳，我一做活儿，她就给我穿针。你瞧瞧，这都当上大学生了，还没忘了她大娘。”
我当然不会忘了大娘，出国后，我给大娘写过信，但大娘家那片地方拆迁了，那封信过了大半年才转到大娘手里。
91年底，我第一次回国，带着两个女儿去看望大娘和大爷，老两口那个高兴啊，忙着包饺子给我吃。临走的时候大娘说：“你可得再回来啊，大娘好好活着，大娘等着你。” 那时大娘不穿大襟褂子了，可还梳着髻儿。
2000年，我带着四个孩子去看大娘，那时大爷已经不在了，大娘搬到了通县的女儿家。见面时，还是一声：“我的宝贝儿哟！” 便把我揽在了怀里。那次我在惠英姐家住了两天，听大娘讲那些她已经讲了无数遍的往事。临走时，大娘对我说：“大娘一定好好活着，等着你下次回来。”
2007年我回国时，大娘已经九十三岁了，在老家跟儿子住一起。我去看大娘之前惠英姐没告诉大娘，怕大娘太兴奋睡不好觉。但大娘一看见我就说：“哎哟我的宝贝儿，你这是打哪儿来啊？你不是去美国了么。” 接着又说：“我看了那么多孩子，就数我们小沙沙最懂事儿，我一择菜，就给我端小板凳，我一做活儿，就过来给我穿针。你瞧瞧，这都去了美国了，还没忘了她大娘。” “我这眼啊，多亏了你妈，要不是你妈带我瞧大夫开刀，早就瞎了。” 此时大娘的一只眼睛已经完全失明了。
大娘从来不说自己对别人的好，可永远记着别人对她的好，哪怕那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2009年夏天，我们全家六口人一起回国，却偏偏赶上全国大防”甲流”，回北京后的第一个星期被要求自觉隔离，我没能去看望大娘。后来去了西安、杭州、大连等地，等从大连回到北京，我又不小心摔伤骨折。那次，我没能去看望我的大娘。
大娘等不到我下次回去看她了，她走了。那个梦，一定是大娘托给我的，大娘是来告诉我，她去了一个好地方。（完）
我还有一段录像，是大娘推着小竹车（拿小车当拐杖），把我们送到农家小院的门口，摇着手跟我说：“再来啊，再来啊！”
· · · · · ·
大娘，下次我回去，一定去给您上坟。
（后记：大娘仙逝后的第一个清明节，我买来纸钱，在我家的后院，向着中国的方向，为大娘烧了纸钱，相信大娘她收到了。）
我站在马路边的一个车站上，一辆红黄相间的公共汽车开进站停了下来，只见大娘坐在车门口的台阶上，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微笑着，看着我。惠玲姐，大娘的小女儿也站在车站上，好像是我在和她一起送大娘去什么地方，没说是哪里，反正是个挺好的地方。那汽车停了片刻又开走了，车门没关。大娘就那么坐着，坐得很稳，笑眯眯的，很安静，没说话。
醒来后，梦中的情景还是非常清晰。已经很久没跟大娘一家联系了，诧异怎么会突然做这样一个梦，于是我便把这梦说给母亲听。母亲说，正好是新年，咱也该给大娘一家打个电话去问个好了。于是把电话打给了我惠英姐，大娘的大女儿。惠英姐说，大娘就在几天前仙逝了，无疾而终。大娘走得很安详，没有任何痛苦，走后双唇还是红色的，像睡着了一样。大娘高寿，活过了九十六岁。
大娘是我小时候的保姆，大概在我三岁左右时来我家的。刚来的时候是保姆，但很快大娘就成了我家的成员，以后，又成了我家永远的朋友，我们两家也成了永远的亲戚。
大娘是北京郊区人，刚解放时跟着她的丈夫进了北京城。大爷姓池，在天桥附近的鸿兴饺子馆里当跑堂，大娘便给人当保姆看小孩。我不知道我是她照看的第几个小孩，但后来听大娘说，她看过的孩子有十多个，我是最乖最听话的那一个。
大娘是小脚，不识字，穿大襟，梳髻儿，满口没有一颗牙，还有一只眼睛是半瞎。大娘三十岁时害了牙病，没钱治，满口牙掉得一颗不剩。先是没钱镶假牙，等想镶牙的时候牙床已经变形，不能镶了。没了牙人就显得老，所以年轻轻的就被人们喊成“大娘”，大人这么喊，小孩也这么喊，“大娘”就成了她的名字，以至于没人关心她到底姓什么叫什么。后来大娘告诉我，她娘家姓孙，十六岁嫁到池家后有了个大名：池孙氏。土改的时候，大娘嫌池孙氏不好听，就自己给自己起了个顺耳的名字，叫孙秀英。名字虽是自己起的，但大娘却不知道怎么写。 “可我能认得，” 大娘曾骄傲地对我说：“别人把我名字写错了我能看出来。” 大娘也不识数，但会算算术，买东西钱找少了她会去讨回来，找多了她一准儿给人送回去。大娘大襟褂子兜里有两个手绢，一个包着自己的钱，一个包着主人给的买菜钱，从来不会搞错。
大娘的眼睛是哭坏的。那年大娘生了孩子，可没几天孩子就死了，月子里哭，把眼睛给哭坏了。刚巧村子里有个地主家添了个儿子，可孩子的娘没有奶，饿得哇哇直哭，于是人家把那没奶吃的孩子给她抱过来，求她给孩子喂口奶，大娘便成了那孩子的奶妈。没多久，那孩子的亲娘又死了，大娘可怜那孩子，又哭，硬是把眼睛给哭成了半瞎。
大娘刚到我家的时候，我妈发现她眼睛总是红红肿肿的，还不停地流泪，见她老是不停地揉眼睛，便带她去了同仁医院。大夫一检查，说不但有严重的结膜炎，还有严重的倒睫，必须手术治疗。妈二话没说，掏钱为大娘做了手术，保住了眼睛。以后的几十年里，大娘不知对多少人说了多少次：“要不是小沙沙她妈带我去瞧大夫开刀，我这眼早就瞎了。”
我小名叫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出生的孩子叫莎呀、娜呀、宁呀、维呀的特别多，都是受苏联老大哥的影响。可大娘对我的名字有她自己的说法：“叫个什么不好？给个女孩子起名儿叫‘沙’，爹妈还知识分子呢。不过 “沙” 好，沙呀土呀的不起眼儿，好养活。”
大娘是把我当成她的心肝宝贝来带的，“大宝贝儿”、“小宝贝 ”、“宝贝蛋儿” 都是她对我的称呼。跟着大娘没多久，我就被养的白白胖胖的，身体也不那么娇弱了。那时我家住在二里沟朝阳庵，马路对面就是中国进出口大楼，是外国人常常出入的地方，街边有花园和绿草地，洒水车天天都要过一遍。在六十年代初期，那片地方算得上是北京市里的高尚住宅区了。大娘喜欢那环境，喜欢花，就天天带我到花园去玩，我玩土、玩沙 子、玩泥巴，还有那些树叶子、小木棍儿、石头子儿、土坷垃，大娘都让我玩。 大娘的育儿经就是：小孩儿就得接地气，就得晒太阳，病都是捂出来的。大娘老说：“我们乡下孩子整天在野地里跑，没见谁家孩子没事儿就闹病的。” 在带孩子的问题上，我妈完全把权力下放，大娘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
大娘疼我、爱我、护着我，但也揍过我。一天雨后，马路边积满了水，我好路不走偏要趟水，弄得鞋袜和衣服全湿了，大娘越阻止我我越来劲，哪儿水多就故意往哪儿走。大娘说：“你再趟水我就揍你了啊！” 我狗仗人势，说：“你又不是我妈，你敢打我我就告诉我妈去！” 这下可是我自找挨打，大娘拉过我照着我屁股就是“啪啪”两下子，并厉声道：“今天我就打你了，去告诉你妈吧！就说大娘打我了，看你妈怎么说！” 我大哭，等着援兵的到来。可我万没想到，我妈回家后不但不同情我，反倒逼着我向大娘赔礼道歉。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跟大娘顶牛了。
大娘喜欢打扮我，可我不喜欢大娘给我梳小辫，她老是把小辫扎得特别紧，揪得我头发直疼。有一回我妈跟单位下乡参加支农劳动，回来的时候大娘带我去火车站接她。出门前大娘想把我打扮漂亮让我妈看着高兴，就一遍又一遍地给我梳小辫，又是红头绳又是绿头绳，把两个小辫扎得翘翘的，冲天开花。最后还用小手指头沾上红药水，在我的脑门心上点了一个红点点，和那闹海的哪吒一个模样。大娘捧着我的小脸儿看不够地看：“瞅瞅这小乖模样儿，画儿似的，多俊哟！” 大娘一路上不让我摸头发，生怕我把小辫儿弄散了。我妈一下火车看到我，用现在的形容词说就是：狂晕！后来我听我妈说：“那天看到你我吓了我一跳，土得没法儿看。”
大娘会做针线活，尤其是做鞋，她全家五口人的鞋都是她做的。有时候我自己安安静静地玩，玩洋娃娃，搭积木，看小人书，大娘就坐在我身边纳鞋底。她好像永远有纳不完的鞋底，以至于我后来一想到她，眼前就会出现她正在纳鞋底的样子：左手握着鞋底，右手拿着针，先用锥子扎，再把针从锥眼儿穿过去，然后把线绳在手指头上绕一下，使劲拉，拉得紧紧的，接着用针尖挠挠头，又拿起锥子扎鞋底。大娘还喜欢做虎头鞋，花花绿绿的，也不知道做完了都送给谁。大娘做完针线习惯顺手把针往脑后的髻儿上一扎，那髻子就像个刺猬似的，而且每根针眼里都留着一截线头儿，红的蓝的白的什么颜色都有，就像那小刺猬刚从乱线头里爬出来。我妈对大娘什么都放心，就是不放心她那一脑袋的针，生怕针掉在床上或枕头上。可大娘总是说：“不碍事，掉不了，扎不着我的小宝贝蛋儿。” 大娘还会剪窗花，一把剪刀一张纸，三弯两扭地就能剪出两只头对头的小飞鸽，还有金鱼和鸳鸯。大娘讲一口京郊话，说起童谣来特别有韵味，记忆中大娘只会说两首童谣，一首是：“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干吗呀？点灯，说话儿，吹灯，做伴儿，清早起来梳小辫儿。” 另一首是：“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接闺女，请女婿，小外孙，也要去。不听话，不让去，哭着闹着跟了去。” 后来才知道，这两首童谣可谓是北京地区最古老的童谣了，清朝的小孩都会唱。
小时候的事儿能记住的不多，有些是大人们反复讲才知道的，比如有一件事儿，大娘见我一次说一次，都不知道她一共说了多少次了。我家有个小邻居，比我小一点儿，有段时间大娘带我的时候也同时带着她。我们两个都特别喜欢大娘，都把大娘当成自己最亲的人。有时玩着玩着我俩就吵起来了，我说大娘是我的，她说大娘是她的，吵到最后两个人都哭着大喊：“呜呜，大娘是我的！” “呜呜，大娘是我的！” “那是我的大娘！哇-----！” “那是我的大娘！哇-----！” 大娘哄好这个那个不干了，哄好那个这个又不干了，最后大娘说：“要不，把大娘切成两半，你俩一人一半吧。” 说着用手比划了一下。 那小邻居破涕为笑，连声说好。我一听赶紧把大娘往她那边推：“大娘我不要了，给你吧，都给你吧。” 大娘问我：“你怎么又不要我了？” 我抽泣着说：“把大娘切两半大娘就死了，别切了，我不要了。” 这件事我不记得了，可大娘记了一辈子。直到我最后一次见到大娘大娘还在说呢。“我们小沙沙从小就心眼好，从小就仁义。” 大娘特别爱用“仁义”这个词夸人，其实，大娘才是最最仁义、最最善良的人。
文革前不久，我进了幼儿园，大娘经我妈介绍去了另一家人家。
1969年，我刚上二年级的时候，轰轰烈烈的干部下放运动开始了，我的父母都被下放到了河南“五七干校”，我成了全北京几万名留守儿童中的一名。当时北京的一些部委成立了下放干部留守儿童部，不少留京的孩子们过起了集体生活，住宿舍、吃食堂，跟孤儿院差不多。我被寄养到了大娘家，因为只有把我交给大娘我妈最放心。记得我妈学院是先下去的，过了没几天我爸也跟着部里下去了，当年干部下放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大娘住在西直门外的榆树馆胡同，是个典型的大杂院。家只有小小的一间屋，租的，每月三块钱。屋里没什么家具，一张大木床占了半间屋，床边有一个做饭兼取暖的煤球炉子，炉子上的水壶是我妈临走前给大娘留下的，里面厚厚的一层水碱。别的事儿我都记不清了，但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一天，我煤气中毒了，头疼，恶心，腿软得不能走路。大娘吓坏了，把我抱到大爷的背上，让大爷背我出去透气。记得那天特别冷，天黑黑的，我穿着棉猴儿，带着帽子，有气无力地趴在大爷的背上。大爷背着我走啊走，一直走到动物园对面的百货商场。商场还没打烊，大爷走进水果店，跟卖水果的售货员说：“同志，这孩子煤气中毒了，恶心想吐，吃点儿什么水果好？” 售货员说：“吃个酸苹果吧。” 大爷转头问我：“想吃甜苹果还是酸苹果？” 我想了想，说：“甜的。” 大爷对售货员说：“那就来一个甜的，来一个酸的。” 那售货员告诉大爷，有一种苹果特别甜，但价钱很贵。我听见大爷说：“多贵我也给孩子买，甜就行，给挑两个大个儿的。” 大爷把苹果装进衣兜，又买了串糖葫芦递给我，说：“先吃糖葫芦，又酸又甜。等回家让你大娘把苹果洗洗削给你吃。” 大爷又背着我往家走，一路走一路跟我说话，叫我千万别睡着，说睡着了会感冒。这一趟来回，大爷没让我走半步路。记忆中，那甜苹果特别甜，一点儿酸味儿都没有，可皮却是碧绿碧绿的。几年后我去了大连，才又吃到过那种苹果，叫 “印度苹果”，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这种苹果很少见了，在美国没见到过，听说大连也很难买到了。现在想来，那三个苹果一定花掉了大娘家好几天的饭钱。
还有一件关于大娘的 “事迹” 也非常有趣。文革时有人请大娘去做忆苦思甜报告，说大娘出身贫农，苦大仇深，从前给地主家当过奶妈。如果她把受剥削、受压迫的事儿讲出来一定会起到教育作用。大娘欣然接受，可大娘讲的却是那个孩子没奶吃如何如何可怜，那孩子的妈死得有多么多么的惨。说了半天，既没有愤怒的声讨也没有血泪的控诉，净去同情那地主家的狗崽子和地主婆儿了。然后大娘又讲起了自己进城当保姆的事儿，说有个姓庞的东家，对她非常不好，大娘给他们家炖土豆，可他家女主人竟不让她吃土豆，让她吃削下来的土豆皮。大娘说的竟然是解放以后的事儿，那姓庞的是一个革命老干部。本来可以从政治觉悟和阶级立场上给大娘扣上个大帽子的，无奈大娘出身太好了，人缘也太好了，大家只能哈哈一笑，拿大娘没办法。
不久，我离开了大娘，跟着第二批家属团也去了河南干校。
再次见到大娘是1973年暑假，在北京火车站站台上，来接我的大娘一看见我就把我搂进了怀里，只喊了声：“我的宝贝儿哟！” 就开始抹起了眼泪。“我看了那么多孩子，就数小沙沙最懂事儿。我一择菜，你就给我端板凳，我一做活儿，你就帮我穿针，走了那么多年，还想着回来看大娘。”
1978年，我回北京备考，辗转了几个住处，最后住到了大娘家。有一天大娘的干儿子来了，就是那个吃大娘的奶水长大的孩子，好像是和媳妇闹了别扭。我听见大娘跟他说了一番话，这番话，我记了一辈子。大娘说：我给那么多人家干过，见得多了。见过两口子好的，也见过两口子闹的。啥叫感情？感情是俩人谦让让出来的。啥叫爱？爱就是别老挑人家的毛病。人干嘛要结婚？那就是搭伴儿过日子，就是你累了我给你倒碗水，我病了你给我熬碗粥。别老觉着自己委屈，人家还委屈呢。谁没有点儿毛病？就你什么都好？让着点儿，担待着点儿，过日子不容易，这路，俩人走总比一个人走强。
谁说我大娘没文化? 我大娘说出来的话句句是真理。
我上大学那些年当中，常常于周末去看望大娘，大娘还住在那个大杂院里，还在给人看孩子。 那时大娘六十多岁了，不再住在别人家里当保姆了，“老啦！不能夜里带孩子了。” 大娘说，“我早上去人家上班，晚上下班，逢年过节和礼拜天都休息，跟国家干部一样。” 大娘早已经是朝阳庵社区的大红人了，谁都知道大娘带孩子带得好，什么样的病秧子到了她手里都能变成小牛犊子，以至于有的人家刚娶了媳妇就跟大娘打招 呼：等我家孩子出生了，您可得到我家来啊！ 从大娘家到朝阳庵社区少说有五里路，可大娘从不坐车，每天跩着一双小脚，一扭一扭的走路上下班。
有一次，我去看大娘，大娘正坐在床上解绑脚布准备洗脚，见我来了，大娘忙着往回缠。大娘从不当着别人的面洗脚，所以我从来没见过大娘的小脚长得是什么模样。我说：“大娘，您受那么大罪裹了个小脚，可又不让人看，那不是白裹了嘛。” 大娘笑了：“你这是什么理儿啊？不过说得也是，那就给你瞧瞧，看这骨头，都断了，那罪受的。” 我要给大娘洗脚，大娘不干，我逗大娘说：“怎么？还怕人摸呀？不就是个三寸金莲吗？您这脚可不止三寸，没那么金贵。” 大娘还是不让我动手，我说：“不让洗拉倒，早知道小时候我也不让大娘给我洗脚。” 我给大娘洗了脚，还给大娘剪了脚指甲，把大娘的一双小脚整理的干干净净、滑滑溜溜的。我给大娘剪指甲的时候，大爷端进屋来一盆热水，还拿来一块香皂。“剪完快洗洗手，孩子。你大娘命真好，碰上你这么个好孩子，真没白疼你啊！” 大爷说这话的时候，一定忘了他背着我去买苹果的事了。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大娘又重复叨唠着老街坊们听了不知多少遍的话：“我看了那么多孩子，就数我们小沙沙最懂事儿，我一择菜，她就给我端板凳，我一做活儿，她就给我穿针。你瞧瞧，这都当上大学生了，还没忘了她大娘。”
我当然不会忘了大娘，出国后，我给大娘写过信，但大娘家那片地方拆迁了，那封信过了大半年才转到大娘手里。
91年底，我第一次回国，带着两个女儿去看望大娘和大爷，老两口那个高兴啊，忙着包饺子给我吃。临走的时候大娘说：“你可得再回来啊，大娘好好活着，大娘等着你。” 那时大娘不穿大襟褂子了，可还梳着髻儿。
2000年，我带着四个孩子去看大娘，那时大爷已经不在了，大娘搬到了通县的女儿家。见面时，还是一声：“我的宝贝儿哟！” 便把我揽在了怀里。那次我在惠英姐家住了两天，听大娘讲那些她已经讲了无数遍的往事。临走时，大娘对我说：“大娘一定好好活着，等着你下次回来。”
2007年我回国时，大娘已经九十三岁了，在老家跟儿子住一起。我去看大娘之前惠英姐没告诉大娘，怕大娘太兴奋睡不好觉。但大娘一看见我就说：“哎哟我的宝贝儿，你这是打哪儿来啊？你不是去美国了么。” 接着又说：“我看了那么多孩子，就数我们小沙沙最懂事儿，我一择菜，就给我端小板凳，我一做活儿，就过来给我穿针。你瞧瞧，这都去了美国了，还没忘了她大娘。” “我这眼啊，多亏了你妈，要不是你妈带我瞧大夫开刀，早就瞎了。” 此时大娘的一只眼睛已经完全失明了。
大娘从来不说自己对别人的好，可永远记着别人对她的好，哪怕那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2009年夏天，我们全家六口人一起回国，却偏偏赶上全国大防”甲流”，回北京后的第一个星期被要求自觉隔离，我没能去看望大娘。后来去了西安、杭州、大连等地，等从大连回到北京，我又不小心摔伤骨折。那次，我没能去看望我的大娘。
大娘等不到我下次回去看她了，她走了。那个梦，一定是大娘托给我的，大娘是来告诉我，她去了一个好地方。（完）
1991年底，我带着两个小女儿去看望大爷和大娘：
2000年夏天，我带着四个孩子去看望大娘：
2007年夏天，大娘回到了老家，享受着幸福安逸的晚年。此时，大娘已经93岁了。
我还有一段录像，是大娘推着小竹车（拿小车当拐杖），把我们送到农家小院的门口，摇着手跟我说：“再来啊，再来啊！”
· · · · · ·
大娘，下次我回去，一定去给您上坟。
（后记：大娘仙逝后的第一个清明节，我买来纸钱，在我家的后院，向着中国的方向，为大娘烧了纸钱，相信大娘她收到了。）
2012-04-28 01:19
读着读着，读出了眼泪……
真情感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样的真情已然离我们越来越远，唯有在回忆中咀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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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10 20:33
大娘是传统的中国女性，具有老辈人的美德。套句老话“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一边读着博主充满感情的文字，一边叹息，中国人勤劳善良忠诚的传统美德越走越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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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19 22:45
微笑
相同岁月过来的的人，总是有很多相同的经历，也有许多共同的怀旧感。真实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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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07 22:04
很感动，想到了我的奶奶。。
相信大娘在另一个世界里也会一样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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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13 17:45
一堆女士的文章我很爱读，文虽长，读起来一点都不累，每篇都是言之有物。我的博客一贯奉行不转载的原则，却为一堆破了例，转载了她的《从心里长出的孩子》
一堆写叙事文章就像坐在人的对面促膝而谈，，娓娓道来，非常亲切。感谢一堆让我读到了这么好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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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13 17:08
livermore
一篇好文章。情深义重。过去是“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寄托我们的哀思。这个方法很好，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现在是让我们尊重和思念的人去世了，写篇文章，念念老人家的好，叙叙往日的情谊。以寄托我们的哀思，这个方法很好，要介绍到博友那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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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09 18:39
你太有亲情了，好感动。在梦里梦见她按照老习俗是大娘想你了，托梦给你了，你要给她烧（捎）点纸钱，美国没有这个习俗，问问你家肉胞台湾是否也有这个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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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13 09:58
太感人了，我哭着看完了你的文章。好人有好报，大娘的长寿源于她的善良，被善良人带大的孩子们也都是善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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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13 10:06
在今年的社会里看看这样的怀念曾经带过自己的大娘的文章，我想没有人不被感动的。金钱面前人们变的那样的世故，雇保姆的和被雇的人都面对金钱而无情无义，更不用说来日还能记得保姆的恩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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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07 01:32
你的梦真不得了，大娘竟然坐在车门口的台阶上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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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09 20:10
大娘看上去真慈祥，我从小在奶奶身边长大，跟你的大娘有很多相像，奶奶一直住在我家，到80岁后一定要回老家，跟你的大娘一样，本来白白胖胖的，到最后几年就瘦下去，84岁去世的。我也记得你那两首儿歌，我另外还记得一首：小大姐，小二姐，你拉风箱我打铁，挣两钱，往腰掖，买个蒲包瞧干爹，干爹带着红顶帽，干妈穿着厚底儿鞋，走一步，嘎登，蓝绸子裤腿鸭蛋青！我的回忆奶奶的：《家事》、《伤逝》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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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09 22:41
我读过你写的回忆奶奶的文章，写得非常好，有内容，我喜欢，记得你也写到了奶奶的小脚，好像还有悄悄吃东西什么的。是你还没搬过来之前就读到的。昨天读了你好几篇，留下了评论，都挺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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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07 04:23
五他娘
多好的大娘，临走还不忘托梦给你，多好的小沙沙，从小就那么懂事，至今不忘感恩，难得的缘分啊。想象不到你扎着红绿头绳的样子。老太太的小脚就是不能让人看见的，别说小脚了，讲究一点的女人都不能让外人看见自己的脚，尤其是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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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08 05:55
真不知还有多少小脚老太太了，肯定不多了，能活到大娘这岁数的毕竟是少数。大娘有福气遇到你们一家这么善良的人，你们也挺幸运遇到大娘这样的好人。你和阿姨真是跟大娘心灵相通啊，都梦见她了，内容还都差不多，太神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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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07 15:05
这么长的文章我一口气就看完了，莎莎的笔墨总是饱含深情，记忆细致又真切 ，勾起我许多心旮旯里的许多尘封往事来。我家曾有个保姆，隔二三天就蘸水给我揪一次小辫，她怕我一天就疯散了揪得特别紧，比我母亲更厉害，搞的我就像一只吊睛白额大虫，头发里总有一股馊味，还特别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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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09 03:32
看了你的这篇博客，真的好感动。其实让我们老百姓感动的，正是这一个个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用他们的真情真爱，书写他们自己的人生。这位大娘，是如此的让人尊敬和爱戴。她将永远活在她爱的和爱她的亲人心中，现在也活在我们心中。
同时也有点感叹梦的奇妙。有时真的感到梦真的是一个到目前为止还无法用科学解释的迷。它对现实生活的预示真的让人惊叹啊。
也问候博主你好。你也真的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呢。好人会有好报的。好人会一生平安的。真诚地祝福你和你的家人一生平安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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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人之间的心理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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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06 23:48
姐姐是应了好人有好报这句话吧！老人家好，你家人同样更好。互帮互助的两家人，这种亲情在现代社会已经淡漠了，但我们的故事里真情真爱的确不少，真得感谢那个时代及那个年代的大娘！你的文笔及故事让我温暖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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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07 07:11
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一位勤劳善良的老人，好人一定有好报！大娘给莎莎托梦，可见是心心相通啊！祝老人家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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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是老人家的心肝宝贝，她一定会保佑妹妹全家健康平安的！2011-01-07 17:01
大娘是我很喜欢的老人。和她相处的日子里，我学习到很多东西。她朴实，善良，勤劳，节约。我把莎莎交给她十分放心， 我可以专心工作。我和她无话不谈，无事不说。她就像我的妈妈一样。莎莎长大后，我们还是常来往。我从美国回去看大娘还特地把我的美国干女儿珍妮带去。大娘很高兴，又来回说小莎莎如何如何心疼人。她也对我说，“我等你回来！”2010 年 4 月，我到北京时因生病没能去看她。年前发了一张贺年卡，心想她能看到。她走后也给我托了梦。她笑喜喜地对我说她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我就给她拿了很多很多吃的，她说，“太多了，不要了。”莎莎和我相继梦见大娘，一定有点事儿。打了电话，果然她老人家归天了。95 岁，有福啊！谢谢大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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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07 04:36
荣光二哥
大娘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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