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打算到了嘉兴后找一两天带肉胞（注：肉胞者，“骨肉同胞”之简称也）和一堆孩子去趟苏州和无锡的，无奈正好赶上江南的梅雨季节，实在是闷热难当，估计苏州无锡的气候也好不到哪儿去，只得作罢。老三在北京已经中暑晕倒过一次，怕再出什么闪失，还是不要玩命的好。本来下了一场阵雨以为能凉爽几日，结果那雨下得如同往烧热的干锅里洒上一碗温水，腾出的热气差点没把人蒸熟。
         不利的气候消减了孩子们外出游玩的兴致，但又不甘心整日躲在室内，干脆，带去影楼照艺术像吧，在这里照上一套不知要比美国便宜多少呢，不照白不照。
         两个女儿被影楼化妆小姐极认真、极仔细地捯饬了个把小时，整出了两个小妖精！服装换了一套又一套，发型变了一款又一款，造型摆了一个又一个，灯光“咔嚓、咔嚓”不停地 闪烁着，总算留住了青春的美丽。本来我和肉胞也想疯癫一把，好歹也算给结婚20年留个纪念，穿个婚纱礼服或扮个王爷、福晋什么的，可看到两位格格被摄影师吆喝得连个丫环都不如，吓得打消了念头。还是别照了，妆化老了我肯定不干，妆化嫩了肯定人鬼难辨，干脆等脸上沟壑纵横时再说吧，至少还能照出个满目沧桑的效果，到时候题词也容易，比方 “岁月无情” 、“饱经风霜” 什么的。两个儿子看姐姐被折腾成那样，死活不肯单照，勉强来了个姐弟四人合影，又照了一张正儿八经的全家福，总算满足了他们老妈我的愿望。
        再说咱们的肉胞大叔，完全没把嘉兴当成一个陌生的城市，有事没事就喜欢出去溜达，操着几句刚学会的带着台湾调、粘着英语味儿的北京腔就以为走遍祖国大陆全无敌了，在早市上看见乡下老头、老太太就亲切地叫“大爷”、“大妈” ，问路之前先说“劳驾” ，人挤的地方必说“借光”。可转了一圈回来就跟我诉苦 ：怎么这儿的人都不理我？哈，不理你活该！记着，在这里，“大妈”就叫“阿婆”，“大爷”就叫“阿伯”，“劳驾” 就说“对不起”，“借光” 就说“让一让”，我说哥们儿，跟你们台湾是一样的呀。
        那天表哥要骑摩托车带他去车站买票，肉胞兴奋的跟什么似的，把我扔在原地就跨上了摩托车的后坐。可从火车站回来咱那肉胞说都不会话了：“吓我死了！真是吓我死了！” 直到今天肉胞还心有余悸：“我的妈呀，那天简直就是出生入死啊！对面开来的大卡车贴着我身边就过去了，我当时就没想能活着回来！”  这回轮到我说了：“是不是也跟你们台湾三十年前一样啊？” 嘿嘿嘿。
        回国之前，老公跟我提议了好几次，说到了北京就去租辆车，咱自己开车出去玩。我说：“你没那个本事，去了你就知道了，现在跟你说不清楚。”  到了北京第二天他就自动打消了自驾车的念头，到了渭南和西安的街头更是目瞪口呆，等到了嘉兴、杭州，他对国内司机的开车技术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自叹不如啦！说起国内的交通也真是邪了门儿，你看那马路上横冲直撞、交通无序，但事实上却是乱中有序，司机们特别是那些“的哥”，似乎都有自己的行内暗语，一个手势，一声喇叭，互不相撞，各行其道，虽说路上险情不断，却总是安安全全，不得不让人佩服。我这么说当然不是赞美某些司机不遵守交通规则，而实在是觉得他们的技巧之高超、反应之敏捷令人瞠目结舌。更佩服的是过马路的行人，你开你的车，我走我的路，开车的和过马路的就那么默契地配合着，本事实在是大。你想呀，如果每个司机像都像美国人那样开车，看见行人就停，那车还开不开了？那交通还不早就瘫痪了！所以这就叫“话走到哪儿说到哪儿。” 肉胞和孩子们的适应能力也相当快，不到两个星期，过马路的本事就已经超过了我，不再是我领着他们过马路，而是他们站在马路对面笑话还站在原地的我。
        这次回到嘉兴还有一件高兴的事想和朋友们分享，那就是我意外地找到了一个儿时的小朋友，那个我曾在《天井里的童年》一文中专门提到的那个叫淑勤的女孩。在那篇博文中，我还提到了一个曾令我感到无限神秘的天主教堂，而就在这次，我不但见到了淑勤，也近距离地看到了那个教堂！
        那晚，在亲友聚会的饭桌上，我们聊起了从前，提到了我曾住过的那个天井和天井里的两家邻居。我说：“快四十年了，也不知道那个淑勤现在怎么样了。”  这时表妹忽然说，她在市场上好像见到过淑勤，她在那里摆摊，但不敢确定。有了线索我当然不会放弃，第二天，我拉着表妹带我去了市场。走到那个卖服装和杂货的摊位前，望着摊主，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个花白头发的女人与那个眼中总是流露着忧郁和恐慌的小女孩联系在一起，她也注意到了我，以为我是前来购物的买主。我努力从她的脸上搜寻着她小时候的样子，终于注意到了她那微微有些翘翘的上唇和大大的眼睛，没错！应该就是她！我时常想起的淑勤，我曾经的小邻居！
        “请问你姓戴吗？” 我有些激动地问道。“是呀。”  她回答得很平静，没有什么表情。 “那，你叫戴淑勤吗？”  我太激动了，不知该说什么，干脆来个明知故问。她眼中闪过一丝疑惑，仍旧很平静地点点头：“是的。”  若不是老公和表妹在旁边，我想我一定会上去拉住她，告诉她我很想念她，找到她我是多么的高兴. . . . .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我说：“你还记得我吗？” 她笑着摇摇头说：“不记得。”  我的出现实在太突然了，换谁谁能一下子认出三十八年前自家邻居的小亲戚呢？我想，我内心一定是希望她没忘了我的，我提示说：“小时候，我们是邻居呀，在中山路那个院子里。”  她眼睛忽然闪出惊讶，说：“你是陈德献家的，是吗？” 不知是她忘了我的名字还是不相信我会出现在她的面前，她没叫出我的名字，提的名字是我的二舅，没等我回答，她接着喊了声：“八娘！” 八娘是我妈，我又和我妈长得十分相像。既然我无法将眼前的她和那个小姑娘联想在一起，她又怎能把她眼前的我和三十八年前的我联想在一起呢？三十八年前，我妈比我现在还年轻十岁啊。“八娘是我妈妈呀！” 我说。她轻轻“啊”了一声站了起来，只是笑，笑得很纯朴、很憨厚，甚至有些木讷。她没有把惊讶和激动挂在脸上，但我知道她是激动的，因为她给我留地址和电话时，门牌号想不起来，电话号码也写错了。


（我很难把眼前的她与三十八年前那个小女孩联系在一起。）




（三十八年前分手时，我们俩去照相馆照过一张合影。那张黑白照片上，我俩都带着红领巾。
她告诉我，那张照片她一直都保留着呢。）


        不时有人来光顾她的摊子，我不想耽误她的买卖，就简单的交谈了几句。她说她儿子已经二十多岁了。养母也已经八十多岁高龄，因为关节不好不能常下楼，她每天中午都要回去照顾他们吃午饭。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去看看她的养父母，那两个拉了一辈子板车的老嘉兴。我对戴爸爸的印象极好，老实、憨厚、本分而且惧内；但我曾经替小淑勤恨过那个凶狠的养母，甚至想过长大了以后要替小淑勤报仇。
        中午过后，我们拎着荔枝和西瓜按淑勤写给我的地址去找她的爸妈，没想到他们就住在那个破败了的大教堂的边上，正当我们四下打听的时候又碰到了淑勤，她刚刚照顾两位老人吃完午饭要赶着回去守摊。跟着淑勤，我们走进了那座我以为没有人居住的破旧楼房，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真的不敢相信这楼里还有人家，走廊内的设施残破得让人心颤。




         戴妈妈和戴爸爸见到我特别高兴，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还会去看望他们。两位老人记忆力极好，记得我小时候的许多事情，他们提到的好些事连我自己都不记得了，有些趣事说得我们都忍不住哈哈大笑。淑勤一直不声不响地站在一边，显得很拘谨，几乎没说一句话。我很想跟她多聊几句，可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说现在，不知从何说起；说过去，我实在不想提起她的从前，因为她的童年不是金色的而是灰色的。
        见淑勤如今这样照顾和孝敬她的养母，我惊讶、感动甚至敬仰，她小时候可以说是在养母的竹条子和辱骂声中长大的！如今她能不计前嫌反哺父母，这是何等的情怀？！她原谅了养母对她的不仁，记住了养母对她的养育。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了博友光妮子笔下的吉保姆，同样两个贫寒家境走出来的两个女人，一个是亲娘，一个是养母；一个对亲娘耿耿于怀，一个对养母不计前嫌；一个性格张扬、喋喋不休；一个秉性腼腆、默默无语；同样是为了生活，一给心不甘情不愿地给人做保姆，一个即安心又踏实地守候着下岗后又得来的生计；她们都是女人，都很善良，但一个善良得含蓄，另一个却善良得让人心疼！
         想到淑勤还要回去守摊，我们只坐了半个小时便匆匆告别了戴家。只愿淑勤买卖兴隆，每天都有好多顾客。
         出来，我走近了那座曾让我感到无限神秘的老天主教堂。
        小时住在嘉兴时，正值文革期间，教堂好像被一个工厂占用了，永远没机会靠近它。每次远远望到它的尖顶，总会产生许多疑惑和遐想。那时老是琢磨，这个外国教堂是谁盖的？上帝到底是什么？教堂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提到嘉兴，人们通常只会想到南湖和五芳斋的粽子，或许连很多嘉兴人自己都不知道，这座教堂是中国最大的一座天主教堂。早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一个名叫步施加的法国神父来嘉兴建立了“法兰西文生修道院”，培养出来的神职人员被派到全国各地的教堂主持宗教事宜，可以说这里曾经是天主教在中国的大本营。1917年，有一个名叫翰日路的意大利人来到了嘉兴，他既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又是杰出的建筑大师，经过精心的选址和设计，他决定在这里建一座天主教堂。没有资金，他就四处募集，弄到一点钱就盖一点，教堂里的大部分浮雕，都是他亲手制作的，就这样，他花了整整十三年的时间，终于建起了这座大教堂，起名嘉兴圣母显灵堂。它不但是中国第一大天主教堂，也是远东第三大教堂。圣母堂建成后，法国天主教会赠送了一口合金铸铁大钟，悬于教堂的钟楼之上。抗日战争时期，圣母堂的教徒们多次登上钟楼，敲响大钟，以此为防空警报。遗憾的是“文革”中教堂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至今还未能恢复原貌。再说那口大钟，“文革”中也不知了去向，时隔多年，竟有有心人在某单位的食堂院子里发现了这口大钟，欣喜的是，它竟完好未损。
      昔日辉煌的圣母堂现在只能看到它的断壁残垣，但那高耸的钟楼和庄严的穹顶仍在默默地显示着它的凄美，环拱的门窗和精美的浮雕也在诉说着它过去的灿烂。据说，教堂祭坛的地板都是当年从意大利运来的四色花砖，两则还能看到彩色的水磨石，大堂里柱子上雕有可爱的小天使，柱顶部有镂刻精美的图案和花纹，可惜我这次都没能看到。那个我曾在《天井里的童年》中提到的长在教堂顶上的树已经被锯掉了，教堂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开始对它进行保护性的修缮。
        我想如果当时是我一个人，我一定会想办法走到里面，仔细地感受它，慢慢的品味它。表妹已经陪伴我多时，四个孩子也早已饥肠辘辘，火辣辣的阳光晒得我们头晕目眩，下次吧。想着下次再来时它或许会焕然一新，恐怕再也看不到它的沧桑，赶紧给它照了几张照片。
         去嘉兴当然要到南湖一游。我们是晚上天凉快了以后去的，乘着游船绕湖一周欣赏了南湖的夜景。又好气又好笑的是在船上遇到了一位变态游客，竟与我们无理取闹，气得肉胞大叔忍无可忍，为保护孩子，竟与那小厮大吵了一架，还是第一次看到他和别人吵架，觉得特好玩，也算是快乐游中的一个小插曲吧，等那天也写出来玩玩。
         家里人还带我们去逛了月河街，那是一条古老的街道，里面的仿古店面很多，只是时间短没有细细地欣赏。如果能多住些日子，还有几个地方我是很想去看一看的，首先是嘉兴三一妇幼保健医院，它的前身即是外公创办的嘉兴三一医院，作为“院始文物”，医院还保留了一棵老柿子树、一口老水井和那座当年外公外婆生活过的小楼。舅舅、娘娘们和妈妈小时候就是喝那口井里的水长大的，也是一个个从那里走出家门投入革命工作的。听母亲讲，现在外公和外婆的大幅照片就挂在院长办公室的墙上。
         我还想去瞻仰一些名人的故居和博物馆，看来也只能留在下次了。嘉兴是个人杰地灵地方，出过许多名人，人儒皆知的就有金庸、茅盾、沈钧儒、张乐平、丰子恺、徐志摩等，时间允许的话，慢慢走走、慢慢看看是很有意思的。
        嘉兴，一个韵味十足的小城，我会常常回来的！



这是当年的神父楼，嘉兴天主教堂整体建筑的一部分。此楼已经过保护性修缮，不知道现在这座楼作为何用。




这是修缮前的样子。（照片来源：网上）

      

（紧挨着神父楼就是那座老天主教堂了。）



       钟楼顶端的大洞是文革时红卫兵砸的，据说砸了几天几夜才砸出这么两个洞，可见百年前西方建筑的质量。
为了破“四旧”砸教堂，一位红卫兵小将还摔了下来丢了性命。）






要开始对它进行维修了，钟楼已经围上了绿色的帷帐。






紧贴着百年老教堂是现代化的高层建筑。




这是在国外网站上搜来的照片。




这是一个外国旅行者照的照片，想象得出它当年的辉煌。




小时候看见这个窗洞就想，里面会不会闹鬼啊？




镂空的浮雕窗棂和精美图案的围檐，能想象得出它当年的风采。这是一座典型的哥特式建筑。





        院落内曾有过育婴堂，听老辈人讲，很多小生命死在了里面。
也听博友说里面闹鬼，夜里常传出婴儿的哭声。呵呵，可能是野猫吧，闹猫的声音很像婴儿哭哦。
     


  
从网上找到了一张教堂全貌照片。


        
        空空的钟楼。
        什么时候能让那口大钟回到钟楼里呢。


      
       当年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