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海岩在创作上取得的辉煌及失败（如果把他近几年作品引起的反响低于预期称为失败），根源于他个人深刻的自我矛盾。以海岩在酒店业界的地位，以及他仅仅是业余写作所获得的业绩，加之“海岩剧”的影响力，无论如何应该算作所谓的“成功人士”，可是海岩本人回应记者说：“我真没有成功的感觉，我觉得我的人生挺失败的。”这是谦虚还是虚伪？

从海岩在其他场合透露的只言片语来看，“人生失败”的说法既不是谦虚，也不是虚伪，恐怕是缘自海岩个人特殊经历中难于明言的苦衷。这种心理状态导致他既要坚守他心目中美好的东西，又要他的作品取得商业上的成功，两者必然会引起冲突。

例如，海岩在与记者书晗谈论爱情时表达了如下观点： 

   “它既有性的吸引，又有情感的吸引，我觉得又有情感的依赖，互相的这种给于和寄托，互相的惦念，那么，如果放在现在这个时代来讲的话，那么我觉得爱情应该是一个没有任何交易性质的一个情感的护卫。情感的唯一性的护卫，比如我跟你也可以，我跟他也可以，都可以有情感的护卫，但不是唯一性的，唯一性的就是这种爱情。”

关于爱情的本质，谁也没有能力把它说清楚，海岩又把他的见解如下补充： 

“你说一谈恋爱就说，你家干么的呀？你有多少钱啊？你有车吗？你户口是哪的，这这这……你说它美吗？他不美啊。对，你是爱我，你还是爱什么呀？但是呢，大多数人习惯这个，还没等你问，他就说我有房、我有车，我有……我妈已经死了，他肯定是这么说呀。觉得我条件好啊，大家就都习惯这个，那我们就不习惯啦。”   

    于是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海岩在他的每一部作品中都要写那种“纯美的爱情”，而且他笔下的爱情往往十分极端。爱情问题始终是海岩心中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而目他也明白，他编造的那种浪漫而又虚幻的爱情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结果的，于是他的爱情故事总是以悲剧收尾，尽管他明知这样做会影响作品的商业效果。

海岩的个性敏感、孤僻、内向，时时表现出一股忧郁，他对记者坦白：“实际上，我是一个害怕竞争的人，我不愿意考试，不愿去冒险。”他一再强调他缺乏安全感。他的这种人格特点，反映在他的作品中，就是——从《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开始，他笔下的男主角，没有一个是硬汉形象。他书中的那些男孩，多有相类的个性：多情、优柔寡断、软弱、缺乏顽强与坚韧，等等。海岩不自觉地在他们身上投下自己的烙印。《河流如血》中的陆保良特别集中了这类性格特征。

这恰恰与海岩的文学主张相违。海岩一向强调自己恪守中国文学传统，反对文坛的“西方化”倾向，反对过分热衷“边缘人物”。但是，传统中国文学中那些有口皆碑的人物主要是一些真正的“男子汉”形象：坚持正义、无所畏惧、志存高远、胸怀博大，他们或英勇奋斗，或忍辱负重，在大事大非面前决不含糊。金庸深得传统文学三昧，所以他塑造出肖峰、郭靖这样一类顶天立地的英雄。而写平凡的、满身弱点的小人物，乃至边缘人物，是西方现代文学的兴趣所在。其实，海岩的几个人物——《一场风花雪月的事》中的吕月月、《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中的龙小羽，正是“边缘人物”。

说实在话，我比较喜欢的海岩作品，除了《玉观音》，就是《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和《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就这三部小说和同名电视剧值得一看。我这样评价的理由，前面已经分析了。

我并非说海岩其他的作品一无是处，我只是为海岩遗憾，如果海岩思想深刻一点，如果他不是过分追求商业化价值坚持“罪案加爱情”模式不放，他本来是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来的。以《平淡生活》为例，丁优的遭遇——她在乡下无法立足跑到城市，她求职被协迫做商业间谍，为了公司生意她被迫陪客户遭到性虐待，她的善良被同乡、同学、亲戚利用……这些都是很好的素材。可以把故事写成悲剧：丁优黯然告别城市；也可以写成丁优在城市里顽强地生存下来，贫穷然而独立自尊。如果写得好，故事未必不感人，也会有一定社会意义。而海岩一门心思围绕丁优的畸恋大做文章，从十四岁写到二十岁，又加上那种不可置信的杀人案，故事的味道全变了，这样的故事有意思吗？这样提高了收视率吗？

我赞赏这一点：海岩的作品主要人物基本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如《河流如血》中陆保良与李臣、刘存亮、菲菲一起生活的那几段戏，表现了他们的挣扎与无奈，表现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生活选择。其实从这些段落里，我体会到身为富人的海岩多少有一些悲天悯人的情怀。但是海岩应该想一想，凭那些不着边际的爱情故事、那些不着边际的罪案，就能够给这些为生存而挣扎的年轻人“被抚慰的快感”吗？所以，我个人认为，海岩应该对以往的创作做一个反思与检讨。但是他会这样做吗？

海岩似乎具有双重性格表现。从他对许多记者谈话的材料看，当他情绪高昂时，他充满自信和自负，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当他情绪低落时，他会流露出难于掩饰的自卑，这里不说具体例子了。我记得海岩曾对记者讲过一句名言：

   “说我好的我能听上两三遍，说不好的我会马上让他打住。我不愿意听别人的批评，多听听夸奖的话，生活会变得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