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于欢案

我不太清楚中国的法律，只能从美国法律来看于欢案。

如果在美国，起因是一件明显的绑架案（kidnapping）。绑架的关键在于限制人身自由，任何没有法律根据的限制人身自由都可以构成绑架罪。所谓绑架并不是非得要用武器把人弄到一个黑屋子里去，而是限制人身自由。比如说并没有武器，只是用语言，你不跟我走就杀了你，或者在你自己的家里不让你出门，核心在于违背他人的意愿，都可以是绑架。

但是有一个原则是与国家无关的，就是不能以错对错，不然法律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社会就乱了套。说一个例子比较容易理解，有一个人在美国开餐馆，有人吃了饭不给钱，于是老板就不让走，要等警察。警察来了以后，确定此人的确没有钱，给了一张罚单就让吃白食的家伙走了，然后对餐馆老板说：

“你以后不能这样，你没有权利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这可能会构成绑架罪。除非这个人是被通缉的危险逃犯，或者这个人正在用暴力攻击他人，不加以限制会危及他人的时候，你才能这样做。

当然，这一次我们不会追究，因为你立刻打了911，时间短又没有暴力，如果你把人扣住，让他的亲友拿钱赎人，那你的麻烦就大了。”

老板当然心里不平，说我是做小生意的，都这样不就完蛋了，那你说我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警察告诉他：下一次你可以不让他进门，立刻叫警察；你可以一边跟着他，一边通知警察。不会有很多人这样，不过是十几块钱的事情，做小生意多少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应该看成是成本的一部分，不管怎么说，不能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这就不是小事了。

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讨论法律的对错没有多少意思，因为那是一个必须遵守的东西。绑架在美国不管什么地方都是重罪，判到十年以上一点都不稀奇。

如果用上面的观点来看，于欢和他的母亲明显是被绑架了，警察的不打人就不算错完全是在扯淡，应该把那些人都抓起来，以绑架定罪，这个与欠钱没有关系。有人欠钱不还应该到法院去诉讼，不能以此作为理由来限制人身自由，不能以错对错，那还要法院干什么？

如果认为于欢是被绑架了，那么他是不是正当防卫就得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了。当然，在美国这得最后由陪审团来决定，有可能无罪，也有可能轻判，这要取决于当时的情况以及背景，特别是双方有没有前科（这一点非常重要，特别是被告有没有暴力的前科），陪审团的判决在这种复杂的案件中是很难预测的，律师和检察官这时变得极为重要。所以美国有钱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请到名律师来搞定陪审团，人人平等从来在任何地方都是笑话，当不得真。

美国有一些案子是非常令人叫绝的，比如在休斯顿旁边的一个小镇，有一位老兄的只有几岁的女儿被邻居强奸了，他就拿着自己的枪把强奸犯干掉了，结果在当地的大陪审团就被认为这个案子用不着审理，他什么事都没有，连律师费都不用。这里的关键是自己的枪，说明他当时就是要去杀人的，但是陪审团认为他无罪此案就完结了，而且陪审团是用不着给出理由的。

美国和中国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的有罪无罪是由陪审团决定的，不大的案子被告（DA不行）可以选择由法官决定，但大案都是陪审团决定的，可以理解为法官不想负这么大的责任，而陪审员都是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美国的法院可以这样来看，是由法官根据法律来组织，运行的一个场所，让原告被告辩论各自说出自己的理由，由陪审团来作裁判，并不是法官。而中国根本就没有陪审团，大案是由审判委员会决定，实际上是党组织决定的。这个背后实际上是在对于社会极为重要的法律判决上，是由法律精英（法官）还是由不懂多少法律的普通老百姓老决定。当然，陪审团是人，人就都会犯错，他们也会受到舆论以及法官的影响，但是，法官难道不是人，一样也会受到舆论的影响。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相信老百姓还是精英的选择，所谓的绝对公正是一个并不存在的东西。

在美国媒体可以公开批评判决公不公正，但基本不可能推翻判决，改变陪审团的判决的门槛很高，原则上只能重审由另一个陪审团来推翻。最高法院当然可以，但最高法院接受案件的门槛也是极高，不然法官要累死了。而在中国妄议政治是要有麻烦的，但是议“对”了还是有效的，就像这一回，媒体一边倒，中央一级的媒体发了话，这说明了一定有一个大领导的批示在后面，所以这个案子肯定会改判。对不对只有这种人知道，你我这种屁民是不知道的。

但不管怎么说，在美国无期徒刑是不可能的，这个刑期只是对有预谋的杀人。还是那一句话，说法律的对错没有意思，只能说你喜欢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