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这是根据鲁迅在广州的一次讲演整理而成的，时间是1927年7月。第一次读这篇文章时大约十三，四岁，能懂的非常少，只觉得非常好玩，古人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到底是名人名篇，人物都极为生动。等到后来读书多了，再读的时侯才知道这篇文章内涵极深。
首先声明，我是学理的，我读这些东西只是兴趣，而且亲友中也无研究这个的，我对那些研究动态和成果一无所知，不过肯定有一大帮人在研究。我肯定既不专业也不全面，所以欢迎砖头，我也能学到一些东西。正因为如此，我只想谈两点我感受最深的。

第一是关于文风的转变。
我想大家都赞成唐宋是中国文学的巅峰，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到达那个高度。但它不可能是无源之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实际上，魏晋完成了最重要的转变，因而构成了唐宋文学的基础，尽管魏晋（西晋）存在的时间并不长。
我现在不谈诗歌，只谈文章。汉代是写赋的，“汉赋写法上大多以丰辞缛藻、穷极声貌来大肆铺陈，”《百度百科》。这是主流，也有一些小赋写的言简意赅，这两种文风都在屈原的《离骚》里找得到，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匆迫；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杜甫的诗像这，
吾令凤鸟飞腾夕，继之以日夜；
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
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
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
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
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汉赋像这，不过更华丽而铺张，所以说屈原是中国文学的祖宗，并不为过。《史记》绝对是言简意赅，古人写历史不会像现在某些人用那么多形容词，而文人恐怕没有不读《史记》的，不受影响的，所以说，汉代是两种文风都有。但文人要展示才华时，就去写那种赋，文人吗，总是爱虚荣，好表现的。
到了魏，文风大变，用鲁迅的话：“清峻，通脱”，曹操为代表。而唐宋的文章，总的来说，都是继承了这种文风。
我们拿《古文观止》的两篇文章来对比，一是王勃的《滕王阁序》，此文写于初唐，仍有汉代遗风：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 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雄州雾列，俊采星驰。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都督阎公之雅望，棨戟遥临；宇文新州之懿范，襜帷暂驻。十旬休假，胜友如 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家君作宰，路出名区，童子何知，躬逢胜饯。
到了苏东坡的《後赤壁赋》，就变成：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文风转变，不可谓不大。
从那以后，就没有人写汉赋那样的文章了，也许有，那只能留给自己欣赏了，时代变了。我有时想，风水轮流转，也许几百年后，那种浮华，夸张和难懂的文章又会回来的，但转念一想，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年代，知识又平民化了，人要看的东西太多，那会有时间去练那种虚东西！
鲁迅也说，那个时代的文章的特点，除了清峻，通脱外，还有华丽，壮大。但问题在于，在那前面有屈原，汉赋，壮丽玩不过他们，谈到壮大，谁也不能和庄子比，《逍遥游》寥寥数语已把宇宙写尽了，你还能怎么办？
所以说，清峻，通脱是魏晋文章留给我们的遗产，说是他们首创有点牵强，但无疑是在他们手里壮大，变成风尚的。鲁迅的文章无疑清峻，通脱，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写魏晋那样的文章，简单朴实，惜字如金，而且在可以看到的将来还是如此。
魏晋文章是一个重要的转折，鲁迅对中国文学史有很深的造诣，肯定看到了这一点，我就不知道他是不是第一个。

第二是关于曹操，曹操现在恐怕是翻了案，但我第一次读这篇文章时，是才知道对曹操有人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观人其一生，永远被两种感情所左右：对爱的渴望和对死亡的恐惧。人行行总总的行为，大都是这种潜意识的曲折反映。比如追求金钱和权势，又比如宗教，无非是为了满足这种渴望和逃避那种恐惧，文学作品也只有触及这个潜意识才可能真实感人。在这一点上，上帝无疑是公平的，管你是王公贵胄还是平民百姓，谁都逃不掉，我们说的人性相通恐怕就是这个东西。
据说世间万物，只有人能够意识到死亡。花儿绽放得无比娇艳，但它并不知道那不过是一现，只能是人去葬它们，领会到那个层次的美丽。所以说，死亡是文学作品的永久主题，我们来看看曹操是如何说的：
神龟虽寿，犹有竞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这首诗不长，几乎是白话，直面道来，没有一点点虚的东西，这种东西看起来容易，写却是最难的。
曹操无疑是一个英雄，荡平天下，战胜了数不清的敌人，但那又能怎么样呢，还不是“犹有竞时”而“终为土灰”，死亡这个敌人是谁也战胜不了的，但他并不消沉，反而直呼“志在千里”而“壮心不已”，这种面对人生短暂的沧桑而产生的激昂悲怆跃然纸上，真叫人不得不动容。
曹操的文章大部分都遗失了，我们不知道那些是不是更好，但我认为那怕只剩下了这一首，曹操足以在文学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这样的诗也只有曹操写得出来，世间绝无第二人。

另一篇奇文是曹操的《遗令》。鲁迅说：
“比方人死时，常常写点遗令，这是名人的一件极时髦的事。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当葬于何处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独不然，他的遗令不但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题。”
多年以后我看到那位讲“三国”出名的专家说：
“然而，这个天才的杰出的政治家（曹操），却出人意外地不谈政治。对自己一生的功过得失也只说了一句话：我在军中执法，总的来说是对的。至于发的小脾气，犯的大错误，不值得效法。余下的篇幅，就是一些琐事的安排。”
我看时感到和鲁迅所说不太一样，在网上忙了半天，算有了一点头绪，原来我们今天看到的不能肯定是《遗令》全文，全是别人的引用，它和许多古代文献一样遗失了。鲁迅不想在这个上面花时间讲，于是说话就留有余地，可见鲁迅做学问的谨慎。那个专家却有点大包大揽，曹操在《遗令》中不谈政治，那只是他的推测和看法，并不是史实，曹操到底还讲了什么没有，我们并不知道，我觉得还是说明一下为好。
但我认为他的看法和推测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虽然看不到全文，但有人却看得到，比如《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和当时朝廷的文人大臣，还有曹操的子孙，如果曹操真的有什么关于政治上的临终遗愿，那帮严肃的人十有八九是要提起的。
看了《遗令》，依稀不已，感叹人性既复杂又相通，我不由的想到，那些所谓英雄和伟大人物恐怕也和曹操差不多，不过他们没有像曹操那样“通脱”地说出来。
曹操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临死不谈怎样处理那个空壳汉朝，不谈他那两个死对头，他们都还活着，无时无刻不窥伺着中原，难道他一生就在忙碌“衣服和伎女”这些事？这可不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从行文来看，曹操无疑是很清醒的，怎么解释这个矛盾，恐怕答案只有一个，曹操懒得去讲“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一类话，因为知道讲了也无用。曹操不可能知道身后之事，我们却知道，的确是无用，弄不好只能是笑柄，这样的事在历史上可真是太多了！一世英雄又怎么样？历史要捉弄你照样没商量！司马懿可是曹操提拔起来的。
曹操可真是通脱到了家，什么都不愿意去敷衍，用今天的话：懒得讲那些无用的废话。你再对比一下刘皇叔死前讲了什么，对曹操就不得不有点敬佩。
“通脱”一字现已不用，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我的理解是：率直真诚；不玩虚的，尽管大家都这样做。

看了曹操文章，想到现在，不由生出一些感慨。有些人的文章我完全读不下去，比如说那个走红的余秋雨，给我的感觉就是在历史中找几块肥硕的肉作原料，加上一些文人的酸不溜叽像醋，还加上华丽的形容词像糖，我宁愿吃素，也咽不下这种东西。
你能从他的文章里看到鲜明的爱憎吗，能看到与众不同的个性吗，能有些卓尔独行
批判精神吗，统统没有，只是一些四面圆滑，到处讨好的东西，文章不应该是这样写的。好文章应该是真诚，坦率，敢爱敢恨，甚至不妨有点轻狂，刻薄，总之应该是个性的张扬。曹操，李白不都是这样，这才是中国文章的真正传统，我就不知道有什么文章既不真诚，又无个性能流传下来的。
公平地说，这怨不得他，那一代知识分子就是在那种特殊环境下成长的，人人都得把自己的个性隐藏得深深的，不然就会被打断脊梁骨。说得刻薄一点，那一代的文人基本上都被阉割了。看看郭沫若就知道了，《女神》和“老郭不算老，诗多好的少，老少齐努力，学习主席毛。”这是同一个人写的吗？真是叫人欲哭而无声。
但他比郭沫若还要可怜，毕竟郭还有过张狂一，二十年。不过也许是更幸运，从小就被“异化”了，也就形成自然了，根本就不知道痛苦了。所以不知道“刘大妈老了不是她的错，但出来吓人就是她的不对了”。
文章说到底不能为名利而写，更不能为什么目的而写，揣摩上意而写，好文章只能是为美而写，为自己而写，为写而写。
所以说，那些文章印得再多又怎么样，终归要“水落石出”，被人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