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六一

(一)

从小学到大学，我从未写过纸条，也从未收到过纸条。小学最后一年，纸条这个词
开始出现在我们的文化里。“谁谁不要脸，给男生传纸条”，“谁谁一看那张纸条，
脸就红了”，你不必知道“纸条”二字的确切含义，单从上下文，便能推断出那不
是一件好事，更何况这件事是和一个显然是不正经的女孩子联系在一起的呢。

这女孩子原来是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成员，后来不知怎么就“学坏了”，
宣传队不要她了，上学她也是三天打渔，两天晒网，但她的头发、衣着却日益妖冶
起来：辫梢上的粉红纱带，普通布鞋里露出的花袜子，书包上别出心裁地绑了一条
小花手绢，处处显示出她与我们这些蓝蚂蚁的不同。本来在教室里她就坐在我前边，
但是自从上了五年级，那个座位常常是空的。再见到她，是在小卖部的门口，她叉
着腰，撅着屁股，和一帮比她大得多的中学生说说笑笑。我掀开棉门帘子，打她身
边经过，她也看见了抱着酱油瓶子的我，但我们双方都感到没有打招呼的必要──
既然已经选择了两条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我们从此大概不会相遇了。

事情果然如此：中学第一年，她就被送去劳教了。出来以后听说是让她父母送到河
北舅舅家里去了，总之我再没见到她。她走了，效仿她的女孩子们却雨后春笋般地
在我的四周成长起来。一是烫辫梢、烫刘海。天生卷发的常得到这些爱美的女孩子
羡慕的咋舌声。毕竟，在家用烧火钳子自立更生出来的产品比不上天然的卷儿好看、
自然，还要冒着把头发烫焦、脑门烫出个大疤的危险。二是戴假领子。一条色彩鲜
艳的假领子，立刻把一个女孩子从蓝蚂蚁堆里拔了出来。三是把棉袄抽薄，这样人
才能在臃肿的冬天显得苗条。我一个好同学偷偷地也这样做了。我一摸她的袖子，
棉花都抽得差不多了，和夹袄没什么两样。我觉得这样太过份，有“全球变暖”这
个词以前，东北冬天的冷，可是实实在在的，穿着棉袄尚且冻得直打哆嗦，何况没
穿呢。

烫辫梢、戴假领之类只是外部的包装，真正“进入社会”，要站到走廊里、学校门
口乃至商店门口，放开胆子和异性说笑，这才是以行动向世人宣布一个女性的成熟，
正如西方贵族女孩的DEBUT，犹太女孩的BIT MITSUWA。那年月男女交往是禁忌，公
开场合和异性说话，轻者遭起哄，重者得到的是口水、石头、瓦块。男女学生干部
如果到了不得不说话的时候，只好拉上两个同学做伴，匆匆把事情交代完，然后转
身就走。

但是总有人试图冲破这个禁忌。课间、上学放学的路上，总有一些勇敢的女孩子，
大胆地回应异性的挑战。大多数情况是石头飞过来。“好学生”躲过石头，低着头
继续走路。“坏学生”捡起石头，飞回去。打中了，那边爆发出一阵起哄声，这边
报以“格格”的笑声。我长大以后，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类人猿求偶，母猿发出类
似的“格格”声，我突然想到很久以前的那一幕，不禁失笑。

我貌似木讷，却并非不解风情。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我已经把家里书架上的书
都翻了个遍。中文的只要不太枯燥、太奇怪，都看了，从《赤脚医生手册》，到
《反杜林论》，到《布拉格的春天》，到《且介亭杂文二集》。一个冬天的下午，
我山穷水尽，实在没有书看了，于是瞄上了家里的壁橱。壁橱地上堆满了米袋子，
面袋子，但两边的格子上摞满了书、杂志和报纸。我先抽出一摞苏联的《环球旅行》
杂志，拿到屋里有亮光的地方，掸掸灰，看了起来。俄文我一个大字不识，但是里
边的照片、图画却极为引人入胜。这摞杂志我翻了两三天，然后又“断顿”了。这
天父母都上班以后，走廊里静悄悄的，我端着一只凳子，又钻进了壁橱。这次不太
顺利：除了一摞又一摞的又大又重的俄文书以外，我没有发现别的。我翻啊，找啊，
落了满头满身的灰，终于，从一堆俄文书后边，找到了几本中文的小册子。我如获
至宝，三脚两脚从凳子和米袋子上边爬下来，就着走廊里昏暗的灯光，我看见最上
边一本发黄的小册子的书名，《新婚夫妇卫生常识》。我有点失望，但我还是把那
摞中文书从壁橱里拿了出来，到大门外边掸掉灰尘，拿进屋看了起来。这本小册子
一九五七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不过区区五十几页，我却越看问题越多。男性
生殖器一节，讲到“包皮”，我回忆起小男孩开裆裤里的那玩意。什么包皮？我没
见啊。没有插图，书里讲的其他种种我也无以想象。

过了一段时间，我和我爸一起翻看一本西洋画册，很多画面上都有裸体女人，我越
看越别扭，便报怨道：怎么都是女的，没有男的！我爸马上翻到一张蒙克的版画，
“这不是男的吗！”我仔细一看，确实是一群男裸体扛着什么机器朝前走，只是在
两腿之间多出了一条小东西，黑乎乎的，也看不出细节。

身体上的迷尚未解开，精神上的烟雾又扑面而来：《牛虻》里反复描写的亚瑟和琼
玛的感情纠葛，《林海雪原》里少剑波写给白茹的诗，《青春之歌》里林道静和她
的三个男朋友。大人们为什么不让我看《红楼梦》？老师为什么说有些同学“思想
复杂”？为什么在男女关系上有这么多人为的烟雾？男性真的和我们那么不同吗？

我没有哥哥也没有弟弟。小时候在奶奶家住过半年多，和堂哥玩在一起。堂哥爱好
有二：一看打仗，二玩打仗。爷爷每买回一本小人书，他的第一个问题一定是：打
仗吗？不打仗他不看。《小兵张嘎》他爱看，《保卫珍宝岛》他也爱看，《卖饼》、
《向阳院的故事》他就没兴趣，因为“不打仗”。火箭筒、机关枪、五四手枪这些
词儿一天到晚挂在他嘴上，最来劲的游戏当然是玩打仗，第一回合我们石头剪子布，
决定谁当“鬼子”，往后哪方输了哪方当“鬼子”。我和堂哥趴在奶奶的葡萄架子
后边，拿土坷垃当手榴弹，捡几个烂土豆就是地雷，在“炮火”和“硝烟”中，我
一会是他的运输队，一会儿又是他的卫生员，和后院的加果加维兄弟俩常常玩着玩
着就在地上滚做一团，奶奶颠着小脚从屋里跑出来大呼小叫：哎呀俺的玫瑰花啊，
俺的葡萄架子啊……

和堂哥玩过的另一种游戏是扇PIA4 JI。沈阳小孩管三角叫PIA4 JI，把香烟的包装
纸小心地拆下来，叠成三角，放在地上，用手扇起风来，把三角掀翻为赢。香烟的
价值越高，三角的分值就越大。大前门好象是三千，牡丹和中华好象是一万，大生
产是两百，还有些便宜烟卷比如“大生产”是二十到五十不等，我扇PIA4 JI也曾是
一把好手。跟堂哥还学会了“攻城”，“滚铁圈”等游戏，当时有这么一首儿歌：
“叫声老师您别生气，咱家的孩子没出息，弹玻璃球，打PIA4 JI……”就这样一个
好战喜枪、摸爬滚打的男孩，我真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他们那些游
戏，偶尔玩两次还算新鲜，我能坚持长久的活动仍旧是看书和画画。

那年月书店里除了马恩列斯著作和毛选四卷，几乎没有别的。图书馆扫了四旧，都
贴上了封条。家里的书看完了，为了能借到更多的书，我和邻居一个比我大四岁的
女孩子交上了朋友。这女孩从同学处借来了书，如果没有时间限制、或者她提前看
完了，就传给我。从她那里我看了很多没头没尾的破书。《苦菜花》里王柬之
和情妇淑花那一段描写，看得我心惊肉跳，凭直觉知道自己进了禁区，可又忍不住
回去再翻翻，想看个究竟。邻居有时会和我交流读后感，可是一到这些涉及男女之
事的情节上，我的回答总是不能令她满意，她便叹口气：你还小，不懂啊！

没多久她先我下乡插队去了。我断了书源，干渴了好一阵子。很快我上了中学，结
交了几个和我一样的书虫，大家互通有无，才又续上了书源。

春节时我的邻居从农村回来了。一见她我吓了一跳：原本白晰瘦弱的她，变成一个
黑红胖大的农妇，上衣和裤子都被新长出来的肉撑得紧绷绷的，嘴唇皴裂出一道道
口子。在走廊的黑暗里她招招手叫我过去，然后对着我耳朵悄悄问道：能不能帮我
到师范宿舍楼那边传个纸条？师范宿舍楼离我们不到一里路，我点头答应了。然后
她又要求我发誓不会拆看那纸条，就把一个叠成“又”字形的厚厚的纸条交给了我，
千叮咛万嘱咐地要我一定要交到本人手中。

那天傍晚下着雪。雪不大，也没有风，只是静静地下。路上行人很少，我听着新鲜
的雪在我脚下发出嘎嘎的声音，心里很快乐。师范学校宿舍楼黑古隆咚，我连敲开
两扇门，都不是要找的那家。其中一家的女主人开了门，问我找那人干什么，她一
脸鄙视的神情，一定是把我当成小女流氓了，我支支吾吾也没说出个理由，朝后一
退，正撞在谁家的酸菜缸上，震得我后脚跟发麻。终于在楼道里看见一个和我年龄
差不多的半大孩子，我赶紧上前去问她某某家在几楼。

在漆黑的楼道里我摸到了那个门，门还没开就听见里边的喧闹声。一个有小胡子的
男青年开了门，扑面而来的是一股热腾腾的烟味儿，夹着人味儿和煮面条的香味儿。
我道出那个名字。小胡子手里夹着烟卷，装模做样地理了理大鬓角，怀疑地看着我：
你找他干什么？别人让我带一封信给他，我嗫嚅道。后边又凑上来几个男青年，都
叼着烟卷，留着大鬓角。一听有封信，他们不怀好意地笑了：有人带信给你？嘿嘿，
是情书吧？别不敢接呀！让这个小邮递员进屋吧，哈哈！我连忙从怀里掏出那个纸
条，朝小胡子手里一塞，就急急地转身下楼，一脚踩在什么软乎乎的东西上，差点
儿绊倒。随着一阵暧昧的笑声，我身后的门关上了。

小胡子和他的朋友们使我感到自己好象吃了个苍蝇。我的邻居怎么找了这么个男朋
友！眼力也太差了！我的邻居长得很好看，父母都是教师，即使配不上少剑波，至
少也能找个刘思扬。而这个小胡子既看不出高尚的情操，又缺乏端正的外貌，比起
《海岸风雷》里那个捡烟头的老大真好不了多少，我边走边想，书里看来的一个词
跳入我脑海：形容猥琐──对，就是形容猥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