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六一

马路灯光，夜里白战，听上去很像电影名字是不是？是呀，有《马路天使》、《难忘的战斗》，为什么不能有《马路灯光》、《夜里白战》呢？你要是真相信有这两部电影，那你可就和我一样，上了大当喽。

那时候，看一部电影比登天还难。好片子不知怎么着，一到我生活的小城，就演有数的几场，领导、要人们看完了，往往轮不到咱老百姓，老百姓的小孩，更得等到猴年马月了。就算等到了片子，花一毛两毛钱看个电影，对工人家的孩子来说，也非同小可，要知道，那年月，一毛钱能买两块豆腐，一斤酱油，一网兜西红柿。井下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四百大毛。所以，单位礼堂一放电影，小孩儿们就跟闻见了血腥味的老鸹，黑压压地就聚过来了。

他们拎着小板凳，大马扎，或者空着手，聚集在礼堂的门口，等着把门的人发慈悲，电影放到三分之二或者五分之三的时候，把这些可怜的孩子放进去。电影院里的人常常是看着看着，忽听门口一阵骚动，接着大批的小孩儿涌进来，把过道都挤满了，还有的跳上舞台，从银幕前边猫着腰跑过去，到银幕后边看反片儿。电影快到结尾处，我军大举反攻的时候，银幕前边黑影憧憧，无形之中壮大了我军的气势。《南征北战》我完整地看过一、两次，结尾却看了七、八次，所以对“张军长”的“看在党国的份上，请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记得比谁都溜。很多阿尔巴尼亚电影只看过一个结尾，到如今还是晕晕乎乎，对故事情节不甚了了。《山本五十六》只记得切腹的那一段，《征途》光看见张山赶着马车劫走万丽丽。

把门的人如果不发慈悲，我们就惨了，一直等到电影散场，垂头丧气地和看完了电影的人一起走回家，碰上同院的小孩儿问，看的啥电影？我沮丧得说不出话来，小刚他哥幽默地回答：看的“马路灯光”──这话把我也逗乐了，可不是？一晚上等在路灯下边，腿都站直了。

赶上哪个单位放露天电影，那就是我们小孩的大喜日子了。不过这个喜也是有限的──如果你去得太晚，就只能看黑压压的人头了。那次在师范学校的大操场上演《看不见的战线》，我没带高凳子，去得又晚，站在主席台后边的阶梯上，伸长了脖子，踮起脚跟，还是只能看见银幕上部的三分之一，四下里一望，连操场边上的大树上都坐满了小孩，不论挤到哪儿，都只能瞄到银幕的一个角。银幕挂在操场的边上，下边就是深沟，看反片儿是不可能了。银幕看不见，扩音器的声音倒是听得清清楚楚，我挤在人堆里，听了一回电影，还不算“夜里白站”。

冬天的晚上等在电影院门口，那个滋味不好受，又冷又着急，明知道电影院里边精彩的故事随着时间在迅速流逝，无论我们怎么哀求，门口的两个黑金刚就是不开面。到最后，等我们的手脚冻得发麻，大多数小孩儿都忍受不住跑回家，两个黑金刚也想进去暖和暖和的时候，我们终于冲进了影院。记得那次我带的是家里的高凳子，站在上边比所有人都高，不愁看不见银幕。可是不论我把凳子摆在哪里，都招致后边人的强烈抗议，我一路退到大食堂的最后边，和一帮小战士们坐在一起，他们骑在椅子背上，我站在高凳子上。一个小战士朝我招招手：过来过来，这边有好地方！我赶紧跑过去，他们把我拉上椅子背。一个战士操着河南口音问：这是谁家的小孩啊？俺怎么没见过？拉我的战士说，这不是陈部长家的老二吗！黑暗中我闭紧了嘴不说话。河南口音摸了摸我带来的凳子：不是我们院的凳子！俺看她是外边的！我被轰下椅子背。小小的我尝到了世态炎凉。

《卖花姑娘》是那时轰动一时的电影。同学们一上学就议论里边的情节，比较谁哭得最利害。我没看过，只能傻听着。一天晚上听说大食堂放这片，我赶紧拿上小板凳跑过去。食堂门口黑压压的人群，一直站到马路对面，来来往往的电车得不停地按喇叭才能通过。人群里不光是小孩，很多大人也夹在中间。人们挨得紧紧的，口里喷出哈气，我夹在当中，腊月天气都不觉得冷了。每放进一个有票的人，人群都是一阵骚动。等了一会工夫，从大食堂里传来《新闻简报》的音乐声，人群不再骚动了。又过了一会儿，两个把门的战士干脆关上铁门，也进去欣赏电影了。两个青年工人拿砖头砸门，也不见里边有动静。最后他们排开人群，从几米外的地方冲过去，使劲地踹门。铁门上出现一个个黑脚印和坑坑凹凹。

门开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人探出头来，“他妈的是谁踹门？再踹我一枪毙了他！”人群轰地一声。我后边一个年纪大点的工人高声道：“军队和老百姓不是一家人吗？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满脸横肉的人悻悻地缩回去，我们仍旧站在刺骨的冷风中等着，等着……

不知过了多久，在我快要靠在旁边人的身上睡着了的时候，电影散场了。我甩甩脑袋，努力使自己清醒过来，随着人群走回家去。脑袋有点发热，但我还是头一沾枕头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喉咙发干，脑袋发沉。我冻感冒了。妈告诉爸都是昨天晚上参加“夜里白战”闹的，爸发了慈悲，给我买了一张电影票。我捂着口罩，坐在文化宫二楼最后一排上，眼睛哭成两个桃，心里却美滋滋的──毕竟我是坐在全市最高级的电影院里，堂堂正正地、从头到尾地看完了《卖花姑娘》。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