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次海归而不果


王六一

我1988年来美国，1991年冬天拿到了一个计算机专业的硕士学位，当时虽然也得到了一笔读博士的奖学金，但是看看自己家徒四壁，银行账户上只剩下700多美元，穷得连辆旧车都买不起，在四万四千二百元年薪的诱惑下，毅然放弃了那笔奖学金，选择了工作，于1992年春天来到硅谷。

埋头写程序一写写到1999年，眼前晃动的代码实在令我腻烦了，我很想换个工作。正好一家公司招亚洲地区的系统工程师，我去应聘，竟被录取了。在公司边做电话支持边培训了五、六个月，2000年春天我被派往中国，为客户调试设备，解决问题。第一站是上海。

(一) 上海

那一年上海的空气里好像洋溢着奋发进取的味道，老城区虽然破旧如前，但到处都是拆迁的景像，走到哪里都是建筑工地。很多海归已经展开了他们的事业──公司在上海的办公室主任A先生，就是一位法国归来的硕士，他脑瓜灵活，口才很好，善于吸引客户，上任不到一年就为公司拿到了两个50万美元的单子。因为公司业绩蓬勃，我一到上海就被客户包围了。他们试了这个又要试那个，解决了一个问题马上又出新问题，每天我马不停蹄地来往于浦西浦东之间，晚上回到新锦江，洗把脸刚要上床睡觉，电话玲又响了。“我现在要睡了，你的问题明天我到你公司再看，行吗？”我疲惫地回答。“你不用明天到我们公司了，我现在就在你楼下，大堂里！”我只好重新穿上套装，扎好头发跑下去。

那时上海电信管理局在浦东南路的尽头，一座十层的灰楼里。他们的计算机设备室里已经安装了思科、3COM等著名公司的设备，我们公司的设备也在其中，网络技术项目的负责人B先生是个江西人，中国科技大学的硕士，他手下还有几员干将，都是外地人。看得出几个外地人在努力学习网络新技术，我每天一进门，都淹没在他们的问题里，他们好像决心抓紧我在上海的几天，把我肚子里的那点东西全部学到手。他们成长之快，几天的工夫就触及到了我公司的核心技术，以及未来网络发展的关键。我推托受专利保护限制，不能回答他们的问题，其实有些问题连我自己都没有答案。

不仅是这一家客户，几乎所有的客户都是这样热气逼人。一次新产品发布会上，我公司销售经理话音刚落，台下举起一片森林般的手臂，问题从产品的具体功能，到大的技术趋势，到市场上巨头们的孰是孰非， 我们几个人应接不暇，忙得满头大汗。人们似乎对我们公司的一切都感兴趣，员工里有多少老中，多少老印，年底分红占薪水多大比例，连我带去的一台SONY手提电脑，都引来了五、六个人住足观看。

浦东南路那时还没有拓宽，靠近陆家嘴那边有几栋像样的建筑，包括刚开业没两年的“八百伴”，再往南走却有很多地段破烂不堪，与我1982年到上海实习时比较，并没有太大改观。上海电信管理局里既有B先生那样脚踏实地勤恳工作的人，也有从计划经济时代过来的“二流子”。计算机室旁边有一个视频会议室，每次我在那里调试设备都看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在三张并起来的椅子上蒙头大睡，不到中午饭时间不起来。私下里我问B先生，他笑着说，那是我的组员，但是我管不了，人家有后台！你可能还不知道吧？她每天不到四点就下班回家了。一次去浦西一家小客户时赶上下雨，我走在高低不平的人行道上，一手拎着电脑，另一手举着雨伞，身上斜跨一个大包，里边装满了各种连线，我不断踩进水坑里，到了客户那儿，干净的商业装已经溅了一身泥点。公司给我两部手机，一部只能打国内，另一部打国外。尽管上海办公室主任大力游说我回国和他一起干，我们甚至谈到了几项具体的、可以马上干起来的工作，这样的环境和基础设施，却使我回国长期发展的念头熄灭了。

上海的问题还没解决完，头儿又让我火速赶到北京。同样的新产品发布会，在北京却远没有在上海反应激烈。我住在长城饭店对面的亮马大厦，狭小的房间里堆满了开新产品发布会用的设备，连我床上都是一大堆连线──公司的亚洲地区销售经理是个香港人，见了洋人点头哈腰，见了我们大陆人却颐指气使，露出一副势利相。北京的政府客户们技术问题很少，但却端出很多条条框框来难为我们，北京办公室主任C先生虽然也是从澳大利亚归国的，却没有上海主任的精明强干。只有北京地区的技术支持工程师很有干劲，在吸引客户能力上甚至超过了销售主任。可惜，他在我离开北京不久就换到了思科北京办公室。

北京的一摊忙完了，香港人想派我到印尼和新加坡去，帮他支持那里的用户。这时，硅谷的高科技公司上市潮已经热起来了，我开始听说以前的同事、同学从股票权中赚大钱的故事。在国内两个月的独自奔波，使我非常想念家人，北京春天的风沙也使我留恋起硅谷清新的空气，另外我对餐馆里食物的味精味儿也实在厌倦了。请示了我在美国的上司，他帮我挡回了香港人的指挥棒，我从北京直飞回旧金山。

两个月后，我换到一家START-UP。两年后，我从买那家START-UP的大公司被裁掉。

(二) 母校

2001年的冬天，顶着寒风，带着学位证书、翻译成中文的简历、专业书和一年四季的衣服，我来到北京。为什么去北京，而不是发展环境好些的上海？出国以前我曾在北京跌了一个大跟头，摔得鼻青脸肿，差点儿一蹶不振。北京是我的“麦城”，我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我脑子里甚至有一个征服北京的五年计划，我要在北京重拾我的自信。

我先到安徽，完成一个农村中学的承诺，然后回到北京，开始认认真真地找工作。时值春节前夕，我去的几个单位主管已经放假回家，递上去的简历都被人们扔在抽屉里。一个大学同学打电话来，请我到她家去过春节。

春节前一天我回到母校所在的城市。住我上铺的铁姐们儿冒着寒风在车站接我，我心里一阵感动，差点儿上去给她一个美式拥抱。同学们对我都非常热情，三天不断在餐馆吃请。说到回国，大家却都异口同声地劝我：既然在美国已经扎下了根，生活得也还不错，就别再瞎折腾了。

为什么我要回国？一杯啤酒下肚，我对老同学掏开了心窝子：美国好是好，但是那里一个萝卜一个坑，要创业，或者你得把别人从坑里赶出去，或者你要有开发新坑的本事。给人家打工的活我已经干了近十年，每天就是在固定的轨道上走，这条轨道如此恒定，我已经能看见自己十年后、二十年后的景像。这种毫无变化、缺乏挑战的生活我过腻了，我要换个活法儿。

同学们疑惑地看着我，没说什么。一个老同学站起来说，我听明白了！你就是要换换空气。这样吧，这两天你先跟那谁去玩玩，她有车，大年初三我带你去找系主任。

系主任也是78级毕业生，但他来自另一所学校，大年初三接见我，全看在我同学的面子上。我没想到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要不要参加他们的教授评比，并且拿出一个厚厚的关于评职称的条文让我看。我大致翻了翻，不外乎是每个职称要写多少篇论文、完成多少教学时数。我说我只想教书，无意与他们竞争职称。他马上又问我要不要参加分房子。我也马上告诉他我不会。整个谈话的气氛使我感到不舒服，就好像在美国面谈，人家对你的资历、能力、所掌握的技术一句也不问，一上来就谈你的薪水一样令人不安。我竭力把话题往技术上引，但主任打断我的话，说他对我的能力毫不怀疑，他怀疑的是系里能否把我留住。我再次表明自己回来是干事情，而不是要待遇的，他怀疑地问：你干一段时间就不会这么想了，就会要职称，要钱，要房子。如果我们无法提供，你就会跑回美国去，那时我岂不尴尬？

我清楚地看到主任并不鼓励我留下来，只好说，我回去把这个职称条文好好研究一下，同时认真考虑一下您的话，然后我拉着两个同学告辞了。

出了新建的教学楼，扑面而来的冷风呛得我们直咳嗽。接我们的车还没回来，同学建议到从前的宿舍楼去走一走。我们弓着腰，顶着大风来到了那座旧楼前，楼前没有一个人影，窗外也没有一件寒假留校同学晾的衣服。我快步走上台阶，才发现门上贴的一张告示：这栋破楼春节过后就要被拆掉了。

看着二楼上自己曾经住过房间的窗户，窗框残破不堪，玻璃打碎了一块，房间里已经空无一人。想起二十年前那个夏天我离开的时候，对世界满怀憧憬，浑身是劲，今天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个中年人了，多次碰壁碰扁了鼻子，丧失了当初的锐气，世界在我眼里的颜色也不再非黑即白，而是接近灰色。母校并没有张开臂膀欢迎我，而是给了我一本评职称的文件，拿回去研究研究。

我在中国的这两个月，美国股市继续大跌。我在那家START-UP两年赚的血汗股票，离开美国的时候尚值二十几万，过完了春节已经不到十万了，我在高科技股腾飞的时候买的股票也都一泄千里。我觉得自己给家里的财政捅了个大窟窿，应该马上回去上班，埋头赚钱，不再考虑不切实际的海归，才对得起先生。

(三) 北京

2002年春天我工作的公司宣告破产，我再次丢了饭碗。此时的硅谷，找工作已经很困难了，同事、朋友差不多都和我一样，领着州政府的失业救济在家待业。我正在家呆得无聊，一个朋友劝我回去试试运气。于是我们二人一起买了机票，登上了去上海的飞机。

我妹妹已经先我从英国回到上海，并建立起了自己的小关系网。经妹妹引见，我到清华去与一个IT精英吃了顿饭。这个IT精英又把我介绍给北京E公司开发部的经理。E公司当时号称中国电信业四强之一，虽然是从老政府单位发展而来，但近年注入了很多新鲜血液，已经摆脱了政府机构的臃肿和落后。约我面谈的F经理是从欧洲做访问学者回来的，周围有一圈“清华党”。我与清华党一点瓜葛也没有，所以面谈时诚惶诚恐，十分谦虚。F经理对我的履历很感兴趣，问的技术问题也都在点子上。他如此紧跟行业发展，我不由得对他刮目相看。接着进来的几个部门经理也都是年轻人，整个谈话围绕着技术进行，而技术是我的强项。

面谈后回到友谊宾馆，我兴奋不已，给在京同学一个一个挂电话，宣布我的回归。电话里我得知几个在京的大学同学，李某，还有谢某现在都是经理了，打电话过去，秘书们一口一个“李总”“谢总”，刺激得我当时下定决心，五年后把自己也变成“王总”。

第二天再到E公司面谈，F经理说我的工作已经是铁板上钉钉儿，没问题了。可他却迟迟不给我聘书，而是几次把我叫回去，和他探讨美国R公司的最新产品，XYZ2002。他说我作为项目经理上任以后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搞清楚XYZ2002设备里的全部技术，为了这个我可能还要回到硅谷。

凭我微薄的失业救济，友谊宾馆长期住可住不起。一星期后我打包回美，决定回去边工作边等他们的聘书。

回到美国后我顺利地找到了工作，但E公司的聘书一个多月以后才收到。他们给我的年薪是每年10万人民币，三个月试用期以后涨到12万。我当时在美国的年薪是12万美元，去掉税、健康保险等能拿到手6万美元，换成人民币是48万，如此我在财政上未免损失太大。F经理关于XYZ2002的建议也令我疑惑：他不会是在暗示我当技术间谍吧？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可干不了，偷人家东西有违我做人的底线。

我通过EMAIL回绝了E公司。F经理到底想要我干什么？这个问题至今仍在我脑子里盘旋，但愿是我把他的话理解错了。

(四) 上海

2003年，回国的热情在我心中再次燃起，盖因硅谷的空气常使人坐立不安，烦则思变，要干，要革命。

可怜我学位没甚长进，年龄却老了两岁，又是个女的。这次我降低要求，通过大学同学在上海一家大学找到了一个教书的工作。简历寄过去了，也和系主任电话上谈了几次，系主任又要求我寄一张照片，虽然我对这个中国特色很反感，还是寄去了。然后主任说，我的教书职位“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回去之后还是要安排一次试讲，“这只是走走过场，否则别人会有意见”，主任在电话里如是说。这个职位和上次一样，不参加职称评比，不分房子，工资按完成课时付。上海的主任毕竟比母校的主任开通。

这时软件外包也发展起来了。一个以前的同事去W公司面谈，却听说那家公司要把一个项目包出去。同事对印度、中国那边抢饭碗的愤愤然，我却看到了一个机会。我把简历寄过去，不日收到面谈的邀请。面谈中我努力给他们留下好印象，其实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第二轮面谈时那个关键人物项目经理出场了。不用我把话题往外包上引，他主动问起我中国软件外包业的情况。

人家给了竿我岂有不爬的道理！我马上讲起上海的开发区，北京的孵化城，大连的外包公司……有我在软件开发方面的经验，加上对中国市场的了解，我们公司(实际上是他们公司)的外包项目岂有不成功之理！最后我还不忘提到中国的基础设施比印度好得多，不会出现EMAIL发到一半断电、电话打到中间没音的问题。那位经理听得频频点头，他起身叫进来另一位头面人物，我兴奋地把刚才的说词又重复了一遍。

面谈看上去很成功。我心里喜不自禁──海归了这么多年没归成，最后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机会就在家门口。以前我怎么没发现！有了这么好的机会我干吗还要去上海教书！回到家放下包就给大陆打电话，先把上海的工作回绝了，外包的上家看来很有希望，我得尽快把下家找好。

第一个想到的是以前合作过的上海办公室主任A先生。A先生一听有生意做，反应迅速，马上给我寄来了他目前任职公司的简介和他个人的简历，同时告诉我，我将被他的公司聘为外包业务员，名片即日内印好。A先生的效率总是让我佩服。

为了保险，我又联系了国内有名的外包企业L公司。也许是因为生意兴旺，这家公司接电话的人对我描述的项目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他甚至对我能否拿到订单表示怀疑。当我问到我能否打着他们公司的旗号去找活儿的时候，这位先生的回答竟是“等我和我们头研究研究再回你”。

接着我又联系上了一个在国内自己开公司的熟人。熟人当然是十二万分地热情，满口答应与我合作。

两天之后我又回到W公司，那位项目经理专门为外包召集了一个会。我使出浑身解数，把我联系上的大陆公司的资料各复印一份，恭恭敬敬地送到各位头面人物面前，然后打开自己的电脑，亮出连夜赶出来的PowerPoint美好图画。

各位头目不可谓不热情，对我的宣传不可谓不感兴趣，几天后，我却接到电话，W公司被另一家公司收购了，外包的事就此搁下。

外包泡了汤，学校那边又回绝了人家，我再次回到属于我的隔间城(cubicle city)里写代码。下午排错排得没主意时，我不由得想起电话上外包巨头L公司那位先生的话，“你不一定能拿到这份订单”，“即便他们说给你订单了，你还是要划个问号。合同签了还有反悔的呢”──经验之谈哪！一定是多次碰壁才造就出的老练！

(五) 我是块什么料？

一次又一次的海归失败，使我对自己这项计划感到怀疑。我的海归行动缺乏先生的支持，他并不明确反对，但是每当我收拾行李要走时，他就冒出一两句“非得去吗”“什么时候能回来”之类的微词。父母也认为美国才是我的归宿。他们说如果我有精力，应该努力去完成未竞的学业，拿到博士学位，而不是浮躁地玩什么“海归”。他们拿我回母校的遭遇做例子：如果你有博士学位，人家能不要你吗？

从几次反复中我也看出自己的性格缺陷。机会来敲门的时候没有抓住它，后来又像个无头苍蝇似地乱撞，缺乏计划，全凭一时心血来潮。2002年回北京时，我并没有打算回母校教书，在北京找工作碰了壁，才临时决定去母校，这件事我事先没有深思熟虑，临上轿现扎耳朵眼，难怪母校的系主任对我能否长期坚持下去表示怀疑。

我自觉喜欢中国，喜爱季风书店，中关村那些地方，可是一旦面对环境污染、堵车、腐败等现实问题，我又成了撒腿逃跑的叶公。头两天在一部电视连续剧里听到这样一句话，“越是在拐弯处，越是有美丽的风景；越是有暴风雨，才越会看到风雨过后的灿烂阳光。”机会不可谓不偏爱我，可是在几处应该坚持下去的节骨眼上，我却撤了。以前曾有人说我是个性情中人，这大概就是那人所指吧！凭一时冲动出兵，到了阵前又反反复复下不了决心，一遇挫折跑得比谁都快，缺乏顽强刻苦的精神。应该承认，我是个失败者。

现在海归在我家已经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虽然先生并不反对，我却不敢再提起：狼已经来了四次了。下一步怎么办？我年过四十，身体也大不如从前了。我的选择可以说越来越少。我认识到自己的性格缺陷，没有单独驾驭航船的本事，因此只能到别人的船上给人家打工，靠在固定的轨道上运行来挣取一份食粮，这也正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在做的：象一头驴那样绕着磨盘一圈一圈地行走，同时又因为没有蒙上眼睛而痛苦。

即使这样又有什么不好呢？不是有成千上万和我一样的留学生来了就再也没有回去吗？他们安于美国的生活，每天上班下班，周末和家人、朋友聚聚，日子过得也挺滋润。这个问题说到底是半瓶子空还是半瓶子满的人生哲学问题。

向上看，我看见我这段人生经历在宇宙长河中的渺小，在上帝宏伟计划下的卑微。正是因为所谓事业上的失败，我才变得谦卑，才认识了神。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又不是一个失败者，而是一个成功者，我的路也许不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之路，但是却歪打正着，成了一条接近神之路。今后怎么办？唯有倚靠神。正如那首歌里唱的，“但是神是我心灵的力量，是我的福份，直到永远！”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