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书的童年

　　　　　　　　　　　　　　　　　·陈　平·

        我小时候最早看的是杂志《小朋友》。印象最深的是每期都有的漫画“小豆子”。“小豆子”的形象和张乐平画的“三毛”差不多，光秃秃的大脑袋上三根毛。这“小豆子”简直就是一位小活雷锋，天天满世界做好事去。添个沟啊，把别人乱扔的垃圾送到垃圾筒里呀，冒雨送老大娘回家啊。我看了也去学，拿撮煤的小铲子把楼门口挡雨水的沟给添上了，害得大人孩子趟着水进楼门。还有什么小哈里的故事，小哈里是个黑孩子，住在纽约，他爸爸失了业，妈妈又得了重病，小哈里和妹妹流落街头捡破烂，又遭到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欺侮。小哈里的苦难遭遇每每招得我眼泪汪汪，我姥姥由此得出“这孩子心眼儿好，长大了准是个善人”的结论来。那时候没人逼我背唐诗，倒是我妈常拿《小朋友》上的儿歌考我，我因此记住了不少。比如什么，“花生米，香喷喷，妈妈给我一手巾，放在柜里藏起来，留着慰劳八路军”，还有什么，“梨树开花白哇哇，八路爱我我爱他，八路爱我好孩子，我爱八路保国家”。这些儿歌多次为我换来了糖果和玩具，所以至今记忆犹新。

        那时我最喜欢的是系列丛书《动脑筋爷爷》。里头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男孩叫“小无知”，女孩叫“小问号”。“小无知”总是问傻问题，“小问号”总是打扮得花枝招展，“动脑筋爷爷”穿西装打领带戴眼镜，还留着白胡子，象个老教授，世上简直就没有他不知道的事儿。从这套书里我知道有一种身体能发光的虫子，还有一种花更厉害，能吃虫子。这套丛书里边还教了很多科学小实验。其中一节讲黑衣服比白衣服吸热快，所以冬天应该穿黑衣服，夏天应该穿白衣服。实验方法是找一块黑布一块白布，里边各包上一块冰，然后放在太阳底下晒，十分种以后黑布里的冰应该完全融化了，而白布里的还没有。我照着做了，可没等到五分钟头上，两个布包就被院里的“坏孩子”给踩得乱七八糟，冰块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所以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黑衣服是不是真的吸热快。这本系列丛书文革中曾经再版，“小无知”改名叫“小天真”，画上的“小问号”也不象文革前那么可爱了，脱掉了粉红色的小裙子，换上了白布衫儿蓝裤子，完全是当时红小兵参加运动会的打扮，要不是头上的两把小刷子，看上去跟男孩“小天真”也没什么区别了。

        还有一本我没看够就丢了的书叫《找红军》。书里边是父子两人在大山里找红军，转了一个多月还没找着，草根树皮都尝过了，最后饿得晕在了路边，却被红军发现了。著名的《宝葫芦的故事》那次也一起丢在火车上了。《宝葫芦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叫王葆的男孩有点好吃懒做，有一天他梦见他得了一个宝葫芦，想要什么只要摇摇这葫芦就成了。开头王葆很高兴，后来发现他要的作业是宝葫芦从同学那儿偷来的，弄得王葆很难堪，就摔碎了宝葫芦，可这宝葫芦竟然自己又恢复了原状，嘻皮笑脸地仍旧跟着王葆……王葆一急醒了，才发现是个梦，但从此好吃懒做的毛病也改了不少。

        后来我发现光带字儿的书比有画儿的书更有意思，曲折动人的故事全在那密密麻麻的铅字里，可惜那时我还是个文盲，于是就天天缠着大人“讲故事”。记得我妈买了一本厚厚的《故事会》合订本，小小的我也领略了《杰娃子智缴机枪》的惊险。十六岁的杰娃子是一个小游击队员，口技可以乱真，他以口技模仿机枪和大队人马的声音，把一个排的伪兵都镇在炕上，空口套了一架机枪来。还有什么《赵钱孙李》，上海人最擅长编的十分世俗的故事，我也听得津津有味。我姨给我买了一本胡万春的《过年》，里边有一段航海的故事。船上有各国的船员，一个好心眼儿的黑人说英语，“马哀，耐姆，依滋，汤姆！”当时听我妈念了觉得真好玩儿，怎么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笑的语言，那两天跟小朋友学个不了，哪知道我有一天竟要天天讲这好笑的语言。

        家里还有些俄文的少儿读物，我爸没有耐心给我讲，我就自己翻，好在那些书是插图多，文字少，我看图也能看出个大概。后来到了美国，有一天我老公说起ＧＯＬＤＩ　ＬＯＣＫＳ的故事，他刚一开头，我就把下面的故事都说出来了，我老公说原来你知道这故事，我说我只是不知道这故事的名字叫ＧＯＬＤＩ　ＬＯＣＫＳ。《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就不是单凭插图就能看懂的了，光看那金鱼一会儿游回来跟那老头说了点什么，故事情节我却怎么也没猜出来。等我妹妹长到五、六岁，有一天我爸从厨房远远听见我瞎编了些渔夫和金鱼之间的对话蒙我妹妹，才开了恩，给我们姐妹讲了这个故事。

        稍大一点我开始看文革前出版的《儿童文学》。我妈上小学时的处女作发表在这本杂志上，所以她对此杂志独有情钟，我可提不起兴趣来。最没意思的当属卷首冰心的《寄小读者》。那时候我喜欢看故事，《寄小读者》尽说些大人话，没有故事，所以我不喜欢。再大一点我自己能结结巴巴地把文字念出来了，就抛开《儿童文学》看《少年文艺》。《少年文艺》让我大开眼界，从此我告别了听小猫小狗说话的儿童时代，进入了少年的冒险世界。印象最深的故事是一位建设兵团的老战士从黑龙江转战到海南岛（也许是从海南岛到黑龙江），在火车上一路摆黑龙江和海南岛风情的龙门阵，黑龙江是“棒打疱子枪打鹿，鲤鱼跳到脸盆里”，海南岛是一年四季水果不断，又是椰子又是龙眼。羡慕得我马上改变了长大要当科学家的理想，要当兵团战士了。在《少年文艺》上我还发现了一首美丽的叙事诗叫《洱海的传说》，比那“花生米香喷喷”可有水平多了，但那首诗并没有交代洱海在云南，里边又是国王又是母后的，弄得我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以为苍山和洱海在哪个外国。

        再长大一点我看单行本《小助手的故事》。此书是关于农村少先队员的，男女主角各领了一帮农村娃，暑假里展开割草积绿肥的竞赛。结果因为男主角发明了割草机，而女队只知道找水旺草肥的向阳坡地，使得男队领先女队一点儿，搞得我对那看似聪明的女主角好失望，但这个故事也算是一个对男人领导的真实世界的预备课程。

        从看儿童读物我学会了根据上下文猜字的意思，从此我就可以海阔天空地看大人的书了。上学以后，更有了同学可以换书看，一下子我的世界就打开了。记得我看了福尔摩斯探案集里的《四颗桔核的故事》以后讲给我妹妹听，把她吓得不得了。当时正逢秋天，有桔子吃，我吃完了桔子，把四颗桔核放在手心里，举到我妹妹眼皮底下，压低了喉咙说，“看，四颗桔核！”我妹妹当即吓得大哭起来，我爸在一旁十分不解，“几个桔子籽有什么可怕的？”

        上次回家问起我爸，我那几箱子书都到哪儿去了。“给楼上你杨姨了！她孙子爱看！”我爸说。我不死心，一个人跑到楼下的小仓库里翻了半天，灰没少吃，却只找到了一本《工农兵诗选》，还是因为拿来垫桌子腿儿才留下来的。这样，我看书的童年，就只在我自己的记忆里了。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