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眼镜

　　　　　　　　　　　　　　　　·陈　平·

小时候视力特别好，每次检查身体都拿个“一点五”回来。课间同学们守在教室里做眼保健操，我自由自在地到外边去玩，回到教室，还不忘奚落那些可怜的近视同学一番，“预防视力，保护近视，眼保健操开始……”好朋友爱下围棋，却不幸深度近视，天天上医院去扎针灸治疗近视。我拿围棋子逗她，“见好了么？这个是黑子还是白子？”我不能明白，人好好的一双眼睛，怎么会变成近视，我看书从不管时间地点，被窝里看，厕所里看，厨房里一盏十五瓦的灯泡，我一手搅着锅里的粥，另一只手举着书本，却从无近视之累。

一点五的视力一直维持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以后根本不用看书，视力便愈发出落得水灵。跟着主任到南方去出差，路过秦岭，远山里人家冒着炊烟，近处小动物一闪而过，都逃不过我的眼睛。主任把近视眼镜擦了又擦，迷着一双浑浊的老眼，叹服我的好视力，无需象纪昌，“先学不瞬”，后学“视小如大，视微如著”，天生一双千里眼。

出差任务完成，主任率领我们自穗回京。看看车站的大钟，离开车还有四十多分钟，我告诉主任我出去转一圈就回，把主任一人留在长椅上。等我逛回来，主任光着脚，正蹲在地上乱摸：也不知是哪个缺德的小偷，趁主任躺在长椅上睡觉的工夫，把他的一双鞋偷走了，临走还不忘顺手摘了他的眼镜。

京城里混了几年，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不很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倒是风沙刮得我口干舌燥，决定南迁了。成都可谓山青水秀，唯独一点不好：川坝子上的太阳上午九点还迟迟不露面，下午四点就早退了。挑灯读书固然有它的罗曼啼克，只是第一年寒假回家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看不清车站的指示牌了。

打家里回来，欢天喜地地去配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副眼镜，白边，样式简单，和同学的女导师戴的一模一样——这下再不会有人说咱不象研究生了。对着镜子左照右照，越看越觉得自己学问大。

眼镜一戴上，更发现这两条腿的怪物无穷的好处：我和人的距离一下子拉开了。以前总觉得自己少一份矜持，见了喜欢的人，便嘻皮笑脸地扑上去；不喜欢的，就翻个白眼珠给人家看。如今假以眼镜的遮盖，多少把我率直的性格冲淡了一点。见了人如果没什么话讲，可以取下眼镜，慢慢地擦，让他枯燥的声音从耳边流逝。如果讨厌，则早早将眼镜取下，骑车飞快地经过，假装没看见。一堵透明的玻璃墙，在我和世界之间加了个缓冲。

揣着这副眼镜跑到了米国。米国米多，计算机作业也多。一年不到，坐在前排都看不清黑板上的字了。由同学领着，到了城里一家眼镜店，拿起中意的一副，凑近一瞧，九十美元！配镜师看出了我的难处，“这边有便宜的。”我忍痛掏出三十元买了副便宜镜架，加上验光费用，一共六十多元。

这副镜架特别的重。打球、跑步、骑车，常常掉到鼻尖上。整天盯着计算机屏幕，到了下午，一双眼睛又红又肿，镜架愈发地沉重，冬天进了屋，先擦眼镜上的雾气，夏天擦鼻子上的汗水。每隔一两年，就得到店里去换个度数更高的。到了这时，方感到眼镜的问题所在。可惜，戴眼镜也和人生其他过程一样，是不可逆的。这想当年的滋味，只有自己心里清楚。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