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当兵

　　　　　　　　　　　　　　　　·陈　平·

　　一九七零年，我上小学二年级，沈阳部队某部机关搬到了我家附近，没几天，班上就转来了四名新同学，三个男孩，一个女孩。他们都操着京腔的普通话，有一个还拿着北京市的小学课本；他们都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解放军军装，戴着军帽，背着草绿色的军用背包。二班三班和四班也转来了六七个这样的“军队家属”。“军队家属”们上学放学走在一起，看上去就象是一队正在行军的解放军小战士。

　　他们这样来去没几天，我们班上一个男孩的帽子就被人抢了。他那顶帽子可不是普通的帽子，那年月男青年都梦想有一顶正庄“军帽”，老百姓的商店里也有草绿色的帽子卖，可是不是帽沿太小，颜色不正，就是衬里是用的确良做的，买来戴在头上，就是不如那白棉布衬里，盖着军用品红戳的正庄军帽神气，于是就兴起了一股“抢军帽”之风。我就亲眼看见一个人的军帽在火车站被抢，抢者跑得飞快，没等那戴帽子的人反应过来，早消失在火车站的人海里了，剩下那没了帽子的人站在那里摸着脑袋发愣。我们班上那男孩的帽子被人抢了的第二天，还没放学，教室门口就站了两名解放军战士，原来他们是来护送“八旗子弟”回家的，看谁还敢再动“军队家属”一根毫毛。

　　“抢军帽”的事没再发生过，倒是来了附近中学的几个大流氓。他们扒着我们教室的窗户，厚着脸皮跟我们班上的三个小男孩称兄道弟，为的是搞到一顶正庄“军帽”。三个男孩也看出了大流氓的威力和影响，对他们的要求满口答应。不出两个星期，我上学路上就看见那两名当护兵的解放军战士不见了，我们班的两个小男孩挥舞着削铅笔的小刀，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已经是满嘴东北味儿的骂人话，把某某街小学的工人子弟吓得躲得远远的——原来他们已经在大流氓的保护伞下了。

　　那个年代青少年都梦想参军。教室墙上的宣传画里是手持爆破筒的珍宝岛战斗英雄孙玉国，八个“样板戏”里有四个是歌颂新四军、解放军和志愿军英雄的，银幕上最挺拔雄壮的角色是《英雄儿女》里的王成，《打击侵略者》里的丁大勇，和《南征北战》里的高营长。在这些电影里，战争非但不是残酷的，反而是浪漫的，漂亮的青年男女在阵地上相遇，父亲和儿子在战场上重逢；战争简直就象一次次探险，一场场奇遇，虽然有短暂的挫折和牺牲，最终总是我们胜利，红旗插上最高峰。谁不想参加这样激动人心的探险！谁不想“跟着毛主席，从胜利走向胜利”！谁不想当兵！《闪闪的红星》里潘冬子的最高奢望不就是参加红军吗？

　　收音机和高音喇叭里整天喊着“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晚上八点半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也常给我们造成这样的印象：我们和苏修、美帝的冲突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我每天坐在收音机前，就盼着打仗的新闻，因为我知道只有大规模征兵才能轮到没有后门的我。我时常梦见第三次世界大战终于在我国和苏联之间打响，我终于如愿以偿，穿上了草绿色的军装，率领我们楼的小孩，开展“地道战”，“地雷战”，“游击战”，“麻雀战”，大败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成为新一代的战争英雄。

　　虽说是一切“为工农兵服务”，可工人除了有工资劳保就没别的实惠，辽宁工业城市太多，城市周边的菜田本来就不够养活城里人的，再割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城里人就更吃不到什么了，所以那年月工人手里有钱也买不到猪肉鸡蛋，厂子里有一个到南方出差的机会大家争，都盼着当一回“东北虎”，下山到南蛮子那里抢点鱼肉蛋回来。农民比工人更惨。我记得有一年好像是河南遭了水灾，几天里沈阳火车站前涌进了大批穿黑棉袄的要饭农民，远远一看很像电影里暴动的场面。白天里男人挨家挨户串门要饭，女人在商店门前坐成一排，敞开棉袄，露出黑黢黢的乳房给孩子喂奶，一有人走过，她们就伸出手来，操着河南话求“大爷大奶”开开恩。一个过路的人随手扔了一团桔子皮，马上就有个农民小孩抓起来，塞到嘴里。

　　“工农兵”里头，只有“兵”活得最滋润。某部机关搬到我家附近以后，不但占了附近一所中专的几栋楼，还大兴土木，盖起了礼堂、饭厅、澡堂，最后又用围墙把我们这些老百姓围在了他们美好生活的外边。那个年代买什么都要票，可是一当了兵，就穿衣服不用布票，吃肉不论斤两。在穿着灰色劳动服的工人、光膀子上直接套一件黑棉袄的农民面前，草绿色的军装显得那么鲜艳，那么神气。逢年过节，一大卡车一大卡车的活猪活鸡南方蔬菜开进某部的围墙，从某部院子里走出来的大人孩子无不红光满面，神采飞扬。学校组织“拉练”，中午吃饭时，工人的孩子打开饭盒，里头躺着俩“窝心头儿”；某部大院的孩子打开军用饭盒，里头是大米饭炒鸡蛋。

　　“军队家属”们不光吃穿令人羡慕，还享受着最上乘的文化娱乐生活。有什么新片，他们院礼堂必定比外边电影院先演，到了学校组织看电影时，“军队家属”孩子们就骄傲地说，老片儿，我们院儿早演过了。每逢“八·一”，“十·一”，一辆辆的军车就载来了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漂亮的青年男女。地方的领导，兄弟部队的首长也纷纷驾到，我跟我的“军队家属”同学站在马路边上，不时发出赞叹，“啊，又一辆上海！”，“啊，伏尔加！”最后来到会场的总是一辆窗帘拉得紧紧的“红旗”，这辆车一开进院子，小孩们都被撵得远远的，首长、领导、士兵一拥而上，簇拥着从“红旗”里走出的那个神秘人物走进会场。谢谢我的“军队家属”同学，我也得到了一张票，是在二楼一个角落里，远远地我看见我们班的四个同学都在一楼前排的好座上，跟他们的父母、哥哥姐姐在一起，出口处站着腰扎武装带、斜挎盒子枪的保卫战士。文艺晚会终于开始了，一个美妙绝伦的女兵走出来报幕，原来演的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红色的大幕徐徐拉开，吴清华吊在铁链子上，皮鞭一下一下抽在她的身上。不知怎地，我突然想起了火车站前那个抢桔子皮的肮脏的农民孩子，与这个欢腾喜庆的气氛极不和谐，泪水涌出了我的眼眶……

　　军队是那个时代的特权阶层。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冲击了城市和农村的一切“衙门”，却没有人敢动军队，“打倒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喊了几天就没声了，老百姓勒着裤腰带过日子的时候，军队却受到特殊保护，保障供给。“军队家属”子弟们从来不用操心将来上山下乡到边远农村，他们一到十五、六岁，就一个个神秘地从学校里消失了——当兵去了。他们入伍时可以挑兵种，入伍后有推荐上大学，提干的机会，也是由着他们这些干部子弟先来。在我这个九岁孩子的眼里，那红色围墙的里面，是社会的宠儿，上天的骄子，人类的明星。

　　这些“天之骄子”也给我们班级带来了变化。转到我们班的那个女孩子长得非常白，眼珠子和头发却很黄，猛一看是个白种人。大概是从她父亲，某部的一位副部长那里遗传来的吧，这女孩子玩弄权术是全校第一。她一来班上就开始拉帮结伙，一旦建立起了她自己的小山头，她就开始用“孤立”的办法步步瓦解剩余的人。她最常用的手段就是玩“我们要求一个人”的游戏，如果谁没被她率领的一方“要求”到，那就是被“孤立”了。我还好，没有遭到被“孤立”的命运，可是看那被孤立的女孩子被她们一帮起哄，吐口水，最后连学都不敢来上了，我心里真是同情她们，而且因为不知道这厄运什么时候也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每天上学都是提心吊胆的。这女孩子一九七八年没考上大学，当兵去了，据说她后来嫁了司令员的儿子，也活得挺滋润的。我曾经认为女人是世界上比较善良的一半，直到我遇见了她。武则天，吕后大概就是她这种人吧，天下女人都有同情心，唯独她没有。

　　直到一九七七年，当兵还是青年们的首选。空军来我们中学招飞行员，把班上最俊秀的男生挑走了。通知书寄到学校那天，我们大家带着羡慕的眼光看着他收拾好书包，走出教室，心想我们永远不会再见到这个“天之骄子”了。二十多年以后我到家乡，中学同学告诉我，我们的“天之骄子”早已退伍，现在已经加入了下岗工人的行列。

　　每逢“八·一”，坐在硅谷的实验室里，不用闭上眼睛，我就能想起当年某部机关大门口进进出出的军车和军人的行列，以及那站在远处羡慕地望着他们的我，他们唱的进行曲的词我却记不清了，每次我在自己心里试唱，总是唱成那被孩子们篡改了的版本：

　　“我是一个官儿，穿着大布衫儿，手里拿着文明棍儿，专门打小孩儿！”

　　我想当兵的梦，是永远也圆不了了。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