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觉得那场舞会应该是自己生命之曲的华彩段落，生活过到那场舞会，就应该打住。那时候打住，自己的一生，虽然大多数时光是平淡无奇的，至少还在结尾处浪漫了一下。当然那一段浪漫在当时也只觉得痛苦：爱上一个人，却不知道他爱不爱你的痛哭；知道他爱你，却无法走到一起的痛苦；想跟一个人走，却又怕另一个人痛苦的痛苦。总而言之，当时是只有痛苦，甜蜜的浪漫是事后回想起来才有的感觉。

也许爱情就是这样，身处其中的时候，感到的多半是痛苦，只有到事过之后，回忆起来，才想到那时我是多么幸福啊，因为那时我身处爱中，应该是幸福的。

既然生活没有在那场舞会就打住，再往下过，就变味了。就象一部小说，写到两个恋人相爱了，互诉衷肠了，就该结束了。如果故事还没完，你就知道下面有麻烦了，不是外界干预，就是生死相隔，或者因误会分手，或者因了解分手，如果不幸没走这几条路，那就剩下最后一条：平平淡淡，吵吵闹闹，时不时地，就蜕变到滑稽可笑的地步。

最先走了滑稽可笑路子的，是陈大龄留下的两件信物。

那盘磁带因为写着陈大龄的名字，当然是不能放在家里的。杨红就把它拿回老家，放在自己住过的那间房里，藏在一个小盒子里，想象着当自己年老了的时候，拿出来，听一听，回味那美好的时光。

有一天，杨红回了老家，想把磁带找出来听一听，结果发现小盒子里是一堆乱七八糟的带子，不知是谁，把磁盘里面的带子掏了出来，揉在一起，象一堆暗褐色的刨花一样。杨红带着哭腔，问妈妈这是怎么回事。妈妈也不知道，说是不是你侄女在这屋里玩的时候，看见了这盒子，把磁带扣出来了？她老是喜欢扣磁带出来玩，把手都弄伤了好几回。

杨红流着泪，想把带子再绕回去，但绕了半天，也没有成功。很多地方都已经扭得象麻花一样了，绕回去也是没有用了的。

海的女儿没有化成泡沫，化成了刨花。

杨红吸取了教训，把那支笔收在自家写字桌的抽屉里，实在是没有更好的地方可以放。夫妻之间，不应该有什么秘密，如果锁在箱子里，反而引起周宁的好奇。锁，只能锁住君子，象周宁这样的汉子，是锁不住的。也许大大方方地放在抽屉里，他反倒没什么兴趣了。

周宁也曾注意到那支笔，因为盒子很精巧，很漂亮，但他没有注意到那上面的两个字。问了一次， 杨红说是学生送的礼物，周宁也就没在意，因为那一段时间，学生确实送了一些小礼物，感谢杨红教学有方。

周宁自己在中专教书，也不是没收过学生的礼物。实际上，中专学生比大学学生更爱送礼。可能大学学生有点自视甚高，毕竟是自己考进来的，对自己的前途也比较有信心，知道以后分配找工作，都不是靠老师。中专生呢，好像还有点中学生的味道，把个老师看得很重，连家长都喜欢提点东西来孝敬一下，总觉得如果老师好好教他的小孩，小孩子就会有更好的前途。周宁从来都是照收不误，能帮忙的，就尽力帮了；帮不上的，也交个朋友。送礼你不收，反而得罪人。

既然是学生送的礼物，周宁也没多问，杨红也就暗自舒了口气。虽然觉得夫妻之间，已经到了撒谎的地步，实在是有点悲哀，有点讽刺，但杨红那时只有地下党员成功瞒过了国民党特务搜查的成就感，别的都顾不上了。

后来工作一忙，杨红也就没再去查看这支笔。直到有一天，周宁再次提起这支笔时， 杨红才发现自己已经永远地失去了它。

杨红已经不记得确切的时间了，总之，是某一年的某一天，那时杨红已经提成讲师，分到了一室一厅的房子。轮到她点房的时候，她看见可以选择的房屋中还有一套是五区的，而且就在陈大龄住过的那栋， 就鬼使神差地点了那套。开始还怕周宁起疑，想了一套答案在那里，结果周宁问都没问。

那一天周宁的兄嫂来H市办事，住在杨红那里。周宁从E市回来，也在家。但他好像为了显示对兄嫂对老婆都是一视同仁一样，那天照例出去打牌了，把兄嫂丢在家里，让杨红与他们六目相对，无话可讲。杨红自然是在那里生着闷气，觉得自己在周宁的兄嫂面前丢了面子。但兄嫂不在乎，大概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或者只要有个地方落脚就行，就当是旅馆，你还指望旅馆老板留下来陪你？

半夜一两点的时候，杨红被敲门声惊醒了。她那晚是做好了准备把周宁关在外面的，所以也懒得起来去开门。但周宁的兄嫂自然不会无动于衷，就起来开了门。杨红只听见几个人鬼鬼祟祟的说话声，听不清究竟在说什么。她坚持着，让他们去鬼去祟。后来就听见一切复归安静。周宁那一晚都没有回家。当然，那不是他第一次整晚不回家了，打牌的人嘛，谁不是昼伏夜出，日夜颠倒的？杨红哭也哭了，吵也吵了，还是不能改变周宁那一颗麻将心，也就不庸人自扰了。

不过那一次就有点不同，第二天起床后，周宁的兄嫂叽哩咕噜地在那里议论了一阵，好像欺负杨红听不懂他们的家乡话一样。最后两个人就告辞了，杨红也没挽留。对周宁的家人，杨红一直是这样，你来了，请坐请坐；你走了，不送不送。

那天一直到中午周宁打来一个电话，杨红才知道周宁的下落：在派出所里。周宁在电话里请求杨红到派出所一趟，把他领出来。

原来那天晚上，周宁那桌麻将被派出所一锅端了。据说派出所的人阴险毒辣得很，蹲在楼道里听哪家有麻将牌的声音，那时正是年前，天气也冷得可以，派出所的同志能这样蹲在楼道里抓赌，第一说明他们为工作吃苦耐劳，品格高尚；第二，也说明那年的创收工作到那刻为止，还进行得不尽人意，必须赶在年前，狠狠抓一把。

那些蹲点的片警，听见了谁家有打牌洗牌的声音，就冲进去，一阵吆喝，镇住那些牌迷们，再数一数牌桌上和每个人口袋里的钱， 超过1000块就是聚赌，超过3000就是豪赌，格抓勿论。

周宁那天正好随身带着3000元钱，是他从几个朋友那里借来准备给他的兄嫂做生意的。借到手后，没及时给兄嫂，就被邀请到牌桌上来了。再说，腰里揣着3000元的日子，对周宁来说也没几次，所以先放在那里，热热身，过过瘾。

钱当然被搜了出来，一下就把整个赌博的格局提高到了豪赌的档次。周宁有口难辩，幸好平日打麻将时，广交朋友，是人就跟他打，打就打出感情，打出风格，对那些身居要职的、手中有权的，益发上心，尽力呵护。所以这一次抓赌的人中居然有一个是跟他打过麻将的哥们，可见周宁交友之广泛。

牌桌上结下的朋友，有时比战场上的战友还管用。那小子虽然是执行公务，但也良心未泯，听了周宁的陈述，允许他回去跟老婆告个别，且把钱送回给他兄嫂做生意，再到派出所听候处罚。

周宁一路小跑地回家报丧，心里却冒出一个富有诗意的句子：成也麻将，败也麻将。诗得兴起，又画蛇添足地加了两句：抓也麻将，放也麻将。

周宁被关在派出所的那半夜，对自己的麻将生涯作了一番深刻的检讨，得出的结论是：打麻将一定要认准时机、认准对象、认准手气。节前年前不要打，卑鄙小人不要打，手气不好不要打。有了这三个“认准”、三个“不要”，麻将就能打出水平、打出安全感来。

一同抓去的还有两个年纪小点的朋友，平时一口一个大哥地叫周宁的。这时呆在派出所的小禁闭室里，周宁就把他们几个好一番训： “打牌这个东西，一定要适可而止，量力而行。像我，一旦被抓了，还有你嫂子来取人；你们这两个，连个老婆都没有，谁来取你们出去？” 只说得两个小弟点头称是，佩服不已。

也是周宁合该倒霉。他原指望第二天遇到一个包青天，最好是一个过往的牌友兼包青天，那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家，不让杨红知道。哪知这第二天审他的是个小白脸一般的警察，说他看琼瑶小说还有人信，说他打麻将那就只有鬼才信了。

周宁挖遍了记忆也想不出在哪里跟这个人有过任何交情。没办法了，只好打电话叫杨红带罚款1500元来取人。

杨红接到电话之后那一个恨！差点就要叫他死在派出所。但思前想后，杨红还是带了1500元钱，骑车到了那个派出所，去把周宁取回来。你不取他，派出所会找到学校去，你在H大还活不活？

派出所的人早听周宁供过杨红是H大的老师，对她还是毕恭毕敬的，大家都是目光远大的人，谁知道哪天自己的儿女不会转到H大杨红的手下呢？所以事事得留一手。

杨红交了罚款，又低三下四地请求派出所不要把这事捅到自己系里或周宁学校里，就很顺利地把周宁的事了结了。派出所也不是要一棍子把人打死，只不过是想一棍子打出钱来，并在打出钱的同时也警告一下打麻将打疯了的夥计们。

临走时，派出所的小白脸把玩着手里的一支笔，盯着周宁，有一会没说话。周宁一看，谄媚地说：“那支笔，您喜欢就留着用吧。”

那个劲头，让杨红庆幸小白脸方才不是一往情深地望着自己，不然周宁肯定讨好地把老婆送给那个小白脸了。

“真的？那就谢谢了。”小白脸笑笑，很欣赏周宁的冰雪聪明。

出得门来，周宁谢过杨红，抱歉地说：“对不起，我把你那支笔送给那个小白脸了。他今天录口供的时候，手里没笔，我就把那支借给他了。看得出，他挺喜欢那笔，不想还我了。”

杨红这才意识到那就是陈大龄送她的那支笔，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你怎么能把那支笔送他？”

“不就是学生送的一支笔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杨红有苦难言，只在心里想，日后遇见陈大龄，如果他问起这支笔，自己千万不能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不过她几乎绝望地想，大概这层担心是多余的，因为遇见陈大龄的可能似乎是微乎其微的。

杨红绝对没有料到，94年的五月，她居然在青岛遇见了陈大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