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杨红和周宁两个人，一个想证明自己是个正常人，另一个想过正常人的生活，都坚持在那里做功夫，做得多了，杨红觉得自己也渐渐适应了，不仅不觉痛苦，也慢慢有了一点淡淡的，说不清楚的舒服感觉。

杨红一面高兴，一面心下疑惑，这好像也不至於要象抽鸦片一样上瘾啊。杨红当然没抽过鸦片，但也经常听妈妈讲，说她的外祖父就是抽鸦片上瘾，把祖上传给他的几十亩良田都抽光了的。妈妈讲起外祖父抽鸦片时，脸上一般都是感激不尽的表情，说要不是他为抽鸦片卖光了那些地，解放初期家里划成分时就会被划成地主了，文革当中肯定会被揪出来批斗，我一个地主的女儿，你爸爸就不敢跟我结婚了，那就没有你们兄妹两了。

所以杨红自小就对外祖父抽鸦片上瘾心存感激，没有外祖父的抽鸦片上瘾，就没有自己这条命。上小学时，有一次用“没有. . . . . . 就没有”句式造句时，还被这个强烈的感激之情逃逸出去，一不小心，造了一个“没有外祖父抽鸦片，就没有今天的我”这样的句子。幸好那时妈妈就是杨红的语文老师。这个句子被妈妈批改作业时看见，一顿臭骂，威胁说再不许造这种句子了，就红笔一挥，改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了。

杨红对外祖父的兴趣并未因此而减，常常缠着妈妈要她讲外祖父的事。妈妈总是说，有什么好讲的，他死的时候我还很小，只记得那时已经解放了，禁了鸦片了，他弄不到鸦片抽，就比死了还难受，形容枯槁，脸上总是一把口涎两挂鼻涕，人见人嫌。有时瘾上来了，要叫人把他捆在门前的大树上，怕他自杀。后来有一次，看得不紧，就被他逃出去，跳了门前的小河，死了。临了，妈妈总要加上一句，共产党就是有本事，禁烟禁睹禁娼，国民党办不到的，共产党都办到了。

虽然杨红的妈妈讲起外祖父，一贯是用这种平淡无奇的口吻，但外祖父抽鸦片上瘾的故事还是在杨红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上瘾”两个字，是跟要死要活、投河上吊连在一起的。现在联系到自己，就觉得诧异，就这样一种淡淡的舒服感，值得周宁说的那些女人上瘾吗？扪心自问，充其量也就是一种“您来了，请坐请坐；您走了，不送不送”之类可有可无的感觉。

杨红就把那本<<家庭生活大全>>再搬出来看，感到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读书不认真就是不行。书上赫然写着，夫妻生活，男女都会有“高潮”的。杨红就把描写女性高潮的那一节认真读了一遍。书上说得极中肯，说女性的高潮因人而异，难以一言以蔽之，但不外乎以下种种。然后就“有的...... 有的......还有的......” 地罗列了十几条。

杨红就一条一条地读，一条一条地对照自己，回答是“没有......没有......更没有......”。读完了，心里就非常恐慌，因为自己一条都没有，感觉象过党组织生活时，发现自己没有按党员守则去做一样。

周宁的表情倒是很符合书上对男性高潮的描写，眉毛拧得够紧，气也喘得够响，汗也出了，人也瘫了，就象写书人是站在旁边，一边观察周宁，一边记录的一样。

杨红是个好胜的人，可能是父母经常说：一个人做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好。而杨红不知怎么的，就在里面加了一个“最”字，变成“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所以一直以来，就在为这个“最”字努力。幸好“最”总是有个范围来限制的，而且杨红还没有把这个范围扩得太大，总算得以幸存下来。如果她一心要做全世界第一，可能早就大失所望，一死了之了。杨红不过是要做一个小范围的“最好”，在班上一贯都是前几名。而周宁一直都是最后几名，因为周宁小学时有个老师说过他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他就一直把这个评语断章取义地记在心里，觉得自己是聪明的，学习也就不大用功，成绩一直就不是很好，好像不把自己的前程误掉就不足以证明自己确实是有小聪明一样。

现在这情况好像调了个个，周宁这个全班成绩最差的人做得如<<家庭生活大全>>上写的一样标准，而杨红这个尖子生呢，做了这许多次，没有一次够得上“高潮”二字的。如果打起分来，肯定是不及格。杨红就开始发愁，女人应该有的，我没有；别的女人上瘾，追着男人要，我觉得可有可无，为什么我会这样呢？联想到自己的 “老朋友”问题，杨红就后悔当初听了李护士的话，把那些药扔了，如果那时坚持打下去，说不定自己早就正常了。你想想，一边是名医院的名医生，另一边是小镇上的小护士，谁对谁错，不是昭然若揭吗？

再到做爱的时候，杨红就免不了仔细观察自己，看有没有书上说的那种“高潮”，观察来观察去，就很失望，只有承认自己确实是“不正常”，对周宁就生出很深的感激，觉得他不嫌弃自己，从来不用“你有没有高潮”这样的问题来为难自己，实在是非常大度，非常体贴。什么叫知己？知己就是那个知道我的缺点甚至我的不正常还能爱我的人。杨红就很有“知我者，周宁也”的感觉，决心要好好爱周宁，似乎不如此，就不能报答他的知遇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