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终於开始滑动。杨红的座位是18A，靠窗，机票是托她以前教过的一个学生买的。杨红选这个座位，还不光是因为它靠窗，主要是图个吉利，因为杨红的妈妈自从听说女儿要出国，就一直担心得不得了，老觉得女儿是要到那个人手一枪、黑帮泛滥的国家“头朝下在餐馆洗盘子”去了。签证还没下来，就跑到庙里为她求签占卦，结果求得一个“不宜出行”的中下卦，更加反对杨红出国。杨红虽然也有点信签语，但这次出国机会来之不易，特别是被check 一通，反而坚定了出国的决心，滋生出一股逆反情绪，心想，你美国搞得那么神神鬼鬼的，不让人进去，我偏要进去看看。

杨红把头靠在窗上，看飞机慢慢滑向跑道，心想，不知儿子和丈夫这会儿在干什么？她知道儿子对她出国，其实并不伤心。每次问他“妈妈走了你想不想”时，他总是说“想”。问他哪里想，也煞有介事地指指胸口说“这里想”。杨红知道这是保姆教他的。当杨红换一个方式，问他“妈妈去美国好不好”时，儿子总是很开心地说： “好！好！妈妈去了美国，我就不用上幼儿园了！”把个杨红听得透心凉。

周怡从三岁开始上幼儿园，一年多来，差不多一直都是三天打鱼，十天晒网，或许晒网的时间比十天还多一些。有时是因为生病，周怡经常感冒，动不动就搞到要上医院输液的程度，从上医院到恢复总得一个星期左右，这段时间就理所当然地不送他上幼儿园。就算没病时，说服他上个幼儿园也象中东和谈一样，费尽口舌最后还是要动武，每次都是杨红把个大哭不止的周怡硬抱上车，嘴里还要加些“再哭就不给你买麦当劳”之类的威胁才能把他弄到幼儿园去。

杨红就不明白，赞助费交了大几千，平时也没少给儿子的老师送礼，怎么到头来幼儿园还是办得如此恐怖。光看儿子脸上的表情，你还以为不是叫他上幼儿园，而是拖他上杀场。

儿子对自己不留恋，杨红心里也不怪儿子，他还小，还不懂做母亲的当年怀他生他，受了多少苦，也不理解父母送他上幼儿园的一番苦心，他只能看见眼前的一点利弊，上幼儿园要受老师管束，在家就可以海阔天空，自由自在。但杨红心里还是有一点伤心，听说可能有半年见不到妈妈，儿子反倒欢欣鼓舞，拍手叫好，做妈的做到这个份上，说不伤心是假的。

丈夫周宁倒是说了好几次“舍不得你走”，但杨红觉得他舍不得的是两人的夫妻生活。她知道周宁有个毛病，如果他起了那个心，却又办不成那个事的话，他那左边的蛋蛋就会疼痛难忍，用周宁的话说就是名符其实的“受X罪”。

周宁说他这个病是跟她谈恋爱时落下的。那时候，两个人见面免不了要搂搂抱抱，一搂一抱，周宁那小弟弟就免不了蠢蠢欲动，但明知动的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只有镇压。有时候一次约会，是暴动数次，镇压数次，小弟弟仍是屡败屡战，周宁就觉得自己那地方疼痛。刚开始不知究竟是哪一块疼。疼了几次就摸出来个道道，不仅知道是左边那颗蛋蛋疼，而且也研究出来疼和约会的因果关系。

好在两个人一毕业就结了婚，结束了那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杨红同意一毕业就匆匆结婚是因为不结婚就分不到H大那10平米的房子，就要跟人合住，而周宁那时候分在E城工作，回H市看杨红就会没地方住。

周宁一直夸赞H大的这条分房政策英明，可以与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相媲美，因为如果不是“农村包围城市”，共产党就打不下江山；而如果没有H大的这条分房政策，杨红的持久战还不知要打多久，那他可能就象日本鬼子一样，最终给拖垮打败了。

婚后周宁告诉杨红，说H大虽然把你留在H大，而把我分到E市，想拆散我们这对鸳鸯，但我对它没有怀恨，只有感激。H大开始了我们的爱情，也成全了我们的婚姻，如果恋爱再那样谈下去，我只有跟你摊牌：要么同居，要么分手，我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了。

周宁说，那时候跟你约会真难啊！如果躲着你不搂不抱，你又会问“今天怎么啦？不喜欢我了？”抱你又要抱出问题来。而你又偏偏喜欢躺在人工湖边的长凳子上，常常是不问青红皂白，一头砸下来，枕在我那要害部位附近，还要把你那头扭来扭去，看月亮数星星。你不知道被你躺在怀里，头又在我那禁区里磨来磨去， “爱情”两个字就变得多么辛苦。你在那里花前月下、诗情画意时，我却在担心，不知我的红旗到底还能扛多久。

杨红想，怪不得那时周宁坐在湖边那石凳上时，总是双手合十，放在自己的裆部，感情是怕我倒在他身上时，一头砸坏了那地方。我那时就奇怪，怎么这人跟女朋友约会，也摆出一个照全班集体像的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