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杨红象每次跟丈夫吵完架那样，裹着自己的那床被子，背朝着周宁睡下。不管两个人闹多大的矛盾，她从来不会把周宁赶到客厅去睡，怕保姆看见。她不想让外人知道，更不想传到父母耳朵里去。俩人不啃声地躺了一会儿，周宁伸过一条胳膊来，把她往怀里拉。她没好气地说：“还做，还做！都弄成这样了，还要来。” 周宁嘻皮笑脸地说：“反正也这样了，再做也不会怎么样了。”

杨红知道丈夫在这个问题上是颇有纠缠劲的，差不多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不答应，他可以缠你半夜。与其弄得自己半夜睡不成觉，还不如尽快满足他，俩个人都可以多睡一会。

每次周宁在那折腾得气喘吁吁时，杨红就觉得尴尬。虽说结婚这么多年了，她仍然觉得这是个令人羞于启齿的事。有时候前晚做过那事，第二天站在讲台上都觉得学生笑得可疑。周宁说读大四时，他们几个男生差不多每天都议论那天上课的老师前晚有没有干过那事。如果那老师的下眼皮松松垮垮，象水肿一样，那就是干过了。所以她上班前总要在镜子里仔细照一照，看自己的下眼皮有没有水肿。如果有，就赶紧揉揉。

她生在六十年代末，好像一生都在读书，一生都呆在大学里。高中毕业就保送进了 H大学，本科毕业就留校，一呆就是这么多年。读的书都是与学业相关的，连风花雪月的爱情小说都看得不多，更不用说“黄色下流”的了。

记得读中学时倒是上过生理卫生课，课本上也有男性女性生殖系统的插图。快上 “生殖系统”那一章时，班上男男女女都有些莫明其妙的激动。杨红也觉得老师快要揭开一个什么大秘密了。结果老师把男生和女生分开来，对女生重点讲了一下经期卫生，就结束了那一章。

杨红唯一记得的就是当老师讲到经期同房会引起种种疾病时，一个女生突然大哭起来。在老师的一再追问下，那个女生说出她经期同过房，肯定要死了。杨红记得那个四十多岁的女老师惊讶地张着嘴，有好半天没说话。

最后那女生说她一直是跟姐姐住一个房间的，就是经期也不例外。教室里那个笑啊，连隔壁教室的老师都跑过来问是怎么回事。当生理卫生老师一再解释跟姐姐同住一室不算同房之后，那个女生才破涕为笑。不过从此落下一个别名，叫做“同房”。 杨红当时也跟着一众女生饱笑一通，而且每次有人嘲笑地用“同房”叫那女生时，杨红都忍不住跟着大家笑得人仰马翻。

不过她其实也不知道“同房”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她觉得自己比那女生还是技高一筹：至少我知道什么不是“同房”吧。 真的了解“同房“的意思，是在她的新婚之夜。

跟周宁谈了一年恋爱，杨红是彻底地守住了自己的防线。周宁可以说是有贼心，有贼胆，有贼力，但没有贼地方。那时两个人都住在大学的集体宿舍，同寝室的人没有十个也有八个。那时的大学生也不象现在的大学生这么开放，大多数人还是过着 “寝室--课堂--自修室”三点一线的生活。

有那么几次，两人在H大学那著名的人工湖畔呆得晚了些，搂抱的时间太长了些，周宁也少不得很有些冲动，但一看杨红那不谙世事的表情，就知道此刻要是提出要求，无异于自动请求判自己流氓罪，於是就把到了嘴边的话硬压回去，也趁杨红不注意时把那蠢蠢欲动的家伙镇压下去。

有一次，镇压行动不那么奏效，在女生楼前来一个告别拥抱时， 让杨红觉察到了什么。她松开手，问他：“你裤兜里放了个什么？硬邦邦的？”

周宁只好苦笑着说：“没什么，是一节没吃完的火腿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