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康晓蓉姐妹探讨余杰等的呼吁信

陈卫珍

感谢神的幽默，我在同一时间里收到了有弟兄转发来的两篇文章，读后很有感动与康姐妹探讨关于余杰等的呼吁信。本着在爱心里说诚实话的原则，仅仅是说出个人心里一些最真实的感动。如果文章中有让康姐妹感到受伤的地方，敬请原谅并主的赦免。

首先康姐妹提到了旧约的十诫之首，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感谢神把敬畏他的心放在姐妹心中。是的，神是让我们去敬畏的，妄称神的名可是非常严肃的罪。为此我重新把这封呼吁信看了三遍，凭心而论，我确实没有发现到在这封信里在哪里妄称了耶和华的名。妄称耶和华的名，就这个词顾名思义，狂妄或随意地以上帝的名义来做事或作某种宣判。我个人认为这个理解应该是正确的吧。但这绝不是说，基督徒就不能有属于从良心发出的对于社会现象或者社会政治的立场。如果仅仅是宣告了基督徒对于某个领域或某个问题的观点，我们就得给其钉上“妄称耶和华的名”这么严重的罪，那我们可能就会订死绝大部分的基督徒，剩下的就是哑巴或聋子或智障了。即便是圣经中的保罗和摩西可能也难逃罪咎，更不用说像教会历史上的属灵斗士奥古斯丁和马丁路德了。悔改与和解：目前中国社会唯一的出路，这句话个人认为若是摈弃对于中国问题的属灵探究而放在现实的维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与触犯神主权也没有任何关联。神掌管着一切，但神也允许甚至鼓励人能发表自己的观点。

姐妹接下来说， “ 真理乃是基督的生命，主的名是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远超过政治以上 …… 在神眼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算什么呢，神最喜悦的是他自身得救、灵魂归回，我们却为之欢欣鼓舞，隐藏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 确实的，如果与主耶稣荣耀的名放在一起比较，这世界无论多么崇高的荣誉都只不过如墓地里的尘灰。但这也不是说，在人类历史上就没有一样荣誉确实具备在时空范围内的影响力和作用力。基督徒当定睛仰慕主的荣光，但这也不是说基督徒就当把人类范畴内的所有荣誉一棍子打死。保罗说的，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视万物为粪土，他最主要是要向我们说明，基督基督与地上任何事物之间所具有的差距和不可比拟性，一个是至宝，一个像粪土。但我不认为他就是要我们基督徒从此就把人类历史上的所有伟大人物或崇高荣誉全都鄙夷为尘土，这不但不说明我们属灵，相反却是我们隐蔽的属灵清高和傲慢。既然上帝允许或者说设立在人类社会秩序内以这种或那种奖项，来作为对人们去恶扬善或自我实现的鼓励，那么我们还是应该以合乎中道的态度，给予某些具备真正内涵的奖项以当给予的敬意和肯定。我很感谢这世界设立有诺贝尔奖，我也很感恩诺贝尔评委员顶着各种压力把此奖项授予刘先生。我认为刘先生是当之无愧的，我甚至认为，在某种程度这是代表隐藏在世界功利网后面的人类天良和道义的法庭给予刘先生的肯定。如果说连这个法庭在这世界也完全丧失的话，这世界将真是万复不劫！诚然诺贝尔奖若与上帝所赐的天上的赏赐放在一起，那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但我依然为其在人类历史上的深广荣誉而感动。我盼望刘先生能得着人世界最高贵最圣洁最厚重最美好的礼物 —— 耶稣基督，我同样也为他的得奖深感兴奋和安慰，难道在这种复杂情感里面有什么值得指责的隐而未现之罪嘛？

在关于中国目前社会问题以及基督徒的应对态度上，本人对于呼吁信中所提出的深表赞同，我甚至认为基督徒不但当呼吁整个社会的悔改并为他们付出祷告的代价，还当起来为中国专制体制的拆毁献上祷告。坦然我承认，这是我个人很长时间来的祷告主题之一，这与把政府当作假想敌是完全两回事。作为基督徒，确实的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天空中属灵气的恶魔作战。但恶魔不是就仅仅悬浮在空中，然后基督徒每天当做的事就是对着空中喊，“奉耶稣的名斥退你到地狱里去！” 恶魔既是个灵，它也就无处不在。它可以盘踞在人心中，可以盘踞在我们的某种陋习中，可以盘踞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中，可以通过掌握我们的价值观而辖制我们，当然也是能够盘踞在一个社会长期的不合理的体制中。因此与盘踞在人心和价值观层面的恶魔争战，最主要的可能是表现为福音真理上的传播，但如果与盘踞在不合理体制中的恶魔争战，相当程度就是表现为推进制度上的变更，用更符合上帝美善之道的体制来取代超常不合理的体制。我不是没有思考过福音的内在更新与制度的外在更新之间的先后主次关系，但个人认为，就上帝向整个世界所显明的迹象，这个时代的中国基督徒应当起来这样行动了。伟大的基督徒政治家孙中山先生，难道我们能说他是个不够格的基督徒，没有与天空中属灵气的恶魔争战而是把地上的政客当成了假想敌？他在快要离世前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这一生就是与魔鬼争战的一生！这句充分表明孙先生是个真正的基督徒政治家，认识到地上邪恶政治的后面乃是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并且也充分说明了作为基督徒政治家其清风亮节的源头，乃是在其心目中自己一生所抗争的对象是这世界的罪而不是罪人，只不过他的战场是在政治领域，所以其仁爱磊落正直和急流勇退的气节，在关键时刻就全都展现出来了。这种节气在中国历史上的政客身上几乎是不可能具备的。虽然孙先生作为政治家，我认为他在那个时段的历史舞台上在对抗专制主义复辟的政治斗争中是失败了，但作为虔诚的基督徒在中国政治舞台的短暂亮相，在某种程度上是上帝向我们显明了他对于今后中国政治领域的心意。我深信当新一代的中国基督徒政治家，伴随着中国本土神学家、本土基督教作家、本土基督教思想家等的相继涌现而再次登上政治舞台时，就必将是民主、自由、共和的曙光照亮中国政治舞台的时候，也将是中国的基督教大厦得以稳固建立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离这个时候还有多少路要走，也许我们这一代人都只是在作铺垫。铺垫期往往看不到明显果效，在这期间奋斗的人还可能遭受误解和猜疑，但这个时期却是必须要有的。

没有错，基督徒要爱世人，包括落在专制体制内的所有罪人，因为神就是爱。因此当那些官员们做了坏事，一方面我们当如此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但同时我们岂非也要呼吁神赐给他们悔改的心吗？我们祷告求神做工捣毁让这些官员一掉入其中就情不自禁犯罪的大染缸又有什么不妥当呢？这难道不是对深陷其中的罪人的一种特别祝福吗，以免他们在罪孽中陷得过深而招致上帝末日审判时更大的怒火？没有错，我们当爱这些落在结构性犯罪制度中不可救药的罪人，可我们不也更当爱被这体制所直接残害的弱小群体吗？尽管他们许多人并没有重生得救，也许在此生走完后他们依旧落在地狱的烈火中，但既然上帝允许并赐予这些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们在相当程度上享有在有限时空里的幸福和权利，这世上就没有任何机构或权力可以剥夺。我们除了有义务把福音告诉他们，对于他们今生被侵犯的尊严和权利，不是同样也应当挺身来呼吁来卫护吗？这怎么就算是自义了呢，这难道不是顺服神心意的另一个层面？没有错，爱是恒久忍耐。但这恒久忍耐该怎么表现，表现在哪里？表现为对于上帝忠贞不渝的委身，表现在为着福音的缘故历尽千辛万苦而无冤无悔，表现为对于弱小群体持续不断的关注和付出，表现在对抗邪恶体制的坚强不屈，但绝不表现为对于天天发生在身边的罪恶的沉默和熟视无睹，因为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罗马书 13 章 1-7 节的经文，如果我们认真去读会发现，保罗讲的是神心意中的政府与百姓的关系，可以说在描述一种理想状况，那个人人当顺服的政权是被假设为完全公义的政权。至于如何处理与不义政权的关系，圣经没有作正面回答。为什么没有正面回答，其中之一的原因或许是，这个问题上帝是要通过圣灵在历史上结合各种具体现实进行机动的引导和带领。当年罗马教皇也是拿这段经文来驳斥马丁路德，称其为葡萄园里的“野猪”的，但上帝却带领马丁路德折断了这根罗马教皇所使用的圣经大棒。确实的，没有权柄不是出自神的，但当人从神手里接受权柄后滥用权柄来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自己来作审判，那是我们有可责之处，但在当下的时代背景，我们本着从真理的立场从良心出发呼吁悔改并切切祷告以及非暴力抵制，那有什么违背上帝心意？如果以这样的逻辑，福音也不需要传了？因为悔改就是福音的前期预备，没有整个民族深刻的认罪悔改，哪里可能有福音的真正复兴？而这种基督徒非暴力抵制，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宣告见证福音！如果你拿古罗马那段历史基督徒的行为模式来参照，那我翻开 17 、 18 世纪欧美宗教和宪政革命时期基督徒的所作所为来看看。如果你说我们的国情不同与欧美那个时段的历史，那我要说，我们现在的国情更不符合古罗马时代的那段历史。一些居心不测的人士以及善良得糊涂的基督徒的言论就更让我感到可怕，说中国的国情就适合专制体制，我们就应当拥护专制体制！我只能说，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中国人应当永远被驱赶出人类天良和道义的法庭之外。而如果一旦人被天良和道义完全放逐，那就表明人将全面堕落为低级动物。但基督徒却是要被恢复成神当初造人的那个荣美的样子，有着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真理的仁义与邪恶势不两立，因此真理的仁义里必然要生发出属上帝的公义；真理的圣洁与罪孽不能相容，因此真理的圣洁里必然生出对于罪的振臂呼吁和痛斥！

诚然我们自己也是罪人，如果没有神的怜悯，让我们落入到这不合理的体制中完全可能跟他们一样的贪婪和胡作非为。但这不是说，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现在没有进入，因此就丧失了呼吁悔改、指正问题并为他们在神面前祷告的权柄！如果以这样的逻辑，那我可以说没有一个基督徒配得做神的工作，谁有什么权利传福音呼吁别人悔改？谁敢说他在本质上依旧不是罪人？同时请问，那些不闻不问者其身上的原始罪性就能够减少一分一毫吗？如果把人性放在真光中剖开来，像自义、骄傲和自我中心等基础性的罪性，可以说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只有程度上的差别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因此呼吁信中提出，“中国的悔改应当首先从基督教教会、从每个基督徒的悔改做起”，也就是说把悔改的自我解剖之刀首先对准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然后是许多基督徒组成的教会的悔改，然后我们也当把悔改的呼吁向着整个社会发出，包括在上掌权者，这样的次序和提法是没有任何值得诟病的地方的。谈到了这个层面，本人认为，目前中国基督教会对于社会上各种嚣张的罪恶现象集体性失语，绝不能算得上我们属灵，只能表明我们整体基督徒群体某方面的无能、软弱和失责。我们是以“上帝在掌管一切”而来为自己推脱。按照这样的逻辑，福音的顽固堡垒我们也是不需要去努力攻破了，难道那不是上帝在掌管中的吗？

康姐妹在文中对于“真理”和“道理”作了认真的区分，在这点上我也想说几句。什么是真理？耶稣就是真理。有基督教哲学家说，神就是真理的本体。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认为真理是我们人类有限的思维是不可能完全了解和掌握的。也可以说我们所能理解到的把握到的真理，其实都只是在相对真理的层面，都只是真理的磷光片羽。你能说神学就是真理吗？不！神学是人对真理的一种理解和回应，所以神学在教会历史上存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真理则是亘古不变的。既然神学都不可能完全代表真理自己，那就更不要说我们个人在平日里对于圣经的理解以及在实践经历中所形成的对于真理的认识了。如果按照康姐妹这样来定义，那么几乎所有存在于基督徒脑袋里的思想和理论其实都只能算“道理”。但是不是这些“道理”就不能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呢？显然不是的。因着上帝对有限人类的怜悯，因着圣灵在其中的带领和保守，我们是可以用我们有限思维所理解的真理来指导我们的人生，暂且我们也就称某些理解得不完全的“道理”为“真理”。所以我们要谦卑，深深意识到自身在解读真理过程中所能存在的误区，在神藉着教会历史所确立的基本真理轨道内允许对于圣经和上帝旨意的多元解读。个人认为，神学主要是用来指导建造教会或与教会紧密相关的一切活动，而从圣经出发的对于各种社会现象的思考，可以称之为基督教思想，是可以用来指导现实社会问题并各种社会建制的。当然本土基督教思想确实存在一个不断完善和成熟的过程，那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对于这个成长的过程，我们要有足够的胸怀去理解去接纳去相信去盼望去代祷去祝福。

至于康姐妹在文中提到的英雄主义，个人认为基督徒是需要谨慎英雄主义的。什么是英雄主义？我的理解是英雄主义指的是过分地看重了精英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并把这种荣耀完全归功于个人，甚至形成个人崇拜。我们基督徒反对搞英雄主义，但同时也不必否定精英在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上帝也是这样来带领教会历史发展的，想想在每一个教会历史大转折的时期，上帝难道不是兴起无论就能力、才智、品格和灵性各方面都卓越的基督徒伟人来带领一个时代的子民吗？中国基督教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离不开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大众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见证福音见证真理，但同样不可或缺基督徒精英群体在各个领域的模范和号召作用。两者缺一不可。就永恒的角度看，无论基督徒大众还是精英，只要忠心完成了神的托付，将来得到上帝同样的奖赏和肯定。在时空范围内，基督徒精英和大众确实存在果效和角色上的不同。大众的作用力是宽广，精英的作用力是纵深；大众提供给人们的粮食是厚朴，精英则提供给人们的营养是激情；大众给历史涂抹的色彩是雄浑，而精英点染历史的色彩是亮丽；大众就像海水来滋润大地，精英则像火焰来照亮夜空。因此作为基督徒个体，并非把一切有志成为精英的理想和抱负全部摈弃就算属灵，就表示更符合上帝的心意。其实上帝的心就像蓝天一样宽广，在操练我们谦卑的同时，上帝照样希望我们能拥有各种各样灿烂的梦想，能有激情和动力去自我实现成为佼佼者。想当年亚伯拉罕连一个孩子都没有，但上帝却告诉他你将要成为多国之父！在一个晚上上帝把他带到帐篷外，指着天上的星星对他说，你看看，你能数得过来吗？将来你的后裔就要像这天上的星星一样多。对于当时的亚伯拉罕，要成为多国之父无疑是天方夜谭，但上帝这个伟大的老师却用天上的星星这样的形象比喻来给亚伯拉罕插上梦想的翅膀。作为基督徒，如果能深刻意识到所有的一切能力智慧和才华都是上帝所赐予的，以荣耀上帝为最高目的，并在人生的每一步都寻求上帝的引导，那渴望成为卓越的抱负又有什么过错呢？为什么这样的抱负就不能是上帝放在人心里呢？

至于文章中所提到的中国文人，我认为中国传统文人确实有其自身的许多局限性，但中国传统文人的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以及付出精神是值得肯定的，甚至让我们基督徒也感到惭愧的。当我研读中国文学史时，我读屈原、李白、杜甫、欧阳修、苏轼、王安石、范仲淹……李大钊、鲁迅等等文人的文章，他们字里行间所散发的卓尔不群的才华，所回荡的震撼人心的气魄，所抒发的积郁难宣的胸中块垒，以及他们用心血和生命所谱写的人生悲歌，我为之心灵震撼也为之扼腕叹息！我真的感到他们就如鲁迅先生说的，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我感到如果就个人的品格和操守，他们比我更配得上帝的救恩，而现在却是我成为了基督徒而他们不是，这真的让我不得不谦卑，除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着实毫无可夸。但同时我感到我也应该把当给予他们的敬意给予他们，这才符合我自己的本真身份，尽管我也并不认为他们就能真正拯救中国！这种对于他们的敬意和我心中对于耶稣基督的敬拜之情毫无矛盾。如果对于前者我是用鞠躬来致敬，而对于耶稣基督我则是全身俯伏来敬拜。我也很感恩他们身上的某种伟岸品格和精神，没有被残酷的专制高压打垮，而是如野草般顽强地代代相传下来了。我相信美善的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谁若有治国情结这没有什么过错，谁若有治国雄才就更是上帝的恩赐，只不过作为基督徒，确实有一个被真理圣化和再陶塑的过程。然而他或站住或倒下自有他的主，我们不能无端地猜疑谁谁是否重生，我们怎么能下结论上帝就没有在他们生命中做更新和改变的工作呢？上面是就这个问题就事议事，但我确实搞不明白，在这封呼吁信中，怎么康姐妹就读出了那么多的英雄主义和属于中国文人的某种糟粕来了呢？

康姐妹一再提到一些人“想成为先知”，我不认为现代还可能有像上帝在旧约时代所设立的先知，但在我很长时间对于这个问题的祷告中看到，中国社会现在无论是信仰还是世俗领域，确实需要有一群先知性侍奉群体的出现。在我们历史以来这样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批判性声音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少。这样的一种对人基本言论自由的压制不但损害上帝赋予我们基本的人格和尊严，更也是对于民间大众智慧的严重压制，思维能力和活力的严重摧残，使其不能释放巨大效能推动社会走向更加进步和文明，形成群体资源的巨大浪费，后果严重而深远。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我们不但听不到对于天天发生在身边的罪恶发出呼吁的声音，一旦有一些基督徒发出声音来了，却马上就听到阻拦甚至于批判的声音，还堂而皇之地拿出条条框框的圣经真理，仿佛世俗权力没能压住人家说话，然后我们就高举圣经来把人家压住，动不动就给人家定上论断的罪名。我不认为这种批判性的声音就等同于圣经中所警戒的论断。其实在对于两者之间我为此作过很长时间的祷告，求主让我辨别。我个人的看见是，圣经中所说的不要论断只要是指处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微观关系，要我们不要随意批评和指责别人，批判性声音主要则是指对于群体性的大范围内存在的某些罪或错误的揭示和指正。在这样的一种专制高压下，对于群体性的罪或错误的指正和揭示，批判者作为个体，本来就处在弱势就冒着危险，我们最应该做的或许是去代祷去担当去弥补，而不是拿起圣经大棒对其一二三四……康姐妹一再提到了人家发出声音是会被魔鬼利用的，那请问我们这样用圣经真理来压住人家的声音怎么就不可能恰恰被撒旦利用了呢？谁能肯定说我们整个基督徒群体在面对社会和政治问题时就像哑巴死寂寂一片就代表上帝得胜而魔鬼失败了？谁能说我们若是发出声音来，主的宝血就失去功效了？主的宝血和我们微弱的声音怎么就不可以同时被上帝使用呢？甚至于神把我们微弱的声音放在其宝血中而显出功效来呢？圣经上说我们都成了一台戏，做给天使、魔鬼和世人看。我相信保罗用这个比喻不是无缘无故的。既然是做戏，台上总得有各种角色，跑龙套的，吹号角的，拉战车的，做士兵的，做主将的，做元帅的……每个人顺服神的安排，演好自己的角色就行了。至于这台戏是多少年换一幕， 10 年、 20 年、 30 年……我们无法准确判断，相信上帝自己自有安排和部署。

中国当下的基督徒，非常普遍把耶稣当时在地上的行为直接应用到现今基督徒与社会正义事业的关系上，我认为这在思维上存在某种程度的机械套用，问题就出在耶稣与我们存在身份上的本质差别。圣经哥罗西书有一段经文，保罗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快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这段经文我曾经很是迷惑，基督怎么会有患难的欠缺？保罗怎么是在肉身上补满这个欠缺？后来我查找许多有关这段经文的解释，知道这里的欠缺更确切的理解应该是“未填塞之处”，但这许多解释依然让我不太明白，直至在读朋霍费尔的著作中我个人的理解才渐渐完整起来。作为神子的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确实他首要任务就是走上十字架成就救恩，因为只有他才有资格和能力够解决人类罪的问题。在朋霍费尔的理解中，这不是他来到人世的唯一目的。由于其作为完全人性的局限，他一旦走上十字架死了之后，他那个肉身的生涯在人世间就结束了，因此在他离世升天后其实还有在世界所未竟的事业，那就是留给我们门徒来做的。我理解朋霍费尔所说的“未竟事业”，就是指保罗此处所说的“基督患难的欠缺”。当然这个“患难的欠缺”或者是“未竟的事业”，在不同时代是可以被赋予不同的具体内涵，这个理解上的空间相信是上帝允许或者是他给予的。在当下的中国，其中一个重要的内涵就是指社会正义事业。我们都知道主升天前留给门徒的大使命就是传福音，但其实福音与社会正义事业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福音被传到地极的同时，也应当把上帝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公义以及关于公义的价值理念和制度建构也带到地极。中国历史上的教会以及基督徒都忽然了这一块，现在上帝开始感动一些基督徒甚至教会都看到了这一块，并赐予他们机会和恩赐来在这一块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如果我们基督徒都持守在自己狭隘的属灵理解上而不愿做，那上帝就感动很多非信徒来做，因为他的旨意谁都不能阻拦。现在中国社会很多的非信徒不怕个人名誉得失、不怕进监狱、不怕付出生命代价在这个领域浴血奋斗，我们基督徒群体岂不当感到惭愧吗？有人担心要是我们积极参与社会正义事业，就怕是卷入了“政教合一”的旋涡。我自己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担心，可是在后来的祷告和思考中却发现，我们现在的“教”根本就与“政”粘不上边，谈什么政教分还是合？要知道政教分离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情境下被提出的？美国基要福音派所坚持的远离政治，又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被提出的？为什么就这么牢牢而广泛地在中国基督徒思想中扎下根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否当反思，这是否是几千年的专制高压和愚民政策烙在我们民族性中的奴性，现在稳当当地在圣经或一些神学思想里找到了支持，并以亮堂堂的属灵模样表现出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