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约法与修道传统

——选自王志勇《福音、国度与文化：三化异象与基督徒侍奉的天国战略》

最终我们还是需要仰望上帝的恩典，赐予我们真正的圣洁和复兴。这种圣洁和复兴的特殊标记就是重新发现上帝的约法，正如当初约西亚作王时在圣殿中发现上帝的律法书那样（王下22:1-20；23:1-25）。上帝说位格性的上帝，上帝的圣约乃是位格性的圣约，直接表明上帝与我们之间的位格性的关系。今日我们需要的教会改革，尤其是华人教会的改革，在本质和程度上要比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所面对的挑战还要大，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宗教改革五百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检讨宗教改革的优劣。当然我们绝不是彻底否定宗教改革的贡献，而是站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处境中，自觉地发挥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角色。要继承宗教改革的传统，最重要的是牢牢地抓住圣约神学；要弥补宗教改革的缺憾，最重要的是恢复基督徒密契修道的传统。有了上帝的约法，我们还要有修道的精神，从而塑造基督徒的美德。针对当今教会内部的荒凉，麦金太尔在其《追寻美德》这一名著的结尾处展望说：“现阶段最要紧的，是要去建构各种地方性的共同体形式，使得文明、理智与道德的生活能够在已经来临的新黑暗时代中持存。而且，既然美德传统能够在从前的黑暗时代的恐怖中幸存下来，那么，我们应该有理由怀抱希望。然而，这一次，野蛮人不是远在边界上伺机进犯；他们已经统治我们了很长时间。而我们对这一点缺乏意识，恰恰是我们陷入困境的部分原因。我们正在等待的，不是戈多，而是肯定属于不同寻常的人，那就是另一个圣本笃。”^[1]

圣本笃（Saint Benedict of Nursia，480年－547年），又译为圣本尼狄克或圣本德，是西方隐修制度的始祖，起草了著名的《本笃会规》，帮助众人一同过静观心祷和群体生活。他不满足于各种矛盾的学说，渴望安静，澄静内心，亲自聆听主的声音，亲自经历基督教的真谛。后人评述说：“他承袭了来自东方的顺服精神，这种精神帮助他从许多虚幻的学说中，能够分辨出真理来；这真理是由宗徒时代，像至宝一样，经过几世纪师徒相传下来的。每位都是藉着默想圣经及杰出隐修士及主教们的著作由徒成师。”[2] 目前教会所需要的不是具有博士学位和教授头衔的理论家，也不是善于演讲、鼓动人心的运动家，而是需要踏踏实实地灵修和建造的人。这样的灵修必须从自己开始，这样的建造必须从个人的家庭和地方教会开始。

可惜，在西方修道传统中所蕴涵的这种“由徒成师”的传统如今几乎失传，今日教会中充斥的多是自高自大、自学成才、自寻死路的人！笔者强调，没有传统，就没有传承——基督教真理是代代相传的，具有历史的延续性。上帝是位格性的存有，人按照上帝的形像受造，也是位格性的存有。这种位格性存有的特性之一就是历史的延续性，不管是在“位格内涵”上，还是在“位格延展”上，这种历史的连续性上不可避免的。李锦纶谈及位格者“必定以最终极的目标来定向”：“在最终目标的价值判断下，通过自抉，位格者统合了自己以致形成其‘位格内涵’，其意志之意向又为‘位格延展’的可能性定向。因此，位格者的自由意志有一定的个人历史向度，不可能完全随意（arbitrary）；位格者的历史延续性，保证了一个人的行为有某程度的可预测性（certitude but not certainty），因为他会按照最终极的目标定向，又受个人已经形成的性格所支配。”[3] 当我们自觉地保持这样历史的延续性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继往开来，承先启后。当我们对于这种历史的延续性不知不觉、不闻不问的时候，我们仍然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只是我们所继承和传递的往往是没有经过历史考验和自我省察的错谬的东西。不管是在大学研究院中的博士栽培之中，还是在在教会中各种形式的门徒培训中，“由徒成师”乃是保持健康的历史延续性的最好方式。

漠视历史性的传承乃是异端邪说的突出标记；没有传承，就没有传道——传道人必须领受来自师长的系统的栽培，聆听上帝通过师长传递的真理体系，藐视这种师徒性的传递乃是狂妄自大之人的突出特征！最后导致的不仅是传道人本身的肤浅，更使得真理传承完全被打断，每一代都要从头做起，重新回到蛮荒时代，没有文明的积累，只有谬误的重复。笔者在教会中大声疾呼的就是重新恢复这种注重薪火相传的师徒传承，这乃是耶稣基督所吩咐的大使命的精义（太28:18-20）。不尊师重道，首先表明的是个人的狂妄和无知，没有任何谦卑受教之心；其次，在师道不尊的处境中，老师只能独善其身，不可能对牛弹琴，把珍珠投在猪面前。当然，感谢上帝，因着他的恩典的保守，世界和教会中总是有学有所成的老师，也总是有甘愿学习的学生，所以真理和知识能够代代相传，我们不必像以利亚那样哀叹“只剩下我一个人”（王上19:14），上帝在各个时代都有他所兴起和保守的余民：“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与巴力亲嘴的”（王上19:18）。

笔者把宗教改革时期所阐明的律法与福音合一之道落实为对摩西律法和修道精神的恢复，本书中所提及的“三元传道”就是在圣约与国度框架下强调律法和福音。律法侧重的是智慧，就是上帝启示的训诲与学问，这需要真理的传承。不接受摩西律法的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正如主耶稣藉着亚伯拉罕之口所见证的那样：“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路16:31）。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注重的是生命的经历和转化，这需要生命的亲证。真正领受福音的人，必然有生命的改变，这种改变是在灵修过程中逐渐显明的。没有深切的祷告和默想，不渴慕得见上帝的面，这样的信仰仍然停留在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层面，这样的基督徒不管如何在行为上轰轰烈烈，都缺乏基本的自知之明，他们最终听见的就是上帝可怕的宣判：“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太5:23）。

我们可以说，摩西律法为我们启示了最好的公共神学，因为摩西律法向我们启示了上帝所悦纳的治理全地的蓝图和原则，基督教宪政始终是以摩西律法所显明的圣约为框架、律法为标准的。[4] 修道精神乃是耶稣基督所启示的福音精神的最好体现，因为这种修道精神的精义就是真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们的师尊耶稣基督。沃格林在谈及灵性意识与理性意识的平衡时指出：“在犹太传统中，通过一再重申律法书（the Torah）的权威，用以抗衡各种形式的先知的权威，从而能够反制各种形式的灵性极端。唯独在律法书中，其宇宙起源论在实际上摆脱了各种主张神灵在宇宙之中的残余影响，引导我们承认人就是独一上帝创造的世界的公民。”[5] 不管是在群体性的公共领域中，还是在个人性的灵修领域中，上帝的律法都是保守我们的信仰和行为不至于走向偏颇的干城。

高举上帝的律法，乃是最有效地抵挡各种异端邪说的方法。上帝赐给我们律法，正面的作用就是让我们分别为圣、齐家治国，反面的作用就是识别奸邪、绳之以法。笔者高举上帝的律法，渴慕隐修的生活，深信二十一世纪华人教会缺乏的就是真正的公共神学与灵修神学。求主带领，在完成本书的写作、编辑与出版之后，倘若上帝允许，笔者也想告别繁忙的教牧生活，至少过五年相对隐居的生活，一边深度灵修，一边完成《本体、境界与功夫：三路灵修与基督徒正常的生活》一书，本书将根据中世纪密契与克修神学、清教徒的称义与成圣之道，直面以弗洛伊德、荣格、奥修等为代表的心理学与新纪元运动，为基督徒提供个人全面实现的范式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