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政治神学默想

王志勇 牧师

1．反对各种形式的人对人的压迫和暴政
作为基督徒，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人对人的压迫和暴政，但我们所高举的并不是抽象的自由和民主。没有上帝对人心灵的更新，任何形式的革命不过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以暴易暴而已；不用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装备人心，任何主义、宗教、主张都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自欺欺人而已。没有对上帝的敬畏，自由不过是罪人放纵自己的私欲；不以上帝所启示的律法为至高标准，民主不过是多数人的暴政。因此，我们所注重的乃是以敬畏上帝为核心，以履行个人责任为本位的基督教改革宗神学。

2．全方位地荣耀三一上帝的主权和恩典，全方位地捍卫个体生命的尊严和价值
我们如何全方位地荣耀三一上帝的主权和恩典？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全方位地捍卫个体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上帝本体的荣耀即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那些自以为是在敬拜上帝、荣耀上帝，却沉浸在各种宗教感受、宗教仪式、宗教思辨中，对个人的现实苦难缺乏充分关注，没有积极地救助被欺压者的人，不过是逃避上帝，假冒伪善而已。使徒保罗明却地向希腊人宣告：“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徒17：）。上帝想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申10：12-13）。“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弥6：8）。

3．传讲基督教真理，建立基督徒新人
如何全方位地捍卫个体生命的尊严和责任，关键在于我们全方位地传讲律法与福音平衡之道，从而建造有智慧心，有责任感，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具有高风亮节的基督徒新人。唯有这样的基督徒新人，才能成为社会更新、国家重建的中坚力量。

4．罪人在上帝面起为逆贼，在民众面前为民贼
作为基督徒，我们绝对不能独善其身，我们必须作为上帝所膏立的先知、祭司和君王，主动、积极、勇敢地投入到这个世界中。我们必须坚决捍卫个人生命的尊严，反对各种形式的暴政。我们要向全世界宣告：唯独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太28：18）。任何罪人，不管是以个人的形式，还是以政党、国家、民族等群体的形式，宣布自己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都是对基督王权粗暴的僭越。既然他们忘乎所以，自高自大，补把上帝的主权放在眼中，他们也绝不会把人民的权力放在眼中。这些无法无天之辈，在上帝面前成为与上帝为敌的逆贼；在民众面前成为欺压人民的民贼。因此，不管以任何形式出现，他们的权力本身都在上帝和人民面前丧失了根本的合法性。上帝的震怒会随时临到他们身上，人民也可以随时将他们予以废弃，交付审判。

5．理性尊严、感情尊严、意志尊严和身体尊严
个人生命的尊严即包括个人的理性尊严、感情尊严、意志尊严，也包括个人在身体上的尊严。以谎言和暴力为后盾的政治宣传是对个人的理性尊严的粗暴践踏；新闻封锁、教育垄断，也是对人的理性的残暴的蹂躏。感情上的背叛、冷漠，乃是对个人的感情尊严的粗暴践踏；专制和暴政乃是对个人的意志尊严的粗暴践踏；暴力和酷刑乃是对个人的身体尊严的粗暴践踏。

6．唯独上帝使人得自由
惟独上帝的真道，能够使我们彻底脱离罪恶和死亡的辖制；惟独上帝的大光，能够中华民族摆脱数千年来暴政的荼毒。惟独基督的大爱，能够化解中华民族长期积累的苦毒怨恨；惟独上帝公义的律法、恩惠的福音，不仅能够使人脱离将来地狱的惩罚，也能够使使人今生就与上帝和好，得享自由、丰盛的生命。惟独基督教所提供的全方位的世界观，能够使中国在一片道德废墟上得以更新、重建。

7．真基督教是真自由的保障
若是没有以美德为后盾的崇高的人格，高尚的情操，所谓的经济发展只能塑造出放纵邪情私欲的人妖，所谓的政治发展只能塑造出粗暴践踏人权的怪兽，所谓的文化发展只能塑造出迎合世俗强权的奸贼。而道德的复兴，必须从宗教的复兴开始。正如美国建国之父华盛顿所言，宗教是道德的根基。当然，真宗教的复兴绝不是复兴那些历史上一向依附专制政权，为暴君涂脂抹粉的儒教、道教、佛教之类的宗教，更不是伊斯兰教。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否认在这些宗教中有普遍启示的亮光，其中也有“真理的成分存在” ，甚至也不乏在宗教和道德改革方面做出伟大贡献的圣人。但是，正如巴文克所言：“这些宗教虽然有些改革，所不同的仅在方式上，但在拜偶像的本质上，却是一丘之貉。当然这些人也都是由虚伪宗教的树上砍下来的野枝子，老根还在。” 通过这些宗教，不仅不能使个人的灵魂得享永远的救恩，也不能创建以敬畏上帝主权，尊重个人自由的为特色的现代文明。可怜中国五四之后那些所谓的新儒家们，动不动就声称西方文化传讲功利竞争，惟独中国文化终始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幻想继续用陈腐的儒家文化来辖制中国人民。随着中国晚清专制政权的覆亡，皇帝专权在中国已经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可憎之物。既然皇朝的结束，儒生所跪拜的“天地君亲师”牌位缺少了中间最关键的“君”，也就是扮演弥赛亚角色的皇帝，这使得许多儒生惶惶不可终日。最后，竟由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新儒家名流赞同，改为“天地圣亲师”！这些人并不了解何谓真正的基督教，甚至像唐君毅这样所谓的学贯中西的大儒，在谈及基督教的时候，仅仅谈及康德、莱布尼兹、菲希特之流的哲学家的思想，对于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等一致公认的基督教神学大家竟然一无所知，然后就把基督教判为比佛教和儒教低级的宗教，这样的愚昧和狂妄怎能为人生的导师和社会的先声，不过是闭门造车，自欺欺人而已。

8．对基督教不能一概而论
当然，即使在基督教中也有败坏的宗教，东正教的圣像崇拜、天主教的教皇无谬都充满了各种偶像崇拜的毒酵。在基督教新教各宗派中宗教的纯正性也有不同。因此，本书所谈及的基督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基督教，而是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教训的基础上，经过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凯伯尔、范泰尔所传递、阐明的纯正的改革宗信仰。正如华菲德所言，改革宗神学和新教其他宗派相比并不是种类或本质的不同，而是在有神论、宗教和福音主义信仰上达于更纯洁的程度。范泰尔在其《基督教护教学》一书中，并没有泛泛而论，为一般性的基督教辩护，而是首先阐明了改革宗信仰的基本教义，然后为之辩护。 苏颖智先生曾经谈及当代神学分析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在神学分析中，用词的定义是最基本的功夫，但在现今的辩论中，不但缺乏这样的定义，而且已有的用词定义往往十分模糊，有时不太适当，甚至有时犯了神学上的错误。这个定义的问题造成一种怪现象，便是持相同神学见解的人彼此互相辩论、不服。那时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标准。” 因此，笔者师法改革宗神学之目的绝非是自设藩篱，党同伐异，而是在上帝面前，为了对读者诚实、负责，并且保持用词的清晰性和一致性，本书明确以旧新约圣经为最高标准，同时以《威斯敏斯德信条》为教义规范来界定基本的用词和命题。正如范泰尔在其《系统神学导论》序言中所告白的那样：“作者的确信就是：惟独改革宗信仰准确地阐明了圣经启示，因此惟独改革宗神学，而不是泛泛而论的抗罗宗神学，才能装备人抵挡新正统主义这个当尽时代最突出的异端。”

9．敬虔家庭、圣洁教会、和谐社会与自由国家
改革宗神学不仅仅是合乎圣经的神学体系，也是影响整个社会的全方位的思想体系。我们的口号不仅仅是抽象的个体灵魂的得救和自由，而是要塑造真正的“敬畏上帝的个人”（a godly man），并在个人重生并成圣的基础上，建立“敬虔家庭”、“圣洁教会”、“和谐社会”和“自由国家”（a pious family，a holy church，a harmonious society, a free nation），使更多的人今生今世就能够自由自在地根据自己的良心崇拜上帝，得享上帝在基督里所所赐给人的丰盛的生命。荷兰改革宗神学家范儒勒强调：“圣经中所显明的独一的永生的上帝始终关注的是：人类如何在地球上共同生活，他们如何组织、塑造自己的群体生活。” 在这一方面，笔者确信，惟独改革宗神学能够面对现实，为我们提供既合乎圣经，又切实可行的指导。笔者所竭力传递的就是圣经中所启示的、历代圣徒所认信的不变的真理，以契合自身所在的时代背景的角度，将不变的真理在变化的时代中阐发出来。

10．改革宗神学在中国的发展需要中国人自身的努力
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改革宗神学在欧美的发展有其本身独特的处境，其所针对的主要仇敌一直是罗马天主教在教义上的败坏和错谬，在政治上的疯狂反扑和绞杀。从事基督教神学研究不仅需要敏锐的智力，身心方面长期的预备，更需要殉道士那种为真理而舍命的执著和刚毅。当上帝兴起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进行宗教改革的时候，他们所面对是两个方面的阻力。一是基督教教会外部，天主教异端在神学和政治上残酷的迫害和反扑；二是在基督教内部的左右两翼。左翼就是再洗礼派反国家、反神学的极端倾向，右翼就是伊拉斯特派强化国家权力，淡化教会权柄的极端倾向。在中国目前阶段，我们所面对的则是七大问题：（1）基督教教会本身在神学和组织上的软弱；（2）无神论国家在政治和教育各个方面的逼迫；（3）来自儒道释传统文化的误解和抵挡；（4）新兴宗教和异端思想的抗衡与侵蚀；（5）中国从专制极权国家向自由宪政国家的转型；（6）社会道德和次序的崩溃。（7）民众在经济和教育上的赤贫。因此，欧美各国的神学思想不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亚洲非洲其他国家的神学思想也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古老的神学也不能直接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需要会通古今中外，扎根圣经启示，用我们自己的眼泪、汗水和鲜血建立适合并引导中国归向上帝的中国神学。对于二十一世纪中国传道人来说，实在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11．文化使命与未来论（末世论）
中国基督教会必须认识到基督徒所担负的文化使命，必须回到积极乐观、充满盼望的基督教未来论。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在谈及十九世纪美国历史上废除奴隶制、监狱改革、设立医院、位贫穷者设立学校、废除童工，保护妇女等一系列的人道壮举的时候，明确地分析说：“假如没有美国注重福音的集体性良心，这一运动整体上而言是不可思议的。”这一系列运动的基础就是“清教徒最基本的确信：我们能够按照上帝启示的旨意来制约这个世界，改良这个世界。”

12．社会变革三大要素
任何一个社会运动，如果真得想改变历史，至少要具备两个方面：第一，必须有积极的社会变革的教义，也就是说，社会能够变好。如果不相信历史能够变好，那么人也就不会努力去改变。如果相信历史会越来越糟，不可避免，只有傻瓜才会去改变不能改变的事。第二，需要统一的关于律法的教义。人需要相信他们有能力认识这个世界，通过认识世界的律法，他们能够改变世界。换言之，人们需要社会变革的具体的计划。

另外，任何成功的社会重建都需要的一个方面是：预定的教义。预定的教义对于社会变革是大有力量的。历史发展的不可避免性，这样的教义坚固人心，使人确信他们是站在得胜的一边，并削弱了敌人抗拒的力量。圣经中的一个好例子就是在约书亚所领导下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乐观的，他们知道并且相信上帝已经把迦南人交在了他们的手中；另外一方就是迦南人，他们是悲观消极的，因为他们也知道并相信他们必然失败，上帝是与以色列人同在的。

预定的教义，社会进步的教义，律法的教义，是任何变革社会的运动中都不可缺少的三大要素。在二十世纪的重大社会变革中，我们看到每个给社会带来真正影响的运动都是具备了这三大要素的。马克思式的共产主义，现代科学，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他们都是有历史的推动力的。他们都相信世界事务可由精英集团控制，他们都有征服全世界的教义，都是积极传教。这三者都是宗教，因为他们各自树立了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且在道德上都具有一定的强制性。

13．激进派、保守派、改革派
基督徒必须有忧患意识和战斗意识。中国古人常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圣经中也时常提醒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克吞吃的人”（彼前5：7）。“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林前13：5）。

基督徒的三大仇敌就是老我、世界和撒旦，成圣的过程就是不断与这三大仇敌争战并得胜的过程。在这场全方位的属灵争战中，我们所倚靠的并不是自身的力量，乃是上帝的恩赐。（1）新心――上帝赐给我们新心，使我们能够不断胜过属情欲的老我；（2）教会――上帝设立教会，使我们能够通过圣徒相通，不断胜过世界的侵蚀；（3）圣灵――上帝赐给我们圣灵，使我们能够不断胜过撒旦的权势。

我们的仇敌时时向我们伺机进攻。专制是我们的仇敌；愚昧是我们的仇敌；迷信是我们的仇敌，我们自己常常是我们自己最大的仇敌。只有时刻保持忧患意识，我们才能时刻信靠上帝。只有时刻保持忧患意识，我们才能真正宝贵上帝的圣言。只有时刻保持忧患意识，我们才能充分地调动上帝赐给我们的各样恩赐。

基督徒所面对的争战是全方位的争战。长期以来，甚至改革宗教会的人士也往往是仅仅把捍卫真道的责任局限在捍卫改革宗神学上。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不尽要积极地捍卫正统神学，更要以正统神学装备圣徒，使他们在把上帝的真道应用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最重要的争战乃是在实际生活中，乃是在家庭、国家、企业、媒体等具体的工作岗位上。因此，改革宗人士不是主张突飞猛进，暴力革命的“激进派”，但也绝不是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保守派”，乃是积极投入，坚韧不拔，不断改革的“改革派”！

14．为了使人自由而死
只有在上帝的主权下，只有在上帝的律法中，只有在基督的根基上，中华民族才会有真正的自由和尊严，才会发现自己尊贵的身份和崇高的使命。

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发生的两件大事就是改革宗教会的建立和宪政自由的确立。尊崇上帝主权和个人自由的改革宗教会在中国建立之日，也必是中国几千年专制政权的基石彻底崩溃之日。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宗神学乃是形形色色的专制制度的天敌。

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要努力建立并捍卫“自由教会，圣洁国家”（a free church, a holy nation）。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第四卷中，明确强调教会与国家都是上帝所设立的蒙恩之道。加尔文在论公民政府和民政长官的时候，指出：“任何人都不应怀疑担任公民政府的官员是一种呼召，这一呼召不仅在上帝面前是圣洁的，是合法的，而且在世人中间这一呼召是各样呼召中至为神圣和荣耀的”（加尔文：《基督徒敬虔学》，第四卷，20章，4节）。

Julia Ward Howe曾说：“基督受死使人成圣，让我们为了使人自由而死”（As he died to make men holy, Let us die to make men free）。这岂不是最合乎上帝心意的吗？上帝藉着先知以赛亚责备当时以色列国的败坏，发出了千古震撼的名言：“那时，耶和华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赛59：15）。“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下的索，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吗？”（赛58：6）。基督教的核心并不在于献祭或仪式，也不在于名义上有多少人成为基督徒，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真正地敬畏上帝，以仁爱和公义之心对待他人：“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摩5：21－24）。

自从启蒙运动以来，世俗人本主义者所编织的最大的骗局就是“中立性”（Neutrality）一说。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因为基督教仍然在社会中处于主流地位，他们就试图用“中立说”把基督教逐渐排除在政治、经济、学术、教育、艺术等各个重要领域之外。假如基督徒只是把宗教信念严格地局限在家庭和教会的建筑之内，不要把基督教的原则应用到政治、经济等重要的社会领域中，世俗人本主义者就会弹冠相庆。然而，他们绝不会以此为满足，世俗人本主义也是一种具有完全排他性的宗教，他们积蓄力量到一定程度，就必然要彻底根除基督教。在基督教王国内，这种政治世俗化的倾向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俄国革命为巅峰性标记。在这两此所谓的革命中，那些离经叛道的基督徒以国家的主权和专政代替了上帝的主权和治理，疯狂地迫害真正信靠上帝的人。二十世纪，消灭基督教成为俄国和中国人本主义专制政权借助国家暴力明确追求的目标。

目前西方社会中，“廉价恩典”、“兴盛神学”等各种肤浅的学说的盛行，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欧美国家长期经济上的兴盛和社会的平安，使得一部分基督徒丧失了忧患意识，贪图一时物质的享受，对罪所造成人的自欺性缺乏充分的认识，对全世界在罪恶和暴政之下呻吟的人没有起码的同情之心。

15．真正的禁食与反抗暴政和压迫
自从人类堕落以来，该隐和拉麦式的恐怖分子就开始出现在历史舞台，疯狂地用暴力和谎言荼毒他人，戕害生命，用他人的鲜血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在人类社会中，暴政和压迫之所以愈演愈烈，不仅是因为罪人无法无天，任意妄为，更可怕的是那些自以为是义人的人不仅没有挺身而出，发出雷鸣般的声音，为那些受冤屈的人申冤，反而自甘沉默，袖手旁观，甚至幸灾乐祸，同流合污！

弟兄姊妹，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他所赐给我们的是公义的律法，他的心意就是让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弥6：8）。如果我们忘记了行公义，就是忘记了上帝，不管我们如何传所谓的福音，不管我们如何在教堂中敬拜上帝，不管我们的敬拜仪式如何感人，我们都不过是在逃避上帝赐给我们的使命而已！

既然上帝是喜爱公义，恨恶不义的上帝；既然每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生来具有不可剥夺的价值和尊严；既然我们的救主基督对死亡和罪恶大有义怒（约11：33，35）；既然上帝的心意是让教会成为全世界的光与盐（太5：13-16），我们的义若不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就不能进天国，所以基督徒必需坚决反对种种形式的暴政和压迫：“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加5：1）。那些对社会公义不闻不问的所谓的基督徒，和那些躲进深山老林修行的异教修士并没有多大的不同。

面对各种各样的压迫和暴政--那些被迫卖淫的孩子，那些被非法拘禁的人，那些遭受酷刑虐待的人，种族歧视和灭绝，大规模的宗教迫害，我们需要上帝赐给我们特别的勇气。当初上帝接着先知以赛亚为以色列人所指明的道路就是：“你们要洗濯、自洁，才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申冤，为寡妇辩屈”（赛1：16）。基督徒既要洁身自好，摆正自己，同时也要积极地救助社会上那些被压迫的人，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在使徒时代，基督徒走到哪里，就把公义带到哪里；基督徒热爱公义，为公义而努力。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中强调说：“只是愿意我们记念穷人”（加2：10）。怎样记念穷人呢？难道仅仅是为他们祷告？向他们传福音？把我们替换下来的旧衣服送给他们吗？“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索，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吗？”（赛58：6）。因此，真正的禁食并不是多少天不吃饭，不喝水，而是寻求上帝，求上帝赐给勇气、力量和智慧，积极地在这个世界上施行公义。加尔文强调“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基督徒的使命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施行治理的使命，积极地面对各种邪恶和不义，不惜殉道，把自己的生命为真理摆上，“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来12：4）。

16．基督教神学与中国文明的重建
教会必须站在文化的前列，积极引导世界不断地转向上帝，转向上帝所悦纳的社会模式。这个社会模式的核心就是敬畏“上帝的主权”（the sovereignty of God），尊重“个体的尊严”（the dignity of individual ），保障“社会的公义”（the justice of community）。

一千多年以来，中国教会一直在专制制度下仰人鼻息，亦步亦趋，不仅没有积极地发挥先知、祭祀与君王的职分和功用，甚至沦为专制制度的鹰犬和寄生物（比如共产党操纵下的所谓的“三自”教会）。我们必须反省、悔改，同时积极振作起来，投入到上帝所吩咐的文化使命之中，不仅在教堂里，不仅在讲坛上，更要在家庭、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通过我们具体的美德和善行，全方面地彰显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见证上帝恩惠的福音。

众所周知，世界的危机在于文化的危机，文化的危机在于宗教的危机，宗教的危机在于神学的危机。同样，世界的重建有待于文化的重建，文化的重建有待于宗教的重建，宗教的重建有待于神学的重建。作为上帝所启示的真宗教，基督教有责任在文化重建的过程忠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但是，在担负起文化重建在责任之前，基督教本身必须进行神学上的反思和重建。

被反智主义、反律主义毒酵侵蚀的基督教神学，绝对不能担负起文化重建的使命和责任来；种种把世界与信仰对立起来的基督教神学，绝不能对文化的重建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文化的重建需要本于圣经，对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提出指导性原则限额的全方位的世界观式的基督教神学。

在二十世纪，东欧、南非、苏联一系列专制极权政府纷纷崩溃，拥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的开放政策最终也必然导致极权政府向自由、民主、法治型政府的转型。因此，在二十一世纪，中国文明重建的责任上升到空前重要的突出地位。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站在时代的前列，为国家的转型、文明的重建在人格和思想的预备上做好各方面的装备。

17．基督教圣约世界观
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必须成为具有明确的“世界观意识”的基督徒（worldviewish christian）。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基督徒必须建立合乎圣经的全方位的世界观。

在谈及基督教神学的时候，范泰尔特别强调世界观的重要性。他说：“在当今时代，基督教与非基督教之间的争战，并不是零零碎碎的冲突，而是在彼此对立的世界观之间的生死的决战。” 正如庞玛斯顿于1849年7月21日在英国下议院所说的话：“思想强于军队、思想若以真理与公平为基础，终必胜过步兵的刺刀、炮兵的炮火，以及骑兵的冲击。” 因此，本书的特色之一就是基督教神学与世界观的结合。我们从圣约神学的角度和框架展现圣经中所启示的基督教世界观，使基督徒不仅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他所差派来的救主耶稣，而且明白如何以上帝的圣言为兵器，全方位地装备自己，在激烈的文化争战中不断得胜，在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方面，为主作美好的见证。同时，我们也从基督教世界观的角度展开并运用圣约神学，突破传统的单纯从救赎历史角度研读圣经和神学的习惯，而是从创造、堕落、救赎、成全这一整体的历史过程来全面地看待上帝、世界和人生。“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只有从建基于圣经启示的世界观的角度看待世界，才能使基督徒真正做到高瞻远瞩，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中发挥先知、祭司与君王的职份。

基督教神学是圣约神学，基督徒的世界观是圣约世界观。圣约是旧新约圣经中所启示的最突出的概念。上帝不仅是与人立约的上帝，上帝的三个位格之间既有本体上的我们测不透的合一，也有向我们所显明的约的关系，这种三一性、位格性的圣约关系乃是他与人之间的约的关系的原型和根基。我们之所以信上帝，不仅是因为上帝存在，更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也就是说，他必持守他与人所订立的约，他所应许的他必成就。在圣经中先后七次谈及上帝“守约施慈爱”（申7：9，12；王上8：23；代下6：14；尼1：5；9：32；但9：4），上帝也一再重申，让我们遵守他与我所订立的约。亚当的堕落就在于“背约”（何6：7），主耶稣基督为选民担任“新约的中保”（来12:24）， 藉着他自己的顺服守约，为我们做成完美的救恩。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信靠基督之后，就不再遵守上帝的圣约和律法。相反，我们更要出于感恩之心，倚靠圣灵的大能大力，遵守上帝的诫命。因此，使徒约翰一再重申：“我们若爱上帝，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上帝的儿女。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约壹5：3－4）。

基督教圣约世界观的总原则就是以圣经中所启示的主权的上帝为中心，基本框架是以律法与福音双契为路径的圣约架构，强调文化使命与福音使命的平衡，注重理性的认知、心灵的亲证和意志的操练，为基督徒提供在上帝面前全人发展、幸福生活的艺术。最高权威与标准乃是上帝所默示的旧新约圣经，其解释以历代大公教会信经和改革宗信条为参照性指南，努力融贯西方文明与中国文化之精髓，承先启后，阐明圣道，造就圣徒，道化世界，荣耀上帝。

当然，基督教为人所提供的不仅是最好的世界观，主耶稣基督不仅是最好的榜样和最优秀的教师。基督教的核心并不是哲学概念，而是上帝藉着基督救赎世人的福音：“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罗1：16－17）。这福音是在历史中逐渐展开、显明的，其中心就是既是完全的上帝，也是完全的人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的上帝，是世界的救主。基督的降临绝不仅仅是向我们传递宝贵的真理，而是从根本上扭转了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作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罗5：18）。基督的到来揭开了新纪元，世界历史从此进入弥赛亚时代。因此，基督教的核心是围绕主耶稣创造世界、道成肉身、死里复活和二次再来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展开的。因此，基督教的信息所彰显的是上帝救赎的大能，所带来的是生命的彻底改变。这种生命的巨变并不是源于人在道德上的自觉和宗教上的修行，而是源自圣灵藉着圣言所展开的重生的大工。“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罗10：17）。这种大能绝不停留于仅仅使人从过犯罪恶的死亡中获得新生，而是继续与重生之人同在，使他们在个人生活和社火生活的各个领域中不断得胜。“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于上帝，在地上执掌王权”（启5：10）。

当然，本书中所呈现的圣约世界观主要源于改革宗神学或加尔文主义。在抗罗宗各个宗派中，惟独改革宗神学发展出了一整套强有力的世界观。正如亚伯拉罕•凯伯尔所分析的那样：“在罗马天主教教会中，人人都知道为何而活，因为人人都清楚地意识到他所享用的一切都是来自罗马天主教的人生观。即使是在伊斯兰教国家里，人们也确信应当按伊斯兰原则生活，这种信念具有巨大的力量。惟独抗罗宗在旷野里无目的，毫无方向地游荡，没有任何进展。之所以如此，是基于以下的事实：在抗罗宗国家里，在新德国哲学中所诞生的泛神论，以达尔文所主张的进化论为形式，在人生各个领域中不断夺取更大的权力，甚至在基督教神学中也开始占上风。这种泛神论千方百计，以各种名称推翻基督教传统，要以我们父辈的遗产来换取那毫无希望的现代佛教。这些具有领先地位的思想起源于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在当今世纪以德国哲学的形式出现，形成一种人生观体系，要与我们父辈所建立起来人生观分庭抗礼。我们父辈奋斗的目的是荣耀上帝，纯洁教会。而现今的运动则是为了人的荣耀而争战。激发他们争战的不是各各他的谦卑之心，而是英雄崇拜式的骄傲。在这种现代主义面前，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如此软弱无力呢？我们为什么不断丧失地盘？原因很简单，我们缺少一个同样具有统一性的人生观。只有在这种系统的人生观，才能赋予我们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我们能够在前线击退敌人。但是，我们无法在抗罗宗各种模模糊糊的概念中找到这种统一的人生观。抗罗宗在其坎坷不平的历史过程中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磨难，并没有发展出这种统一的人生观来。在历史的浩荡进程当中，只有加尔文主义独辟蹊径，发展称为一股强大的生命洪流。正是以加尔文主义这种统一的人生观为基础，你们在美国、我们在欧洲得以牢牢站稳，与罗马天主教并立，反对现代主义。没有这样种出发点与人生观的统一性，我们就无力保持我们独特的立场，必会逐渐衰微。” 这是凯伯尔1898年在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演讲。一个世纪过去了，凯伯尔的洞见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惟愿加尔文主义这一敬畏上帝的主权，尊重个体的人权的思想体系，能给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带来丰盛的祝福。

18．最重要的并不是拯救中国，而是拯救灵魂
当然，最重要的并不是拯救中国，也不是重建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乃是拯救灵魂。耶稣基督降世乃是要拯救罪人。“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太16：26）。

然而，灵魂的得救必将产生生命的改变，而一个人生命的改变也必将给自己的家庭和周围的人带来影响。因此，福音的信息虽然是以拯救灵魂为主，但绝不紧紧局限于灵魂的得救。真正悔改的基督徒必将对所在的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正如荷兰十七实际清教徒神学家布雷克所言：“教会就像火与光一样，总是竭尽全力显明自身，使众人都能看到。教会不怕刀剑，不怕烈火，也不怕绞刑架，她所夸口的就是殉道士，他们以自己的死亡为真理打上了印记。她把这样的场景视为诸多的胜利。她惟一的渴慕就是可以有形有体地显明出来：为此，她不断地努力显明自己，不时借助手中的刀剑，而是通过对基督及其真道忠心的认信。”（布雷克：《基督徒理所当然的侍奉》，2卷，24章，12节）

圣经中所显明的真理是明确的，是严肃的，也是沉重的。相信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需要付出代价。不值得为之死的真理，也不值得为之生。主耶稣宣告说：“爱父母胜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太10：37－39）。

当然，谈及福音和文化，基督徒的使命绝不是当今教会中盛行的廉价恩典式的传福音。这种所谓的传福音只是报喜不报忧，不讲上帝的律法，不讲悔改的信息，连蒙带骗，只要让人作一个决志的祷告就可以了。使徒保罗曾经说：“我照上帝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作了教会的执事，要把上帝的道理传得全备”（西1：25）。只有全方位地传讲上帝的真道，我们才能够造就全人，使基督徒在思想见识上、感情修养上、行为习惯上有全方位的更新和装备，我们才能有信心、有计划地改变整个世界文化，“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林后10：5）。

上帝把治理全地的文化使命交托他的子民，这是我们当仁不让、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不要因为教义的细节而争执不休，而是应当放眼全世界，建立合乎圣经的哲学体系，建立合乎圣经的法学体系，建立合乎圣经的经济学体系，建立合乎圣经的自然科学理论。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应当避免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基督教在西方所走的弯路。在这两个世纪中，所谓的保守的基督徒受错误神学的影响，反知识，反律法，反传统，在人本主义的进攻之下缩进隔都之中，把上帝创造、基督救赎整个世界拱手送给撒旦及其代理人掌管。

19．不信与不义
不信与不义是孪生姊妹。心中无主，自然目中无人。

使徒保罗曾经强调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罗14：23）。什么是义？“义”就是“公义”、“正义”，主要是指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合乎上帝的律法，就是公义、正义；若是不合乎上帝的律法，就是犯罪。“原来在上帝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罗2：13）。“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壹3：4）。

信心生活的精义就是“藉者信心，甘愿为行公义而承担各种危险（live by faith that risks itself in doing justice）。 因此，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真正的信心生活包含三大要素：（1）以信心为根基；（2）以公义为导向；（3）愿意面对危险，付出代价。

20．基督教神学的重建与中国文明的重建
教会必须站在文化的前列，积极引导世界不断地转向上帝，转向上帝所悦纳的社会模式。这个社会模式的核心就是敬畏“上帝的主权”（the soveignty of God），尊重“个体的尊严”（the dignity of individual ），保障“社会的公义”（the justice of community）。

一千多年以来，中国教会一直在专制制度下仰人鼻息，亦步亦趋，不仅没有积极地发挥先知、祭司与君王的职分和功用，甚至沦为专制制度的鹰犬和寄生物（比如共产党操纵下的所谓的“三自”教会）。我们必须反省、悔改，同时积极振作起来，投入到上帝所吩咐的文化使命之中，不仅在教堂里，不仅在讲坛上，更要在家庭、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通过我们具体的美德和善行，全方面地彰显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见证上帝恩惠的福音。

众所周知，世界的危机在于文化的危机，文化的危机在于宗教的危机，宗教的危机在于神学的危机。同样，世界的重建有待于文化的重建，文化的重建有待于宗教的重建，宗教的重建有待于神学的重建。作为上帝所启示的真宗教，基督教有责任在文化重建的过程中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但是，在担负起文化重建在责任之前，基督教本身必须进行神学上的反思和重建。

中国目前被反智主义、反律主义毒酵侵蚀的基督教神学，绝对不能担负起文化重建的使命和责任来；种种把世界与信仰对立起来的基督教神学，绝不能对文化的重建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文化的重建需要本于圣经，对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提出指导性原则的全方位的世界观式的基督教神学。

在二十世纪，东欧、南非、苏联一系列专制极权政府纷纷崩溃，拥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的开放政策最终也必然导致极权政府向自由、民主、法治型政府的转型。因此，在二十一世纪，中国文明重建的责任上升到空前重要的突出地位。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站在时代的前列，为国家的转型、文明的重建在人格和思想的预备上做好各方面的装备。

21．思想强于军队，真理胜过刺刀
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必须成为具有明确的“世界观意识”的基督徒（worldviewish christian）。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基督徒必须建立合乎圣经的全方位的世界观。

在谈及基督教神学的时候，范泰尔特别强调世界观的重要性。他说：“在当今时代，基督教与非基督教之间的争战，并不是零零碎碎的冲突，而是在彼此对立的世界观之间的生死的决战。” 正如庞玛斯顿于1849年7月21日在英国下议院所说的话：“思想强于军队、思想若以真理与公平为基础，终必胜过步兵的刺刀、炮兵的炮火，以及骑兵的冲击。” 因此，本书的特色之一就是基督教神学与世界观的结合。我们从圣约神学的角度和框架展现圣经中所启示的基督教世界观，使基督徒不仅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他所差派来的救主耶稣，而且明白如何以上帝的圣言为兵器，全方位地装备自己，在激烈的文化争战中不断得胜，在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方面，为主作美好的见证。同时，我们也从基督教世界观的角度展开并运用圣约神学，突破传统的单纯从救赎历史角度研读圣经和神学的习惯，而是从创造、堕落、救赎、成全这一整体的历史过程来全面地看待上帝、世界和人生。“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只有从建基于圣经启示的世界观的角度看待世界，才能使基督徒真正做到高瞻远瞩，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中发挥先知、祭司与君王的职份。

基督教神学是圣约神学，基督徒的世界观是圣约世界观。圣约是旧新约圣经中所启示的最突出的概念。上帝不仅是与人立约的上帝，上帝的三个位格之间既有本体上的我们测不透的合一，也有向我们所显明的约的关系，这种三一性、位格性的圣约关系乃是他与人之间的约的关系的原型和根基。我们之所以信上帝，不仅是因为上帝存在，更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也就是说，他必持守他与人所订立的约，他所应许的他必成就。在圣经中先后七次谈及上帝“守约施慈爱”（申7：9，12；王上8：23；代下6：14；尼1：5；9：32；但9：4），上帝也一再重申，让我们遵守他与我所订立的约。亚当的堕落就在于“背约”（何6：7），主耶稣基督为选民担任“新约的中保”（来12:24）， 藉着他自己的顺服守约，为我们做成完美的救恩。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信靠基督之后，就不再遵守上帝的圣约和律法。相反，我们更要出于感恩之心，倚靠圣灵的大能大力，遵守上帝的诫命。因此，使徒约翰一再重申：“我们若爱上帝，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上帝的儿女。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约壹5：3－4）。

23．圣约神学是中国文化更新的钥匙
圣约既是理解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钥匙，也是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钥匙，合乎圣经的政治和经济观都当以圣约为根基。

至尊的上帝屈尊自己，与个人建立以自由、平等和信任为核心的圣约关系，这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当然，立约上的“平等”性绝不是指上帝与人之间本体上的平等。从本体上而言，上帝与人之间永远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从立约的关系来看，上帝也个人和自己一样视为圣约的主体，有一定的不可剥夺的自由和尊严，并且与个人建立主仆、父子、夫妻、朋友式的关系。上帝并没有用武力和恐怖强迫人们服从，而是用慈爱来吸引他们，用宽容来忍耐他们，用恩典来扶持他们。

因此，人与人之间更当建立、确保这种以自由、平等、信任为基础的关系。离开圣经中所启示的圣约观，剩下的就是无法操作的神秘主义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从这个角度来说，圣约神学在中国的传递不仅涉及到中国教会的更新和重建，也直接涉及到中国社会的更新和重建。

24．改革宗神学、加尔文主义与圣约世界观
当然，本书中所呈现的圣约世界观主要源于改革宗神学或加尔文主义。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而言，以奥古斯丁、加尔文等为代表所阐明的神学体系被称为改革宗神学。从思想的角度而言，这一神学体系被称为加尔文主义。这不是应为这一思想体系是加尔文个人发明的，乃是因为加尔文在这一思想体系中所发挥的承先启后的枢纽作用。其实，用今日的语言来说，加尔文并不是一个原创性的思想家，他所作的只是把圣经中所启示的、历代圣徒所持守的基督教真理用系统的解经和论述的方式阐明出来。

在抗罗宗各个宗派中，惟独改革宗神学发展出了一整套强有力的世界观。正如亚伯拉罕•凯伯尔所分析的那样：“在罗马天主教教会中，人人都知道为何而活，因为人人都清楚地意识到他所享用的一切都是来自罗马天主教的人生观。即使是在伊斯兰教国家里，人们也确信应当按伊斯兰原则生活，这种信念具有巨大的力量。惟独抗罗宗在旷野里无目的，毫无方向地游荡，没有任何进展。之所以如此，是基于以下的事实：在抗罗宗国家里，在新德国哲学中所诞生的泛神论，以达尔文所主张的进化论为形式，在人生各个领域中不断夺取更大的权力，甚至在基督教神学中也开始占上风。这种泛神论千方百计，以各种名称推翻基督教传统，要以我们父辈的遗产来换取那毫无希望的现代佛教。这些具有领先地位的思想起源于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在当今世纪以德国哲学的形式出现，形成一种人生观体系，要与我们父辈所建立起来人生观分庭抗礼。我们父辈奋斗的目的是荣耀上帝，纯洁教会。而现今的运动则是为了人的荣耀而争战。激发他们争战的不是各各他的谦卑之心，而是英雄崇拜式的骄傲。在这种现代主义面前，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如此软弱无力呢？我们为什么不断丧失地盘？原因很简单，我们缺少一个同样具有统一性的人生观。只有在这种系统的人生观，才能赋予我们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我们能够在前线击退敌人。但是，我们无法在抗罗宗各种模模糊糊的概念中找到这种统一的人生观。抗罗宗在其坎坷不平的历史过程中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磨难，并没有发展出这种统一的人生观来。在历史的浩荡进程当中，只有加尔文主义独辟蹊径，发展称为一股强大的生命洪流。正是以加尔文主义这种统一的人生观为基础，你们在美国、我们在欧洲得以牢牢站稳，与罗马天主教并立，反对现代主义。没有这样种出发点与人生观的统一性，我们就无力保持我们独特的立场，必会逐渐衰微。” 这是凯伯尔1898年在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演讲。一个世纪过去了，凯伯尔的洞见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惟愿加尔文主义这一敬畏上帝的主权，尊重个体的人权的思想体系，能给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带来丰盛的祝福。

25．当今许多教会成为懦夫逃避社会、骗子蒙蔽傻子的污秽之地
今日基督徒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并不是国家和教会的问题，而是神本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冲突问题。中国共产党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消除一切宗教，不过是利用谎言和暴力把“马克思主义”这种伪宗教放在了惟我独尊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作为并没有任何新奇的地方，当初汉武帝采纳儒生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不过如此。

即使在以基督教为背景的美国社会中，有见识的基督徒也不得承认：“回到今日我们所面对的基本问题，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教会和国家之间，问题在于：国家作为一个宗教性的机构已经逐渐把基督教排除在法律的根基之外，虽然国家声称保持中立，但事实上却把人本主义作为国家确立起来。当人们的宗教信仰改变的时候，其法律也不可避免地要反应这种改变，合乎新的信仰和新的道德。美国法庭一直欺骗人们，它们自称在宗教上严守中立，试实际上却用一种宗教代替了另外一种宗教，就是用人本主义取代了基督教。但是，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众教会在神学方面的崩溃，各个教会都是如此。这种神学上的崩溃所导致的就是基督徒逐渐相信没有任何根据的宗教中立主义，并把基督教学校让度给国家主义者来施行教育。结果，人本主义成为国家和学校的国教，而且也渗透到各个教会之中。这样，基督教就逐渐被排斥在国家、学校之外，这也是合乎逻辑的结论。教会在现代生活中软弱不堪，无法立足。在许多国家中，之所以缺乏大规模的有组织的迫害，就是因为正统基督教已经逐渐变得越来越软弱，越来越与社会失去关联性。”

在许多西方国家中，基督教会外有狡诈的人本主义的渗透，内有虚伪的敬虔主义的蚕食，逐渐丧失了先知、祭司与君王的地位和使命，逐渐撤离历史性的传统性的角色和功能，不再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反倒成为懦夫逃避社会、骗子蒙蔽傻子的污秽之地。这实在令人感到悲怆无比！

26．反对狭隘的教会中心论
教会历史上一直由各种形式的“教会中心论”（ecclesiocentrism），持守这种论调的人强调“敬拜的规范性”（regulative principle of worship）。

这当然是重要的，我们不能根据自己的想法随随便便地崇拜上帝，用种种表演式、娱乐式的所谓的敬拜取代合乎圣经的严肃的敬拜方式。但是，很多信仰保守的教诲却忽视圣经对人的个体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规范性。他们强调“属灵的教会生活”（the spirituality of the Church），但却忽略基督徒在家庭、生意和社会生活中都当顺服圣灵的感动，合乎上帝的心意。他们强调圣经中所说的守安息日为圣的重要性，却不强调其他六日工作的重要性。这种主张把基督徒先知、祭司与先知的职分仅仅局限在狭窄的教会生活的范围内，只有牧师才可以全面地深刻地研读圣经，把圣经用于他的专业或职业中。其他平信徒在读经的时候只要“灵修式”读经就好了，也就是仅仅寻求个体的经历，或者圣经对个人的道德生活的指导。但是，“平信徒”却绝不能带着自己职业的眼光来读圣经。医生不可为了帮助他的医疗工作而读经，法学家也不可为了法律的问题而读经。这种做法把上帝的圣言封闭在了“教堂”、“宗教”、“灵修”等各式各样的小匣子里。

我们相信圣经是生命之书，也是生活之书，关涉到人生个体和群体生活的各个方面。基督徒先知、祭司与君王的职分绝不仅仅局限于个人和教会生活中。医生应当研读圣经，祈求上帝光照自己如何把圣经中关于食物、防疫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启示应用到医疗行业中；法学家应当研读圣经，祈求上帝光照自己如何圣经中所启示的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用于具体的立法、司法实践中。历史学家应当以圣经中所记载的历史为出发点考察人类历史。……当初海员马太•摩利（Matthew Maury）之所以发现了洋流，就是因为他确信圣经中所启示的“海道”（诗8：8）。

27．虚假的基督教确实是害人的鸦片
真正的基督教必能造福中国。虚假的基督教却是害人的鸦片。

真正有心认识真理的人，必不会满足于一般性的表面性的对基督教的认识。

在当今中国社会中，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基督教”在道德、经济、文化和宪政建设中的积极作用。然而，有真基督教，就必然有假基督教。即使合乎圣经的真基督教，其真的成分和比例也不相同。我们必需严谨地考察圣经，认真地思考，能够分辨真假，“惟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惜怜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来5：14）。

太平天国式的基督教不是真正的基督教。
神迹奇事式的基督教不是真正的基督教。
蜕变世俗化的基督教不是真正的基督教。
廉价推销式的基督教不是真正的基督教。
反智反律式的基督教不是真正的基督教。

真正在社会重建中起积极作用的绝不是只注重神迹奇事的“基督徒”，也不是那种半信半疑，三心二意，把基督教当作一种文化现象的“基督徒”。基督教所注重的是心灵的更新，思想的变革，感情的升华和意志的改变。惟独在理性上承认圣经的权威性，认识上帝，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独一救主耶稣基督，在感情上被上帝的爱充满并激励，在意志上定志信靠上帝的恩典，藉着圣灵的大能大力，努力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寻真求识，以识化情，转识成智，积极地全方位地发挥先知、祭司与君王的职份。

28．中国目前最急需的并不是暴力革命，更不是各种异端神学
中国目前所急需的并不是暴力革命，也不是挂在嘴唇上的自由、民主、宪政。中国最急需的是上帝恩惠的福音。这恩惠的福音乃是以悔改与和好为中心。

每个中国人都当省察自己，都当悔改。在中国首先需要悔改的并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而是基督教会。长期以来，教会并没有平衡地传讲上帝的真道，尤其是在律法与福音的平衡上。由于受中国固有的异教文化的影响，受近现代廉价恩典式的假福音的影响，基督教会并没有在中国社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反倒成为孳生各种异端和邪教的温床。基督教会必需在真道上归回圣经中所启示的纯正真道，才能在腐败的中国社会中发挥应有的光与盐作用。

正如大陆一位有见识的弟兄所见证的那样：“***、***在基督教内的成功促使很多民运思想的人也进入基督教，这些人的特点是很不注重神学的造就，也许认为神学来得太慢。他们对福传很重视，觉得这样最快。也许他们认为只要全国人民超过百分之多少信主了，民主自由就必定实现了。他们一样是在拿着中国基督徒做一场大规模的试验。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不惜向异端极端分子献媚，他们一点也不考虑一下自己所怀抱的自编自造的异端神学才是中国的大敌！”

29．许多基督徒在政法、经济等敏感问题上往往采取鸵鸟政策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屠杀，英国诗人艾略特说：“我们的世界是一片荒原”。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扑朔迷离和六·四事件的翻云覆雨，中国现代文人王朔说：“千万不要把我当人”。

现代的世界是一个礼崩乐坏，道德颓废的时代，也是一个渴望意义、道德重建的时代。主耶稣曾说：“施比受更有福”（徒20：35）。基督教到底能为后现代文化的世界提供什么呢？基督教到底能为正在经历巨变的中国提供什么呢？难道基督徒的理想就是信耶稣，升天堂吗？难道福音的信息是与这个世界毫无关涉吗？“你们当从门经过经过，预备百姓的路；修筑修筑大道，捡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赛62：10）。

基督徒经常说，他们坚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圣言，是人类一切问题的答案。然而当问及政治的问题、法律的问题、经济的问题的时候，很多基督徒就采取鸵鸟政策，避而不答。其实，并不是因为圣经中对于这些问题没有基本的指导原则，而是因为很多基督徒不思考，不学习，并不晓得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的对于社会问题的蓝图。如此，我们怎样才能影响我们所在的世界呢？因此，本书中有“政治神学”、“文化神学”、“教育神学”等等，尝试从圣经的启示对此类社会现实问题进行探索和答复。

笔者最感欣慰的是一位名叫杨小凯的中国经济学家的短文，他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也是一位基督徒。在一次有关“基督教与宪政”的讲座中明确地说：“但是政治和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是起决定作用的。而这个制度不是从科学来的，不单不是从自然科学来的，甚至不是从社会科学来的，它是从信仰来的。”此处的信仰所指的当然是基督教信仰，尤其是以加尔文主义为特色的清教徒神学。杨先生后来被聘为哈佛大学客座教授，他对基督教有深刻的认识，远远超过很多神学家和教会牧者。可惜，杨先生55岁就被主接走，让我顿生怅然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