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改革宗神学在欧美社会中已经边缘化。其实，改革宗神学在英国、荷兰、瑞士、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南韩等国家仍然是主流宗派之一，并没有被边缘化。同时，改革宗神学渗透到欧美各国的大众文化之中，比如上帝的主权、人的全然败坏等教义，仍然是宪政法治、市场经济和有限政府论的理论支柱，因此，改革宗神学不仅没有被边缘化，实际上已经成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另外，当今基要派和福音派神学的根基仍然是改革宗思想，比如被誉为基要派领袖的梅钦博士（J. Gresham Machen, 1881-1937）是著名的改革宗神学家，威斯敏斯德神学院创办人之一；福音派神学代表亨瑞（Carl F. H. Henry, 1913-2003）也是改革宗神学家。[1] 埃维里所编辑的《福音派神学家手册》中所介绍的三十三位神学家至少有二十位是改革宗神学家。[2] 改革宗神学内部也不断有新的复兴和重建。

当然，改革宗神学在形式上确实丧失了十六、十七世纪所曾经达到的辉煌阶段，欧美、南韩等许多国家现在所宣讲的改革宗神学也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十六、十七世纪的传统。最明确的标记就是美国和加拿大许多以《威斯敏斯德信条》(25章“论国民政府”)或《比利时信条》（36条“论国民政府”）为规范的改革宗教会先后修改有关国民政府的条款，放弃十六、十七世纪宗教改革时期普遍认同的“神权政治”（Theocracy），走向世俗化，采纳多种宗教合法并存的“多元政治”（Plurulism）。现代大多数欧美改革宗教会基本上已经丧失了两千多年来教会一直坚持的建立“基督教文明”（Christiendom）的概念。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这表明基督教在欧美已经放弃了青春期那种雄心勃勃的开拓精神。当然，美国二十世纪兴起的新加尔文主义、新清教主义和新福音派运动，都在不同程度地强调基督徒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参与，甚至重新强调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应当重新回到基督教的传统中来。

诺斯分析说，从1660年詹姆斯二世复辟到1789年英国光荣革命，人本主义者吸收了加尔文主义的基本教义，然后加以世俗化。1）他们把上帝的主权这一教义转化为自然的主权、个人的主权、人民的主权等等；2）他们把信徒皆祭司以及教会内部选举的模式转化到政治领域中，奠定了现代民主政治的理论和模式；3）加尔文主义者主张上帝设立法度，人有能力发现这些法度并加以运用，这成为西方法治和科技发展的理论支柱；4）加尔文主义所主张的上帝以咒诅和祝福的形式施行奖惩的教义，经过苏格兰常识哲学的转化，成为亚当·斯密所主张以供需平衡为核心的自由市场理论；5）清教徒关于上帝的国度在历史中不断得胜的教义称为启蒙运动中人本主义者所主张的历史不断进步论的基础，甚至马克思也沿袭了这样的模式。[3] 当然，诺斯的分析不一定完全，这些观念中的进步部分不仅有人本主义者的转化，也有基督徒主动的努力和影响。

但是，历史在向前发展，十六、十七世纪的改革宗神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改革宗神学的经典阶段，但并不是改革宗神学的高峰。笔者在加尔文神学院授业导师瑞慕勒先生常说，在神学上要向十六、十七世纪学习，但十六、十七世纪的生活其实很可怕，既包括大规模的宗教战争的可怕，也包括人在生活方式方面的简陋，比如做手术没有麻药！因此，我们并不是“复古派神学”（the Repristination theology），认为只要彻底回到初期教会，回到教父神学，回到中世纪，或者回到十六、十七世纪，就可以解决现在的问题，这种想法既不合乎圣经，也不合乎现实，乃是非常幼稚的。每个时代否要根据圣经，根据历史传承，对于自己时代所面对的问题和挑战做出自身的努力。历史已经成为历史，即使我们真的想回去也不可能做到。改革宗神学的特征之一就是不断根据圣经和时代需要进行改革（Reformed and reforming）。这种敬畏上帝，按照上帝的圣言不断改革现状的精神乃是改革宗神学的精神和精华。这种不断改革的精神不仅面向自身内在的灵命，面向教会本身的归正，而是面向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清教徒牧师凯斯（Thomas Case,1598-1682）1641年在英国议会讲道时所强调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