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让我们来看看他是任如何考证元春死日的。

首先，他界定了元春去世发生的年代。上限为康熙皇帝最后一次南巡 (1707年)，下限为程甲本出刊 (1791年)。我们先不去争论上下限的时间，只要说明元春本是小说中虚构的人物，他与真实生活中的康熙和程甲本应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除非论者事先就已经认定元春是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人，那最后考证出的结果，和预先设定的相同，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第九十五回写道：“是年甲寅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元妃薨日是十二月十九日，已交卯年寅月，存年四十三岁”。<破译>的作者考证了从 1707 年到 1791 年所有的在十二月十八日立春的年份，没有查到有甲寅年号的。其实，这正说明小说是故事，小说的作者不是在写历史。 可<破译>的作者不这样看问题。他继续查证。我非常佩服他精深的历法知识和楔而不舍的精神，但遗憾的是他的方向开始错了。他悄悄地把书上提到“甲寅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改写为“寅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去掉了那个“甲”字。并宣称“寅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是虚构的，所以他要查证所有其它带有“寅”字的年份，如庚寅，壬寅等；问题是他为什么不去查证带有“甲”字的年份，如甲辰，甲午等呢？“甲寅”两个字都有笔误的可能啊！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一定要在有“寅”字的年份上作文章呢？真正的原因就在于康熙死于壬寅年！只有这壬寅年坐实了，以后关于元春和曹家的结论才能成立。这是<破译>的作者第一次倒置考证的因果关系。

确认了壬寅年，就要面对壬寅年立春是十二月二十九日而不是十二月十八日这个事实。九十五回清清楚楚讲“元妃薨日是十二月十九日” 且是立春后的第一天，<破译>的作者为此又做出了另一个“证实”。首先，他把读者带入他事先 (在绪论中)假设的前提中，即十九日是二十九日的误写。在九十四，九十五回中，后四十回作者叙述了发生在十二月中至来年一月中的几件事，除了肯定元春死于十九日外，其余均用“过了几天”“几天后”，“数日”等含糊表述。<破译>的作者算来算去，认为在时间上，元春不应死于十九日，而应死于十二月底的某一天。具体是哪一天，他考证唯有二十九可能是十九的改写 (不管是有意或无意) ，而且二十九是立春，那就一定是二十九日了。这是<破译>的作者第二次倒置考证的因果关系。

其实，既便认定是二十九日，<破译>的作者还面临着另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立春和元春的死应相差一日。即二十九日是立春，元春死于下一天。那么，他假设续书作者改写二十九为十九，究竟改写的是立春呢？还是元春的死日呢？经过<破译>的作者的考证，写于九十五回的原话“是年甲寅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元妃薨日是十二月十九日”就被改成如下的样子：“是年壬寅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立春，元春薨日是------”，这是考证红楼呢？还是改写红楼呢？

最后，回到<破译>的作者想得出的结论上。按历法和民俗，如果春节晚于立春，则立春日可看为新年的伊始。元春死于立春 (二十九日)的后一日，由于这一年没有十二月三十，所以无论从哪种历法上看，她都死在了壬寅年的后一年，即癸卯年上了。这有什么重要意义吗？不仅有，而且可以说是至关重要，请看<破译>的作者结论：“不论元妃死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当天，还是死于正月初一，她都是死于雍正元年年初。这个日期非同小可，绝非偶然，它必然是后四十回作者的精心安排，因为这个日期对于小说中的贾府和现实中的曹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能够在小说中做出如此精心安排设计的，必然是前八十回的作者，而绝不可能是与曹家毫无关系的外人，也就是说，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必然是有机的整体”。换句话表述为：从元春一定要死于康熙最后一年为前提开始论证，到结论为死于康熙最后一年最后一天，或雍正第一年第一天；其重要性显示了曹家因改朝换代而风水倒转，并且续书人深知其中的隐秘；进而证明续书人和原著者是相同的人。我实在看不出这其中“必然”的逻辑联系，也不知道有多少读者可以得到和<破译>的作者相同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