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想在这一贴只简单叙述一下澶渊之盟，而不对它发表很多的议论，原因一是它不是我要写寇准的主要原因，二是以往有太多的文章讨论过这个主题，再写也是重复，三是我自己的水平也写不出“正经”的评论来。惟安静和其它朋友希望更多讨论澶渊之盟，那就让我试试吧，但结果很可能只是“西望长安”。

(四) 澶渊之盟

上节谈到宋军取得了澶渊之战的胜利。但这个胜利并不像历史上的一些大决战一样，是一边倒压倒性的歼灭战。宋军的胜利在于射杀了辽军的主将挞览；并且将宋军的一部，运动到辽军背后，使辽军面临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辽军在无法取得决战胜利的条件下，向宋军提议和谈，以期保留自己的有生力量，为将来作长远打算。辽军求和，对真宗来说，真是求之不得的天大好事，他早就腻味这场战争了。宋朝的谈判代表曹利用请示真宗，若辽军提条件，要钱，我们给多少？真宗连想都没想一下，辽军是处于不利地位，要求和，有什么理由再提条件？只见大手一挥，“每年给他一百万”！

消息传到寇准那儿。寇准召曹利用到他的军帐，指着曹利用的脑袋说，“我听说皇上批了一百万，你给我听好了，你要是超过了三十万，小心回来我砍你的头！”寇准没能制止皇帝和谈和“赔款”，这是他为官一生中最大的不足；但至少力所能及地把国家的损失降到最低的限度。

最后，宋辽达成协议，宋每年向辽交纳十万两白银，二十万匹绢帛的“岁币”，宋辽皇帝为兄弟相称(宋真宗称辽萧太后为叔母)，互不侵犯。宋朝的实际利益是保全了由当年周世宗柴荣夺回的瀛、莫两州(今河北河间、任丘)。这就是著名的澶渊之盟。

怎样看待澶渊之盟，一直是史学家和历史爱好者争论的话题。记得年轻时所学的历史知识，认为澶渊之盟是宋在胜利条件下，接受的不平等条约，是屈辱性质的投降书，主要是表现在每年交纳三十万的“岁币”上。我现在还是保持这种观点。但近些年，由于强调中华民族的多元性和大团结，对古代汉民族和北方地区少数民族间的战争有了新的解释。引用国内高中历史教学教师指导书的话来改括，就是“特别注意：民族间战争性质可以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但绝对不能使用侵略与反侵略的概念”。不仅是不能提“侵略与反侵略”，而且是“绝对不能”。这样，失去了侵略与被侵略，自然也就无法谈及平等或不平等条约了。对这种指导思想，我不知是用“数典忘祖”来形容好，还是用“挂*羊*头*卖*狗*肉”更为恰当？

如何定性一个历史事件，是应该用今天的标准、条件和政治模式，还是应该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首要考量？我倾向于后者。在一场胜利在握的战争中，而这场战争是保国为民的正义之战，为了苟安的私利，放弃国家的正当利益，反过来以人民的血汗去讨好侵略者，乞求和平。谁能说这不是投降？硬要用今天民族大团结的定义强作解释，只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为澶渊之盟辩解的人们总在强调它所造成的正面后果，即一百多年宋辽之间的和平。如中国历史大百科全书所述，澶渊之盟后，“宋、辽形成长期并立的形势，两国之间不再有大的战事，为中原与北部边疆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条约带来了和平，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我所说的“正面意义。但这个和平是以宋无止境地单方面付出为代价的！是极具有屈辱性质的。宋辽不再有战事，并不是辽受限于这一纸和约，而是它无再打大仗的实力。一旦实力消长变化，战争的威胁就重复出现，宋只得再屈膝。宋仁宗年间将“岁币”增加到银二十万，绢帛三十万，就是例证。同样，就是强调要与辽“世代友好”的大宋，在辽被后起之秀金朝打得丢盔弃甲时，不也是不自量力地与金结为同盟，向自己的“兄弟”之国开战了吗？自古以来，交战的双方，所签到的一纸和约，不过是为下一次的战争替自己争取些时间罢了。只是苟安成性的北宋皇族，不知道怎样利用这些宝贵的时间去整军强兵，结果日趋孱弱，以致最后亡国。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历史。宋朝(南北宋)先后同北方的三个主要民族打过仗，从丢失半壁江山到彻底亡国。先是契丹人，国号辽，定了澶渊之盟，大宋年送“岁币”十万银，二十万帛，互称皇帝，那是1004年，；再是女真人，国号金，把宋赶到江南，定了绍兴和议，南宋“岁贡”(不再是岁币了，是进贡了)二十五万银，二十五万帛；对金皇帝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那是1141年；最后到蒙古人，国号元，也不要进贡了，也不须称臣了，直接把宋灭国了，那是1279年。二百多年的下坡路，把一个历史上经济最强盛的王朝，带入了坟墓。谁能说澶渊之盟不是“始做俑者”呢？即便是以颇有些“事后诸葛亮”的大历史眼光看澶渊之盟，是看“一百多年的和平共存”呢，还是看二百多年后的饮恨亡国呢？

宋王朝是自秦以来，中国主要朝代，如秦、汉、三国、两晋、隋、唐、元、宋、明、清、民国中，唯一被外族入侵而亡国的朝代(1)，而且是亡过两次。终全宋朝，时时可见，处处可见澶渊之盟的影子。就连远在西北边陲，刚刚立国不久的西夏，在和宋朝打了几仗后，也得到了白银五万，绢帛十三万的“岁币”(1044年)。既然如此，对一百年后的北宋亡国，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整个宋官家的懦弱，苟安和卑怯。一个不求进取，不敢自强的统治集团，在强敌的打压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屈膝求和，以求苟延残喘。 这就我是对澶渊之盟的真实解读。

好了，回到寇老西儿的故事上吧。

澶渊之战结束后，寇准的声望大为提高，皇帝对他也是敬重有加。但也深深地引起了政敌的妒忌。战前劝真宗“游幸”江南的副宰相王钦若就是其中的一个。一日，朝会结束，寇准先行退下，真宗不动，目送寇准离开。王钦若愤愤不平地对真宗说，“陛下敬重寇准，是因为他对国家有功吗？”“正是。”皇帝答。“可陛下不以澶渊之役为耻辱，怎么会说他有功呢？”王钦若又问。真宗大吃一惊，忙问是怎么回事，王钦若答道，“《春秋》认为城下之盟是耻辱。在澶渊发生的事，是城下之盟。以皇帝的万乘之尊换得一个城下之盟，真是奇耻大辱啊”。真宗明白澶渊之盟是出于他自己的决定，所以很不高兴王钦若的说法。王钦若见真宗不高兴，把话题一转，继续说，当一个赌徒快要输光自己的钱时，会把剩余的一次投入，称为孤注。寇准就是把您作为他的孤注，实在是太危险了。

平心而论，王钦若关于澶渊之盟的论述，是很有见地的。不能因为他主张南逃，就否定他对澶渊之盟的正确认识。但他责备的对象，应该是真宗本人，而不应是寇准，更不应是胜利的澶渊之战。至于孤注一掷，正是从反面说明了澶渊之战的必要和寇准决心的重要，因为这“孤注”不是真宗，而是大宋的江山啊！


注(1)： 明朝亡于农民起义在先，清军入侵于后，故不考虑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