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坐下来阅读这本《第二次机会》，与布热津斯基一道回顾1989年以来美国与整个世界的变化，我们可能很难意识到，这个世界上已有多少沧海变成桑田。
1989年2月，苏联军队从阿富汗完全撤出，老布什刚刚担任美国总统一个月。这成了布热津斯基在本书中给美国三位总统“打分”的时间起点。老布什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一系列几乎超出所有人想象的剧变：东欧变色、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在1989年2月，国际舞台上是那样一批“玩家”：老布什、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邓小平、霍梅尼、撒切尔夫人、萨达姆、昂纳克、瓦文萨、齐奥塞斯库，他们全都已经远离公众视线，不少人已经作古并逐渐被人遗忘。在1989年2月，我们的词汇表里还没有下列这些现在已经习以为常的概念：互联网、WTO、“基地”组织、欧洲联盟、中国（印度）崛起、精确制导、全球变暖。
由于距离历史太近，我们常常看不清自己所处的时代。很多人至今还在说我们处于一个过渡时期：旧有的世界格局早已瓦解，新的格局尚未建立。可是跟随布热津斯基做一个15年的简单回顾之后，我们可能就会疑惑。究竟是我们仍在经历一个已经近20年的超长过渡期，还是过渡早已结束，只是我们自己没有能力来概括自己所处的时代？
所谓战略家，是能够探寻我们时代的基本特征，审视本国在这个时代里的得失，并进而谋划本国如何趁势而为的人。在美国2008年总统大选已经拉开帷幕的时候，布热津斯基的新书《第二次机会：三位总统与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危机》就是其试图影响美国未来战略走向的最新努力。

战略大家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是当今美国最活跃、最有威望的战略家之一。布热津斯基出生于波兰，其父曾任波兰驻德国、苏联大使，因而幼年的布热津斯基曾目睹德国法西斯的上台以及斯大林的“大清洗”。苏德两国瓜分波兰之后，布热津斯基一家滞留加拿大。在加拿大完成大学教育后，布热津斯基来到美国，并在哈佛大学拿到博士学位。此后，他加入美国国籍，先后在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成为美国知名的东欧政治专家。此后，布热津斯基先后在民主党的约翰逊政府和卡特政府服务，并在卡特政府中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卡特不折不扣的头号外交顾问。在此期间，布热津斯基致力于把人权引入卡特外交当中，对苏联采取比较强硬的姿态，改变了尼克松-基辛格时期的“缓和”战略。同时，他深深地卷入东欧国家事务，与波兰“团结工会”和波兰出身的教皇保罗二世关系密切，可以说为日后波兰以及东欧“变天”打下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在他任内的1979年1月，美国政府终于决定对台“断交、撤军、废约”，中美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离开政府后，布热津斯基继续活跃在华盛顿政界、学界。他依然任教，但眼光早已超越早年的东欧问题，而成为一名战略大家。除了早年影响很大专业学术著作之外，他最近十几年里仍然笔耕不辍，每一著作都在政界、学界引起很大轰动，有趣的是，这些书的中译本，几乎都以“大”字开头，大概是凸显作者的大格局吧。1989年，他撰写了《大失败》一书，准确地预言了苏联的解体；1993年的《大失控》，呼唤美欧亚合作，重塑世界政治的道德标准；1997年的《大棋局》是布热津斯基最广为人知的著作，战略家和地缘政治大师的功底在此书中显露无遗；到2004年的《大抉择》，布热津斯基已经对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提出警告：美国到底是要作世界的“领导者”，还是要作支配世界的霸权？在这些著作中，布热津斯基的思想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线：冷战结束后，美国应该利用其空前超强地位，巩固美国现有的盟国体系，积极接触中、俄等大国，共同塑造这个世界，使其朝着有利于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方向发展。

老师“打分”
那么这18年来，在布热津斯基的眼中，美国做得如何呢？《第二次机会》的主体部分，就是“布热津斯基教授”给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三任总统的外交政策“打分”。布热津斯基对三任总统显然都不满意：老布什是“还不错”，得了B，评语是“战术层次技巧高超，可是错过了重大战略机遇”；克林顿是“参差不齐”，得了个C，刚及格，评语是“潜力与表现之间存在重大差距”；小布什就惨了，布热津斯基称他的外交是“灾难性的失败”，得了个F，相当于零分了，评价是“简单化的、教条的世界观促使他走向自我毁灭的单边主义”。话说得相当重。
在这三位总统中，老布什是上任之前外交经验最丰富的一位。布热津斯基说老布什的四年面临的任务是史无前例的繁重，应该不算夸张。在欧洲，老布什要应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既要确保搞垮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又要稳住形势，避免发生战争与冲突；在亚洲，他要对“六四事件”之后的中国区别对待，在应对美国国内压力的同时稳定中美关系；在中东，老布什拉起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联合军事联盟，漂亮地击败萨达姆，解放了科威特。这一切，都在四年中圆满完成，显示老布什及其团队的确有过人的国际视野和外交技巧。布热津斯基感到遗憾的是，老布什虽然提出了“世界新秩序”的大战略，却没能具体地加以实施，这既是因为老布什壮志未酬，干了一个任期就黯然下台，其实也是与他小心谨慎、缺乏魄力的个性有关。
老布什是“战术型”总统，有手腕却缺少愿景；克林顿与小布什却恰好与他相反。这两位总统，实际上代表了美国近年来两股主要的外交思潮：全球化与新保守主义。
布热津斯基开玩笑说克林顿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克林顿相信“历史决定论”，只不过这个历史的发展方向是“全球化”而已。克林顿相信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全球化的大潮一方面能解决各国的发展问题，另一方面让各国超越主权观念，让战争消于无形。布热津斯基说，“克林顿相信全球化是一列自动火车，自己会抵达终点，美国只是火车上的一个乘客。”因此，克林顿在外交上有时候坐失良机：比如他对前南斯拉夫内战一开始优柔寡断，不愿意干涉；对索马里内战匆匆卷入又在“黑鹰坠落”后迅速撤出；对卢旺达种族屠杀坐视不理而招致广泛批评。这一切，与克林顿相信全球化能解决问题，不需要美国积极参与有关；与他对国内问题的重视程度超过国际问题有关；也与他后期绯闻缠身，面临弹劾的境地有关。
小布什则是“列宁主义者”，也就是说，他坚信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剩下的就是要用暴力改造这个世界。布热津斯基一直是小布什的激烈批评者。他曾说小布什是“摩尼教偏执狂”。摩尼教也就是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里提到的明教。摩尼教相信在人类初始时，存在着光明与黑暗两种互相对立的世界，“光明之父”统治着“光明之国”。小布什宣称“要么在我们这边，要么在恐怖分子一边”的非黑即白的理念，可能他自己就是那个“光明之父”，切尼和拉姆斯菲尔的大概就是小说里的“光明左使”和“光明右使”吧。在布热津斯基看来，小布什军事上陷在了伊拉克，错过了反恐的重点，政治上加剧了世界各地的反美情绪，裂解了大西洋联盟。由于整个布什政府的经历都消耗在伊拉克问题上，布热津斯基认为小布什在中国崛起、俄罗斯集权、朝鲜与伊朗的核问题、全球变暖等问题上都没有投入足够精力。
布热津斯基对三位总统的评价，总体上应该算是公道。只不过“当家有当家的难处”，相信每位总统及其团队虽然不愿意对“布热津斯基老师”的批评直接反驳，但是心里也许也有点不服气吧。人各有优缺长短，加上有体制限制，历史包袱，每个总统一定会留下败笔和遗憾。坊间已有人批评布热津斯基“站着说话不腰疼”，指出在卡特政府期间，布热津斯基同样犯下诸多错误，比如盲目追求人权却忽视苏联扩张动向，对伊朗巴列维王朝支持不够而导致伊斯兰革命爆发，美国从此“失去伊朗”等等。伊朗革命后发生的人质事件，实际上最后是导致卡特未能连任的重要原因。但是无论怎么说，就事论事，布热津斯基作为“局内人”的批评还是很有价值，他对全球化与新保守主义这两大愿景的梳理与批判，应该也算打到了要害。

问题与处方
伴随着大选的展开，毫不夸张地说，近来华盛顿已经是一个辩论与反思之城。小布什的外交已经被多数人宣判为失败，更多的关注转到，2009年之后的美国应该朝何处去？这种思考不仅仅是一些政策的反思，很多人涉及到的是一些根本的问题：这个世界的时代特征是什么？美国这个国家的根本特征是什么？美国能做些什么，符合时代潮流，也符合美国理想？民主党人固然已经在掰着指头算布什下台的时间，不少共和党人也感到需要与布什的政策作一定的切割，找回共和党的灵魂来。
布热津斯基在书中直言，这本书的写作目的就是要影响2008年大选，影响布什之后的新总统。冷战后美国大好的机会已经被三任总统挥霍，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还有第二次机会。在15-20年内，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具备挑战美国军事、经济和科技的能力。“美国独大”应该至少还有十几年时间，因此，下届总统还有机会重新再来。但是，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不会再有第三次机会了。
布热津斯基的反思包括三个问题：其一，在国家制度层面，美国三权分立的制度如何保证白宫和国会制定一致的外交战略？利益集团游说政客的制度如何保证美国外交政策不被他们操纵？其二，在社会层面，美国老百姓是否能明白，必须改变美国高消费-高能耗-高负债的运行方式？美国人如何才能增加对外部世界的知识，以适应全球领导角色？这两个问题都是很切实的问题，其他论者也多有指出。不过“美国国情”之下，改革也决非易事，布热津斯基虽提出问题，但对下届总统能否改变这些问题，笔者并不表示乐观。布热津斯基的一些建议，如建立府会联合咨询委员会、让美国人全民义务参加公民服务活动等，无论从可行性还是从效果而言，似乎都大可怀疑。
布热津斯基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其实非常深刻，不过此一问题似乎被“打分”的新闻效应遮蔽，很多人并没有注意。这个问题是，美国能否明白，“全球政治觉醒”这个现象对今后的美国到底意味着什么？所谓“政治觉醒”，布热津斯基指的，是法国大革命以来，人类对个体尊严的追求。这一觉醒源自法国并蔓延至整个欧洲，其后则表现在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的连续斗争、印度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以及二十世纪下半叶亚非拉各国的反殖民斗争中。这一觉醒在范围上逐渐扩大到全球，深度上逐渐深入各个社会内部，近年来更借助电视、互联网迅猛发展。发展中国家人口年轻化的趋势，注定这一趋势将在东亚、中东、拉美迅速发展。除追求自由、民主外，要求发达国家尊重别国文化多样性，表达自己文化、宗教声音的愿望是这些 “世界愤青”的主要要求，反殖民、反西方、反美是他们情绪的外在表现。实际上，近年来中东的恐怖主义和反美主义、东北亚中日韩关系的紧张，很大程度上都来自这一趋势。
在这个问题上，布热津斯基的观察是具有历史眼光的。然而布热津斯基在此开出的药方，又让人颇为意外。可能是由于他长期研究地缘政治的缘故，布热津斯基相当重视“全球觉醒”造成的国家实力对比变化。在他看来，西方国家实力相对下降不可避免，如果美国处理不好，可能会出现美、欧、中三足鼎立的局面，日本被边缘化，印度和俄罗斯作“骑墙派”，在“政治觉醒”的作用下，也可能与中国联手，从而终结美国的“领导地位”。他给这个“新问题”开出的，也是地缘政治的“老药方”，比如说重振大西洋联盟，把乌克兰和土耳其吸收到欧洲；强化美日关系，让日本在北约框架内发挥作用；继续接触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和八国集团之外，与中国共组真正的全球大国（如日、俄、欧、印、印尼、巴西等）参加的协商机制；停止在中东国家强行推行民主等。
从地缘政治的逻辑去看这股潮流，得出布热津斯基设想的“最坏前景”也顺理成章，其“药方”也有不少高明之处。不过这图景，似乎又跟我们自身的经验产生矛盾：中国、印度的“觉醒”，并没有造成中美、印美关系的恶化；“全球政治觉醒”如何就必定造成“民族国家间对立”？中东地区的现状如何就适用于东亚或其他地区？几大国共同应对“全球政治觉醒”是否会造成发展中国家新的不平等感？这些都是布热津斯基逻辑推演当中需要回答的问题。在笔者看来，也许美国更应该联合其他国家去作的事情，不是去实现大国力量平衡，而是如何节制这个全球政治时代的种种全球问题：例如如何调节全球化造成的各国内部经济失衡；如何建立各国普遍认可的全球政治、安全行为准则；如何从政治哲学层次去建立文化的多样性，而不是把文化多样性仅仅理解为衣食住行的差异。
不过无论如何，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让这本“打分”或者“揭内幕”的书更具有了深度。在笔者看来，这些问题不仅对美国下届总统有价值，对关注中国外交的人来说，如何顺应这股历史潮流，同时稳妥处理好国内外这股情绪。也将是一个中国崛起进程中必须思考的大问题。
Zbigniew Brzezinski, Second Chance: Three Presidents and the Crisis of American Super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7

布热津斯基为冷战后三位美国总统打分

《第二次机会：三任总统与美国的超级强权的危机》（Second Chance: Three Presidents and the Crisis of American Superpower ）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著，基本书业（Basic Books）2007年3月5日出版，精装本240页，定价26.95美元。

时隔三年之后，布热津斯基再次推出他的新著《第二次机会：三任总统与美国的超级强权的危机》。他的上一部著作是2004年的《抉择：全球统治还是全球领导》（The Choice: Global Domination or Global Leadership）。作为美国最为知名的几个战略家之一和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的每一部著作都会引起人们极大关注，相信这次也不会例外。更何况他在书里竟然一改离任高官著述不轻易臧否人物的传统，为最近的三位美国总统，即前两任总统老布什、克林顿和现任总统小布什的外交政策打起分来！
布热津斯基给老布什打的分是B，克林顿是C，小布什则是出人意料的F。我们知道，这三位总统的任职期正好是在美国打赢了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对抗后进入的所谓“后冷战时代”。在布热津斯基看来，冷战结束至今的近20年时间对美国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美国历史性地取得了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他在书里将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分别称为“世界总统一世”、“世界总统二世”和“世界总统三世”（Global Leaders I, II and III），绝大多数国家都真诚地承认美国的领导地位，对美国具有强烈的好感，因此，美国只要能很好地把握住这个机遇，她的超然地位势必将维持和巩固下去，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唯一超级大国！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总统的能力高下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一个有优秀能力的总统能让美国的地位维持和巩固下去，而一个能力差的总统却完全有可能让美国的优势丧失。让布热津斯基感到遗憾的是，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这三位后冷战时代的美国总统，他们之间虽然能力高下有别，但总体而言都不够称职，都没能很好地把握住这个重要的机遇期，尤其是小布什，不但没有给美国的地位带来好处，相反却把美国拖向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
需要指出的是，空前的机遇也往往意味着空前的挑战。在新的后冷战时代也同样出现了许多对美国而言全新的挑战，其中有的挑战要应对甚至是异常艰难的。布热津斯基在书里列出的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机遇和挑战主要有：
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获得辉煌的军事胜利，但在政治上这一胜利却被白白浪费，以至于巴以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敌意开始出现并逐渐上升；北约和欧盟的扩大；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全球化得以实现机制化；亚洲金融危机为一个东亚经济联合体的出现打下了基础，这个地区联合体或将被一个崛起的中国主导，或将出现中日制衡的局面；两次车臣战争，科索沃战争，以及最为重要的，普京的当选俄罗斯总统，使得这个国家重新回到独裁主义和民族主义状态，并利用其丰富的天然气和石油资源成为一个能源超级大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先后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以及朝鲜和伊朗不顾国际社会的重重压力一心要发展核武器；9·11恐怖袭击事件，使得美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有了本土遭打击的恐惧，于是在此心态下出现了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战略；大西洋同盟因为伊拉克战争分裂，欧洲的政治一体化进程遭受严重打击；后9·11时代，美国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向世界展示了天下无敌的军事力量，但由于一系列的战略失误，逐步陷入困境，中东濒临崩溃。
以上就是在冷战后三位美国总统任下发生的主要大事。那么他们三人面对这些事件的表现又如何呢？布热津斯基在书里首先评价了老布什。这位总统及其团队具有良好的外交手段和危机处理能力，因此能够在伊拉克侵入科威特后迅速组织起一支强大的国际干预部队。但令人遗憾的是，老布什不但缺乏那种果敢的信念和大胆的想象力，也缺乏系统的战略思想，致使美国在冷战和海湾战争这先后两场胜利后没有大胆地乘胜追击，从而没能将胜利转化为政治成果，因此布热津斯基只给了他“B”的分数。
而克林顿－－在布热津斯基看来－－同样具有缺乏坚定信念和战略思想的缺点，他在任的八年里，美国的外交战略一直处于一种左右摇摆、缺乏方向的状态，他只是一味乐观地相信，全球化会逐渐地消除世界的冲突－－历史证明这种想法是幼稚的。尤其是他的第二任期，几乎把全部的精力用在法庭辩护上了，根本没有余力再去考虑外交事务。克林顿得到的分数是“C”。
至于小布什，布热津斯基认为他具有他父亲和克林顿所欠缺的是非感和坚定信念，甚至还拥有一整套宏大的思想理念（新保守主义），只可惜太缺乏外交手段，太顽固、太教条主义，致使美国陷入今日的困境。布热津斯基干脆将之形容为一位“灾难性的”总统，给他打的是最低分“F”！
很显然，在布热津斯基眼里，美国冷战后的三位总统都是不合格的，浪费了历史赋予美国的机遇。虽然如此，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还有第二次机会，因为当前还没有第二个国家有资格担当起世界领导的责任－－只是再也不会有第三次机会了，所以美国必须珍惜此后的几年时间，尤其是未来的20个月，对美国而言更是至关紧要，假如伊拉克的局势更加恶化，或者挑起对伊朗的战争，那么美国自冷战结束后获得的世界领导地位将很快丧失。因此布热津斯基期盼，这接下来的“世界总统四世”，即下一任美国总统，会是一位既有坚定信念，又有良好外交手段和危机处理能力的人。
不过，布热津斯基的看法显然过于理想化了。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詹姆斯·林塞（James M. Lindsay）就认为，首先，美国在冷战后的地位并非象布热津斯基认为的那样优越，因为美国的独大很快就促使竞争对手或潜在的竞争对手结成联盟共同对付她，其中最突出的是俄罗斯和中国。其次，布热津斯基夸大了美国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比如在中东，老布什当时仅仅中断了对以色列的贷款，以促使其停止在西岸建立定居点，结果就被美国的以色列支持者疯狂责骂，他还能做什么呢？最后，布热津斯基认为当前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敌意始于冷战后，但实际上却早在他所服务的卡特政府时期就开始了。林塞精辟地指出，卡特总统当时对伊朗巴列维王朝倒台的软弱反应致使伊斯兰革命于1979年获得成功，取而代之的霍梅尼原教旨主义政权开始疯狂地抨击美国，这才是美国在伊斯兰世界被妖魔化的真正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