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陶小鲁后，我曾经无数次地想起她，想起皖南的那栋灰色建筑，想起我们最初对于性的好奇而相互抚慰的身体。年少的时光比天空中飞舞的鸽子还要轻快，转眼之间就消逝得无影无踪，但她带给我的忧伤却经久不息。在那所房子里发生的事和经过的人都已远走，陶小豫自那次省城分手后就再也无处寻到，关于她的消息就如冬天穿过门缝的冷风般断断续续。这段我自以为最真诚的友谊显然比想象中更短，陶小鲁消失得更快，快得找不到解释的机会。他们的样子离我越来越远，在记忆之中，渐渐退去。与此同时，我正在经历成长馈赠与我的快乐和忧伤。

场部的那间灰色建筑，曾经带来快乐和幻想的房子我数次经过，随着岁月的流逝，那栋建筑失去了最初的光华，显出迟钝和令人绝望的灰暗。我仰视那扇窗子，由于没有窗帘的衬托，窗口就成了孤零零的黑洞，像迟暮的老人张开的嘴。有一次，当我经过那扇窗子时，无意中看到一张清秀的脸，那是一个面色红晕的女孩，三年时间，当初扎着羊角辫的小女生就已经亭亭玉立，让我不得不对飞逝而去的时光唏嘘不已。

2

离开呼和浩特的那天，天空布满了铅灰色的云朵。在内蒙古持续不断的晴朗中，那些低垂的阴霾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好像将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我来到行李房，看到里面坐着个胖乎乎的年青妇人，由于过于健康而显得精力十足，她嘴里吐着瓜子壳，二只胡罗卜一样的胖手上下翻飞，正在织一件天蓝色毛衣。我把牌子递给她，她抬了抬眼皮，大声地说：

“你存了二十天，共十六元。”

那天，我从窗口接过沉甸甸的筒包，忽然想起很遥远的事情，想起我的父母把我领回去的情景。是的，那个时候，我不就是这只被寄存过的、灰蒙蒙的筒包么？

很久之前的下午，我的父母在那条县城通往乡村的土路上匆匆地行走。他们踌躇满志地要带回自己寄存在亲戚那里的孩子，这个命中注定将会带给他们灾难的孩子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麻烦。七年的时候，这对不负责任的父母甚至已经忘却了自己孩子的长相，他们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只是那张在灰尘中时隐时现的肮脏的脸。在没有踏上这条寻子之路前，他们用了几个晚上时候进行了深刻的交流，七年的平静生活让他们对农村流传的“孽子”论发生动摇。母亲在灯下站起身，墙壁上的影子显得高大无比。她询问：“我们要走了，是不是要把娃接回来。”

“不是说要让他给你们沈家继承香火么。”父亲反驳着。

“他是我的娃，我不想让他在农村受罪。”母亲坚定地说。他们要接我回来与其说是出于亲情莫如说是因为同情。

由于统一了意见，第二天他们走在土路上的步子就变得坚定无比。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午后，路两旁的玉米发出令人窒息的熟捻的香气。他们因为气味的鼓舞而走得十分卖力。那时，我正在地里掰玉米，我把成熟的玉米棒子堆在田垅上，我干得匆匆忙忙，汗水像油一样粘在衣服上，我要趁天黑前把半亩玉米掰完。忙碌使我来不急擦汗。那时我身材矮小，玉米杆又过于高大，所以，站在地头的父母很久都没有确定我具体的位置，他们只能看见若大的地里玉米杆摇摇晃晃。后来，母亲开始试探性地喊我，“庆儿。”

我抹了把脑门，把汗珠摔在地上，当我听到急切而陌生的呼喊时，钻出玉米地。我看到了曾无数次在路口等待的人，刹那之间，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事实上无需辨认，因为世上不可能有人比我更象自己的父亲。我看到被放大数倍的自己的形体挺拔地立在地头，身上是一件绿色的短袖制服，白晰的面庞让四周的景物黯然失色。他面色苍白，目光慌乱，双唇象刀削般的紧闭，额前微微卷曲的发像水波般流向一侧。我看到两个因激动而抖动的身子，突如其来的幸福让我的身子摇摇晃晃。我咬了咬牙，确定这一切不是做梦后，怯声地喊着，“俺爹。”

母亲奔向我，像要撕碎般地抱住我，脸上流出的悲喜交加的泪水和汗渍堆积在一起。须臾之间，水珠滚滚而下。她忽然撕心裂肺般地叫着我，“娃啊。”

过度的热情让我恐惧，在她的怀里，我徒劳无功地挣扎，轻声地说；“俺妈，俺身上好脏。”

田垅上堆累如山的玉米棒让父亲皱起眉头，他看到田埂上那只比我低不了多少的大竹篮，心痛地问我。“你舅就让你干这个？”

“还有。要刈草，喂猪。”我回答他们。

在三岁时把我丢弃的父母帮我拾起堆积的玉米。父亲挎起竹篮，动作生硬，我奔过去使劲地要把竹篮从他的臂弯里夺回来，我说，“爹，俺来，挺重的。”那天，我们三人一起回到学校，这是我三年来幸福的刹那，我们在那条路上无声地行走。那一刻，我像骄傲的王子。

事实上在离开这所座落于旷野上只有3名正式教师的小学后，我的舅母就开始为自己的愚蠢而后悔。当我的父母风尘仆仆地赶来时，她只是站在门边用手漫不经心地指出我掰玉米的地方，她甚至都没有陪他们同来。也许她是想让我的父母发现我的勤劳，但一个十岁孩子的无意识的勤劳显然是出于一种虐待。

多年之后，舅母在太阳下走进望不到尽头的玉米地里，在林立如枪的玉米杆丛中穿梭。她挎着竹篮，挥汗如雨。这时，她终于意识到我的离开给这个没有子嗣的家庭所造成的损失。她坐在田垅上歇息的时候，无数次地重新设计我和我父母不同的见面方式。其中最好的方式是我穿着干净而整洁的衣服正坐在桌边做习题，桌子上堆着包着彩色玻璃纸的水果糖。“这样多好，他们肯定不会要回孩子了。”她想。

多年之前掰玉米的那天晚上，父母和舅舅、舅母之间进行了一次关键的谈话。这次谈话由于意义重大而显得神秘莫测。隔着门缝，我只能断断续续地听到细枝末节。由于窃窃私语，我不能听到重要的内容，这让我大失所望。我看到他们围着白炽灯而坐，把身后的影子弄得巨大无比，只要他们轻微地晃动，影子就张牙舞爪。这次谈话舅母因为自己的失误而处于下风，他们像转让商品般地谈论交换的价格，最后，价格的标尺在六千元上停止了移动。1999年，最窘迫而又急于用钱的时候，我将手机送进典当铺，后来，用一千元把它赎回来时，我忽然想起多年前的自己，显然，我的父母把我当成这只手机、把那所学校当成当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