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刮着冷风的晚上，沈春林推开女人虚掩的门。随着门轴忧伤而又低沉的吱哑声，他的心情压抑到极点。他阴沉地走进屋子里，没有象以往一样抱起他视若珍宝的女人，而是坐在炕上，吸了支烟，女人脱光后躺在他身边，闭上眼，等待着他的爱抚。沈春林低下头，掀开被子，他嗅到了女人下体处陌生男人的气味，这种气味让他妒火中烧。他凶狠地分开女人的双腿，疯狂地刺入，他在女人的肉体上发泄自己的不满。事后，他问刘阿姨，那个把气味留在她体内的男人是谁，女人抽泣着说：“村长。”

“你为什么要和他这样。”他问。

“你以为我想和那个老不死的睡觉。”女人忿忿地说。“我不陪他睡，他就要把我们的事捅出来，他说要让我挂着破鞋游街，要让你坐牢。”

“他敢，瞧我不弄死他。”沈春林发狠道。

“我又不要你娶我，你们不是一路货色么。”女人说。

“被一个人日是日，被一百个人日也是日。”

几天之后，村长趁着夜色又要赶到刘阿姨的小店时，遭到躲在白杨树后的沈春林的致命一击。他还没来得及喊一声，就为偷情付出了生命。

沈春林提着带血的铁镐奔到刘阿姨的屋里，要她赶快收拾东西。“我杀人了。”他说。他要带上自己心爱的女人离开。

这一切让刘阿姨大惊失色。短暂沉默后，刘阿姨坚定地摇着头说，“你快跑，我不跟你走。”显然，他知道，如果他们一起失踪，那发生在村子里的杀人案就永远和她迁扯到一起了。她是个聪明而又冷静的女人。

复仇后的沈春林没有丝毫快感，杀人带给他的是巨大的恐惧。他失了魂似的跑回家，简单地收拾了一下，甚至没敢和自己的婆娘打声招呼，就开始了亡命生涯。

沈春林杀人事件使这个远离城市的小村不再宁静。警车开到村口，许多穿制服的人来到村子里，开始调查。我发现那些制服和我三岁的记忆里父亲的装束是极其相似。于是，我问一个中年刑警，认识不认识叫杨世光的人。“他是做什么的？”中年人以为我是杀人案件的目击证人，警觉地问。“他和你们一样，是警察，他是我爹。”我充满自豪地说。中年人把手一挥，不耐烦地说：“走开，不认识，我在办案。”

孩子们穿着过节时的衣服，像狗一样地尾随在穿制服的人身后，穿制服的人转过身，生气地一跺脚，孩子们就像风一样地飞散开来，但顷刻就又聚到一起。女人们矗起耳朵靠在门边，她们不愿放走一些消息，她们赶集时把听来的消息飞快地传递，好让这个村子和这件杀人凶案一样赫赫有名。

对于经验丰富的刑警来说，这是再简单不过的案子了。他们找到刘阿姨和沈春林的女人，一个人询问，一个人做笔录。他们让这两个女人沾上印泥，在笔录上按下手印，当他们要这两个女人签名时，两个女人异口同声地说，“不会写字。”

第二天下午，刑警把村子里的人招集起来，一个讲标准普通话的人举着喇叭。胸有成竹地对村里人说。
“是情杀。”


五、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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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夏天，我一个人在内蒙古大草原上游荡。那是片很久之前的草原，天空是一种明朗的蔚蓝色，风从远处拂面而过，草原开始轻微地摇晃。

那一年，我19岁。我的心灵就像那片摇摇晃晃的、被风吹过的细长叶片。离开农场三年后，过度的自由已经不再让我不知所措，在不经意之间，我跨过了生命中成长的重要阶段，把过去的忧伤和快乐抛诸脑后。我要寻找新的快乐，好奇的目光关注的是次第展现在面前的年青的世界。这片世界充满着想象中的活力。它也有爱和欲望，这和少年时期也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对于爱和欲望的追求变得目标明确，没有了迷茫和惶恐，没有了最初的懵懂无知。所以，它们在青春时带给我的冲击就有些大打折扣。

我看到一匹栗色的马驹，马背上跨着穿着鲜艳的红色T恤的少年。他夸张的动作显然受到了父亲的影响，但比父亲更加张扬。年少的张扬赏心悦目。在奔跑中，马驹和少年开始出汗。我用羡慕的目光注视两个年轻而鲜活的生命，他们用奔跑来渲泄无忧无虑的快乐。他们在我身边飞驰而过，马蹄践踏着草地出“扑扑”的声响，像雏鸟在风中展开的羽翼时的声音。我看到少年面庞泛着健康的红晕，过于肥大的T恤像旗帜般地飘扬。经过我身边时，少年用疑惑的目光看我一眼，勒住马，宽厚地憨笑着，右手做了个生硬而动作很大的手势，他挥着臂说：“你好，外乡人。”

我以一个外乡人的身份闯进属于少年和马驹的草原。草原在明亮的阳光和温醺的风中拂动。这一切和最初我走进陶小鲁的窗前看到的景象是何等相似。那个窗户能看到紫色的如凝固般的在天边的山峦，少年的风和阳光轻若蝉翼。田野上正在拔穗的庄稼轻微地摇晃，看不到尽头。

劳改们穿着比天空略嫌灰暗的蓝色囚服，弯着腰在地里蓐草，他们把蓐出的草准确地扔到田垅上，趁着直起腰的间隙相互打趣，开粗俗不堪的玩笑。每当远处有衣着鲜艳的女孩走过，他们就像醉酒般无比兴奋，几十只青蛙鼓动着肺叶，发出异常响亮的歌声：

“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呀，往前走，莫回呀头！！！”

他们想以歌声留住逐渐远去的女子的步子，但现实总是让他们失望，他们只能换来管教大声的喝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