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过失

很久前的下午，骤雨初歇。我站在九大队的家门口，不久前的一场飓风吹倒了根基浅薄的紫穗槐。那种树在春天开着像牙齿一样的白色花朵，招得蜂蝶飞舞。劳改们三人一组专心地把那些倾斜的树木扶正、培土，他们在培好的泥土上蹦蹦跳跳，走着看似欢快的步子，像幼儿园里孩子们盲目而欢快的舞蹈。有的人脱下裤子，在新培的泥土上撒尿，他们用快乐的抖动来记念这件有意义的事。

杨世光站在车边，正准备送一个刑满释放的犯人，没有获得自由的犯人们拿出羡慕的目光，那些人用粗俗的语言为他祝福。我听到杨世光用浓重的山东口音说：

“出去后老老实实做人。希望我以后不再看到你。”

我听到杨世光的话里有些反讽的味道，在我的印象里，劳改们比任何一个自由人都老实许多。真正不老实的却是那些农场管教和他们的孩子们。所以这句话如果由劳改对着管教或管教的孩子们说才会显得真实可信，但劳改们从来不会这么说。

在一个飘着细雨的日子，青山中学初二教室里，政治教员赵娟站在课桌前，义正严词地对我们说：“你们这些农场子弟，每个人的所干的坏事都够判十年徒刑。”

在此一分钟前，她正在黑板上写字，她想在那天下午告诉我们什么叫剩余价值。赵娟老师的板书显然比她的长相好看许多，这样的结果是，上课时，她总是不停地在黑板上写字。她很快就发现自己成了农场孩子们练弹弓的靶子。那天下午，她被两只弹丸同时击中，后脑勺肿起两只紫色大包，藏在头发里象两只闭着的眼睛。

吃了亏的赵娟老师写字时警觉地歪着头，看上去像正在经过主席台的士兵行注目礼，有一种威仪的气质。但这样写出来的字却失去了娟秀之风，赵娟老师要么放弃漂亮的板书，要么忍受弹弓的袭击，这是两难的选择。终于有一天，她弄了顶安全帽戴在头上，不但能承受弹子的打击，还显得英姿飒爽。

戴上安全帽的赵娟让我们羡慕不已，那段时间戴安全帽上学成为时尚，这样学校看上去更象一个建筑工地。于是有人建议把贴在墙上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标语改成“安全生产，人人有责”。这个建议让我们欢呼雀跃。当他们把洋洋洒洒的意见书交给校长时，这个戴眼镜严肃得令人敬畏的校长还没有失去理智，他用两个字浇灭了人们的热情：

“荒谬。”

那一年，高三学生填写志愿的时候，很多人都把报考建工学院作为首选。于其说是对建筑的挚爱，不如说是对安全帽的向往。

就在我们对安全帽趋之若鹜的同时，农场发生了一件大事。

那是星期天的晚上，天上有溶溶月色，空气中弥漫着紫穗槐沁人心脾的香气。农场的知青们成双成对地在大堤上散步，孩子们在河滩上分成几组，玩一种百玩不厌的战争游戏，女孩子聚在操场跳房子。劳改们看完新闻联播后，在规定的区域内自由活动，有些人写家信，更多人聚在一起谈论女人。

春天的傍晚无比美好。我投入到有趣的战争游戏之中，挨了几块泥土，灰头土脸地跑回家，这时我看到九大队教导员杨世光坐在桌子前哼着小曲，手里摆着他的54手枪。他不停地拉动枪栓，发出清脆而诱人的声音。在我印象里，枪一直放在柜子里，从来就没有动过。看到我无比羡慕的样子，杨世光拍拍我的脑袋，拿了块油布让我给他擦枪。我抚摸着冰冷的铁器，无比激动。看到我贪婪的目光蛇一样缠在枪上，杨世光轻率地许诺，“儿子，执行这次任务后，带你去练几枪，让你过过枪瘾。”

“什么任务。”我好奇地问。

“小孩子别问，擦好枪睡你的觉。”杨世光一脸严肃。

那天夜里，我带着对打枪的无比向往进入梦乡。在我做着打枪的美梦同时，农场的许多知青正在经历一场噩梦。

谜在第二天清晨揭开。原来那天夜晚，全省统一行动，对前期摸排出有劣迹的人实施抓捕。许多知青刚刚散步回家，他们在泡脚、上厕所、刷牙的时候被抓。开始抓捕还经过正常的手续，出示一张盖了章的逮捕令，铐上全金属手铐。后来，逮捕令和手铐用完了，公安和武警就地取材，简单出示证件后，弄根鞋带把被抓人双手反绑，扣住两只姆指就带走了。那次抓捕持续了三天之久。有劣迹和前科的人基本被一网打尽。

第二天早上，当我背着书包上学的时候，看到一车车疑犯带到场部，他们被扔在解放汽车的后箱上，低着头，背着手，像被烧红的大虾。押运的武警抬起脚，把他们陆续从车上揣下来，有些人落地时一声不吭，有些人痛得龇牙咧嘴，更多人发出猪一般哼哼叽叽的声音。这些声音的陪衬下，那次抓捕尤为壮观。

许多年之后，我在上海应聘时，脑海中忽然出现了那次抓捕。那一刻，我们这些参加应聘的者就像被绑在车上的劳改，任人宰割。那是一次极不公平的较量，所有被抓捕者聚在一起，经过简单的分组，开始接受审讯。那是一次荒唐无比的审讯，每个人都分摊几十个疑犯，疑犯们排着队，背着手，象小学生一样地遵守纪律。这和上海应聘也没什么不同。不同的是应聘者手里都抱着看似重要、其实一文不值的资料。审讯者清清嗓子，开始决定命运的审讯。简单的审讯因为无比可笑而在农场广为流传，举例说明：
审讯者问：“受讯人姓名，籍贯？”

答曰：“胡卫旗，安徽人，家住劳改农场。”

“知道为什么把你弄进来么？”

“不知道陈叔。”胡卫旗认出审讯他的管教姓陈。

陈管教马上拿出和蔼可亲的表情：“卫旗，我们都是农场的，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你做的那些事我们都清清楚楚，你现在说出来，叔叔看着你长大的，说出来就没事了。”

受讯者哭丧着脸：“陈叔，我能有什么事呐，不就去年没钱买烟时，在街上问乡下菜农要了几包烟钱么。”

拿到证据的家伙把脸一变，厉声说道：“好，你这是抢劫罪，够判几年的。”

严打时量刑就这么简单。

那年，为了防止裙带关系，各大队都采取了交叉审讯的方式，但这种草率地决定命运的办法难免百密一疏，就是说，还是有一些老实人被抓了进去。那几天，农场到处过节般的吵吵嚷嚷，有一种令人愉快的热闹。许多经常见到的熟悉面孔一夕之间就不见了。等再次看到时他们都推光了脑袋，挤在车上，手里戴着闪闪发光的不锈钢铐子，由武警押到省城集合。

那是一个飘着细雨的清晨，数百名光头挤在解放牌汽车后箱上，给人一种天亮得偏早的错觉。押车的武警站在最后的车子里，车上架着班用轻机枪，雨水落在枪管上发出幽蓝色光芒。使清晨蒙上了令人压抑的悲壮气息。

孩子们恐惧地注视着这支奇形怪状的队伍，他们抱着大人的腿，从裤裆下伸出脑袋，左右摇晃。这些人最终将被流放到新疆石河子，听说他们在那里将得获得有限有自由，他们在那片大漠深处的自由之地呼吸干燥的风，看日升日落，数月园月缺。在那片人群里，有一个叫孙小川的年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