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49年底，大陆只有38个特务组织与台湾还有电报联系，这就迫使台湾的保密局不得不重新派遣大批特务以加强对大陆的破坏，但由于失去了组织系统的支持和掩护，这些派遣特务也很快束手就擒。

    协助公开战场

    当时秘密战线在战场上的对决主要反映在蒋匪军主力集中的西北和西南。秘密战线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进攻中的解放军尽快突破蒋匪军防线，消灭继续顽抗的敌军。

    西北战场。1947年秋，我党西北地下情报网遭到破坏，大批情报人员被捕。但我党很快又建立起了新的地下组织，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情报小组就建立在胡宗南所部的电讯机要部门。从1949年2月起，这个情报小组用胡宗南所属部队的三部电台同西柏坡联络，很多情报甚至直接送到了彭德怀、习仲勋等西北战场领导人的手里。

    1949年7月10日至14日，我第一野战军进行了“扶?战役”，先以一个军的兵力，从胡马联军接合部穿插迂回到敌军背后，形成合围后，发起全线总攻。这个情报小组在战役打响后，利用所控电台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胡宗南下达的作战命令先发给西柏坡，然后想方设法拖上几个小时再发给胡宗南所部；二是有意干扰与马军的电讯联络，使得马军无法增援。此役一举歼灭胡宗南部4个军，完全解放了关中，为解放大西北和进军大西南奠定了坚实基础。

    西南战场。刘邓指挥的第二野战军在解放大西南时，得到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时任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中将参谋长刘宗宽的暗中大力协助。

    南京国民政府被迫从广州迁逃重庆后，企图依靠盘踞西南地区的胡宗南集团为主力，凭借西南地区的险要地势，与人民解放军长期作战。如战局不利则可退向西康和云南或逃往国外，依靠外援，东山再起。蒋介石在制定其防御战略时认为，川东地形复杂，路途艰险，不利于大兵团行动，解放军选择此处入川的可能性不大。川北的陕西和甘肃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根据地，交通比川东发达，补给方便，解放军极有可能由陕南和甘南入川。于是，他亲自调兵遣将，在川北集结重兵。不料第二野战军恰恰隐蔽地从湘西、鄂西、黔北蒋军兵力空虚的川东入川，直逼重庆，使得蒋介石措手不及。

    诱导蒋介石对防御方向作出错误判断的就是刘宗宽。他作为制定战略的参谋长主要做了三件事情：一是诱导战略错误。他在战略构想时断言解放军必学三国时的邓艾，由陕入川，因此建议把防御重点由川东移向川北，加强对防御川北的胡宗南部的支持。这一建议正中胡宗南下怀，因此得到其大力支持，从而顺利得到蒋介石的首肯。二是暗留“后门”。川东防御也是刘宗宽部署的。从图纸上看，也有许多部队，其实都是没有战斗力的散兵游勇。二野主力正是按刘宗宽的设计与建议，从这里未受阻挡就进入川东，而后直插重庆的。三是干扰蒋军从川北回防。他利用职权使蒋军主力罗广文部在川东与川北间疲于奔命，尚不及喘气就被击溃。尤其在重庆即将解放的最后时刻，帮助解放军赢得了时间。

    策动起义

    人民解放军在渡江战役后作战的基本原则，就是运用毛泽东确定的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解决战斗。首先就是决不放过一切机会和可能用北平方式争取和平解放。为此，中共中央在1948年专门作出决定，责成中情部主管对敌策动起义工作。这样，策动蒋军起义，尤其在新中国建立前后整地区整建制地策动起义就成为当时的重头戏。在这些起义中比较著名的有：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起义，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及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起义，“两航”起义和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起义。

    程潜、陈明仁起义。程潜在国民党中资格老，又是当时长沙的主要负责人。陈明仁则直接掌握着长沙的守军。从1948年下半年起，中共湖南省工委、中共上海情报系统和中共华中局社会部就不断派人做程、陈二人的争取工作，并卓有成效。有意思的是，程、陈二人对起义有两大顾虑：一是担心不能得到谅解，希望得到毛泽东的文字保证；二是与前线的第四野战军素无交往，担心长沙解放时受到人格侮辱。为此，华中局社会部专门派员，携带毛泽东致程潜的电报和林彪给程、陈二人的亲笔信赶赴长沙，才最后打消了他俩的疑虑，促使其于1949年8月4日通电起义。

刘文辉等人起义。刘文辉等是国民党四川地方实力派的高级将领，曾经积极堵截过红军长征，但在抗战期间又与中共中央有了联系，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有了一定的认识。经过多年的交往和争取，双方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从新中国成立之时起，中共中央加紧了对刘文辉的争取。 1949年10月18日，刘文辉终于发电请示周恩来，该如何配合解放军的入川行动。

11月间，解放军对四川之敌实行大迂回、大包围，对刘文辉等人所部形成强大的军事压力。 12月9日，刘文辉等人宣布起义。朱德特地致电，欢迎他们参加人民阵营。

卢汉起义。卢汉起义是中共中央、中共南方局、中共华南局，尤其是中共云南地下党长期进行统一战线的结果。 1949年2月下旬，卢汉派与中共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到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递交了他致毛泽东、朱德的信，表示反蒋的决心。 5月11日，中共中央要求卢汉派全权代表直接到北平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谈判。同年7月21日，毛泽东对争取卢汉起义作出指示，指出卢汉如能于解放军进入云南时举行起义，宣布反帝、反封建、反蒋的立场，云南问题可以和平解决，卢汉所部可以编为人民解放军序列。1949年12月8日，中央军委发出进军云南的命令。 12月9日，接到中共中央指示的卢汉通电全国，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派，服从中央人民政府。

卢汉起义中最为精彩的一招是软禁反动派将领。当日，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总统资政的张群飞抵昆明，打算安抚卢汉，以稳定云南局势，守住云南这块“反共基地”。卢汉乘机软禁张群，并利用张群的名义，召集中央军的两名军长、宪兵司令、空军司令以及军统云南站站长等握有实权的重要头目开会，以“商讨反共复国基地建设大计”而将其软禁，同时还接管了国民党驻滇的各种机构。西南各地随后也纷纷响应起义。

12月11日，毛泽东与朱德联名致电卢汉，指出卢汉率部起义“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现我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已进驻重庆，为便于解决云南问题，即盼与重庆直接联络，接受刘邓两将军指挥”。同时指示卢汉准备迎接解放军进驻，执行约法八章和刘、邓发布的四项公告，肃反镇反，与云南人民武装建立联系等。卢汉复电表示完全接受，并切实执行。西南重镇昆明与西南地区就此和平解放。

此外，1949年11月发生的 “两航”（指国民党政府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起义也产生了重大的连锁反应，使得国民党政府的驻港机构大批起义。

解放战争共消灭蒋军800余万，其中1／4约180万和平起义，对瓦解蒋军起到了重要作用。

摧毁潜伏特务网

新中国成立时最让蒋介石意外的恐怕就是国民党在大陆精心布置潜伏的庞大特务网迅速土崩瓦解。这和卢汉的起义有直接的关系。

卢汉在起义前之所以能够成功诱捕国民党在昆明的不少关键人物，是因为在发出的会议通知单上盖了张群的私章。作为交换，卢汉在起义的第二天就把张群送去了香港，还他以自由。

军统云南站站长兼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少将处长沈醉在接到当晚去卢汉家中开会的通知后，颇感担心。但刚到昆明布置潜伏任务的西南区区长兼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少将处长徐远举抢过通知一看，忙说:“没错，这是张群常用的图章。这一下你可放心去开会了。 ”有了上司这样一句话，沈醉就只能前往，结果做了俘虏。

沈醉被扣后在拥护卢汉起义的通电上签了名，还检举了当日正途经昆明准备飞台湾的徐远举、西南区副区长兼重庆卫戍总部稽查少将处长周养浩、保密局经理处少将处长郭旭和总务处少将处长成希超，使他们被卢汉扣押。此外，还有一批中统系统和军事情报系统国防部二厅的关键人物也同时被捕。

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特务机构的关键人物，共20余人。审讯的结果，不但弄清楚了国民党政权在溃逃台湾前夕所制定的“四大计划”，还基本掌握了三大特务系统在大陆潜伏的特务网络。这些极其重要的情报被迅速送达有关部门，在最短的时间内，大批特务，尤其是各级特务组织的负责人纷纷落网，使得众多特务组织顿作鸟兽散，破坏力也大为降低。

到1949年底，大陆只有38个特务组织与台湾还有电报联系。这就迫使台湾的保密局不得不新派遣大批特务以加强对大陆的破坏。但由于失去了组织系统的支持和掩护，这些派遣特务也很快束手就擒。可见国民党潜伏在大陆上的庞大特务系统，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已经分崩离析，至于在随即开展的大肃反中就更是无处藏身。此外，大陆上数以百万计的政治土匪也因为失去了国民党特务骨干的指挥、联络和供给，变得人心涣散而不堪一击，在短时间内也土崩瓦解。(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