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德奎

    1946年9月27日，南京国民政府参政会驻委会第九次会议召开。这次会议原准备了好几个议题，但是，委员们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讨论一个问题上，那就是“何德奎案”。9月28日，《中央日报》刊出了一则题为《讨论何德奎案，并请谢部长答问》的新闻。新闻说：“检举何德奎附逆案，昨日参政会驻委会第九次会议中，再度引起热烈讨论。各参政员以此案提出，迄今时达二月，但政府方面尚无复文到会，司法方面亦未提出检举，致该案拖延至今，久悬不决。各参政员更就法理与事实，分析何德奎服务之机关及其行为，以说明其是否附逆时，发言尤为热烈。”

    那么，何德奎究竟是何人，他被检举“附逆”，究竟有何依据，又为何久悬不决呢？

    何德奎声名显赫，因何被告“附逆”

    “这个案子涉及到的，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工部局副总办何德奎。”陕西师大老教授张翰林告诉记者，何德奎是何氏三杰之一。“这三杰就是何炳松、何炳棣和何德奎。”何炳松，被誉为与梁启超齐名的“中国新史学派奠基人”；何炳棣，在第六届留美考试中名列第一，与杨振宁、李政道等同船赴美留学，专攻英国史及西欧史，获博士学位；而何德奎，则是他们的堂侄。1917年以教育部考试第一名赴美留学。 先后在威斯康星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及硕士学位。“此外，他还和宋子文的私人关系比较好。”张翰林介绍说，何德奎25岁就在哈佛大学完成了工商管理硕士的学业，这个学位，相当于我们今天常说的MBA。在今天随处可见的MBA头衔中，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批留洋的MBA，其含金量是不言而喻的。1928年，何德奎被聘为华人纳税会的英文秘书，同时也被南京国民政府聘为金融及外交方面几种委员会的顾问。“因为金融方面的独特见解和卓尔不群的管理能力，他深得宋子文的赏识。”抗日战争结束后，何德奎成为上海市副市长，不久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府秘书长。

    那么，这样一位人物，为何被检举为“附逆”呢？

    “这和他曾多年在工部局任职有关系。”张翰林说。

    工部局是什么地方？

    据张翰林介绍，工部局是设置于上海公共租界内的最高行政机构。它有自己的警察、法庭、监狱等一套类似于政府的体系，进行市政建设、治安管理、征收赋税等行政管理活动，实质上担任着租界政府的角色。工部局由董事会领导，外国人始终占董事会大多数席位。1928年，开始有华人进入董事会。“何德奎在1928年夏专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会办。1937年升任副总办，成为上海滩赫赫有名的人物。”

    “正是因为有在工部局工作的这段经历，使何德奎被以‘附逆’之名上告。”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的裴志海认为，工部局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些作为，成为身在其中的何德奎“附逆”的罪证。

    工部局背信弃义，陷“八百壮士”于敌手

    “1946年，国民政府参政会对何德奎‘秋后算账’，和当年工部局处理被迫进入租界的‘八百壮士’有关。”裴志海介绍说，1937年，在淞沪会战后期，蒋介石命令第88师留在上海坚守一块阵地。第88师师长孙元良为了保存实力，仅留该师第524团一个加强营，总共官兵420人，坚守四行仓库，这些官兵因号称八百人，被世人称为“八百壮士”。

    1937年10月26日，“八百壮士”进入四行仓库，而上海公共租界由于害怕炮弹引起四行仓库附近的煤气贮存罐爆炸，特别是害怕日本将战火引向公共租界，于是再三请求中国政府下令将“八百壮士”撤离四行仓库。上海市政府与公共租界工部局进行了协商，决定将这支部队暂时撤至公共租界，然后转移出上海。10月31日凌晨，“八百壮士”撤退完毕，然而，当他们进入公共租界后，立即被英军缴械，所有官兵均被送往其新加坡路的“孤军营”予以拘禁。

    上海师大的李铭老师告诉记者，他曾在上海档案馆看到《万国商团关于孤军营问题的备忘录》原件，可以看出，专门用来拘禁“八百壮士”的孤军营是“在1937年10月接通知后马上赶建的”，而《英军关于建立集中营，拘留四行孤军的密令》中，也记载了“八百壮士”进入四行仓库的第二天，工部局便向租界各地段的军事指挥官下达了如下密令：“负责各个地段的指挥官有责任收缴中国士兵的武器，并护送他们进入集中营……”

    “工部局背信弃义，而且在和中日双方交涉时不同的态度更是体现了其亲日的本质。”据介绍，“八百壮士”被拘后，中方立即与工部局进行交涉，但是，工部局以“中立原则”为由，拒绝按原来的协议，让“八百壮士”撤出上海。

    “与此相反，工部局对日本则表现了一副卑躬曲节的态度。“八百壮士”撤到公共租界的第二天，工部局便主动致函日本驻沪总领事。而在此之前，亦曾有过日军溃退到租界之事，然而，工部局既未收缴其武器，更未将其拘禁起来，而是让他们携械安全地离开租界。

    就这样，工部局将 “八百壮士”拘禁在孤军营长达四年多。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开始。不久，日军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随即通知工部局他们将接管中国‘孤军营’，要求工部局交出‘孤军营’官兵名单以及孤军的军械设备清单”。工部局唯命是从。12月29日日军占领“孤军营”，“孤军”军官26名，士兵307名全部被日军押走。“八百壮士”从此沦为了日寇的阶下囚。

    案件久悬未决

    国民政府内部形成争论是关键

    “1937年，何德奎的身份是工部局副总办。因此，国民政府参政会认为，无论是‘八百壮士’事件，或者是沦陷期间，工部局的其他亲日行为，身在工部局的何德奎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就把他以‘附逆’罪上告了。”裴志海说。

    记者在《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46年7.19（六，二一）“戊”中，看到了这样一句话：“参政会检举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何德奎有汉奸嫌疑”。由此可见，何德奎是在1946年7月19日被检举有汉奸嫌疑的，为何到了九月下旬，何到底是不是汉奸还没有个定论呢？以戴笠为首的国民政府的肃奸行动向来以“快、准、狠”而让汉奸们胆战心惊，为何此案久悬未决呢？

    “因为此案在国民党内部形成了争论。争论的焦点，首先是何德奎所在的工部局在抗战期间的行为到底符不符合汉奸的定义。”张翰林说。而《中央日报》上的这篇报道，也引用了当时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关于汉奸的定义，谢氏认为，“构成汉奸因素有二：一为在伪组织担任职务，一为有通谋敌国行为。”

    在此次争论中，谢冠生力挺何德奎，以他为首的一方认为，何德奎当时所服务的工部局，属于国际性组织，虽然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占领租界，工部局亦被占领，但工部局在本质上仍然与敌伪组织是有区别的。此外，何德奎被告“附逆”还有一个依据，是他曾经签署了关于采用伪敌教科书的公文。但是，这个公文，被何德奎留压了四十多天，才在日方的压力下不得不签署，和主动通谋有区别。

    而以何德奎案的提案人罗衡为首的一方认为，工部局在日本人占领上海后，就不能称作为国际组织，因为日本人控制工部局后，1942年1月，工部局英、美、荷籍公董全部辞职，而华人董事均奉国民政府命令退出，日本人冈崎胜男就任工部局总董。工部局就成为了日本人统治上海的工具，而非国际组织。而何德奎辞职的时间，却是在1943年六七月间，汪伪政权接手工部局时。换句话说，何德奎还是在其中为日本人服务了一年多时间。

    谢冠生见争论升级，赶紧重述，工部局是否国际组织及何德奎有无通谋敌国行为等问题，个人意见并非判决书，详细结论要以法院审理判决为准。

    何案并非孤本

    宋子文曾为盛宣怀之孙说情

    “工部局的董事会中，外国人占据了大多数，工部局所有的行为最终决定权都在外国人手里，即便是华人董事也是无可奈何的。把工部局的亲日罪名强加在何德奎的头上，肯定是有待商榷的。况且，何德奎在工部局任职期间，民间的口碑是非常不错的，他廉洁守法，对公共租界的穷人特别照顾，如免费限价平售，办食米公仓等。”张翰林告诉记者，其实，因为身在工部局而被冠以“附逆”罪名的远不止何德奎一人。他曾在《民国军政要员手迹》一书中，看到1945年11月11日，时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宋子文曾致上海高检处首席检察官杜保祺一封密信，信中说，“据报盛恩颐之子（记者注：即盛宣怀之孙）现被军统局扣押，闻为人诬控其在沦陷时期前工部局任事。如只系为曾任前工部局工作，当无何种问题。”

    那么，何德奎案最后将会被如何判决呢？遗憾的是，记者在《中央日报》上并没有查到此案的最后结论，张翰林也告诉记者，他并没有看到过国民政府肃奸资料里，有何德奎的记录。而且，他认为，从宋子文为同在工部局的盛宣怀之孙说情这件事来看，何德奎是不会被定论为汉奸的。“况且，何德奎和宋子文关系匪浅。何德奎因自身的素质深得宋子文的赏识，抗战胜利后，任命何德奎为上海市副市长的就是宋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