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a: 生物燃料的成本没有那么高，玉米柴油的成本大概相当于50元一桶的石油，甚至更底，而且，生物燃料是直接可以用的成品油。

美国市场的汽油价如今没有大涨，就是因为大量掺进去了生物燃料,每个加油站都有标明,加了10%或多少的玉米油,

食品店里是再也买不到一块钱10颗的嫩玉米了。但是13亿故乡人吃饭的费用就要上涨,全球也逃脱不了.吃饭还是开车重要,人类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油的战争

2007年12月06日   三联生活周刊

主笔◎邢海洋

 

　　《货币战争》是今年财经类最为流行的畅销书。它描述了一小撮操控全球货币政策的银行家的最理想状态——制造战争。因为只有战争才能带来财力物力的极大消耗，才能举全国之力，让所有纳税人心甘情愿地向这极少数的银行家“纳税”。这些背后支持参战国的银行巨头双方获利，并且稳赚不赔。

　　进入19世纪后，这一小撮银行家逐步控制了西方的中央银行，把金银挤出了货币发行机制，推行法币，他们由此得以用最安全和最直接的方式向一个个国家的人民收税，这就是“铸币税”。到了这阶段，甚至战争也没有躲在角落里印钞票来得保险而利润最大化，从此再也没人能逃过他们的“盘剥”。

　　这里不讨论这个惊天的“阴谋”的可信度。只是在石油接近100美元/桶的时候，试图看清这个类似黄金的“黑金”是如何支持世界的货币体系，看清石油在日益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价格如何被节节推高的。

　　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正发生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尼克松政府关闭黄金窗口，不再承诺35美元兑1盎司，使黄金正式退出了货币体系。但失去黄金支撑的美元随之不稳，美元急速贬值，全球投资者中的信心一度濒于崩溃。为了重建世界对美元的信心，放弃金本位，开始实施法币制的美国必须找到一种能有效影响价格的实物。1973年底，石油危机爆发，油价飞涨，使美国终于找到了可以替代黄金的硬通货。到1975年，它与海湾国家相继签订协议，使这些国家只用美元进行石油结算。这样一来，全世界需要进口石油的国家首先需要持有美元，而油价上涨，进口国就需要持有美元更多，风雨飘摇中的美元一下子有了依靠，美联储得以继续大量印刷绿色钞票而不引起贬值。通过对进口国的盘剥，世界流通中的石油，至少一部分就变成美国的免费品。

　　现在，又到了石油暴涨的时候，恰逢此时，美元也如上世纪70年代，处于全球投资者的极度不信任中。以石油价格90美元/桶计，全世界每天石油的贸易额达到80亿美元，油价翻两番的结果，每年石油贸易额便多出2万亿美元。而欧佩克(OPEC)国家几年中积累的石油收入也达到了万亿美元。只要有相当小部分需求，都可以救美联储一时之需。在美国政府及其人民积累了大量外债、两年前即人均负债14.5万美元的时候，美元的有序贬值就成为最好的“逃债”战略。其中，石油这一全球工业的粮食便成为有序贬值过程中的支撑。

　　油价最大的获利方，毋庸置疑是石油产出国，但石油输出国获得了美元，除了改善生活，便要寻找投资机会。相当长一段时间，石油美元又流回美国，刺激经济扩张，帮助美国维持国际收支平衡。

　　与“石油美元”对应的是“东亚美元”的概念，近年来，东亚国家依靠廉价的劳动力扩大出口，从美国那里获得顺差，积累的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一个事实是，东亚国家无一例外是原油进口国，他们在原油日益上涨的今天，压缩了自己的利润，为世界提供了更多的质优价廉的商品和服务。在东亚、欧佩克和美国的三角关系中，东亚国家向欧佩克多支付了美元，这些美元又流向美国，东亚就成为唯一的输家。甚至欧洲也未像东亚输得这样惨，一方面他们有海上油田，另一方面欧元坚挺，已经吸引了部分欧佩克的投资。甚至，石油欧元已经跃跃欲试，欲与石油美元分庭抗礼。

　　油价居高不下，美国这一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还有更妙的招数——生物能源。布什政府从来对环境问题无动于衷，甫一上任便退出了《京都议定书》，而2005年8月，却在石油价格步步上涨时推出了《新能源法案》，大张旗鼓地鼓励机器与人类争夺粮食，用玉米提炼乙醇。为确保一个国家的能源安全，在开源和节流间，美国政府本来有多重的政策选择，可整整20年，它的汽车燃油经济性指标都没有变动过。

　　以大机械化的方式种植玉米，再提炼出乙醇，难道不是对能源的巨大浪费？拖拉机耕种和收割机都需要汽油，美国式的耕种更以化肥为支撑，实际上是用古代动植物的有机质生产当代的有机质。美国农场主在每公顷土地上投入的化石燃料是其他发达国家的两倍，更是发展中国家的20倍。即便美国的粮食市场价格最低，生产成本最低，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植物燃料仍是亏损状态，这就足以说明了这种转化经济上并不可行。但美国仍一意孤行，并提出了2017年每年消费350亿加仑替代燃料的目标。即使现在，美国这一生产世界40%玉米的农业第一大国，已经有20%的玉米用于提炼生物能源，世界粮食市场由此怎能不为之混乱。

　　世界上最早进入盈利的是巴西的甘蔗提取乙醇，巴西的水土和光照得天独厚。如果不必和人类争夺口粮，用植物根和茎的植物纤维降解出生物燃料也不失为妙法，只可惜技术尚未成熟。但只要假以时间，不久的将来技术便可实用化。可此时，随着石油价格狂涨，玉米提炼乙醇补贴已经匆匆上马，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机器与人争食的局面。鼓励政策的直接结果便是全球粮食价格翻番上涨，粮食种植急剧按工业要求，而非农畜目的而改变。一轮始于玉米的粮食涨价直接引起粮食涨价，进而是食品涨价，在发展中国家则引起了激烈的通货膨胀。于是，我们见证了我国大豆的大牛市，也见证了食用油价格飙高。客观上的结果就是，美国的新能源政策使穷人为富人的汽车燃料买单。

　　粮食的全球贸易体系中，美国处于和欧佩克相似的地位，粮食年出口量所占全球份额常年稳定在35%左右。又因为生产效率高，农产品过剩，长期采取部分土地休耕制度，而其气候条件完全可一年两熟，可见国际粮价的控制权也基本掌握在美国手中。不过，只因为农产品没有石油那样的分布不均衡，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有现在的人口规模，首先是因为有相应的粮食供应，农产品市场的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远比石油复杂。此前，美国不仅对农场主大量补贴，还不遗余力向海外推销农产品，似乎都在为今天做铺垫。终于，能源进入持续的紧缺阶段，美国就有了紧缩农产品供应的绝佳机会。

　　发达国家，尤其美国、欧洲和日本都高额补贴农产品，等于用政府财政购买到了“本国的粮食安全”，同时又加强了产业竞争力。并且，通过世贸组织等机构限制发展中国家农产品进口关税和贸易管制，试图挤垮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操控全球农产品定价。作为纯出口国，价格越高对美国越有利。而日本这样的进口国，因为实行了高关税，粮价变动并不对本国物价构成威胁。

　　把粮食和石油做一个对比，粮食的世界版图类似于石油在生产和消费中的格局。由于能效大规模提高，又由于GDP更多地转向高科技领域，发达国家抵御石油危机的能力远比上世纪70年代加强。而我国目前却正处于重化工业阶段，对能源的依存度远高于发达国家。经济学家通常用油价上涨导致进口国石油进口费用的增加对GDP的比值，来衡量进口国经济受到冲击的强度。仅就原油进口而言，1975年美国的这一比值为0.8%，1979年为1.8%，按照当下美国的原油进口量和GDP及石油价格上涨估算，这次石油价格上涨对美国的冲击强度要小于1%，要弱于前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强度。而我国，油价上涨使我国在2006年多支付了153亿美元，今年更多。能源上涨加上粮价上涨，CPI居高不下。

　　美国的新能源政策可谓一石三鸟，后续威力逐渐显现，食品价格上涨使我们的CPI攀高，进而影响利率预期。正当人民币升值呼声高涨的时候，高企的CPI等于帮助西方推高人民币银行利率，逼迫人民币升值。一轮类似于当年日本房地产泡沫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氛围在我国周边形成。

　　11月16日，央视“新闻联播”里有一段不起眼的新闻引人浮想联翩。我国生产出来世界上第二台钻井深度达到1.2万米的深井钻机，这台钻机乃高70米、重700多吨的庞然大物，全世界只有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生产过一台。1.2万米是个什么概念？地壳的厚度，最薄的地方是5公里，最厚的地方是65公里，12公里的钻机若用在地壳薄的地方足以打穿地壳了。油价的高企逼迫进口国使尽浑身解数，那些垄断资源的国家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坐享其成。难道没有资源市场的定价权，再勤劳艰苦，最后创造出的财富也可能被一掠而空？-

 

石油到食用油价格的结构性上涨

2007年12月06日  三联生活周刊

　　美国政府的能源战略，导致粮食价格出现全球性震荡，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极大的经济压力。但中国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正努力抑制价格上涨，保证供应，降低这种全球性价格影响，保障人民的生活水平。

　　主笔◎邢海洋

　　石油和大豆的纽带

　　石油与大豆，一个是埋藏于地下的矿物燃料，一个是生长于地表的作物。一个生成于亿万年前的地质时代，一个是一年一季，人工种植。两个看似无关的物品，却在这个初冬成为普通人关注的两样商品。11月21日，原油价格摸高到99美元/桶，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高价。几乎是同时，我国大连期交所的大豆也达到了4600元/吨，自1994年大豆品种面世以来最高价格水平。

　　至今，“发改委”尚未放开成品油的零售价格，消费者仍享受着相当于80余美元/桶的汽油“补贴价”。大豆却是与国际完全接轨，大豆价格上涨的直接后果是大豆油上涨，同样在期货市场，大豆油上涨到9700元/吨，一年中价格上涨了近一半，相对于两年前则翻了番。原料的上涨直接作用于厂商，最终传导给消费者。11月初的批发市场上，色拉油、豆油和花生油不约而同地涨价近10%，构成了猪肉等肉类之后又一推动物价上涨的动力。

　　大豆何以如此上涨？直接原因是我国北部夏天的大旱，但天气之外则是今年播种面积锐减。农民放弃种豆后，很多土地要么撂荒，要么改种玉米，这就把我们的思考引向两个方向，一是种植大豆已经没有了经济价值，二是农产品品种间的投入和收益不平衡。这两点又分别引出两段历史，一可以追溯到1995年来我国大豆产业一步步被国际市场打垮的历史;二则是2005年8月8日，美国《新能源法案》正式生效，开始大规模补贴玉米乙醇的提炼，美国的生物能源政策导致玉米提价，至此，石油与大豆的联系正式开始。

　　提倡生物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缓解石油不断上涨的压力，美国政府似乎并没有做错什么。但面对油价上涨，保障国家的能源安全，美国至少有四种政策选择：一是提高汽车能耗标准;二是严肃监管措施，打击擅自提高油价行为;三是加大对美国近海和本土的石油开采;四是寻求替代能源。这就是所谓的“四轮驱动”，但4个的能源法案直到今天还在争议之中，美国汽车最低能耗标准20年都没有变动过，玉米乙醇补贴却先期出台了。

　　实际上，美国应用燃料乙醇的经济政策始自1978年的联邦《能源税收法案》，当时美国政府为鼓励乙醇汽油的使用，免除乙醇汽油4美分/加仑的消费税。此后，联邦政府对乙醇汽油的消费税减免一直在4～6美分/加仑浮动。但4～6美分的补贴对当时一两美元的汽油价格只是象征性的，对厂商不构成很大激励，只是在石油价格上涨后，玉米乙醇生产才加速，2004年燃料乙醇的生产量达34亿加仑(约1014万吨)。《新能源法案》为燃料乙醇逐年设定了目标，2012年将是2004年的一倍，75亿加仑。今年，在国际能源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布什政府提出新的能源战略目标，并要求国会通过相应法律，强制美国消费者到2017年每年消费350亿加仑的替代燃料。

　　现在，政府对燃料乙醇的补贴达到每年50亿～70亿美元，每加仑汽油里相当于有1美元。据美国农业部首席经济师的统计，美国生产乙醇的成本为每加仑2.50美元。如果除去政府补贴，乙醇生产成本将高达每加仑3.50美元，甚至更高。如果取消政府补贴，乙醇的价格优势将很快消失，正是政府补贴使生物能源得以立足市场。

　　大规模补贴的结果，需求带动玉米价格翻倍上涨，玉米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今年3月美国农业部(USDA)公布的报告透露，美国2007年农民玉米种植面积将达到9050万英亩，比2006年增加了15%，也是1944年以来最多的年份。玉米种植热还带动了美国中西部耕地价格走高，一年前每英亩仅售4500美元的土地，如今已涨至6000美元。2006年，美国玉米价格更是翻倍上扬，创下了10年新高。

　　我国的大豆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埋下隐患。玉米价格暴涨时，与其有互补性的大豆受到抑制，此消彼长的结果，今年6月底美国农业部数据出台，今年美国大豆种植面积为6408万英亩，远低于分析师预估，是1995年以来最低水准。此外，今年玉米种植面积预估为9289万英亩，高于3月时预估的9050万英亩，是60多年来的最高水准。小麦种植面积预估也被上调至6050.5万英亩。种植数据出来，再也没什么阻止大豆的上涨了。其实，早在2006年10月，预感到玉米和大豆将要发生“角色互换”的先知先觉的投资者即开始做多大豆，从去年9月的5.4美元/蒲式耳一路涨到今年11月的11美元/蒲式耳。

　　在美国，厂商选择了玉米。在欧洲气候不适合玉米生长，炼厂以小麦做原料，自然成本也提高了。

　　生物能源的实质期

　　如果说全球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全归因于美国新能源法案，似乎有失偏颇。小麦并非适合提炼生物燃料的作物，但从2005年底便开始缓慢上涨，到今年中才加速，从最低到最高，小麦价格上涨了两倍，达到9美元/蒲式耳。天气和生物能源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一次历史罕见的长周期上涨。大豆则颇为特殊，直到今年初还拥有大量库存，因而使整个2006年都处于相对稳定的趋势。

　　2006年的粮食收割入库后，全年世界粮食总产量为19.67亿吨，而预计粮食消费量将达20.4亿吨，相差7300万吨，差额几乎占消费量的4%，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更为严重的是，最近7年中有6年的世界粮食产量都低于消费量。世界粮食库存已经下降到仅能维持57天消费的水平，为34年来的最低值。公允地说，这才是粮价飞涨的主要原因，但美国政府偏要在这个时候扫荡库存，不能不说是人为加重了危机，在人类的口粮中硬要给汽车夺取粮食。根据再生能源协会的数据，美国2002年乙醇加工消耗玉米为2529万吨，至2006年消耗玉米就达到5460万吨，这已是美国玉米产量的20%了，短短4年，乙醇加工玉米消耗量就翻了一番。

　　今年是粮食连年歉收后首次大丰收，不能不“感谢”经过两年的价格传递，生物能源需求对全球粮食种植的刺激。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因用来生产生物燃料的玉米需求扩大和价格高涨，2007年世界粮食产量预计将达21.21亿吨，创历史最高水平，将比去年增长5.3%。并且，粮食生产扩大主要发生在美洲，但由于干旱和洪水等异常天气影响，非洲的粮食收成将减少。联合国粮农组织把粮食划分成“粗粮”、小麦和大米三部分，其中玉米又占粗粮的七成。粮农组织最新预测，今年世界粗粮产量将比去年增长8.3%，达10.76亿吨。其中，仅玉米产量就将达7.78亿吨，为历史最高水平，大大超过小麦和大米的产量。

　　可即使如此高的产量，仍没有令玉米价格在去年涨一倍多基础上有所回落，今年玉米的价格稳定在每蒲式耳3.5美元到4美元，已经是2005年价格的两倍。如果再回溯，从1997年到2005年的9年，玉米价格多稳定在1.7～2.4美元的范围内，只是在2004年随着原油价格的不断攀升有过短暂的、摸高到3.3美元的上涨，但很快又回落。玉米价格的变动不难看出，在没有加大补贴前，只有当玉米和石油的差价大到一定程度提炼玉米乙醇才有利可图，而一旦玉米价格涨高，差价变小，又抑制了厂商的开工。开工和停工的交替自然不利于一个产业的发展，但对粮食的消费者，这未免不是幸运的事。可惜，平衡很快被美国的《新能源法案》打破，大量乙醇工厂拔地而起。

　　2006年美国国内乙醇工业生产能力是53.86亿加仑，按照1蒲式耳玉米生产2.8加仑乙醇的比例，这将净消耗掉19.24亿蒲式耳玉米，而美国在建的乙醇工厂生产能力已经从2006年6月时的22.23亿加仑增加到了12月底的60.05亿加仑。按照乙醇企业12～18个月的筹建周期，这部分生产能力均有望在2008～2009新年度开始之前实现。此外，布什总统2007年1月23日发表的国情咨文表示，美国应在未来10年内将石油消耗量减少20%，计划在2017年之前产出350亿加仑的可更新能源。可见美国生物能源业的发展对农产品供求关系的影响已转入实质阶段，不再只是一个趋势性概念的炒作。历史上前几波上涨，只要一炒作到玉米的“生物能源”概念就见顶回落，这一波上涨却没有出现这一情况，也直接印证了这一“生物能源”的发展对农产品供求关系的影响已转入实质阶段，己深刻改变了全球玉米的供求关系。

　　国内市场的滞后与联动

　　美国过去20年中玉米产量一直在全球产量的40%左右波动，2003～2004年度占到全球产量的41.8%，玉米出口更曾占到世界粮食市场的75%。一下子20%的玉米从传统的农业部门流入到工业部门，粮食市场本来紧绷的神经拉得更紧。由于消费突涨，2006～2007年度全球玉米库存比2005～2006年度剧减了2800万吨，是历史低位。

　　难怪一年中，全球粮油主产区的任何一个地方出现持续干旱或洪涝灾害，全球期现市场都会出现强烈反应。

　　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玉米生产国，占全球产量的20%，2005年产量曾达到创纪录的1.4亿吨，除了自己使用还略有出口。但随着市场供求紧张，我国玉米产量可能降低，而国内工业需求以及饲料需求增长，库存呈现降低趋势。2007年3月国际文传电讯社曾有报道说，中国今年将会净进口930万吨玉米，并说明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粮油信息中心。很快粮油信息中心即予以辟谣，国家粮油信息中心对于玉米进口前景的判断是，2007年中国不会大量进口玉米，未来几年内中国还将保持玉米净出口国地位。其原因之一便是国际玉米价格大幅上涨并远高于中国国内市场价格，进口玉米没有任何价格优势。

　　我们得以躲过本轮玉米带来的粮食危机，还要感谢1998年后的连年歉收和由此带来的粮价上涨。5年中，我国粮食总产量连年下降，2003年的粮食总产量只有4.31亿吨，仅为历史最高年份1998年粮食产量5.12亿吨的84%，当年的粮食生产量与粮食消费需求量形成了较大的供需缺口。正是在粮食5年连续减产的背景下，2004年我国对种粮农民全面实施了粮食直补，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100亿元安排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以刺激粮食增产。当年，我国粮食产量即增加9%，随后在农业补贴、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政策推动下，2005年和2006年产量分别达到4.84亿吨和4.9亿吨，今年更可能超过5亿吨。粮食种植面积也增加了近9000万亩。而为了获得粮食安全，政府付出的代价是每年几千亿元的补贴，比如今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用于“三农”的支出将达3917亿元，比2006年多520亿元，主要用于继续加大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2006年用于粮食直补资金142亿元。

　　丰收是否平抑了价格？比较了芝加哥交易所和大连商品交易所的历史价格就不难发现，美国玉米自《新能源法案》后开始了横跨2006年的大牛市，价格最高涨幅140%，而我们的玉米最高涨幅只有50%。比较小麦的走势得出的结论更明显，2005年来我们的小麦价格最高涨幅不过30%，而美国小麦高达200%。当然这期间也是人民币兑美元不断升值的时期，但即使考虑到汇率，我们的粮价涨幅也远低于国际市场。

　　滞涨的根源在于内外市场的比价，还在于昂贵的海运费用阻隔了市场，暂时阻断了国内市场对国际市场的反应。自2004年以来，大洋运费价格经历了两次较大起伏，一次是2004年秋季，价格在50美元/吨波动，但到年末价格升至约73美元/吨;另一次是2005年7、8月份价格降至35～40美元/吨，随后持续了一年左右的稳定期，于2006年8月起再逐步上升，达到90美元，有时甚至高达100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在玉米和大豆到岸价格中，包含出口国的离岸价格和运费两个主要部分。2007年10月，美国玉米离岸价格约为160美元/吨，大豆离岸价格约为310美元/吨，大洋运费则均为90多美元/吨。这个时候进口玉米需支付至少270美元/吨的费用，而国内市场价格仅1600元/吨，远不值得进口。

　　而大豆，早在10年前我们已经成为纯进口国，一大半的消费需要进口，市场完全随着国际市场浮动。甚至是玉米，随着库存消化，价格也开始了补涨，2007年7～11月，价格上涨了近20%。

　　全球粮荒？

　　2006年，美国投入4200万吨玉米生产乙醇，按照全球平均食品消费水平计算，足可以满足1.35亿人口整整一年的食品消耗。玉米不仅是口粮，更是最重要的饲料，包括玉米在内的粮食价格的上涨势必引发食品价格的连锁反应。根据美国农业部的预测，2007年，美国鸡肉批发价将比去年提高10%，鸡蛋价格将上涨21%，牛奶的价格也将上涨14%。美国商业部公布的数字，前三季度，美国国内食品价格又上涨了6.7%，照此水平上涨，到今年底将是1980年以来最大的年增长幅度。

　　此轮食品价格上涨中，美国扮演着全球食品价格上涨急先锋的角色，但欧洲地区食品价格上涨的势头同样明显。在欧洲，过去一年里，衡量小麦、食糖和玉米等8种主要农产品价格变动的指数上涨了10%。有统计数据显示，德国的黄油价格在过去一年上涨了50%，意大利的面条和空心粉的价格上涨了20%。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显示，该国食品价格年增长率达到了6%，是近6年来的最高水平。

　　我国，10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月上涨6.5%。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7.6%，食品中油脂价格上涨34.0%，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38.3%。

　　不过，同样的涨价，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消费者的感受却完全不同，发达国家恩格尔系数基本在20%附近，居民用于食品的消费在支出中比重极低，收入更是发展中国家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而发展中国家，恩格尔系数大于50%的比比皆是，全世界更有15亿人每天只能花费1美元，其中一半以上是用来购买食物。如果食物价格上涨50%到80%，很多人将会陷于饥饿。而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发展中国家去年的食品价格通胀率达11%，非食品通胀率达7%。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低收入的粮食进口国在2007年7月至2008年6月将花费2810亿美元用于进口粮食原料，这比2000年增加了一倍。

　　如今的玉米价格已经接近上世纪70年代全球食品大短缺时的价格。那是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前，1972年自然灾害席卷全球，世界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减少2.9%，许多国家发生严重的饥荒。苏联在这一年到处抢购，大量进口，造成战后前所未有的粮食短缺。1974年世界粮食再次减产，紧缺状况进一步加剧。第二次石油危机出现之前的1978年，再次出现世界粮食短缺。由于粮食供应不足，粮食价格上涨幅度较大，成为推动各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例如，1973年和1974年，美国食品和饮料价格上涨幅度分别达到13.2%和13.7%;1978年和1979年，上涨幅度分别达到9.7%和10.7%。

　　粮价飞涨也是导致西方国家发生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只不过今非昔比，30年来，西方国家调整了能源和粮食政策，再高的油价和粮价都不能构成对经济全局的威胁。相反，世界上三大粮食出口国，美国、澳大利亚和巴西，几乎垄断了全球粮食出口的大半，仅美国一国，粮食年出口量所占全球份额常年稳定在35%左右，其中小麦更高达60%。为了加强在农业上的竞争力，美国政府投入了数千亿美元的农产品补贴，并在WTO农产品谈判中立场强硬。现在，石油价格的上涨正提供着奇迹，它足可以利用自己的“垄断”优势索取高价了。

　　过去的紧缺一般维持2～3年，作物一年一熟的属性使问题总容易克服。可这次维持近5年依然涨势如虹。而这一切都因作物被附加了工业属性。-

 

食用油涨价：不是一个中国问题

    “一个加入了世界贸易体系的国家的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的价格变动，是和整个世界紧密相连的。”罗伯特·汤普逊觉得，中国农产品价格的增长，是会激发很多国家想象力的，中国强大的食用油市场的增长，也意味着美国、巴西和其他国家农民收入的增长，中国已经在为世界经济做出自己的贡献了。

　　记者◎王恺

　　巴西:继美国之后下一个中国粮仓

　　上世纪90年代始，中国的食用油已采用全球性供应链:占据食用油市场60%份额的大豆油基本上采用进口大豆，紧接其后的棕榈油完全来自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剩下的新品种，橄榄油等也基本来自海外。而中国传统的食用油之一的菜子油，也随南方耕地面积减少而大量减少收成。

　　但在《纽约时报》的作者亚历克谢·巴辽纽沃(Alexei Barrionuevo)看来，中国的食用油价格上涨，不应仅仅看到中国东北大豆的减少产量，他说，“中国北方的旱灾甚至不是主要因素，全球性的生物燃油概念的风行一时，才是中国食用油价格上涨的关键因素”。

　　亚历克谢分析，中国由大豆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转折点并非始于一般人所说的1996年，而是“开始得更早”，当中国人的饮食兴趣转向猪肉、家禽和一些蛋白质含量更高的食物上时，中国对大豆的需求开始剧烈增加——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在快速增长，经济快速增长的指标之一，就是大豆这种看似不起眼的植物的快速增长量。

　　大豆压榨后产生的豆油已经占据了中国人60%的食用油消费量，而其副产品豆粕是大型饲养行业最基本的原料之一，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沿海大规模发展养殖业，靠的就是源源不断的进口大豆的压榨品豆粕。

　　中国商务部所属的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一直是负责中国大豆进出口的机构，副会长边振瑚亲历了90年代中期开始的大豆由出口到进口的转变，“中国是全世界第四位大豆生产国，大豆一开始都是出口，中国大豆出油量不够高，但是蛋白质含量高，口感好，作为豆制品的原料出口日本和韩国，很受欢迎”。

　　可是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大豆紧缺成为问题，“仅仅食用大豆油的需求每年就增长40万吨左右，人吃的和动物吃的都严重不够”。日本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也曾依靠美国大规模提供食物，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而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开始逐渐取代日本，进口美国大豆和玉米的数量与日俱增。

　　最早进口大豆到中国的都是跨国企业，行业内简称“ABCD”几大公司，分别是ADM、嘉吉、邦、路易·达福等。按照大连商品交易所信息部部长王伟筠的观察，这些跨国企业都是有几百年历史的粮食企业，在产业结构上非常合理，也非常善于经营。“它们资本先行，先在中国合资建立榨油厂，然后直接从自己在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的大豆生产基地运输原料来中国——上下游整合得非常好。”而这些跨国公司因为在中国拥有合资的压榨工厂，很早就冲破了中国的“关税壁垒”，王伟筠记得，当时中国进口的大豆贸易中，配额内的还要交40%的关税，配额之外要交200%的关税，可是这些合资企业只要交3%的关税，“后来干脆我们把关税全部定为3%，否则我们的进出口公司太吃亏了”。

　　这些大豆油在中国推广几乎没有受到什么障碍——90年代，中国人开始习惯购买“色拉油”，实际就是传统食用豆油的更新换代产品。

　　与此同时，大豆加工的另一产品豆粕在中国也打开了销路，美国大豆协会等推广能力非常强，边振瑚说:“他们派遣了大量的畜牧业、农业专家来中国，指导中国农民如何给饲养业升级换代。”他接触过的美国大豆协会聘请来的专家都有很强的专业性，能大大提高中国农产品的产量。

　　在这种几百年传统的跨国企业的竞争下，王伟筠说:“对于食用油行业，中国的大豆没有竞争力。”中国的大豆属于非转基因食品，单产落后于国外，加上物流等配套行业的落后，“国外大豆即使加上跨洋的长途运费，还是比中国大豆便宜，而且供应稳定，出油量高”。随着进口大豆数量的增加，“ABCD”几大跨国企业占有进口大豆量的80%，美国占据其中的最主要份额。2004年，中国农业部正式宣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取消了对进口大豆的限制，从此，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大豆主产区国家的转基因大豆产品获得了永久性进口中国的保证。

　　谈及当年中国政府出台的系列政策，亚历克谢分析，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激增。这种情况下，美国指责中国规定的进口大豆程序繁琐，妨碍了大豆贸易，并警告说，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协议规定，中国政府必须取消对美国大豆进口的限制政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03年12月18日中国企业采购团出访美国，根据双方签署的协议及意向，中国企业将从美国进口价值为14亿美元的大豆和价值为1.9亿美元的机电产品。对此，亚历克谢评价是，中国准予永久性进口美国大豆，是中国试图尽量平衡中美贸易关系的手段。

　　而曾经担任世界银行农业和乡村发展项目主管的美国伊 利诺伊大学教授罗伯特·汤普逊接受采访时则说:“广袤的水域不能阻止中国从美国进口大豆的步伐，充分说明中国正在改变全球的贸易结构。”

　　而且，这种改变还在进一步发生，从1996年的进口大豆100多万吨，到2006年的2800多万吨，中国消费了世界上大豆总产量的18%，仅排在美国之后，已经远远超过了欧盟，“这种旺盛的需求，对于昔日的美国而言是乐观的，但是到了今天，成为新的问题”。罗伯特·汤普逊分析，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农场主将经营重点转向能够提供生物燃油的作物，例如谷物和玉米，大豆产量开始下降，美国农业部预测，其大豆在2009年将减产23%，能够向中国提供的农产品就越来越少了，“中国本能地把进口粮食的目标转向了另外的国家，那就是南美的巴西，巴西在短暂的时间内成为中国大豆的主要供应商”。

　　巴西的国土面积不如中国大，但是其可耕地是中国的6倍，而且土地肥沃便宜，从长远看，巴西的农产品出口超越美国几乎是必然的，世界上最大的谷物交易商——巴西卡拉里商行的负责人塞里奥(Sergio Barroso)分析美国和巴西农产品在中国的竞争时说:事实上这是土地的竞争，可耕地越多竞争力越强，而在亚历克谢看来，中国和巴西间大豆交易的爆炸性的增长并没有停止，“虽然2006年比2005年翻番，但是今后还将更大规模增长，南美这个国家将成为中国的海外粮仓”。

　　大豆和玉米:中国农产品的世界 市场定价权

　　1996年，中国本国大豆产量为1300万吨，2006年，中国大豆总产量已经到了1800万吨，中国的大豆业并没有萎缩。可是，即使在中国的榨油企业这样的大规模买家眼中，中国大豆的竞争力还是有限。

　　长期关注大豆进出口贸易的边振瑚提及了中国大豆业的“复杂环境”——中国大豆从农民到豆贩再到收购企业，奉行的是小农式流通方式，“要命的是，没有物流保证，车皮弄不到的话，一天几百吨运输量都不到”。可是压榨企业不能空等，相比之下，从远洋运输来的上万吨境外大豆反而能充分满足需求。

　　卡拉里商行的负责人塞里奥介绍巴西的大豆种植情况，巴西大豆完全是跨国公司企业上的一种产品，许多农民的种子、机械、化肥都由公司提供，公司在收获大豆时非常方便。而且这些跨国公司都有自己的港口和航线，美国大豆协会的负责人宣称，他们始终能保证供应中国“优质、廉价”的大豆——就是指大豆背后高度的工业化布局。

　　中国的大豆油生产能力位居世界第一，“榨力为每年6000万吨，可是现在一年进口的，包括自己国家的大豆总量才3000万吨，约有一半的富余生产力”。

　　为此，中国大豆购买始终呈现旺盛状态，因为“没有不要的本事”，“我们的肚皮不小，而且始终等在那里，不能空着”。

　　中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上进口大豆最多的国家之一，却没有定价权，世界大豆的价格是由芝加哥的CBUT交易所决定的，供需关系中还是供方占了上风。“那里历史悠久，影响力大，根据美国农业部报告，以及每天的商品信息决定一蒲式耳大豆多少美分后，中国的交易所再根据本国的情况换算过来，决定我们的价格。”那边价格一涨，中国的交易所价格就水涨船高。

　　辽宁中期研究部经理时岩谈到中国大豆的定价权问题时说:“相对于欧盟、日本稳定的需求量而言，我们处于需求高峰阶段，而且这需求是刚性的，不可能因为价格高就拒绝购买。”最近美国、南美的大豆减产，中国大豆价格因此也猛涨，加上石油紧张，“1吨大豆的运输费从年初的50美元涨价到了120美元，中国的食用油不涨价才怪呢”。

　　但是世界贸易可以通过别的手段来平衡，大豆上缺乏的定价权，别的高产量的中国农产品，例如玉米，因为出口量巨大，在全球市场上就有定价权。

　　因为进口量不断加大，很多人提及中国大豆种植业的保护问题。吉林粮食经济研究所的所长刘笑然经过在中国大豆的主产区东北三省调查后发现，东北的大豆主产区的现实是，“只有那么多土地，大豆和玉米一直在争地，可是现在天平倾斜向了玉米”。前两年国家为了保证粮食安全，针对最敏感、最重要的是玉米、水稻和小麦三种作物，进行了产业性的种植调整，结果我们的主要三种粮食作物现在不仅能满足国内需要，而且还能出口国外。

　　刘笑然在调查中发现，不少农民更愿意种玉米，玉米和大豆在相同条件下，非此即彼，可是按照近年的自由市场调节作用，越来越多的东北农民开始选种玉米，而放弃了大豆。“东北、内蒙古沿线是世界上公认的第二大黄金玉米带，因为种植相同土地玉米的收益是大豆的1.4倍。”

　　尽管以往农民喜欢根据市场需要调整自己每年的播种计划，可是去年以来大豆价格的节节攀升还是没有刺激农民，“除了少数的农民表示会做出调整外，大多数农民坚定不移地表示要种玉米”。他总结，不要以为农民不懂市场，随着玉米的大量出口，中国农民其实已经加入到世界贸易格局中，“他们不比专家判断能力差”。

　　可以制造生物燃油的中国玉米大量出口，换回来的外汇可以用来购买大豆，“用进口大豆来满足国内需求，国内再腾出有限的土地进行其他粮食作物的种植，这是中国加入到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必然表现”。在刘笑然看来，中国大豆的“不为”是对整个粮食体系的“有为”，“算起账来，中国还占了便宜呢”。

　　国际食用油市场上的“中国概念”

　　国际食用油市场上已经有了“中国概念”，中国购买力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影响了美国CBUT交易所，尽管美国人很“顽固”，还是用“蒲式耳”这种计量单位。“我们每天都要换来换去地计算”。但是中国因为需求量太大而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旦需求量稍有变化，那边就会有影响。最近中国大豆购买力下降，那么美国的交易所肯定会明显感到这个变化而会调整价格。而大连商品交易所的地位也在上升，“我们和CBUT交易所价格开始处于互相影响阶段”。

　　除了在大豆市场上的影响力，“中国概念”在棕榈油、芝麻市场上都有巨大影响力，中国已经是棕榈油国际市场上的最大买家，“每年采购量达500万吨”。棕榈油是中国使用量仅次于大豆油的食用油，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是主要出产国，“90年代还有许多走私进入中国的”。边振瑚还记得那时候棕榈油是当做稀罕物进入北京的，“因为一到24摄氏度以下就会凝固，所以我们看见的是白色的固体油状态”。

　　棕榈油比大豆油价格低廉，每吨低1000元左右，“当时的中国精制油企业推出‘混合油’，大量就是棕榈油和大豆油的混合物”。而随着食品加工业的发展，快餐面厂、饼干厂都开始使用棕榈油，这两年，随着马来西亚有大批商人开始使用棕榈油去制造生物燃油，中国的棕榈油价格也跟着上涨。

　　马来西亚棕榈油总署总裁Basri Wahid介绍他在中国推广棕榈油的过程，“最早时候，中国北方的客户不太能接受棕榈油，因为其会在一定温度下凝固，可是后来，棕榈油的价格优势使其在中国开始畅通，尽管这两年棕榈油价格上涨，但是在中国，棕榈油和其他油料价格相比起来还是有优势，而且，中国人除了发挥其食用用途外，也开始发挥其非食用用途，开始用其制造生物燃油”。在他看来，中国作为世界做大的棕榈油需求国的地位不会动摇，“我们该做的，是尽量改善加工工艺，使棕榈油的产量进一步上升”。

　　除了棕榈油的大宗进口，边振瑚还发现，“非洲的芝麻正在进军中国”。中非贸易一直是顺差，本来是为了支援对方，开始购买非洲芝麻的，非洲的芝麻粒大，据说口感不好，“可是发现出油量很高，很快，它成为中国炼油厂喜欢的原料”。“中非论坛”后，更多的非洲国家开始要求自己国家的芝麻免去关税，出口中国，“本来免除关税只是给几个最穷的非洲国家的待遇”。

　　罗伯特·汤普逊觉得，中国的贸易的成长，“有点证明了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卷首引用的‘圣经’里那句话，每个人都不是一个孤岛，到今天，每个中国人都必须和世界别的地方、别的人发生联系”。即使是今天的一个中国小县城里的居民，他每天所食用的油中也可能包含着来自美国的大豆，来自西班牙的橄榄，来自尼日利亚的芝麻，而他种植出来的花生和菜子，可能正被澳大利亚的、日本的居民所消费。

　　因此，在他看来，最积极的做法，不是去简单地平抑食用油的价格。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快速的增长，财政收入在急剧增加，企业利润也在增长，汽车行业在一片过剩的质疑声中，利润同比增加了66%，中国的经济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时代，适当的市场价格调整在一定时间内将是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