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点评王兆山的幸福诗
——正是王兆山之类阻碍着中国文学的进步与社会进步
(原题:《词二首》,作者:王兆山,日期:6月6日,版面:齐鲁晚报A26版“青未了”副刊)
《江城子 废墟下的自述》
一位废墟中的地震遇难者,冥冥之中感知了地震之后地面上发生的一切,遂发出如是感慨——
天灾难避死何诉,
主席唤,总理呼,
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
十三亿人共一哭,
纵做鬼,也幸福。
银鹰战车救雏犊,
左军叔,右警姑,
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
只盼坟前有屏幕,
看奥运,同欢呼。
《钗头凤川之吟》
山青秀,水碧透,
峰塌须臾河毁骤。
城飞歌,乡飘乐,
楼崩灵折,村消屯破。
祸。祸。祸。
国殇忧,八方吼,
令发京城动九州。
红旗烁,军歌越,
救川举国,不弃一个。
魄!魄!魄!
这是让王兆山戴上幸福诗人桂冠的两首词。更准确地说,王兆山不应该叫做幸福诗人,而应该叫做幸福词人。但鉴于大家都这么叫,故笔者入乡随俗,姑望存之。
今天要做的,就是品评一下幸福诗人王兆山的这两首词。
笔者要评,一定要从专业的角度。不管文章写了多长,请大家耐心一点。读完了,自然就清楚了。
一、用中国古诗词的基本功来衡量王兆山的词
中国古诗词,讲究平仄,押韵。这是诗词的一个基本功。但它不是中国古诗词的精华。
1.幸福诗人的词,不合平仄。
《江城子》的平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
△ △ △ △
仄仄,平仄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
△ △
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仄仄,仄平平。
△ △
只套幸福诗人《江城子》前两句的平仄,大家看看:
平平平仄仄平仄,仄平仄,仄仄平。
用这个一套,就发现幸福诗人所写的词,平仄有问题。套多点,问题更多。
《钗头凤》的平仄。
平平仄(韵),平平仄(韵),仄平平仄平平仄(韵)。
平平仄(韵),平平仄(韵),中平平仄,仄平平仄(韵)。
仄(韵),〖仄(韵)〗,〖仄(韵)〗。
平平仄(韵),平平仄(韵),仄平平仄平平仄(韵)。
平平仄(韵),平平仄(韵),中平平仄,仄平平仄(韵)。
仄(韵),〖仄(韵)〗,〖仄(韵)〗。
用这个一套,发现幸福诗人的第二首词,也不合平仄。
2.幸福诗人的词,押韵有问题。
古代用韵,早期有《切韵》,是隋代人陆法言编的,对唐人有影响。但该书已经失传。唐代人作诗主要用《唐韵》,由唐人孙愐著,时间约在唐玄宗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之后,是《切韵》的一个增修本,但原书已佚失。据清代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所录唐元和年间《唐韵》写本的序文和各卷韵数的记载,全书5卷,共195韵,与稍早的王仁昫的《刊谬补缺切韵》同,其上、去二声都比陆法言《切韵》多一韵。北宋时有《广韵》,全称《大宋重修广韵》,五卷,是我国北宋时代官修的一部韵书,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由陈彭年、丘雍等奉旨在前代韵书的基础上编修而成,是我国历史上完整保存至今并广为流传的最重要的一部韵书,是我国宋以前的韵的集大成者。
广韵全书206韵,比较麻烦。金朝王文郁编的韵书叫做《平水韵》,归为106韵,比较简洁,流传较广。元人周德清编了《中原音韵》。他把当时曲子里常用作韵脚的5866个字按照当时使用的官话语音(他称为“中原之音”)分成19个韵部,1627个小韵,不用反切注音。
用平水韵来套,幸福诗人的《江城子》用韵如下:
诉(去声,七遇)。呼(上平,七虞)。墟(上平,六鱼)。哭(入声,一屋)。福(入声,一屋)。犊(入声,一屋)。姑(上平,七虞)。足(上平,二沃)。幕(入声,十药)。呼(上平,七虞)。
在这首词里,大家看看,他用了多少个韵。
《钗头凤》用韵情况如下:
秀(去声,二十六宥)。透(去声,二十六宥)。骤(去声,二十六宥)。歌(下平,五歌),允许换韵。乐(入声,三觉)。折(入声,九屑)。破(去声,二十一个)。祸(上声,二十哿)。忧(查不出韵),此外允许换韵。吼(上声,二十五有)。州(下平,十一尤)。烁(入声,十药),此外允许换韵。越(入声,六月)。个(去声,二十一个)。魄(入声,十药)。
两首词表明,幸福词人用韵太滥。
不过,我们可以不用古人的韵来要求幸福诗人,但总要符合现代汉语的音韵吧。用现代汉语音韵要求幸福诗人,很不幸福的是,他的用韵也不规范。比如废墟的墟,就与其他的平同韵。下一首中的越字等等,用韵就不统一。即使放宽了,也有问题。
可见用古典诗词的平仄和押韵两个基本的要求来看幸福诗人的词,很不幸福的是,做得极差。可以说是在糟蹋古典诗词这种文学形式。
二、用中国古典诗词的标准来衡量幸福诗人的词
1.用意象的标准考察,幸福诗人的词中没有意象。
中国古典诗词,区别于其他语言诗词最明显的地方,就是意象的运用。古典诗词为了意象的连贯运用,甚至不惜可以不顾忌语法。如马致远:“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前面三句是没有一个动词的,不合语法,但在古典诗词中,这首元曲却成了经典。其经典之处,在于意象的铺陈。
唐诗中,这样的例子也有。如杜甫《旅夜书怀》“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前四句都是意象的铺陈。再如王维的《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鱼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中间四句,基本上都是意象的铺陈。
在古典诗词中,讲究用意象营造美丽或感人的画面。可在幸福诗人的两首词中,大家看到了什么意象?有美吗?没有。有感人的意象吗?也没有。
前一首诗只有两个还可以叫做意象的东西,“银鹰”、“战车”。银鹰有,指直升飞机。那么战车呢?汽车?有。装甲车?没有。它们用在这里,更准确地说叫做词,不叫意象。
后一首词中,山,水,峰,河,城,乡,楼,村,京城,九州,红旗烁,军歌越。这是与意象有关的东西,更准确地说是词语,而不是意象。
在古典诗词中,凡是意象,必定是与美有关的。意象是由词而来,但不是所有的词都叫做意象。美国的词语,可以令人想起美丽画面的词语,才可能构成意象。
2.用意境的标准考察,幸福诗人的词中没有意境。
所谓意境,就是诗人能够意象的营造,形成画面,而画面背后又颇含深意,令人回味无穷。即通过连续的意象造成一种氛围,一种境界,呈现出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活跃着生命律动的韵味无穷的诗意空间。所谓言已尽而意无穷正是。意境是由一连串形象构成的形象体系,是以整体出现的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由如在眼前的实境和见于言外的虚境构成。虚境是实境的升华,处于意境结构中的灵魂、统帅地位。虚境以实境为载体,落实到实境的具体描绘上。意境的本质特征是生命律动,展示的是生命本身的美。
用意境的标准来考察,幸福诗人的词中,我没有读到一点可称为意境的东西。
古典诗词中,较为典型的意境如孟浩然《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读完了,你还要想,还要细细回味,总觉得不够。
幸福诗人的词中,有这个么?没有。
三、用古典诗词中写实的标准衡量,幸福诗人的词是不合格的。
古典诗词中,有写实的。如《诗经》中很多都是,《硕鼠》,《氓》,《伐檀》等等,多的是。唐诗中也有,《卖炭翁》,“三吏”,“三别”等等。中国也不缺叙事传统。
这两首诗用叙事的标准来衡量,也是问题一大堆。从写实的角度,你看他写了什么实?
党疼国爱。纵做鬼,也幸福。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红旗烁,军歌越。
这是个什么写实?
先说党疼国爱。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政府是什么?是人民的公仆。既然如此,何来党疼国爱?父母对于子女的爱才可以这么说。党是人民的党,政府是人民的公仆。因此邓小平才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的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而不是中国人民是我的儿子,不是这个观点,不是这个关系。这要搞清楚。不能搞倒了。
但幸福诗人却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
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的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因为他清楚这个关系。在人民和他自己面前,人民为大,为尊。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成为一代伟人,全国人民也都深爱着他,缅怀着他。而在幸福诗人的词中我们看到什么?是党和政府与人民关系的颠倒。
纵做鬼,也幸福。亲历死也足。
数万人都死了,死了也幸福,死了也满足。这是个什么逻辑?这能够向那些成千上万失去家庭失去亲人的人交待吗?他们听了是什么感受?
在幸福诗人的心目中,人性的光辉上哪儿去了?还有人性吗?
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幸福诗人是否想说,死了的人也被党疼国爱感动,他们特别爱国,也要看奥运转播?这不是写实,这是夸张。但是这种夸张,离写实也太远,也太离谱了吧。牛胯里扯到马胯里去了。
军歌越。
军队还唱着歌到灾区去救灾?幸福诗人听到了?我们没有听到。那人民群众不把他们赶走了才怪呢。幸福诗人这么写,怎么对得起广大的子弟兵?这让我想起去年见到的一件实事,有家人死了,叫了个乐队来奏乐,结果乐队奏的是“今天是个好日子”,结果主人就和乐队吵起来了。幸福诗人这么写,同这有什么差别?
这次地震救灾,人民群众都承认中国在进步。这是写实。但是,作为文学作品,写实不是幸福诗人这种写法。
四、用情感标准衡量,幸福诗人的词是劣等品
写实的诗,要求写出诗人本身的真情实感,写出诗人本身的人性的光辉。写到位了,就能够打动人。但是,在这两首词中,大家能够读到他什么真情实感?有痛苦吗?没有。有悲伤吗?没有。有到灾区去慰问、去做点实事的真情实感吗?没有。甚至有一点难受吗?没有。全都没有。有的是什么,感情的空洞,情感的苍白。
成千上万的人都死了,幸福诗人填了两首词,却没有一点感情色彩。全国人民的眼泪都流成了河,幸福诗人的词中见不到感情。不仅如此,还死亦足,做鬼也幸福。这如何对得起成千上万个家庭的悲伤?如何对得起死者?
感情的低劣,决定这样的词,一定是劣等品。
五、用思想的标准判断,幸福诗人的词是劣等品。
这两首词,用思想的标准判断,问题出在两个地方。
第一,用古代的民本思想来看,这两首词是与民本思想背道而驰的。用胡温新政的人本、亲民思想来看,这两首词也是与人本、亲民思想背道而驰的。
第二,两首词中,充斥了肉麻。而肉麻的根源,在于不把人当人看。这是中国封建时代最为腐朽的思想之一。现在还在幸福诗人的身上流淌着。
因此,用思想的标准看,幸福诗人的词是劣等品。
我曾经写过,很多所谓的作家是行尸走肉。这正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
六、用古典诗词最低的语言标准看,幸福诗人的词亦是劣等品。
幸福诗人的词,用前面的那么些标准评价,都是劣等品。那么只要语言上稍有长处,也还可一读。古人对诗词的语言,对遣词造句是很讲究的。典型的如贾岛之僧敲月下门的“推敲”。一首诗,一首词,它的语言一定要有亮点。好的现代诗也是如此。但是,从这两首词中,你能够看到什么精练、凝练的句子吗?哪怕一句半句也成。但是,我看不到一句,甚至半句。
一首一般的诗词,有哪怕一句两句好的,就可以使整首诗生动。如朱元璋:“鸡叫一声撅一撅,鸡叫两声撅两撅。鸡叫三声四声响,东方唤出扶桑日。”这最后一句,使整首诗开始有了一种非同一般的境界。因此古人才有诗眼一说。幸福诗人的两首词中,我们看不到一句半句好的语言。
如果说看到了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文革的影子。那种假豪情,假情感。什么红旗烁,军歌越。 什么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什么银鹰战车救雏犊,什么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什么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脱离实际的做作,虚伪和恶心。
看看作者的简历,就知道他这么写,是有历史背景的。
七、为什么幸福诗人的两首词,引起了这么广泛的关注?它有什么代表性?
幸福诗人的两首词,引起社会如此广泛的关注,在于四点:
第一,它对生命的漠视,它的冷漠,和作者脱离实际的做作,虚伪和恶心,以及它同作者身份所形成的巨大的反差。
第二,这么差的诗,能够顺利在《齐鲁晚报》上发表,这是媒体的耻辱。之所以能够发表,能够在救灾晚会上被朗诵,还受到掌声的欢呼,在于作者的特殊身份,是山东省作协副主席。
山东省作协副主席写作水平如此之差,思想如此之低下,格调如此之不高,做人如此之差劲,对生命和人性如此之冷漠,不得不让广大读者有理由怀疑建国后的作家队伍,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文学到底堕落到了什么程度?中国文学的希望到底在哪里?
第三,因为幸福诗人的作派,思想,做法,绝不止是一个人。它浮出了水面,还有更多的人,在水下潜着。它可能是有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做背景的,有着广泛的市场。
第四,现在是2008年,到明年就是新文化运动90年。而正是类似于幸福诗人的这些腐朽、没落的思想,阻碍着中华民族的进步,使时代的跨越变得举步维艰。
附:王兆山简历
王兆山 山东沂南人。中共党员。1977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77年至1979在省革委出版局从事山东画报文学编辑工作;1980年至1985年在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任干事、副秘书长;1985年至1989年在省文联任报告文学月刊《当代企业家》副主编;1990年至2001年担任山东省作家协会创联部副主任、主任,其中1994年至1996年兼任《山东文学》杂志社社长和主编;2002年被省委任命为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同年,在山东作协第五次全省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为驻会副主席)。系省作协三届、四届、五届全委会委员(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协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王兆山正传
王兆山从事文学创作于1974年开始在《山东文艺》(《山东文学》曾用名)、《大众日报》和山东人民出版社发表小说、故事、诗歌和文艺评论。其处女作《八百斤稻种》在《山东文艺》1974年4期发表后,遂被收入选集出版,又被改编成戏剧《仓门风云》上演,同时被山东人民出版社改编成连环画出版,均在当时产生较大影响。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初,其诗歌创作较为活跃,先后在省内外各种报刊出版物上发表诗歌约为200首,其中在《光明日报》
1982年以后的创作以报告文学为主,至今已发表和出版长、中、短篇报告文学近200万字。其中1983年在《山东文学》发表的中篇报告文学《一个搞科研的和一个管科研的》先后被《新华文摘》、《报告文学》杂志、《报告文学选刊》、《作品与争鸣》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50多家报刊及出版物转载、选载、节选和评介,并入围第四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奖的“决赛”;曾被译成多种外文收录于数种外文期刊发行。1994年在《时代文学》发表的中篇报告文学《一篇小杂文和一个大教授的命运演绎》,先后被《新华文摘》、《报刊文摘》等十多家刊物和选本选载与评论,并被收录于《山东新文学大系》。至今已结集出版的各种作品有:报告文学集3部:《高峰与深谷的奏鸣》、《一个搞科研的和一个管科研的》、《道德文章》。长篇报告文学2部:《阳都风流》、《人瑞—朱彦夫的故事》。长诗《海迪之歌》、诗集《高歌与低吟》。另外,还先后创作和与人合作电视剧《青山遮不住》、《脚踏红土地》以及《葱乡故事》等,先后在省和中央电视台播出。
1980年以来,长期从事文学组织工作和文学编辑工作。1985年参与创办了报告文学文学月刊《当代企业家》,积极探索报告文学反映现实生活、反映改革开放的新路子,受到广泛关注。九十年代中期,主持《山东文学》杂志社工作期间,时逢文学刊物深受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作为社长兼主编,紧密团结全社办刊人员,以“出作品出人才”为己任,勇敢迎接挑战,励精图治,奋力改革,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在庆祝创刊45周年大会上,受到了省委领导的表扬。主持作协创联工作以来,在组织全省重点创作,开展各项文学活动,加强文坛学术交流,安排作家作品研讨,强化联络服务职能,组织作家深入生活,实施文学新人培养工程,以及发展壮大会员队伍,选拔推荐全国会员等方面,均作出应有的贡献。1993年,主持编纂了我省第一部《山东作家辞典》。1999年,承担了大型文学工程《山东新文学大系》(百年大系18卷本)的实际组织工作和业务统筹,并担任总编委成员和报告文学卷主编。2001年,按照作协规划部署,承担了山东优秀青年作家系列丛书《文学鲁军新锐文丛》(第一辑10卷本)的策划、筹备与编选工作。2002年,根据组织的安排,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成功地组织实施了我省最高文学奖—齐鲁文学奖的首届评奖工作。是我省新时期以来资深的文学组织工作者。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