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在他的寓言性小说《洞穴》中,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只鼹鼠的故事。　

　　鼹鼠担心外来袭击,修筑了坚固地洞,贮存了大量食物,地洞畅通无阻,无懈可击,防御退逃自如,但鼹鼠还是时时处于惊恐之中,惶惶不可终日。为了躲避这种恐惧,鼹鼠不断设计、挖掘和修缮这个地下工事,但终其一生,恐惧却如影随形,无法摆脱。　

　　现在,面对社会信任的瓦解,我们终于成了卡夫卡笔下的鼹鼠,内心充满恐惧:“即使从墙上掉下来的一粒沙子,不搞清它的去向也不能放心。”　

　　安全感来自于稳定的社会秩序。社会秩序构建的基础,就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分工和彼此合作与信任的存在。每一个人都是庞大繁复而又精致的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一员,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同时,通过交换,享用着分工的福利。　

　　没有人有能力确切了解那些显在的和隐藏的供应者,更没有人有能力挑战这样的分工体系。　

　　人是理性的趋利的,个人是本身利益最好也是唯一的裁判。人们别无选择,只能彼此信任。　

　　相互信任的合作,并非全是鲜花,它也会有陷阱和伤害。但偶发的非系统性的伤害,并不会导致社会的不安和恐惧,更不会导致系统性信任的崩溃。　

　　社会是个系统,与我们的身体一样,具有自我补救修复的功能。某个地方受伤(失信)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自我疗伤调和,或经适当的外在处置(政府及司法),都会渐行修复,保持系统的活力。　

　　但社会转型期,不只是改朝换代,更是几乎所有社会规范的调整。在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努力中,革命友谊和阶级感情摧毁了古老的传统,那些建立在血缘家庭宗法和私谊基础上的信任,随风而逝。每个人在共同的信仰下,成为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安之若素,对机器充满感情和信任。人们既有分工协作,也有无私的援助。　

　　但当市场经济席卷大地,机器和其他社会组织放弃了原本应该承担的责任,本身也成了市场化和全球化大潮中的利益主体。那些原本依附于机器的螺丝钉们,迅速被原子化,被抛弃于市场的蛮荒中,无所依靠,只能各自为战,像卡夫卡笔下的鼹鼠一样,寻找生存立身之道。　

　　为了生存,寻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价值观成了社会主流。成功被当做唯一标杆。背信弃义不再被谴责,甚至不再无耻。每一次违约失信事件,因其受责罚成本过低,几乎成了一种诲淫诲盗。于是,相互劫掠取代了基于信任的互惠共赢。　

　　不信任感是建立在后天经验基础上的。不同领域持续的失信事件,以及公权力部门持续的处置失当,个体和局部在受到伤害后的无助感,在现代传播技术下,迅速在原子化的社会中扩散,演变为原子们普遍的不安和恐惧。原有的社会结构瓦解了,社会阶层的边界开始重塑,但因为财富获得的不正当性和两极分化,阶层之间不是相互信任合作,而是充满对立敌视。　

　　原本应是社会保障的公权力失信是社会失信的主因。公权力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不能职司其责,就是对社会信任的摧残,最终将自己置于“好坏都不信”的塔西佗陷阱中。而在中国告别传统威权和信任,走向市场经济时,一些政府部门的行为常常凌驾于法律之上,使法律这个现代社会的守护者在公众和社会面前失去了尊严和权威。丛林法则盛行,社会公正失去了最后的屏障,信任的解体随之而来。　

　　我们既无法回到过去的血缘宗法体系,也不能回到个人威权魅力之路重建信任。向现代国家学习,方是唯一出路。　

　　公开平等的商业行为,而不是权贵式垄断的经济行为,有利于重塑契约精神。　“一旦商业在一个国家里兴盛起来,它便带来了重诺言守时间的习惯。”亚当·斯密说。　

　　现代国家成功的范例已经告诉我们,法律、契约和理性精神,才是现代社会持续稳定和繁荣的基础。政府诚信是关键,它必须回归并受法律和契约精神的制约。　

　　如此,我们才会摆脱卡夫卡的鼹鼠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