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原理（连载四）
　　　　　　　　　　　　　　　　　　　　王杰民
　　日心说之后的进化论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只是遭遇温和了一些，没有人被杀被关，达尔文和少数支持者与世界论战了几十年。总之，这都说明一件事，就是人的认识的主观性，只要一面对触及主观好恶的东西，理智就退到了一边，人的意志就被本能主宰了。与上述例子相反，永动机、炼金术（把其他物质变成金），人们为了追逐这些不存在的东西，耗费过无数心血，甚至直至今日，还不时有人在为永动机煞费苦心！因此我们必须明白：一、大家都赞同的习惯观点，未必是科学的真理，二、自然规律与人的好恶无关。要想探求科学真理，就要先有个科学的态度，所谓科学态度，就是尊重客观事实，而不是凭主观去想当然，是要搞清它本来是什么，而不是想让它是什么，无论你对它爱得发疯发狂，还是恨得不共戴天。哥白尼时代及以前，宗教给科学规定的任务，是解释圣经和宗教统治者推崇的著作，禁止科学家研究和发现自然规律。对此，现在用不着多说什么了，学界和普通大众基本上是统一认识了，科学走到今天，是不会也绝无可能再受制于这种圣旨和禁令了。人们对自身以外的自然规律和人的自然属性的部分，认识的已经不算少了，唯独对人的社会属性的认识，理论和实际还相去甚远。不是么？人们制造的高精密的机械、电器、培育的动植物品种等，都非常成功，但在管理人和社会的方面，基本上是无能为力。大家有目共睹，战乱永远打不完，罪恶永远除不尽，欺诈争斗，巧取豪夺……，永无休止，这与人们自认为的宇宙主宰、万物之灵、高度的文明、发达的智慧……，实在是太不相称了。社会是人的行为组成的，社会状况是人的行为决定的，搞清楚人的行为，包括思想、观念、意识的来龙去脉，是解释人类社会的根本所在。
　　现在就让我们来探讨一下，人的行为究竟是什么决定的？我们把思想、意识、观念、才能、特长、性格等，通通归入行为范畴，因为这些品质既是行为的主宰，又要通过行为表现。首先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人是从古猿进化而来的，古猿也一定是由更早的生物演变而成，按照生物进化的一般规律，如果追溯到三十多亿年前的人类远古祖先，肯定是某种原始的低等生物，那也是许多生物的共同祖先。人类以外的所有动物，都有先天决定的本能行为，古猿也不会例外，本能行为跟形态构造、生理功能一样，是构成生物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没有本能行为的生物（特别是动物）是无法生存的，因而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对其他生物的观察和实验都证实了这一点，特别是行为基因的发现。人类的远古祖先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生物类型，它们也毫无例外地都有本能行为，这些行为也都是基因决定的。为什么在进化成人之后，先天行为就消失了呢？那些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基因怎么会消失呢？是在什么时候、怎样消失的？无论从哪方面讲，这都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发现，人的某些行为与基因有关。根据前文的讨论，某种性状（及其基因）对生存“无用”时，就会退化消失，人的行为是不是对生存“无用”了？如果是的话，人是不是早就变成植物了？　
　有那么一个时期，社会上盛行一种观点，认为男女两性的性格差异不是先天的，而是环境的影响灌输造就的，人生来就像一张白纸，一切都取决于后天的涂抹。认为是由于社会惯常的做法，对一个生理构造上显示的男孩，周围的一切都在向他灌输：“你是个男孩，你是个男孩，你要像个男孩，你必须做男孩做的事，你要勇敢，你要坚强……，”等这一切把他灌满了，他就成了男孩。同样，对女孩就是“你是个女孩，你是个女孩，你要像女孩……，”于是她就成了女孩。只要人们愿意，换过来也一样，男孩可以灌输成女孩，女孩也可以灌输成男孩。这种理论的提出有何依据，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相信事实是最有发言权的。1964年，在美国巴尔的摩市，一个男婴（约翰）在八个月时因手术意外，医生只好给他做了变性手术，成了女婴（琼）。毫无疑问，从那时起，伴随“琼”成长的全是“你是女孩，你是女孩……”的灌输，但在五岁时，“琼”的父母发现情况不对头，给她穿上花衣服，她立即试图把衣服脱掉，她拒绝芭比娃娃，喜欢玩具枪，坚持站着小便。“这简直是一场灾难”。激素治疗也丝毫不能减弱她像男孩一样行动的本能，她在十岁时想爬树，十二岁时讨厌自己的乳房并拒绝戴乳罩，十四岁时对女孩想入非非，“琼”感到困惑和沮丧，曾企图自杀。无奈之下，再次做了变性手术，“琼”又变回了“约翰”。夏威夷大学生物学教授米尔顿·戴蒙德和加拿大卫生部精神病学家基思·西格蒙德森撰写了对这个男婴的跟踪研究报告，发表在《儿科学和青春期医学文献》杂志（据《良友周报》转自《世界科技译报》）。
　　无独有偶，我们这里也发生了“约翰”被变成“琼”的故事。“约翰”从小就被赋予女孩身份，又经变性手术变成了“琼”，但“她”从小就显现出男孩的性格，女孩喜欢的事情“她”不感兴趣，却偏偏喜欢男孩子们的活动。后经染色体鉴定，为XY── 是“约翰”无疑（电视报道）。
　　这个问题还有另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先天性的易性癖。身体的生理构造是正常的男性或女性，在成长过程中，环境的灌输肯定不会将男孩、女孩错位，而他们就是不认同自己的性别身份，意识中总认为自己应该是异性的。怎么回事呢？这是一种性别意识的错位，医界将其归入精神病类。这些实例无可置疑地证明，性别差异是先天决定的，宣告了“环境说”的彻底破产。值得指出的是，同样面对这些事实，有人就是坚决不肯放弃他的“环境决定论”的立场（让人想起望远镜是“巫术”之说），这恰好证明了人的认识的主观性，我们不应该指望真理会被所有的人接受。在某些特定的地方，人们早就认同了直观的经验，在谈到婚姻家庭问题时，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要想改变一个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任何这类想法都绝对是错误的。”犯过这类错误的人想必不在少数，这是个令人无可奈何的现实，是在彻底失败之后才不得不认输的。但人们又在不知不觉中将它从人性品质中割裂分离出来，离开了这一点，仍然坚持“环境决定论”。
　　近年有学者宣布，有些人总喜欢搞一些新奇、冒险、有刺激的事情，平淡的生活无法使他们满足，这种性格是由一种基因决定的，无此基因的则更倾向安于现状。令人稍感意外的是，既没有人激烈反对，也没有人大力支持，好像完全无所谓。这又是怎么回事？人们一向坚决反对“基因决定论”，为什么这回反应这样冷淡？稍加思索，不难明白，原来这个性状是个中性的东西，求新冒险既不是什么超凡的才能成就，值得眼红嫉妒，也不是什么流氓恶棍，令人深恶痛绝，谁喜欢刺激冒险，冒去好了，不喜欢冒险，就老实呆着，谁也不会吃饱了撑得，去拿它争个是非高下，基因不基因，有什么关系呢？
　　追求新奇冒险，是一个特征很鲜明的性格，男女差异的表现，则不限于一点，喜爱的事物，思维方式，技能特长，胆量大小等，差别表现得很广泛。如果这些都是基因决定的，我们可以做个大胆的推测：人的行为、性格、观念、意识、才能、特长等，这些社会属性的东西都是基因决定的。“是基因决定的，为什么刚生下来不会？”反对者一定会这样说。这是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概念，基因决定，不等于刚出生就会。鸟会飞是不是基因决定的？刚出生的鸟会飞吗？狼吃羊是不是基因决定的？刚出生的狼崽会不会吃？当然，人与其他动物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就是人要学习很多东西，语言文字，知识技能，这些都是不学不会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模糊了人的视线，人类从远古走来，发明创造的东西越来越多，所有这一切，必须学习，先天不会，这就给人形成了一种印象：人什么都是学的，不学什么都不会，特别是看到孩子们往往喜欢模仿的时候，这种观点就更加强化了。但是，这些学习内容都只是外因，学习能力才是内因，内因是先天性的，正如许多其他动物都有各不相同的学习能力一样。这里说的学习能力不仅有高低、强弱之分，更有目标取向之别。同一个班级，同样的课本，同样的教师，学习的效果则各不相同，这是学习能力的强弱差别。而不同的学习课目，则互有高低上下，有人对某种事物特别着迷，乐此不疲，换个人则对此毫无兴趣，而他又可能对别的事物倾心迷恋，一个人可能对某些事学习起来轻车熟路，甚至不学自会，换个内容则极端困难，劳而无功，这都是普通常见的现象，这就是学习的目标取向不同，特长才能也正是源出于此。我们不是同样看到，孩子们只对有兴趣的东西才模仿，对不喜欢的，让他学也顶多只是应付差事吗？某国有一个弱智人艺术家，他的雕塑技艺相当高超，塑造的动物形象逼真，栩栩如生。他的这项才能是偶然被发现的，并没有专门学习培训过（据电视报道）。类似的弱智天才虽然不多见，但也不止一个，国内也曾发现有绘画、音乐等才能的。
　　在当代，除了在基因层面上的实验外，人的行为、才能是否与先天遗传有关的研究几乎是个空白。由于人们主观地认定了“环境决定论”，就把一切不合意的东西，能忘的忘掉，能掩盖的掩盖起来，研究当然不能搞了，过去已有的成果也绝不能再提了。在生物学界，现代遗传学有两位创始人，即孟德尔和戈尔登，他们的学术地位，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不会被撼动的。他们同年（1822）出生，又同在1865年发表了各自的奠定遗传学基础的划时代的论文。而如今，孟德尔大名鼎鼎，无人不知，戈尔登却仿佛蒸发了一般，无影无踪，无声无息，再也无人提及，以至有些生物学专业的人士，都不知道有戈尔登其人。怎么回事？是戈尔登错了吗？不是，人们对认为是错误的人和事，并不忌讳提及他们的名字和观点，而是将其公之于众，加以批判，指出他们的错误所在。如亚里士多德、托勒密、拉马克、马尔萨斯等，都得到了这种待遇。而对戈尔登的理论，没有谁提出过反对的理由，却不约而同地一致采取了彻底封杀的政策，究竟是为什么？除了戈氏研究的选材和内容令人忌讳之外，恐怕是很难找到别的原因了。戈尔登1865年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名为《遗传的高才与天才》，取材就是人的学业才能的遗传性。顺便再说几句，孟德尔1865年的论文名为《植物的杂交实验》，尽管这个选材不会引起人的反感，被后人引为经典例证，但在当时却无人能识，致使这样一项重大发现被埋没了三十多年。直到1900年，又有人独立地重新发现了孟氏的定律才引起重视。可见，真知灼见不被认可，在学术史上并非个别事例。
　　一百多年前，戈尔登用统计的方法研究人的学业成就是否与遗传有关，结果发现，著名法官的儿子，大约四个中就会有一个成为名人，而普通平常人的儿子成为同样著名人物的可能性，约四千个里有一个，为前者的千分之一（戈尔登《遗传的天才》1869年）。中国的名人世家在民间古已有之，封建时代的科举考试，常有五子登科、兄弟同榜、父子鼎甲、叔侄状元等故事流传。据调查，清代260年间，科举产生的巍科人物，即会试第一名会元，殿试第一甲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和第二甲第一名传胪，共560个名额。据这项尚未完成的研究，可以指明的至少有42%彼此间有血缘关系，即同属于一个庞大的血缘网（潘光旦《优生原理》）。这种现象至今仍普遍存在，以高考为例，常常是一个家族的子女接二连三地榜上有名。
　　调查是研究方法之一，实验也是重要的手段。有学者用孪生子做实验研究，据医学常识可知，孪生子有两种，一种是同卵孪生子，他们性别相同，各方面品性非常相似，令人难以区分。异卵孪生子则跟普通兄弟姐妹差不多，性别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实验选用同卵孪生子，看看后天的影响有多大的效果。七十多年前，美国耶鲁大学两位学者格赛尔和汤姆生合作，用一对不满一岁的孪生女孩作对照实验。他们对一个女孩进行爬梯子和玩方木块的训练，以期使她在技巧和动作协调上有所长进。另一个女孩则不让她接触这种练习。第一个女孩训练六个月之后，让另一个也开始同样的训练。这样她们接受训练一早一迟，时间一长一短，如果训练能影响才能的发展的话，她们就会显出差别。后来又用同样的方法研究这一对孪生女的语文学习。最终发现，随着时间的渐进发展，她们展现的技能和学习成绩完全相同。这个实验证明，先天遗传的才能品质，随着生长发育，到时候自然就会展现出来。
　　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多，有的调查养子跟父母的相似程度，结论是，在一切影响智力的因素中，遗传占80%，家庭环境约占17%，这说明环境对智力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并不很大。有的以孤儿院中的儿童为对象，比较他们的智商是否比社会上的普通儿童更相近，各家庭的环境可以差别很大，而孤儿则是一出生即被遗弃，都生长在孤儿院的同一条件下。结果发现，孤儿院中的儿童之间并不比普通的儿童更接近。德国学者郎兀用孪生子研究犯罪与遗传的关系，他调查了30对孪生子，其中同卵孪生子有13对，其余17对是普通的。这30对孪生子都是至少有一个有过犯罪入狱的经历的，调查的结果，13对同卵孪生子中有10对是双方都因犯罪入过狱的，而17对普通孪生子中，双方均犯罪入狱的有两对。这两种孪生子的生长环境并无明显的差别，犯罪性的差别显然与遗传有密切的关系（郎兀《犯罪与命运》1930年）。还有对美国名人堂中的著名人物的家族调查，发现这些名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彼此间有很近的血缘关系。对皇族子嗣的统计,证明皇族的德、才等品质的优劣,与家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皇族的环境条件无疑是最优越的，这可排除环境差异造成的影响（《优生原理》）。所有这些研究，无一不是说明，人的各方面品质，先天条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仅是学业、成就、恶行等品质，还有脾气、性格、爱好、特长、体质、疾病等，莫不如此。生育过多个孩子的母亲都知道，胎儿在腹中的胎动就个性鲜明，这种动作与孩子出生后直至一生的性格特征，有着高度的一致性。这总不至于也是环境的影响吧？
　　先天因素不仅决定着各种智力和非智力的一般性品质，还能决定特定的才能、行为，前述的弱智艺术家即属此列。还有某国一位著名音乐家的故事，是大家熟悉的，他四岁时就展现出了突出的音乐天才，后经用心培养，终于成了世界著名的音乐家。盗癖，是一种很典型的例子。一名惯盗，有职业，有家庭，工作表现也算上乘，并有一定的才干，被提升为厂长，前途正不可限量，他却对盗窃极为嗜好，多次被捉，反复拘留、劳教，他自己也知道这是不光彩的事，也曾无数次痛下决心，要改邪归正，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究其原因，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在作怪，一见他人财物，就心痒难耐，无法自制，只要有机可乘，必伸手无疑。如果环境能改造人的话，这不仅有外界的努力，还有主观的意志决心，为什么就是不管用？有这么一个女人，从小就显出凶猛残暴的性格，上小学时就异常凶暴，令人望而生畏，中学时与一同学恋爱，该男友很快发现了她的恶劣品质，想与之断交，她一怒就抄了男友的家，把坛坛罐罐打个稀烂，男友无奈，被迫与之结婚。丈夫无法忍受她的粗暴蛮横，借口打工到外地躲避，女儿就成了她发泄兽性的出气筒，终于有一天，十六岁的女儿被活活打死。这能用环境的影响来解释吗？当今的有些统计材料也很能说明问题。某市两个街区，一个街区的居民知识分子和干部比例较高，这个街区有劣迹的女青少年有3人。另一比较一般性的街区，这里的劣迹女青年有83人，为前者的28倍（《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初探》）。这种现象是普遍性的。另一项关于犯罪分子的统计表明，犯罪人员的子女的犯罪率，比总人口犯罪率高出几十倍。这里大胆做个推测：如果把犯罪分子子女的犯罪率，跟德才兼备的优秀人物的子女犯罪率比较一下的话，恐怕要高出不止百倍，上述两个街区的对比就说明了这一点。有的现代移民形成的新居民区，由于某种原因，集中了较多的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并剔除了劣迹分子，那里的犯罪率极低，社会风气良好，人们普遍比较温和、友善。这些现象怎么解释呢？是居住条件、经济状况造成的吗？两类人的这些条件显然没有他们的行为品质那样巨大的差别。人们一定会想到的一条理由是：教育，“知识分子受教育最多，自然就成了遵纪守法的正人君子了！”但我们也知道，知识分子并不是一出生就被划定为知识分子，然后加以充足的教育，使之成为知识分子，地痞流氓也不是刚出世就被列入地痞流氓的编制，然后专门训练他们为非作歹，使之成为地痞流氓。不管后来成的什么气候，当初大多是被送入一样的学堂，读同样的书本，听一样的说教，结果怎么就不一样呢？我们也曾听到一种流行的说法：“某某制度是犯罪的根源”，但别忘了，这些材料是来自同一个制度下的，不管这个制度是什么的根源。
　　有这么一个典型的家族，五代惯匪，从有史可考的第一代开始，世代为匪，子子孙孙都是靠打、砸、抢、偷、骗为生，是当地著名的流氓恶棍家族。虽然官方多次征伐捕杀，曾一度濒临灭绝，但总有少数几个“不够死罪”的，经关押、坐牢，最后存活下来了。就是他们延续了香火，使这个家族发展壮大，终于成了气候。多年来，百姓被偷、被抢、被诈、被殴打、被伤害的不计其数，此外，欺诈经商，走私贩毒是他们的固定职业。但这样的小打小闹越来越不能满足他们的胃口了。就在又一次偷盗被抓住时，他们不再束手就擒，而是揭竿而起，高举“义旗”，一阵疯狂的烧杀抢掠之后，逃进深山，打算重振当年的威风，再现祖先的辉煌。尽管不久又被捉获，但如今更加宽大为怀，只处决了少数几个“罪大恶极”的，大半仍然是“不够死罪”。此外，还有十几个乳臭未干的“无辜”的后代，因恐人报复，被着意地保护了起来。对这种家族性的品质，人们早有现成的解释，这就是“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以致代代相传”。那好，不是还有十几个“无辜后代”吗？据说被官方特别优待，收入了某寄宿学校，加以保护、培养，以期使他们成为“新人”。这倒是个很好的实验，看看这些“无辜后代”能出落成何等人物，我们拭目以待。类似这样的家族实际上随处可见，它们各有千秋，不尽相同，其“道业”也深浅不等，有些不及上例那样登峰造极，在各地自生自灭。这些都说明，人的行为品质是先天决定的。“人一生的经历千变万化，无法预料，行为怎么能在出生之前就确定了呢？”“环境决定论”者一定会这样说。“先天决定论”并不是认为一生的行为就像上了发条的机械玩偶那样，永远重复一种固定的动作组合。先天决定的是规则，规定遇什么情况，就采取什么行动，犹如交通规则，它并不规定具体的行驶路线、方向、速度和时间，只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应采取什么措施。就如我们见到的所有动物一样，它们都会根据现实情况，决定如何使用先天的本领。那么，环境究竟还有没有作用呢？当然有，环境有环境的作用，但它只能是个外因，外因取代不了内因，内因也不能顶替外因，外因有作用不等于内因没有作用。比如鸡蛋，具备了内因，没有合适的环境条件还是不能孵出鸡来，但这不等于有了相同的条件，所有的蛋都孵出一样的鸡。雏鸡的生长发育也不是不受环境的影响，但也不等于只要调控这些条件，就能任意改变鸡的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