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工作人员也受考核，秦律规定：为政府出售产品，收钱时必须立即把钱投进盛器中，并要让买者看着投入，违反的罚交一套皮甲。 如果你给公家养牛，如果饲养不当，一年里十头死了三头，养牛的人就有罪，罚款一个盾。上级官吏也要受罚，县丞和县令也有罪。如果你养的十头母牛，其中六头不生小牛的话，你也有罪。如果随便杀牛，那罪就更大了。

　　秦国的这些法令与其说是为了“镇压人民”（如一些书上所诬陷的），不如说更是为了治理官吏。通过法律对官僚的约束，秦国政府职能高效运转，这从咸阳城优异的卫生条件也可以看得出。那时的官员还不会搞“形象工程”。

　　总之，秦国的法令制度是当时最先进、最完备的，有田律、仓律、厩苑律、金布律、关市律、工人程、均工、徭律、司空、置吏律、效律、军爵律、行书律、内史杂、尉律等等。真正的“狠抓制度、狠抓落实”。

　　秦国对法令、政令、制度执行得非常认真，以至于被后人形容为“秦法苛”，但“苛”正是它的优点，是秦国强大的根本原因。我们现在不是法令太苛了，而是太仁了，执行得就更仁了。

　　把犯规者脸上刺了字，砍了脚，似乎是很可怜，很严苛。但如果改行思想教育，洒点水湿湿地皮，那是儒家的仁义，犯规者更加猖狂无畏、前仆后继地贪污敛财了。

　　儒家的仁义和仁政，其实是无能的表现，是对国家的大祸害、大不仁。这就像慈母造就浪荡子，严父塑教英豪才。

　　众所周知，现今中国的公款吃喝是个社会问题。但是两千二百多年前的秦人对各级官吏的伙食都做了具体规定，《传食律》里面说：“不更（四级爵位）以下的，每餐精米一斗，酱半升，菜羹、刍蒿各半石；爵位更低的，每餐是半斗米，酱四分之一升，有菜羹，并供给韭葱；随从人员每餐米半斗；驾车的仆人，米三分之一斗。”

　　秦国人对领导干部的乘车标准，也有细致规定，基本标准是“十人的机构，牛车一辆，看牛人一人”。

　　荀子的观察，让我们懂得了什么叫做“战胜于朝廷”，深刻意识到所谓富国强兵之道，首先在于政府自身效能的提高和官僚机制的改革。

　　而山东六国，还是贵族政治，依靠血缘关系而不是法令来维系官僚体系。那些子乘父业，无功受禄的贵族子弟，世代担任朝廷要职，随性地、人治地管着他们的国家，能不败吗？

　　而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建立了一套职业官僚政治，并且以法令来约束这些官僚。长平之战，就是范雎、白起这些非贵族的布衣出身的英豪将相，对平原君、赵括等等贵族子弟的巨大嘲讽。